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人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
ISBN:9787540758486
作者:李怀宇
页数:328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文化记者李怀宇对多位著名学者的采访记录。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今集成此书，或可视作一位后学向前贤问道解惑的对话，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
书籍目录
自序
余英时
开启共和之梦001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文明的转型0
李欧梵
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0
陈平原
时代转折成就人才0
何莫邪
我是世界公民0
刘荒田
乡愁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0
吴中杰
反思历史人物的命运0
李辉
重现惊心动魄的历史
刘绪贻
大学是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地方
吴灏
绘画与文学就像两姐妹
吴宏一
文学有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感
潘耀明
自由是文化之魂
蔡澜
我的正业是玩
陶杰
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也斯
尝试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夏伯嘉
追索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董启章
整个世界都是小说
杨锦麟
不断寻找新的事业气场
梁文道
我只在乎是否尽到责任
周保松
探求自由和平等
编辑推荐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编辑推荐：如果以我出生的1976年为界，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物质生活的巨变更是我童年时所不敢想象。而我们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我们时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国”的国运与民生，是我念兹在兹的问题。因此，《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将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对辛亥百年的思考作为开头两篇，略有破题之意。而诸位先生的生活与思想，可视为同一时代的多元答卷。
前言
读书时代牢记老师们的教诲：记者是杂家。读书真杂，还爱做梦。时而梦想当小说家，早年见闻是第一手素材；时而梦想当历史学家，新闻是史料。多年后重温旧梦，更能理解王国维的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从事媒体工作，我常想起“工夫在诗外”的古训。采访过许多人物以后，我有时静下来细想：以前读过的杂书，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的访问生涯。心仪的作者，古人只能神往，今人则可欣然拜访，而言语投机的受访者。更有长久的交游。也许，这是当记者得天独厚的好处。不过，我常感自己的短处是杂读而无所成，在求知路上难以精专而后贯通。当网络发达以后，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跳出无数的信息，采访前的准备变得相当方便。然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茫茫的信息海洋里，探求“思想”有时竟如海底捞针。因此，在越来越无纸化的时代，我不合时宜地觉得一卷在手仍是快事。只是在房价越来越高的都市，藏书已成烦心事。 我出道以来亲历新媒体风起云涌。“跟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是江湖常态。不管形式如何创新，我始终相信媒体是“公器”，寻找真相的传统不能断，关心弱小的道义不可绝。而有幸目睹势利关头的人生百态，我不免对人性感到悲观。有一次看到胡适写的条幅“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我莫名感动，这不正是当年立志从事媒体工作的理想吗？这一天理使我重新乐观起来。 如果以我出生的1976年为界，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物质生活的巨变更是我童年时所不敢想象。而我们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我们时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国”的国运与民生，是我念兹在兹的问题。因此，本书将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对辛亥百年的思考作为开头两篇，略有破题之意。而诸位先生的生活与思想，可视为同一时代的多元答卷。 现代都市虽有诸多便利，但我偶尔会惘然若失：身边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忙。从容地聊天渐渐成了一种奢望。偏偏多年的经验使我相信：聊天中常常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聊天的空间往往蕴藏着一种莫名的“气场”。王羲之《兰亭集序》和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良辰美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陈之藩《剑河倒影》和金耀基《海德堡语丝》的赏心乐事，则是西方大学自南风气的典范。时代如此巨变，人生如此奔波，道义如此艰难，真不知几时回去，做个闲人，看云昕雨。我一相情愿地将访谈当作聊天。忙里偷闲一席谈，已是难得的因缘。希望这本书成为一个独特的载体，将天南海北的畅谈汇聚成一股温润之气。 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2012年7月
内容概要
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知识人》、《知人论世》、《访问时代》等。
章节摘录
