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文化与伦理价值》书评

这是我们的世界么？

一面对网络作书，让人望洋兴叹。数据总是容易陈旧而故事也往往在倏忽之间便“已为陈迹”矣，这让修订的意义非常衰弱，尽管我已“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拿出了十二分的气力，但全部的叙述仍只是“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李鸿章语），不但没有李鸿章“居然成一净室”的宽慰，反而完全失足疲于应付中。观察网络间的风云际会，眼睛瞪得再大，依然不过是井中窥天。本书的理论框架都由马云驰老师一力完成，微名虽忝列封面之上，但实际工作只是四处搜搜捡捡，以期能为它添补上些活泼时鲜的佐料。因此，拙笔涉及到的章与节，本愿即是做一好用的材料集而已，至于其中随性所发之噱论，诸位不妨一笑视之。当然，拙笔褴褛，不可牵连到马师十余年的苦心撰构，故既蒙她青眼，允我襄与其事，所以当要郑重对待之：余谨以至诚，作声明如下，所撰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四第五节、第五章、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以及第十一章诸篇内，如有纰漏、失当处则均文责自负，概不推诿。网络的勃然盛大，就在十年间。人们还在眼花缭乱时，它已挺立于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之中，这个新兴的“社会环境”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绝佳样本。现实与虚拟的两个“我”，赤膊相对，感慨自然不少。当我们遇上我们，那千般异同，既有情理之内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套用鲁迅评价《红楼梦》的话，网络对于人们而言，“单是命意，就因参与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起哄者看见热闹，投机者看见机会，商人看见利益，政治家看见手段，流言家看见行业秘事。”这样一个类社会的环境，其演变发展，自循规律，肆意汪洋、仪态万千。不管是这个“社会”之中还是以外的任何势力，均不要妄想能将它玩弄于股掌之间，强行改变它的轨迹，违拗它的“志愿”。这一意蕴，贯穿全书，也成为由我执笔章节的基础观点，对于网络，与其禁不如放，与其堵不如疏。上网十年，有所经历和心得都已见诸书中，供诸位细察，马师也在卷首作了长篇导论，再翻检便都是废话。所以，说点别的。二我之所以决定参与本书的写作，其实怀抱有不小的私心。诸君或许也已发觉，我喜欢在论述中夹杂入大段的历史回顾，当然，也老实地在为这样的“偏题”找着各种各样合理的借口。正如标题开宗明义所示，找寻属于中国人的现代世界，始终是我求学过程中的一大心结，而这绝非大家当下生存的这个空间。李零先生以“丧家狗”来为孔夫子做一剪影，诚如斯言，凡是怀抱精神理想而无所寄托者，都是丧家犬，不独夫子，也包括我。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绝不是用文明的方式，大炮的灰硝中还夹杂着鸦片的烟雾。茅海建先生说，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可使命如此降临真是过于生硬和粗暴了。之后，不管是“师夷长技”还是“中体西用”，不论是“自强”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中国总是在近代化的要求里不停地消化不良，却又老为治这消化不良把近代化当作药铺去抓药，如此循环，刘小枫称之为病人心态。的确是病了，而且还不轻。百年前，内藤湖南便以大宗师之威重首倡“唐宋变革”，为阐述中国近代化的演生流变独树一帜。此后，海外汉学界信从此说者蔚然成风，麦克尼尔、黄仁宇、白乐日、李约瑟等均无不为其拥趸。早在宋代，中国便已走到了“现代的拂晓时辰”。其实，让这个古老的国度跨入近代化世界的机会并不止一次，可最终它还是与世界擦身而过。乾隆皇帝接到乔治三世的国书时，愤怒世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余，却忘了看看自己身边的风景早已面目全非。自17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便掉入了一段垮掉的时空中，直到英国人用区区两千余人的海军驯服了这条色厉内荏的黄龙，他们才如梦初醒。此时，遮蔽于巨龙身影下习惯了噤若寒蝉的中国人却发现，我们已经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能力。中国原发近代化进程的殂然坍塌，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遗憾的一页，它预示着以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近世文明将构建起最终的唯一的近代形态。四大古文明无一得到延续，而中国是坚持到最后的。“自问记闻不广，不当涉足历史。然心中所蓄，似与史实之特琐碎者，不甚相干。就普通所周知之大事件，通观时代精神之发展，进而表白精神本身表现之途程，乃本书之所重。”（牟宗三《历史哲学》）牟先生这番夫子自道，于我心有戚戚焉。因此，欲抉择史实大端，不揣鄙陋，再行对历史的流转演变辨章考镜，希望能够“迨己得理，则自然成势”（王夫之语），并最终勾画出中国失落的近代文明。（未刊后记，下略）

