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人》章节试读

《思想人》的笔记-第1页 - 警句摘录

余英时：
　　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的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一级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的……。
　　
　　金耀基：
　　孙中山恐怕是两岸一个政治共同语言。孙中山一生的目标是建立中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他对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是推崇的，在他心中，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的本质，他也推崇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王道精神，那是中国在构建世界秩序上的重要资源。他是一个有历史与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百年前的思想，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两岸仍有重要意义。
　　
　　李欧梵：
　　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和政治观点。而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看来看去还是鲁迅，虽然他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对文学史充满了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的说是“消极的自由”。
　　西方式的都市建筑，对中国两千年的美学是很大的罪过。
　　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象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
　　《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那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因为没有大导演很严肃地位了振兴中华，拍出一台套又可叫座，又有娱乐性，又值得人们重喜欢中国传统的影片。
　　
　　陈平原：
　　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第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毕技术手段更重的，是品味与心情。我指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古人的体贴，还有想象力、艺术感觉、表达方式等。
　　对学者来说，师长是很重要的，同道也很重要。同道之间，无拘无束第“坐而论道”，是很理想的状态。
　　最近20年，我们的好处是日渐专业化，我们的缺憾则是过于专业化，很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中轻松担忧认真地讨论问题。不断地碰撞、对话、质疑、补充，互相理解但又携手而行，无论朋友还是论敌，都缺乏这种状态。……（现在）没有办法回到那种紧张思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互相挑战的状态。而且，过分专业化的聚会，导致我们只跟专家对话，只跟自己的学生对话，或者只跟学界同行对话，而不太习惯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跟非本专业人士对话。……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孤军奋战，就一个人，在一种鼓励无援的状态下，特立独行，与天地对话，与千古文人为伍，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超越具体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沉思”，近乎诗歌，也近乎哲学，但也是很好的学问。如今，这种伏尔泰式的散步与沉思，基本上绝迹，这对人文学发展非常不利。
　　人文学最不适合于量化管理。……“人文学”的“工程化”。其结果是：按图施工，有成效，能检验，但缺乏奇思妙想，创新性严重不足。我甚至断言，再过几十年回头看，第一流的人文学著作，都不是政府支持的“重大项目”。
　　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
　　
　　
　　何莫邪：
　　文化的灵敏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重要，我觉得汉语的目标就是发展一种思想灵敏，这种灵敏是完全纯洁、抽象的。
　　何莫邪到北京拜访吕叔湘。吕叔湘热情地请他在家里吃饭，随便看书，聊天。“吕叔湘先生对年轻的、无聊的、没有什么地位的人都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年轻人，完全不管你的地位，什么都支持。可以说，他真是我的恩人。”
　　读丰子恺的画，是一种修身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审美的方法。他不那么美，有一些很美，但大部分不是美的问题，有意境，有神韵，我觉得是养生的方法。
　　我崇拜杨宪益先生，因为他率真，很有学术修养，很幽默，会自嘲。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处处有钱，把什么都水泥化。……那么丰富的国家，把全国都水泥化，把所有保存的有趣味的建筑都已经拆光了，但是新盖的更糟糕，越来越糟糕，没有一点意思。……把中国这样一个丰富的国家，弄成水泥化的没看头的地儿，对我们来说事一个悲剧。
　　中国的前途特别好。第一，人民的效率那么好。第二，中国人客观的聪明，明显是超过欧洲人，学习方法比我们强多了。
　　
　　刘荒田：
　　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即表现想我这一辈新移民在美国的人生。
　　我从王鼎钧著作中，学习他的博采众长，表达的干净利落，作品蕴涵鲜活意象，还有，是他对人生圆融的观照。
　　
　　吴中杰：
　　朱东润先生常说：“人不可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
　　蒋天枢先生一再要学生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吴文褀使吴中杰不迷信权威，敢于根据事实独立思考问题。鲍正鹄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古今中外，思路非常开阔，教学了吴中杰普遍联系、不拘于一隅的治学方法。
　　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比较深刻，比较系统化，富有理论色彩而已。
　　钱谷融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有两点可以借鉴：一是来料要选取得好，否则就不好加工，所谓朽木不雕也：二是进行启发式教学，因为这些研究生在读本科时，都已听过系统的课程，所以钱先生对他们不采取系统讲课的方式，而是用漫谈式教学，这样更便于启发他们的思考。
　　1953年，正是复旦名师荟萃之时。……这些老师，在治学上各有自己的特点，而学校里也还没有学术带头人的设置，没有搞集体项目的要求，各位老师都按自己的路子来治学和讲课，有重考证，有重义理、有的偏于宏观，有的偏于微观，有条分缕析，有天马行空，使我们感受到不同的讲课风格，学习到不同的治学方法，受益良多。
　　老师的学术风貌和立身原则，就是想给予后辈学人一种示范，希望学风上有所传承。