余英时：开启共和之梦001李怀宇：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也没改变，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他们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我常常说，清廷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后来黎元洪被逼参加革命，也是这样的道理。李怀宇：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李怀宇：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发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李怀宇：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余英时：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开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捐钱，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的心理，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李怀宇：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余英时：没有办法了。当然清政府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上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清廷没有什么办法。李怀宇：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余英时：如果谈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而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清廷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逼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洲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清廷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李怀宇：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李怀宇：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英国的君主立宪，是鼓励清廷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李怀宇：在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李怀宇：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余英时：没有好大影响。因为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们的乡间恐怕很少变化，至少我在乡下住的那几年，民国政府没有把乡下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国民党也没有到我们乡下，还是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的，所以也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一个秩序，也不用怕。我在乡下八年，没有见过武力，没一个土匪来抢我们，有一阵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动手，过几天军队来了，土匪也不敢动了。换句话讲，乡下还可以过日子，没有欺负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李怀宇：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观念还存在吗？余英时：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因为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拥护皇帝，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是感觉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李怀宇：当时虽然有人口头上讲法治的观念，但是很难深入人心？余英时：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李怀宇：为什么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走得如此曲折？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农家的子弟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进士出身了。民国没有了，都是靠党的关系，中国的朋党制度成为政治上的党派，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打一个现代的号召，好像是有一个原则，其实是次要的，只是夺权的借口。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改变。在辛亥革命以后，大家又不满意新的现实，又想用更积极的办法去改造中国。这是我们的毛病，老想照一种理想，用一个主义去改造中国，事实上，社会是不允许这样搞的。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念头：要重新改造中国社会。要让民间老百姓自己发展，少干预，只要民间的发展不会影响整个秩序，就要宽容，给予自由。另外一个关键，日本的侵略是我们一切灾难的开始。辛亥革命本身是往前走了一步，打开了某一些门户。但是我们走出来就有问题，因为还有外面的影响。中国要做共和之梦，但是有一些很恶的势力，或者是国外，或者是国内，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和全社会于不顾。李怀宇：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终其一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余英时：当然没有实现。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提倡的，别人也有提倡，不过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贡献是想以美国为模式，因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书，跟美国的关系最深。早期他的党有秘密社会的背景，所以党员要宣誓效忠，这不是民主式的党。但是后来孙中山觉得他没有力量，推动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苏俄的路子，改组以后他说法算数。孙中山想利用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推动革命，但是他没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运用权力。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还是抱着美国式的。孙中山还是有他的贡献，从前胡适的私下谈话说：孙中山虽然提倡中国道统，好像很守旧，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们还新。孙中山不是士大夫阶层，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弱点。原来康有为见都不要见他，梁启超一度跟他关系搞得还好，所以孙梁合作的问题引起立宪派内部的紧张，说梁启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孙行者”。梁启超想借华侨的力量去捐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关系给他，可见孙中山还很坦率，并不是说：我的关系，我不介绍给你。