（未刊后记）这是我们的世界么？（四）

四网络无疑让全世界各文明又都站到了同一起点上，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社会学样本，也提供了一个文化体系的演化过程。我渴望从观察中获得一点点的启发，来构筑痴人说梦幻想中已根本不可再现的“近代中国”。而那些被我“生硬”和“不分场合”插入的历史论，这般孟浪，只能祈求诸君的谅解了。文字本应遵守学术规范，以“某”代所涉实体个人，但考虑到“有关部门”作为中国最神秘的部门历来为网友所深恶痛绝，而我不愿步此后尘，所以，一律未加掩饰，也请所涉实体个人谅解。我承认怀抱着一腔喜爱来做研究，这肯定会影响到情绪和文字的表达，希望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偏向性，再请诸君谅解。最后需要说的是，虽然由我执笔的章节只是很少部分，但时间跨度却不小。修改可以订正错误，却难掩我少年时的稚弱笔调。因此，出现风格不谐，已是在所难免，仍只能期望得到诸君谅解。余年也幼，初涉此题时，尚“少陆机作赋之二年”，因此偏激错谬之处，自不会少，如今我也已是“过陈寅恪负笈巴黎之两岁”，六年之间，蹉跎甚多。如能得各方教正，必当珍宝之。白斯木谨识2011年1月1日

网络何以改变中国？

网络何以改变中国？——评马云驰、白斯木《互联网的文化与伦理价值—网络改变中国》杨津涛修改稿刊于10月17日《晶报》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谁能够质疑，网络已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浏览新闻、登录BBS论坛参与讨论、使用聊天工具打发时间，或者书写博客记录随想，从而实现与世界的沟通。正如麦克卢汉说的那样，“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马云驰、白斯木合著的这本《互联网的文化与伦理价值——网络改变中国》探讨的即是中国因网络而生的新环境。两位作者在梳理互联网于中国发轫历史的同时，以数年来的网络事件为例证，结合传播学与社会学学理，分别论述了网络与公共空间、文化与道德三者间的关系，包括维基百科、火星文、人肉搜索全都在本书讨论范畴之内。网络扩展了公共空间执教于深圳大学的马云驰，有着现代西方哲学的专业背景，长期以来致力于社会学研究；而独立学者白斯木则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博览中国典籍。两位作者各自发挥所长，参照中西方两种观念，探究了网络在当今时代的地位。尤为难得的是，他们深谙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与现代民主精义，在行文中借网络问题，辨析了与民主、自由相关的诸多概念，发人深省。如在论及“网络与民主权利”的章节中，作者重申了哈耶克对民主的定义：“民主所指涉及的乃是确定政府决策的一种方法或一种程序”，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善。因此，民主只能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最终的目的。作者将上述理论自如地融于网络问题，颇见新意。相信很多网民都还记得2005年的“韩白之争”，当时韩寒与白烨在博客上隔空笔战，掀起无限波澜。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网络上，以传统观点来看，一个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与一个仅在业内知名的评论家，他们的争执几乎不存在进入公共视野的可能。然而，因为网络的作用，韩寒的叛逆性格由此声名远播，而白烨则被迫关闭博客。作者希望借此证明，网络所构建的特殊公共空间，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自由的言论平台。网民在网络社区、QQ群或博客中自发地对公共事件进行的围观与讨论，都在无形中扩展着我们社会的民主深度与广度。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自由间的距离也被一下子缩短了。 从孙志刚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再到罗彩霞案、邓玉娇案，网络舆论无疑都在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关部门在网上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更为审慎、更为公正地处理案件。