《苏珊·桑塔格谈话录》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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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可以书翻到哪一页你就从哪里开始读都行（我的意思是不用从头按顺序看）。很有力量的思考。 桑塔格最令我佩服的是对自我清醒的认识（比如自己的失意的地方和绝对值得得意的地方），以及， 自我意识的反省。 无论是谈论艺术，谈论摄影， 谈论文学，或者是谈论富有激情的语言，她都是从她自己认识的自我意识出发， 而不是空泛的对现象的描述。

生活与美学之间：谈话中的桑塔格

（刊于《晶报·深港书评》专题 2015年11月22日 A10版、A11版）文/俞耕耘写作随笔的桑塔格与访谈中的桑塔格，有怎样的差异？答案是显见的：一种是她退隐于幕后，一种是其言说于台前；前者追求非个人化的客观冷静，后者沉浸于个体化的主观风格。《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原声”重现了这位20世纪后半叶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反思了诸如政治审美、身份性别、内容形式、现代文化等核心主题。从而，她的言说使艺术与生存融汇，形成了一种苦行与享乐同在、克制与激情共存的美学风格。桑塔格的谈话如其随笔，围绕于审美与政治、艺术与道德之间，自言其是“沉醉的美学家和痴迷的道德家”。她既没有将美学与道德反应分开，也没有使二者对立，而是认为风格同时超越了审美与政治、整合了形式与内容。“风格是艺术品中一个成问题的、可孤立开来的因素——作为一个表面现象，在它背后，其他问题——最终都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其极端概括了一种无关道德内涵的“审美世界观”。可以说，这些观念成为桑塔格对艺术作品评价的原则起点：坚持美学与历史两大标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补的——两者同样地不可或缺”，它“提供了对形式与内容之间交流的一次生动试验”。作为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与性别意识成为桑塔格立足边缘，进行强烈社会介入与批判的关键所在。在此书未收录的科特访谈中，她就揭示出与男性中心相对的女性边缘地位：女人天生就和病人、老人相联系（象征着生命力量的缺乏）。而《谈话录》中《妇女，艺术与文化政治》则侧面揭示出桑塔格对女权批评的保留态度。“需要重新思考的不是女权主义批评的合适性，而是它的水准”以及“女权主义话语的质量，它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也许女权主义者所做的只是粗糙描绘了社会、行为中的性别成见，简单幼稚地反抗了原有“厌女症”贬损，生造出与男性隔绝对立的女性风格。女权主义者却怪异保留着等级制度、理智与理论的描述方法。这种依附、借来的父权话语，只会使激进的女权主义反抗成为一场二手的短期性战斗。对于现代艺术，桑塔格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激进，她甚至有着谨慎的保守与严肃。她从来就是难以描述的，在书写中充溢着理智的肯定、克制的决断和难以辩驳的自信，然而她又渴望尼采、卡夫卡和梵高极端主观化的激情风格。“某种才华横溢的、愉悦的作品现在对我的吸引力比往常更强烈。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在趣味上更像个苦行僧”。她欣赏作为作家的巴特，是“密集与激情的典范”，认为学术特征是作品的障碍。然而在小说创作中，她又极端冷静，避免第一人称单数和自传性。她对艺术的现代性极有兴趣，却对现代社会程序大加批判。现代社会只是不断复制的过程，艺术品也只是生产第一个版本，之后不断被复制、回收、再加工。桑塔格始终坚持文化批评理念，她对社会、艺术的看法总是既多元统一，又折中整合。她的评价系统既有变易，也有恒常。你能确定的只是她态度的辩证性、相关性以及与主流的对抗性。桑塔格的谈话捍卫了一种自狄德罗、伏尔泰以来知识分子与作家职能的完美统一，它“促进关于文化的批评的或对抗性的理念的发展”。而一切生活与艺术的悖论张力早已凝聚为她捉摸不透的人格魅力与生存风格。http://jb.sznews.com/html/2015-11/22/content_3394582.htmhttp://jb.sznews.com/html/2015-11/22/content_3394581.htm