因为大家就只有这么一个财源。孙中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出来的人，但是没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样。当然，人家也叫他“孙大炮”。但是，他是一个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把中国的某些观念推到现代化的路上去了。现代化不是一下子能够就完成，得慢慢来。李怀宇：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的文化思想界一度出现天才成群而来的现象？余英时：在军阀时代，军阀对文化、文学、思想问题都不重视，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活动很积极，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接着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了，所以有很多人才冒出来。孙中山在广州开始准备北伐，采取苏俄一党专政的制度，但是孙中山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实行宪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他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也是很宽松的，所以专家学者还有空间发展自己的观念。比如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也很赞扬；孙中山和胡适早期关系还很好，常常写文章要请胡适批评。国民党办的杂志上，胡适写过好多文章。廖仲恺、胡汉民跟胡适都有交往，因为孙中山对胡适很尊敬。193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对学术思想界的控制还是有限，因为民间还有别的势力，如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理论，差不多有一半的县都实现了乡村建设，这是因为山东政权在另外一个旧军阀手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并没有把所有私人财产都没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机构还可以容纳人才。另外，西方的教会大学也可以保护中国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国出了很多学术思想界的人才，也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和日本对这段时期的学术成绩非常重视，所以这段时期的学术也影响了世界汉学。李怀宇：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余英时：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现代型的民间社会的兴起。工商企业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花很多钱做本乡的建设工作。比如说，无锡的荣家后来创办了江南大学，也造了无锡的大桥。所以我们看民国以后的变化，不能仅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为例，阎锡山的建设被很多人看成为模范。另外，像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地方的绅士和商人共同开创的。从民间社会的观点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很可观的。我认为这是社会自己在往前走，并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个计划逼着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计划地全面改造社会叫做“社会工程”，他们对于“社会工程”是否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识来建立这样的计划，因为一个计划不能适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和每个地方。中国这么大，定一个全面计划在每个地方实行是会制造出很大的混乱的。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自动的进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这个进程打断了。西方的史学家像费正清就曾经对这段进程非常欣赏，惋惜它的中断。从这方面看，民间在动，在一步步往前走，不过是没有一个计划的。有计划，有好处，也有坏处。计划往往会用不好的。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上每一省都在动，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从钱穆先生的自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许多新观念。他自己还摸索办小学，甚至是受杜威的影响，要照杜威的思想办小学。这是具体的例子。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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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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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李怀宇和他的访谈，是从《知识人》开始。时隔一年，他的这本《思想人》出炉，依旧是一本访谈集。因为读前作觉得颇合口味，对这本书自然也就有了兴趣。《知识人》中，李怀宇访谈的是台湾文化人群体，而本书的范围则已不局限在台湾或是大陆，而是更为宽泛——访谈对象中有港台的，有大陆，也有旅美华人，甚至还有精通中国文化的“老外”。可以说，将“中华文化”的大圈子都进行了囊括。这些对象里，学者、作家居多，但也有诗人、艺术家、媒体人；有声名在外的余英时、李欧梵、蔡澜、陶杰，也有先前我不曾听闻的刘荒田等人，不一而足。他们的不同视角，已经为本书奠定了“多元”的特色。面对这众多的受访者，李怀宇与他们谈些什么呢？从辛亥革命的近代风云，到鲁迅文学研究；从《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到丰子恺的漫画；从传统的山水国画，到香港的武侠电影……话题随着对象的身份与所在领域而时时变化，可谓丰富多彩。不过，这可不意味这本书是毫无主题的“杂烩”。在各种不同的话题中，在受访者俯仰高低各不相同的观察角度下，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所围绕的同一场景：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及其对中华文化的种种塑造。这文化，可以是建筑之类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可以是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化传统；可以是绘画与诗歌，也可以是文学与写作；可以是“纯文学”，也可以是武侠之类的“通俗文学”；可以是被学者研究的古典或近代文学，也可以是依旧生机勃勃，被不断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但是有一点，它们都打着深深的“中华文化”的烙印，因此也就成为反映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一面面镜子。