　　新闻必须以真实为生命，媒体要对社会和政府起监督作用，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李辉：
　　认真对待历史，真实地描述历史，是一个有历史兴趣的写作者的基本准则。
　　把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写，实际上发展到一种史书的架构。
　　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对我们目前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负责的。我写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能跟风走，不能随着思潮走。作为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来讲，首先要看事实、史料，观点是基于材料之上的。
　　所谓对历史负责，我想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负责。另一个层面，是对未来的历史负责。对过去的历史，对未来的历史都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
　　
　　刘绪贻：
　　梅贻琦校长有个人所共知的特点：沉默寡言。他认为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非常复杂而难以完全了解的，少发言可以少犯错误；即使不得不发言时，一般也不作断语。所以他在主持会议时作的结论，总能得到人们的信服和遵守。
　　有了自由并不一定就能培养出人才。……仅仅有了自由，学生如不刻苦学习，不能抗拒引诱，或者治学为人不实事求是，西南联大也是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出那么多人才的。
　　陈达对我的影响，是重视实证研究，从事著作时，要才来哦丰富，不事空谈，完全用事实说话。潘光旦对我的影响，一是他的博雅教育，要求学术视野宽阔，融汇古今中外，打通文理；二是他的“位育论”，所谓“位育”，就是强调作为生物个体及团体如何与环境相互协调，两者如何相位相育，安所遂生；三是他的健全社会观，即社会纪要重视人文环境，又要根据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机会，让每个成员都能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四是他的性心理学中反对对人的性欲的过度压抑的观点。吴文藻重视社会学中中国化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费孝通，一是重视社区调查，二是服膺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
　　
　　吴灏：
　　（作为临摹的传统）这是基础的，一个人几十年，又要创作、又要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得到的。这个传统是徐悲鸿搞坏了，不爱书法，其实，他都写一下石溪的。我发现，中华书局有一卷石溪的画，其后的跋的字体，徐悲鸿完全学他的，但他又不教学生，叫学生不要学，他错在这里。应该学，学中国画应该有书法课，不是铺天盖地发对。
　　（临摹古画）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现在的时代是讲速度的，如果像这样临摹，讲句俗话就是不能混口饭吃，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速成。
　　有风格当然好，他自己做出来的艺术，艺术，最怕做出来的风格。艺术要自然，自然生出来就可以，不是硬来的，硬来的不可以，要顺其自然。……风格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性情，个性很重要，由他本人的个性影响他的作风。
　　学什么都要有师友，不是所谓“闭门造车”，要有师友。
　　学东西主要靠自己学的，老师拿着你的手，逐笔教你是不行的。
　　艺术最重要的是讲心，要感动别人。
　　人与人之间肯定有点争执，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
　　我现在不怨天、不尤人。总之，有饭吃，有画写，就觉得幸福了。不用中断我的写作，不计什么级别。我又怕应酬，炒作。现在风气跟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钱，那些价钱未必都是真的，有很多
　　炒作的成分，很多假的成分。
　　艺术始终要讲究本心，应当表现你正当的爱心。
　　学校不可能教会你任何事情。
　　没文化做人都不行啦，更何况作画。中国画跟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好比两姐妹，于中国文化儒、释、道都离不开关系。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仅仅画东西是不行的。
　　“不求闻于诸侯”，逍遥自乐才是我的人生哲学，作画都是我自己玩玩的东西，快乐就好。我所得到的都是我在实践中获得的，理所当然属于我的东西，这样就够了，别的我不强求。
　　
　　吴宏一：
　　现在去西方留学的人，没有旧学根底，有的根本连古文都不太懂，旧学的训练不够，所以回国以后，常常只能讲一些方法理论，对传统的东西其实是不懂得。……大陆一般人学古典文学，以旧诗词为例，不从传统小学入手，不讲究诗词的格律，很多人根本不懂或者没兴趣。如此而欲研究古典文学有所成就，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以前我很赞成读中文的人去西方接受训练再回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可是，我现在认为，只有原来对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有一些根底的人，去接受西方的理论回来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才可能有成就。
　　学西方文学文艺的方法、理论，贵在能掌握要点，能运用。
　　新诗发展，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尝试方向的问题。有的新诗想猜谜语一样，给人一刹那的灵感，或者一刹那的美感，是蛮有意思的。不是不好，而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发展道路。
　　我认为从传统中去学习，然后，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入乎传统但是又能走出传统是好的。……不论你学哪一种学问，必须先从人家的语言、文字、思想、情感各方面去吸收人家的长处，然后拜托他们，找到自己，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潘耀明：
　　金庸给潘耀明的题字“看破，放下，自在，入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曹聚人勉励后辈：从年轻开始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确定一二个长远的研究课题，将来肯定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钱钟书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得离奇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早起白话文学运动城它们（汉赋唐诗）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题材风格推出“主流”。