认识苏珊桑塔格从这本开始

苏珊桑塔格谈话录收到书略有窃喜的感觉，觉得书不厚，很快便能看完。然而，打开后，却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对苏珊桑塔格一无所知，读来颇感晦涩…好在有新世相的推荐语，先翻看了最后一节：苏珊桑塔格，终于火了，大概对桑塔格其人有了点了解，再从前往后看。因为没读过她的作品，前面两节有点艰难。越往后越觉得渐入佳境。书中一些打动我的句子，摘录如下：“作为一个作家，而后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找到自由的方式是虚构。”“一件艺术品，作为艺术品，不能倡导什么”“严肃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不仅彻底摧毁美学的独立，而且使创造（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变得根本不可能”“1973年为期六周的中国之旅让我相信，美学的独立是某种要作为不可或缺的才智的营养来保护和珍视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有大约十个特别优秀的作家，我算是其中一个，我们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文学面临着其他叙述方式的挑战…通过现代技术我们获得了新的娱乐方式。因此文学被宣判成为一门艺术，我认为它别无选择。要么成为与电视竞争的非常粗俗的娱乐，要么成为一门艺术并因此只拥有有限的读者”“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在多元的后工业消费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极度的堕落…它的确有可能摧毁某种精神可能性”“妇女运动非常了不起，是世界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这是一个人开心地活在20世纪的理由之一。世上并没有多少让人开心的理由，不过这是其中一个。”“欧洲文化，文化的源头，美国是欧洲的一块殖民地”“生病，面对死亡，与遭受巨大痛苦的人结识交往几年，这段经历当然是个转折点，此后你就不同了。…我的病治愈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一笔抹掉那一段经历。它改变了我的许多事情，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一直是使我变得更加强大的一段经历”“它像任何一次把人最好和最糟的东西激发出来的重大紧急事件一样…我在别人身上也看到这一点，他们所表现的非凡勇气和才智，远远超越了他们以前所能达到的水平。”“这段经历也有让人变弱的作用，因为你会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总有一死，…它让我感觉剩下的时间多么有限”“对我而言不可思议的似乎是，一些价值不会被认为比只有娱乐或消遣的价值更优秀。我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说，成为一个更深刻的人、一个更有感触的人、一个更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更敏感的人不会更好。…那就是为什么受罪是一种职责。”“佛教中最美的观点之一就是，如果你其实身处人生某个没有痛苦折磨的时刻，那么，你就有义务去发现一些磨难，让自己与之接触。在某种程度上，生而为人是要尽一些义务的。”“作家必须如何逃避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严肃文学往往来自一些小国家，或者来自大国家的边缘人甚或是外国人…匈牙利有绝对奇特的文学活力，也许这正是因为他们政治环境的危急，局势艰难，因此他们必须严肃，他们没有托辞。”“我想看到的一种坚强的文学，是一种对语言也十分认真的文学，这就是另一个反对所谓媒体的理由，因为电视降低语言的质量，文学必须反对电视以及类似的传播形式”“每个作家都必须既是一个傻瓜，能够深入取材，一点一点地积累原始的想象，又必须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编辑…重写的过程，是积累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批评的才能是积极的”“我遵从的标准非常简单--这写得好不好，是否感人，是否有生气”“这些作家给了我滋养，激发了我的兴趣，给了我愉悦并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我不清楚我学到的是什么，也许那份愉悦就是学习。”“二十世纪的艺术杰作一直是难懂的，需要某种投入、虔诚和注意力的付出。”“干劲的缺乏首要原因是对电视的接受，心态和注意力都成了电视所要求的样子。我们注意力的状态，我们严肃的状态都已经渐渐地被改变了。”“对我来说，电视是让我发自内心地讨厌的东西”“电视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死亡，它意味着文学的死亡，学问的死亡以及政治的死亡。人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它（电视）摧毁着你集中精力和关注的能力。我真得承认我看电视评论，但我认为真正看电视不会比我通过看电影和杂志、跟很多年轻人共处、去酒吧听摇滚或蹦迪的方式更多地了解到美国。”“电视是敌人”“思考很多东西加上大量阅读…已经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就会知道很多…还有，从未有过电视机。”“电视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整个精神与文化环境。我认为电视是文明的消亡，政治的消亡，文化的消亡。”“二十世纪 女性享受男女平等，公正分配，第一个医学真正起作用的世纪。我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我的作品既比我大，也比我小”“我一点也不超然，这本书（《作为隐喻的疾病》）是在极度愤怒、恐惧、痛苦、恐怖、愤慨的状态下写成的。…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得了癌症就成了白痴。”“教育的衰退使得拥有一份共同的参考书目更为艰难。”“60年代是对那些东方集团满怀希望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在1968年以（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告终。”诸如这样的句子，让我心有戚戚焉，仿佛一夜间认识了苏珊桑塔格，非常渴望读她的作品。也许我没有她思想的深邃，但并不妨碍我想了解她。谢谢新世相图书馆随机发出的这本书，如果不是参与这个活动，也许我永远也不会读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