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往事，而是与现在相连接，文化也一样，即使曾被人试图割裂。从清末传统文化的崩塌，到民国的西学东渐，群星璀璨，再到山河破碎的非常时期，又至万马齐喑的悲哀时代……文化始终见证着历史的演进。如果不了解这些，自然很难从今日文化的纷繁现状中理出头绪，更可能对我们为何走上这条文化道路而莫名不已。那么，如今的现状是否是我们曾经的期望？书名《思想人》，代表受访者自然都是这个问题的思索者。从他们的回答来看，虽然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对当代文化状况，确是消极看法为主。文化刚刚从政治的胁迫中挣扎而出，却陷入了后工业商品时代的异化大潮中。表观建筑形式的“水泥化”；大学教育的功利化；文学研究的“工匠化”；文学作品本身的日渐凋零，这些都令人难掩失望之情。文化对现实的关怀，对人性的反思，对独立人格的塑造，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似乎都还做得不够。也难怪近来“民国风度”成为人们追忆的热点，对往昔的缅怀，其实体现的正是对现实的不满。“大师不再”、“文学已死”之类的叹息，我们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固然现状难令人满意，但悲观之中也不是没有希望。身处中华文明最大转型期，弯路和挫折有时在所难免。但只要不忘初衷，那么即使是黑暗中的摸索，前方未必没有光明。毕竟“自由”这一文明之魂，并没有完全丢失。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正如书中一位受访者所说，大师之类，是后世的眼光，而当世之人的标准和判断，有时反而会“当局者迷”。通过本书，能一览诸位名家的思想脉络，值得一阅。只是一本书介绍如此多人，自然难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将其当做作者李怀宇为你打开的一扇窗也许更好。至于窗后的风景具体如何，有兴趣的读者自然会去探究了。 -
初读这本书，很惭愧，作者采访的二十名当代文化名人，仅仅知道四五个，对于他们的作品更是陌生。继续读这本书，又激起了相当兴趣和阅读快感，这些文化名人，他们的艺术造诣、他们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思想深度让我折服。我也出生七十年代，中国社会这三十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物质生活蒸蒸日上，作者提出他的问题，我们的思想是否同步前行，对于当前的各现现象，怎么思考的，有鉴于此，作者采访了这二十名文化名人，对话中他们对当前的国运民生提出了他们不同角度的真知灼见，为我们呈现出一道丰富多彩的精神大餐。这本书看起来较为轻松，每天看两三个名人的访谈，一周基本就可阅读完。在每个访谈前有每位名人的作品、简历、趣事及研究方向。访谈的话题是作者精心准备过的，针对每个学者不同的学术方向不同的人生轨迹，抛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学术研究等等。这些访谈充满了知识性、洞察力和独一无二的思想，引领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让人印象深刻。余英时先生对于革命的思想观点和刘荒田的观点异曲同工，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不是彼可取而代之，不是杀人放火，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良性的修理胜于推倒重来。刘绪贻谈当前教育，引用苏格拉底的话，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认为官本位体制的大学必须取消，应借鉴西南大学的办学精神和方法，等等。这些学者，始终带着一颗火热探索的心保持对当下的关注。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醒来的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但是入睡之后，每个人就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对于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即使是同一事件同一个人，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喜欢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学贯中西学者的观点，因为他们可以不局限于民族、国家，他们会融汇贯通，同时在多个角度给出分析，这是真正的大格局大视野，让人耳目一新。感谢李怀宇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位具有思想深度及学术成就的文化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社会生活解惑问道新的窗户。 -
自问看的书不算太多，但也看过一些访谈类的合集，或一些学者的专访类的书，相较而言，这本《思想人》还是比较优秀的。我虽然对作者了解不多，但从每一篇访谈前的作者的精心组织的对被访者的介绍，就可以看出作者是用了心的。有了这部分的铺垫，读者能够很快地进入到访谈的氛围之中，这一点要比那些对被访者只做四五十字的简要介绍的访谈来说要好得多——起码会令读者感到亲切一些。这本书中的集中看点在于“思想”二字，这也是作者的着力所在。有时，人们在看到“思想”二字时，总是期望看到令人惊奇的结论。但如果您抱着这种想法来看访谈类的书籍，恐怕就会失望了。而失望的原因在于访谈录中是很难看到确切的系统的“结论”的，因为某一种确定的思想的成熟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酝酿，经过长时间的修改而形成的，这种成熟的思想不可能在一两个小时的访谈中得以完全的展现。那么如何来看待“思想人”？我们不妨在脑海里回忆一下法国雕塑家罗单那个著名的雕塑《思想者》，这个雕塑所程现的是一个沉思者的形态，而至于他在想什么却并不重要，因为用笛卡尔的说法是“我思故我在”。如果我们明白了如何看待《思想者》我们也就会很容易明白如何去看《思想人》了。我们不能期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成熟的结论，我们要学会从他们的谈话中看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思想，他们如何以属于自己的姿态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古人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有几层不同的意思：其一，是强调学习的对象是有经验的“前人”；其二，是说明“识”的目的是“蓄德”；其三，是连“君子”这样的人依然要依靠“多识”这样的行为慢慢地“蓄其德”，可见思想和人格上的培养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古人并未讲到如何具体去“观”前人，也没有讲到观前人的哪些方面——这并不一定是古人的缺点，反而是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去体会的内容了。这本《思想人》的被访者中有耄耋的老者，也有知天命的长者，也有年近不惑的少壮者，虽然他们的职业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存在方法，他们行走于各自的领域，践行着自己的思想，表达着对时代的关注。