但是随着网络声音的日渐喧嚣，一些问题显然也就出现了。网络带来的道德困境网络在发挥其巨大的功用的同时，也引发了某些有关道德的争议。对同一事件，法律与道德的归属向来是一个被广泛争论的话题。在网络上，因为其天然的公开性，使得个人隐私被暴露无遗。本书在探讨了网络时代个人信息存在的各种隐患后指出，目前要在网络上保护隐私，首先需要的就是加速相关立法，除此别无他策。书中作为案例的是有“人肉搜索第一案”之称的王菲诉大旗网案，参与对王菲“人肉搜索”的网站与个人，最终被判侵犯王菲隐私权。所谓“人肉搜索”发端于猫扑社区的，其本意是借助群策群力来帮助网友解决那些无法由google、百度给出答案的问题，但是发展到后来，“人肉搜索”开始介入公共领域，成为网友探寻事件真相的有力武器。在这个过程中，固然推动了华南虎照等事件的调查，但是因为人肉搜索的滥用，也无可避免地侵犯到了某些个人隐私，从而有超越网络道德底线，甚至触犯国家法律的可能。对于以上顾虑，本书作者有详尽而精彩的论述。他们认为，在网络中的个体因为都处于匿名状态，所以相互间是平等的，也就更能信守“相互支援的义务”，使得人肉搜索“牢牢据守维护道德据点”。在本书作者看来，网络使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群体的担忧不复存在，因为“构成网络群体运动中的个体是有着公民意识的个体”。如此论说，固然有其道理所在，但笔者对此却也还有一些不同意见。网络的跨时空性质固然限制了群众在行动上的集体暴力，但尚不能彻底规避舆论上的盲动。在不久前的药家鑫一案中，由于律师张显的有意误导，使网民以为药家鑫出身权势之家，所以才敢于如此肆无忌惮。然而事实证明，药家鑫并无特殊背景。这种舆论的导向，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药家鑫的命运呢？或许正如作者所言，唯有当网络上的个体都具有了成熟的公民意识时，才能使勒庞的理论失效。任何事物都会有其消极的一面，网络也不例外，只是在当下的中国，网络的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且无可替代。微博加速了网络对中国的改变有一点，显然是在本书作者的意料之外，那就是在本书由交稿到出版的过程中，twitter在海外异军突起，且迅速中国化。Twitter的社会作用如今已在传统博客之上。因为twitter上的每一条信息都被限制在140字以内，所以中国将其称为“微博客”。在饭否之后，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四大门户网站，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微博产品。微博在中国勃然兴起，成为网民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屡屡左右公共事件的发展。因为本书是基于现象的理论探索，所以技术的发展并不会使作者的研究减少意义。相反，微博的出现，恰恰证实了本书“网络改变中国”的宏论。http://jb.sznews.com/html/2011-10/16/content_1783154.htm

（未刊后记）这是我们的世界么？（二）

周代政制以礼治立国，封建亲戚以为藩屏，因此尊王而不废诸侯，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乐制度决定了周代政治运作的基本结构，作为最高存在的王室与管理具体事务的政府是分开工作的，这才有“政由甯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局面。礼乐之所以能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直接来自夏商两代神性政权的惯性延续，因而随着社会世俗化的深入，王室的重要性也就被逐步削减。“天子”本是爵位，周王亦本该是贵族的统领，但历史的发展终于让王室和政府的力量均衡被打破，确切说是王室被贵族集团抛弃了，于是迎来了孔夫子所言礼崩乐坏的年代。先秦时代为后世留下了两笔丰富的遗产，一是诸子百家的学术体系；二是君权与相权的分权制度。秦国专任法家，高度集权，一反周文疲弊的趋势，主动对君主权力进行加强，所以，先秦社会的两项遗产在进入秦帝国后，都遭到了破坏，可见学术理性和分权制度对集权制的掣肘。帝国需要统一政权也要统一治权，要规范民众行为也要规范民众思想。不过皇室想要获得稳固的统治权力却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秦崩溃得如此迅速，真是一个反面例子。秦朝的崩溃是对皇室极严重的打击，各国贵族、门阀世家和新晋诸侯在秦末大乱的世局中对原本已集中于皇室的资源进行了抢夺，并依照帝制模式对民间展开了更深广的搜刮，不但使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恢复到了战国时期的水平，甚至比之更加丰富，以致汉初八十余年，皇室孱弱而无所作为。