　　文学不会死亡的，我们打个比方，流行音乐出来了，古典音乐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不是在普罗大众当中，而是在特定的一个层次的受众，那个层次的人是不多的，却是优质的，还有空间的。……以前是“情世界”在主导，广义的灵魂文化在主导，现在是“器世界”在主导、“情世界”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但是我觉得不会死，因为文化是属于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会觉得文学不会死亡。
　　
　　蔡澜：
　　任何学问都是对写文章有用的。
　　你的思想自由开放，环境就不能够限制你的意思。
　　做人总要一个目标，那么你就往这个目标走。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比较自由自在，过的好一点的生活。那么，就往这方向去努力，把自己扭扭捏捏的个性扭回来，这个做得到的。
　　
　　陶杰：
　　一个的价值观，包扩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
　　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家里待着做“宅男”，是没有用的，钻进电脑世界，不会做人。
　　香港的教育制度，缺少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功利……香港教育非常狭隘，不能培养出文化多元、见识广阔的人才，所以接不上去，就变成今天思想贫瘠。……历史教我们有记忆，因为记忆是一种权利，人民要拥有记忆，不能让统治者去垄断记忆。
　　不仅仅是写作，做人要有自己的一套，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看法要有很强的知识根认为的思考为基础。不能够是文盲，什么事情都发表一通高见，后面要有知识，要读书，要把人家的知识、人家的智慧融汇起来，跟你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才可能有自己的一套。
　　现在的世界很奇怪，有自由，但是人追求物质；有思想，但是没有自由。
　　
　　也斯：
　　对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明白别人的立场，但也有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大家要怎么沟通，找的一个中间点，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交流。
　　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
　　比较文学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不只是讲传统。或者西化，而是看两者之间怎样协商，去找一条出路。
　　影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它尝试说服你去买某一种产品，有一套语法，带出一套意识形态。
　　我们作为教书、写作、做研究的人，是想理解现实，而不是把现实渲染成自己想象的。
　　文学希望可以思考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怎样的素质是我们应该尊重的，这些东西是普通传媒不讲的。
　　
　　夏伯嘉：
　　我希望大家能够注重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中国人精神、文化方面的培养。国家不能光是有钱、有权就行了，还要寻找文化的根。
　　以前读书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性格，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文人要读历史，也能够写诗，这是比较全面的人格训练，在当代社会，因为大家忙碌，这方面比较缺乏， 很可惜。
　　中国是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好好保护文物，不要总是要向钱看，弄得都是为了旅游事业，为了赚钱，没有一些文化修养。
　　我们要尊重史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要尊重古人，为他们讲话，用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同时代的人对话。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向他们借鉴，他们做错的事我们要警惕。所以，不尊重事实，就没有可能真正的对话。
　　
　　董启章：
　　我所考虑的是能了解我的读者。我自己就是自己的读者，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也有时候去假设更厉害的读者。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反复对自己的写作方式产生过疑问，从批判角度来思考并根据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对话，然后才去写小说。
　　
　　杨锦麟：
　　我想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只有秉承着对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始终如一的关注，用积极的、善意的、有建设性的态度面对一切，才能够表扬批评有度，才能够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风格。
　　我永远是乐观的，因为没有悲观的权利。如果我们悲观了，我们的前辈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我们悲观了，我们怎么告诉我们后一辈，继续走他们应该走的路。虽然有些令人心伤，令人心灰意冷，但是，还是要继续前行。
　　
　　梁文道：
　　我只能说，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关心我能不能改变香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了，我只在乎我有没有尽到责任。史可法最后没有成功，文天祥也没有成功，重点在于你对不对得住自己。现在，对我而言，做这些事已经不是为了要有个什么实际的结果了，而是做对了没有。……重点永远是在于你有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事情，
　　
　　周保松：
　　无论什么文章，总要求自己一定要将话讲清楚说明白，语言不要含混，观点不要模棱两可。在许多人眼中，哲学总是艰深晦涩和充满似是而非的术语。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而应以明晰准确的语言讲道理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只表示你仍然未想清楚，而不表示你思想高深。
　　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思想。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成熟的学术语言，就很难产生出成熟的学术思想。

《思想人》的笔记-第153页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苏格拉底

《思想人》的笔记-第55页

当一个时代转折的时候，刚刚站稳脚跟的人最痛苦，因为好不容易一适应上一个时代，又必须跟着连续急转弯，而转的速度又不如后来者快。

《思想人》的笔记-第104页

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精神，文化发展必须有自由思想，失却这两样东西，就无从创造，无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