思想人，这个题目如何理解？在我看来既可以理解为“有思想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思想着的人”，但不能理解为“发表思想的人”，因为前两个内容注重的是现实存在的状态（正在思考中），而最后一个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也就是说，我们看“前言往行”要从细微之处见精神。而对“思想人”我们要看“思”的源头、对象和方法。最后，分享一下，我在观看本书过程中，所摘录的一些“前人往行”。因时间关系，暂未整理，有心人不妨仿照余世存的《常言道》一书的体例进行一番梳理。************************************************************余英时：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的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一级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的……。金耀基：孙中山恐怕是两岸一个政治共同语言。孙中山一生的目标是建立中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他对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是推崇的，在他心中，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的本质，他也推崇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王道精神，那是中国在构建世界秩序上的重要资源。他是一个有历史与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百年前的思想，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两岸仍有重要意义。李欧梵：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和政治观点。而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看来看去还是鲁迅，虽然他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对文学史充满了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的说是“消极的自由”。西方式的都市建筑，对中国两千年的美学是很大的罪过。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象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那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因为没有大导演很严肃地位了振兴中华，拍出一台套又可叫座，又有娱乐性，又值得人们重喜欢中国传统的影片。陈平原：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第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毕技术手段更重的，是品味与心情。我指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古人的体贴，还有想象力、艺术感觉、表达方式等。对学者来说，师长是很重要的，同道也很重要。同道之间，无拘无束第“坐而论道”，是很理想的状态。最近20年，我们的好处是日渐专业化，我们的缺憾则是过于专业化，很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中轻松担忧认真地讨论问题。不断地碰撞、对话、质疑、补充，互相理解但又携手而行，无论朋友还是论敌，都缺乏这种状态。……（现在）没有办法回到那种紧张思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互相挑战的状态。而且，过分专业化的聚会，导致我们只跟专家对话，只跟自己的学生对话，或者只跟学界同行对话，而不太习惯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跟非本专业人士对话。……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孤军奋战，就一个人，在一种鼓励无援的状态下，特立独行，与天地对话，与千古文人为伍，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超越具体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沉思”，近乎诗歌，也近乎哲学，但也是很好的学问。如今，这种伏尔泰式的散步与沉思，基本上绝迹，这对人文学发展非常不利。人文学最不适合于量化管理。……“人文学”的“工程化”。其结果是：按图施工，有成效，能检验，但缺乏奇思妙想，创新性严重不足。我甚至断言，再过几十年回头看，第一流的人文学著作，都不是政府支持的“重大项目”。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何莫邪：文化的灵敏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重要，我觉得汉语的目标就是发展一种思想灵敏，这种灵敏是完全纯洁、抽象的。何莫邪到北京拜访吕叔湘。吕叔湘热情地请他在家里吃饭，随便看书，聊天。“吕叔湘先生对年轻的、无聊的、没有什么地位的人都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年轻人，完全不管你的地位，什么都支持。可以说，他真是我的恩人。”读丰子恺的画，是一种修身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审美的方法。他不那么美，有一些很美，但大部分不是美的问题，有意境，有神韵，我觉得是养生的方法。我崇拜杨宪益先生，因为他率真，很有学术修养，很幽默，会自嘲。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处处有钱，把什么都水泥化。……那么丰富的国家，把全国都水泥化，把所有保存的有趣味的建筑都已经拆光了，但是新盖的更糟糕，越来越糟糕，没有一点意思。……把中国这样一个丰富的国家，弄成水泥化的没看头的地儿，对我们来说事一个悲剧。中国的前途特别好。第一，人民的效率那么好。第二，中国人客观的聪明，明显是超过欧洲人，学习方法比我们强多了。刘荒田：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即表现想我这一辈新移民在美国的人生。我从王鼎钧著作中，学习他的博采众长，表达的干净利落，作品蕴涵鲜活意象，还有，是他对人生圆融的观照。吴中杰：朱东润先生常说：“人不可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蒋天枢先生一再要学生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吴文褀使吴中杰不迷信权威，敢于根据事实独立思考问题。鲍正鹄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古今中外，思路非常开阔，教学了吴中杰普遍联系、不拘于一隅的治学方法。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比较深刻，比较系统化，富有理论色彩而已。