他们在地方以世家、诸侯的形式存在，在中央又支撑起相权来牵制皇帝，终两汉魏晋时期，皇室在与门阀斗争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下风，即便雄主如汉武、光武、魏武，他们对门阀的压制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门阀家族“是帝国实际的主人，是在整个中古时期垄断国家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古代封建集团”（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皇室因此不得已倚重于外戚和宦官，这又酿成了东汉严重的外戚之祸。至于，受先秦学术传统影响的庶族群体，此时力量尚弱，只能与皇室进行联合共同打击贵族，以求获得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生存资源。这三股力量构成了帝国政治角力的基本盘，此种格局贯穿两汉魏晋甚至延续到了晚唐，长达千年。这个时期，宗教势力也曾一度异军突起，不过却始终没能突破三“权”鼎立的技术壁垒，往往搅局一旦成功，就被三者收编。皇室的目标是清除宰相以及荡清一切地方势力而获得乾纲独断的无上大权，要严禁伊尹、周公、霍光、曹操之流再次出现；宰相的目标是始终形成牵制皇权的力量，最大限度维护门阀大族的既得利益；庶族的目标是“学成文武艺，货与权贵家”，然后进入利益集团。最倒霉的当然是没背景没权势不读书的普通民众，需要他们的时候花言巧语骗他们去用命，不需要了便举起武器逼着他们做牛当马忍受盘剥。前者好歹还能在历史枯卷里露把脸，后者则彻底默默无闻焉。东汉大乱，三国并起。社会秩序的崩溃，意味着新一轮的资源配置开始，门阀士族在动乱中转向保守。集权者因此获得削弱他们的良机，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三年，曹操分别发布诏令要求“唯才是举”、“任天下之智力”企图把贵族永远垄断官僚阶层的美梦打破，在这一方针下，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武帝纪》）。随着曹操的病亡，门阀开始反扑，魏延康元年，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论家多以此制为曹操用人政策的反动，其实不然，这个制度在精神上与曹操求贤唯才的理念一以贯之，并试图任命新官僚群“中正”来直接深入民间选拔贤才，而绕开门阀的干扰。只是在实践上，由于门阀势力过于强大，让这个制度反为他们所用，彻底丧失了原本设计的初衷。不过，由于曹操与庶族精英的联手，还是在贵族阶层垄断的核心利益中撕开了一道口子，动摇了四百年盘踞在政府中的世袭势力。至于打着道教旗帜造反的黄巾军，只是权力斗争里被利用的引线，三股势力不方便彻底翻脸时，请他们来客串一下，一旦搅局撕脸的“历史使命”完成便立即被三股势力的正规军踏成了粉末，消逝在风中。而普通老百姓则只能“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一条路上隔几步就有在树枝上吊死的人，想想此景实在令人怖惧心寒，然而这也还算比较好的结果，那些因战乱横死又被磔下头颅的人，若真能有幸化鬼，不知这些无头鬼看着由他们自己头颅堆积成的“京观”大山，会作何感想。五胡乱华，中原化为一片焦土。蛮族的劫掠，使得士族门阀遭到致命重创，大量财富在战争中变为涂炭。逃向南方的皇帝损失同样惨重，只能选择与门阀妥协共治，“相忍为国”。北方的帝制政权日子却好过得多，没有了门阀的羁绊，新一轮集权运动“如约”展开。北齐河清三年，《北齐律》颁布，这部律法终于把皇室朝思暮想的“十恶不赦”大罪法律化。这当然是个好事情，“欲加之罪”自古都是“何患无辞”，所以关键还是要有这个罪。十恶不赦之罪入法，大大巩固了皇室控权的能力，使得他们在与门阀的斗争中，掌握有更多的武器。隋开皇十八年，文帝诏分科举人；大业元年，科举制实施。贵族的官僚特权被废黜，考试成为了最主流的取仕之途。海外汉学家对科举制的实行交口称赞，因为它的出现终结了贵族阶层延绵不绝的世袭势力。而在西方，贵族阶层总是被描写成阻碍历史进步的顽固阶级，但不管怎么说，庶族能通过读书进入利益集团，还是有助于社会的上下流转，这是皇室不得不倚重庶族对抗贵族的手段，也是社会世俗化不可逆的潮流。武周时期，府兵制也走向没落，这原本是一种能上溯至东汉庄园打手兵团而始于北魏鲜卑人特权演变来的兵制，大抵可以看做门阀阶层上培育出的国家军队体制。府兵制的瓦解，让募兵制逐渐站上主流地位。门阀贵族所能倚恃的最后一股力量被取缔，救命稻草沉底，贵族完蛋了。再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到北宋开国时，门阀大族已彻底退出了权力中枢，皇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在皇帝面前臣僚失去了坐的资格，甚至汇报政务都采用了奏折形式，见面与否的主动权被收回到了皇帝自己手中。