钱谷融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有两点可以借鉴：一是来料要选取得好，否则就不好加工，所谓朽木不雕也：二是进行启发式教学，因为这些研究生在读本科时，都已听过系统的课程，所以钱先生对他们不采取系统讲课的方式，而是用漫谈式教学，这样更便于启发他们的思考。1953年，正是复旦名师荟萃之时。……这些老师，在治学上各有自己的特点，而学校里也还没有学术带头人的设置，没有搞集体项目的要求，各位老师都按自己的路子来治学和讲课，有重考证，有重义理、有的偏于宏观，有的偏于微观，有条分缕析，有天马行空，使我们感受到不同的讲课风格，学习到不同的治学方法，受益良多。老师的学术风貌和立身原则，就是想给予后辈学人一种示范，希望学风上有所传承。新闻必须以真实为生命，媒体要对社会和政府起监督作用，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李辉：认真对待历史，真实地描述历史，是一个有历史兴趣的写作者的基本准则。把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写，实际上发展到一种史书的架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对我们目前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负责的。我写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能跟风走，不能随着思潮走。作为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来讲，首先要看事实、史料，观点是基于材料之上的。所谓对历史负责，我想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负责。另一个层面，是对未来的历史负责。对过去的历史，对未来的历史都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刘绪贻：梅贻琦校长有个人所共知的特点：沉默寡言。他认为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非常复杂而难以完全了解的，少发言可以少犯错误；即使不得不发言时，一般也不作断语。所以他在主持会议时作的结论，总能得到人们的信服和遵守。有了自由并不一定就能培养出人才。……仅仅有了自由，学生如不刻苦学习，不能抗拒引诱，或者治学为人不实事求是，西南联大也是不能再短期内培养出那么多人才的。陈达对我的影响，是重视实证研究，从事著作时，要才来哦丰富，不事空谈，完全用事实说话。潘光旦对我的影响，一是他的博雅教育，要求学术视野宽阔，融汇古今中外，打通文理；二是他的“位育论”，所谓“位育”，就是强调作为生物个体及团体如何与环境相互协调，两者如何相位相育，安所遂生；三是他的健全社会观，即社会纪要重视人文环境，又要根据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机会，让每个成员都能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四是他的性心理学中反对对人的性欲的过度压抑的观点。吴文藻重视社会学中中国化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费孝通，一是重视社区调查，二是服膺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吴灏：（作为临摹的传统）这是基础的，一个人几十年，又要创作、又要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得到的。这个传统是徐悲鸿搞坏了，不爱书法，其实，他都写一下石溪的。我发现，中华书局有一卷石溪的画，其后的跋的字体，徐悲鸿完全学他的，但他又不教学生，叫学生不要学，他错在这里。应该学，学中国画应该有书法课，不是铺天盖地发对。（临摹古画）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现在的时代是讲速度的，如果像这样临摹，讲句俗话就是不能混口饭吃，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速成。有风格当然好，他自己做出来的艺术，艺术，最怕做出来的风格。艺术要自然，自然生出来就可以，不是硬来的，硬来的不可以，要顺其自然。……风格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性情，个性很重要，由他本人的个性影响他的作风。学什么都要有师友，不是所谓“闭门造车”，要有师友。学东西主要靠自己学的，老师拿着你的手，逐笔教你是不行的。艺术最重要的是讲心，要感动别人。人与人之间肯定有点争执，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我现在不怨天、不尤人。总之，有饭吃，有画写，就觉得幸福了。不用中断我的写作，不计什么级别。我又怕应酬，炒作。现在风气跟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钱，那些价钱未必都是真的，有很多炒作的成分，很多假的成分。艺术始终要讲究本心，应当表现你正当的爱心。学校不可能教会你任何事情。没文化做人都不行啦，更何况作画。中国画跟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好比两姐妹，于中国文化儒、释、道都离不开关系。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仅仅画东西是不行的。“不求闻于诸侯”，逍遥自乐才是我的人生哲学，作画都是我自己玩玩的东西，快乐就好。我所得到的都是我在实践中获得的，理所当然属于我的东西，这样就够了，别的我不强求。吴宏一：现在去西方留学的人，没有旧学根底，有的根本连古文都不太懂，旧学的训练不够，所以回国以后，常常只能讲一些方法理论，对传统的东西其实是不懂得。……大陆一般人学古典文学，以旧诗词为例，不从传统小学入手，不讲究诗词的格律，很多人根本不懂或者没兴趣。如此而欲研究古典文学有所成就，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以前我很赞成读中文的人去西方接受训练再回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可是，我现在认为，只有原来对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有一些根底的人，去接受西方的理论回来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才可能有成就。学西方文学文艺的方法、理论，贵在能掌握要点，能运用。新诗发展，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尝试方向的问题。有的新诗想猜谜语一样，给人一刹那的灵感，或者一刹那的美感，是蛮有意思的。不是不好，而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发展道路。我认为从传统中去学习，然后，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入乎传统但是又能走出传统是好的。……不论你学哪一种学问，必须先从人家的语言、文字、思想、情感各方面去吸收人家的长处，然后拜托他们，找到自己，这样才能成为大家。潘耀明：金庸给潘耀明的题字“看破，放下，自在，入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曹聚人勉励后辈：从年轻开始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确定一二个长远的研究课题，将来肯定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钱钟书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得离奇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早起白话文学运动城它们（汉赋唐诗）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题材风格推出“主流”。文学不会死亡的，我们打个比方，流行音乐出来了，古典音乐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不是在普罗大众当中，而是在特定的一个层次的受众，那个层次的人是不多的，却是优质的，还有空间的。……以前是“情世界”在主导，广义的灵魂文化在主导，现在是“器世界”在主导、“情世界”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但是我觉得不会死，因为文化是属于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会觉得文学不会死亡。蔡澜：任何学问都是对写文章有用的。你的思想自由开放，环境就不能够限制你的意思。做人总要一个目标，那么你就往这个目标走。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比较自由自在，过的好一点的生活。那么，就往这方向去努力，把自己扭扭捏捏的个性扭回来，这个做得到的。陶杰：一个的价值观，包扩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家里待着做“宅男”，是没有用的，钻进电脑世界，不会做人。香港的教育制度，缺少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功利……香港教育非常狭隘，不能培养出文化多元、见识广阔的人才，所以接不上去，就变成今天思想贫瘠。……历史教我们有记忆，因为记忆是一种权利，人民要拥有记忆，不能让统治者去垄断记忆。不仅仅是写作，做人要有自己的一套，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看法要有很强的知识根认为的思考为基础。不能够是文盲，什么事情都发表一通高见，后面要有知识，要读书，要把人家的知识、人家的智慧融汇起来，跟你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才可能有自己的一套。现在的世界很奇怪，有自由，但是人追求物质；有思想，但是没有自由。也斯：对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明白别人的立场，但也有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大家要怎么沟通，找的一个中间点，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交流。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比较文学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不只是讲传统。或者西化，而是看两者之间怎样协商，去找一条出路。影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它尝试说服你去买某一种产品，有一套语法，带出一套意识形态。我们作为教书、写作、做研究的人，是想理解现实，而不是把现实渲染成自己想象的。文学希望可以思考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怎样的素质是我们应该尊重的，这些东西是普通传媒不讲的。夏伯嘉：我希望大家能够注重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中国人精神、文化方面的培养。国家不能光是有钱、有权就行了，还要寻找文化的根。以前读书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性格，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文人要读历史，也能够写诗，这是比较全面的人格训练，在当代社会，因为大家忙碌，这方面比较缺乏， 很可惜。中国是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好好保护文物，不要总是要向钱看，弄得都是为了旅游事业，为了赚钱，没有一些文化修养。我们要尊重史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要尊重古人，为他们讲话，用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同时代的人对话。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向他们借鉴，他们做错的事我们要警惕。所以，不尊重事实，就没有可能真正的对话。董启章：我所考虑的是能了解我的读者。我自己就是自己的读者，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也有时候去假设更厉害的读者。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反复对自己的写作方式产生过疑问，从批判角度来思考并根据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对话，然后才去写小说。杨锦麟：我想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只有秉承着对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始终如一的关注，用积极的、善意的、有建设性的态度面对一切，才能够表扬批评有度，才能够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风格。我永远是乐观的，因为没有悲观的权利。如果我们悲观了，我们的前辈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我们悲观了，我们怎么告诉我们后一辈，继续走他们应该走的路。虽然有些令人心伤，令人心灰意冷，但是，还是要继续前行。梁文道：我只能说，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关心我能不能改变香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了，我只在乎我有没有尽到责任。史可法最后没有成功，文天祥也没有成功，重点在于你对不对得住自己。现在，对我而言，做这些事已经不是为了要有个什么实际的结果了，而是做对了没有。……重点永远是在于你有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事情，周保松：无论什么文章，总要求自己一定要将话讲清楚说明白，语言不要含混，观点不要模棱两可。在许多人眼中，哲学总是艰深晦涩和充满似是而非的术语。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而应以明晰准确的语言讲道理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只表示你仍然未想清楚，而不表示你思想高深。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思想。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成熟的学术语言，就很难产生出成熟的学术思想。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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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了解一些知识人 -
四星半 -
认识名家。认识社会。充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