庶族联手皇室驱赶走了贵族，也获得了大量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机会，不过好日子却没有如期而至，贵族势力式微的同时，渐渐壮大的庶族官僚群体自动成为了皇室的主要对手，新一轮的角力拉开序幕。但这个现象在北宋并不突出，此时的皇室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贵族势力退出后形成的帝国政治新格局，宋太祖在太庙里立了一块碑，要求不杀言官和大臣，而此时言官和大臣的来源都是庶族。（《松隐集·进前十事札子》）所以，北宋的一百多年，政治文明表现得相当有高度。士大夫和皇帝关系甚佳，都愿意联手“共治天下”。历史似乎回到了先秦时期，“皇帝”的称号被褪去崇高性，还原成一任官阶。北宋帝王被称为“官家”，看上去已不再具备独立性，只是他们身后的群体从贵族门阀更替成了庶族官僚。但体制的集权冲动在失去了一方重要的制衡力量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来。到了南宋，风云突变，对文官的整治越演越烈，权力洗牌终于露出狰狞的面容。到这里可以做一小结，首先是学术传统，先秦道家是“无政府主义”者，这种理念本身就很难被世俗大众认同，何况是尝到甜头的贵族；墨家是“反政府主义”，更是麻烦制造者；法家虽然对帝王口味，可完全实践法家却需要巨大的社会资源和强权力量来做保障，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皇室手中的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起法家绝对集权的理想，而理想脱离实际的结果就是如秦帝国那般得迅速灭亡。因此，儒家被当做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不得不选的选项。在政治上，先秦儒家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契约；二是强调本分。强调契约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反之也一样。孔夫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夫子是大圣人，说话温文尔雅，不露气性。孟子就痞气许多，把话直接挑明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儒家虽然说“君君臣臣”，但只要你君王敢“君不君”，我大臣就随时能“臣不臣”，看看到底谁厉害。儒家对付君王手段很多，比如“革命”比如“易位”比如“摄政”甚至是“天人感应”，可以随时借大自然的手来敲打君主，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儒家知识分子这代天行权趾高气昂的手段恨得牙痒痒，一逮着机会就要还之以颜色玩命糟践，发明出“臭老九”“孔老二”这种种诬称，举起“破四旧”“革文化命”的大棒，说到底无非是气虚。应该说，讲儒家光讲本分而不讲契约是断章取义。先秦与秦后，政治格局翻天覆地，新上位的皇室和有学问的庶族都是“新鲜人”，面对盘根纠错掌握社会资源数百年的大族，都算弱势群体。于是二者天然地成为了同盟者开始联手合作，但这种合作不过是利益驱使，并不见得亲密无间，比如诛鼌错。当大族反攻倒算，皇室就把庶族出卖掉，替己受过。还比如党锢之祸，读书人整天算计皇室那不多的权力，自然要招来同属帝党的宦官睚眦必报。但不管怎么说，皇室和人民心连心，“一致对外”仍是主流，诛鼌错这种“事变”多来几次也动摇不了合作基础，毕竟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皇室和庶族共同对抗贵族阶层的矛盾。再看皇室。皇室自从莫名其妙坐上头把交椅后，这就变成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政治版图中天然的一方。可它发现一个破椅子其实用处不大，手里没资本，还是没人听你的。只要贵族代理人放把椅子和你并排、在你旁边或垂帘在后，皇权就被架空了。东晋南迁时，司马家摆不平局面，正打算灰溜溜下台时，王氏出手拉了一把，居然把晋皇室感动地痛哭流涕许诺“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甚至到了唐初，门阀已经被收拾成板上鱼肉，这种“祖宗也曾阔过”的心态居然还有所保留，敢在新修《氏族志》上列山东崔姓为第一，让陇西李唐皇室靠边站，真是不识时务之极（《旧唐书·高士廉传》）。于是，扳倒代表大地主大士族的相权，就是皇室至死不渝孜孜以求的目标。外戚、宦官和庶族官僚虽然势力都不大，但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皇室还是“屈尊”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这其中外戚和宦官，只是打手走狗，能整人但不懂斗争，所以会耍谋略的庶族分量开始吃重。经过千年的不懈努力，在五代十国的时候终于把门阀士族彻底搞垮。此时的皇权却察觉到庶族官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剪除庶族势力成为它迈向权力巅峰的又一大阶段性任务。至于门阀士族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此后又一千年的历史里，它的发言已经无足轻重。从先秦的勃发，到两汉的壮大，再到魏晋的不可一世，之后猝然衰落，丧失了在历史舞台上继续演下去的资格。门阀的衰亡和庶族的崛起是世俗化潮流取得重大进展的里程碑标志，最广大的民众真正放开手脚参与到构建这个世俗世界的进程中来，唐宋变革后中国也有了崭新的面貌。比如，帝国人民的生活自由度增加了。唐代城市实行里坊制建设有坊墙，每天晚上则需宵禁。意思是假如梦回唐朝，会发现长安城里有无数四面环绕的高墙把城内切割成若干块，因此走路极不方便，总要兜着圈出去，并且从“昼刻”开始，全城人民就必须关门闭户，回家热炕头睡觉，所以长安没有夜生活也没有夜市，梦回唐朝去晚了，那就是黑魆魆进了鬼城一般。宋代可就不一样了，没有坊墙，也不存在宵禁。只要商家愿意开业，玩乐通宵也行，无数的勾栏瓦肆、小吃歌姬，全城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汴梁和临安的市民能叫外卖，听小曲可以去套卫生间的包厢，购物可以选择商业连锁店，出租车在大街上往来穿梭等待发现客人，甚至有专营洗脸的商店来提供梳洗服务。东京和临安人民惬意地在有着百万人口的国际超级大都市中生活，享受着如现代人一样细致入微的服务。“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再如，社会社保体制大大完备。在唐代，政府往往临灾时才开始大规模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民间则只能借助佛教的力量开设“病人坊”展开对患病者的救助。宋代则大为改观，仅救助老人的专门机构就有福田院、居养院和养济院；宋代用于备救荒灾的仓储有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丰储仓等十余种；宋代为保障民众医疗需求，还开设了校正医书局、惠民局、和济局等医院、医学医教机构和社会慈善机构。此外，还有政府出资免费殡葬无主死者的漏泽园，收养抚育孤儿的慈幼局，针对流行病开设的安济坊等等。再加上社会各界、政界名流兴办的独立慈善机构和家族式的救助，史书无不感叹地称述宋代社保体系为“育于居养院、疗于安济坊、葬于漏泽园”（《宋史·食货志六》）简直成了“从摇篮到天堂式社保福利”的11世纪翻版。宋代还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规划理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献考古成果展示出的宋代机械让人瞠目结舌，利用水能自动加工粗粮的磨粉工厂、超大功率的自动鼓风设备、全自动观测天文和指示时间的水运仪象台等。在城市规划方面，宋代也有着“如今的现代”所不可攀比的高度，当代中国的城市，在雨季往往陷于内涝的困难境地中，凡大雨至必有内涝这句话就像诅咒一样飘荡在它们的上空，但全国却有两个城市得以避免这一厄运。一是青岛，还有一个是赣州。青岛的城市排水系统是拜德国人所赐，沿用百年仍不显疲惫，如果这还可以理解的话，那赣州的不涝真让现代城市规划者们情何以堪，因为赣州老城之所以不涝的原因乃是到现在仍在沿用北宋熙宁年间赣州郡守刘彝设计建造的“福寿沟”城市排水系统，距今已千年。不论东西方都有学者认为，宋代的中国是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汤因比、罗兹·墨菲、贡德·弗兰克、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些出色的西方经济学家、史学家则更是不愿意吝惜笔墨展开对宋代的夸赞。但其实，宋代本不该只停留在扮演先行者这一角色之上的。宋代皇权虽然没有放弃继续收权的努力，但由于具体政策环境的制约以及五代大乱之后民众休养生息的实际需求，君权与庶族的矛盾尚不明朗。进入南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高宗的刚愎自用开启了宋代君主专断的作风，但南宋毕竟时刻承受着北方的压力，也不至于有太多精力顾及其他。此时，国家内部却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理学的出现；二是商人阶级终于壮大起来。在漫长的前一个千年里，宗教风潮此起彼伏，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两汉的太一崇拜、魏晋的道教风行和隋唐的佛教鼎盛，都是那个时代全社会成员最热衷的社会活动。宋代之后，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开始重新占据主流，理学的出现便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是汉代儒学式微后的再次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必然伴随着儒学理念的重回。如上所言及，儒学为皇室提供了约束人民思想的理论工具，同时要求帝王必须接受儒学对他们权力的制约。汉朝儒家推出了“天人感应”，这次儒家祭出了“道统”的大旗。而另一方面，商业的繁茂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的框架，北宋神宗时仅市舶税收一项便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近两成，而2000年中国海洋产业产值甚至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3%。南宋时期，中国人在海外的贸易据点多达六十余个，遍布欧亚非，撑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供琢磨的全球贸易体系。“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与此相关联的则是商人阶级不断壮大，并开始逐渐影响社会结构和帝国政策。庶族官僚面对强大的皇权实在无力招架，他们只能把目光转向商人这一新兴团体来寻求支持。在后一千年里，思想领域的更新和世俗力量的联合，成为中国史中延绵不断的两大趋势。不过，当原发趋势遇到了外部干扰，其进程不免遭受重大挫折。正如门阀士族正是由于五胡乱华，才导致了迅速衰落。蒙元政权的建立，严重打击了理学和工商业的发展，阻断了自宋代转往近代化世界的第一次尝试。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借机百业受困于蒙元的萎靡现状，雷厉风行地裁撤了宰相制度，彻底断绝庶族官吏企图借宰相之名借尸还魂对皇帝进行制度性制约的可能。不过，这也促使内阁体制加速出现。明初二祖的集权行为也成为中国历史正常发展中的最后一次皇权主动，此后两百年，庶族在内阁体制的掩护下，抱团取暖，声势屡屡掩过皇室。万历初年，甚至主动与宦官展开合作。嘉靖、万历两朝，尤其是万历一朝，皇帝涉及到的具体政务是递减的，而中央政府对民间的掌控力也越来越弱，皇室逐渐陷入到了民间、商人和庶族官僚的重重合围中。晚明商业的繁盛、民间的活跃已是常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延续宋代科技发展的势头，明末开始出现集成式的科技汇总和突破；此时西方学术经传教士之手成批东传，潜移默化中开始对中国科学理论和政治理论产生影响；理学也得以继续发展，王阳明心学是这一趋势的又一大成果，它推动了最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庶族官僚政治思维的变革；商业势力加速向社会纵深蔓延，并足以改变社会运行模式，人们谋生的手段从农业耕作逐步转为手工业、采掘业、造船业和冶炼业，而商人自己则开始意识到除了货殖之外，交易本身即存在着更为深远的金钱效应和财富增值模式。由宋明二朝累七百年铸造的生活方式、科技水平、财富积累、观念革新以及帝国权力结构的更易，都意味着中国第二次靠近了近代化世界模式的临界转换点。中国式原生原发态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运动”、“全球贸易体系”开始褪去不可捉摸的神秘，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庶族官僚和商人或许已经准备好，民众或许已经意识到，皇室尽管不尽情愿但似也无可奈何，只要再跨进一点，哪怕一步，我们就不用再追问中国的近代化该是如何了。1644年，满族人攻入北京，一切就像倒了回去，蛮族势力再次终止了历史的进程。满洲贵族又开始世袭盘踞官位，权贵的特权卷土重回，科举制惨遭肢解；满洲帝王更信任自己的军队，至鸦片战争前夕，国家财政负担着20万八旗冗员，就像重新豢养了一群庸废的府兵；庶族争取了两千年的权利和地位，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儒家处心积虑制约皇权的手段，顷刻灰飞烟灭；新兴而起的市民阶层和商人团体，在狂暴的屠杀和政策高压下全盘崩溃。最不可接受和悲剧的是，满洲人笑纳了宋明留下的财富，终于拥有实践绝对集权理念的底气和资本，而将同样被遗留下的科技和观念弃之如敝履，从此湮灭于故纸堆中。真是开玩笑，可玩笑的确就这样开了下来。在这个天大的玩笑中，中国人的嘴被封上，眼睛被蒙蔽，耳朵被堵起，肚子被饿扁，书籍被篡改，科技被失传，感情被代表，膝盖被下跪，直到两百年后国门被轰开，国人被启蒙，国家被近代化。这样的结局，充满了历史的悲凉和遗憾，竟还带有了一点戏谑。三十年前，已入老迈之年的朱光潜先生，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只专心翻译一本“二百多年前人文学科开始受到注意时的书进行译述”（赵复三《希尔<欧洲思想史>中译六校后记》）以告诉世人勿忘发问与独立思考。四十年前，在动乱中的梁漱溟先生想起殉清而亡的父亲在死前对他的问话，“这个世界会好么？”我想，一位敢于直面乱象的老者，一生投入中国文化怀抱的哲人，他也会有我今天的疑问，“这是我们的世界么？”李零先生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李零《丧家狗》）

（未刊后记）这是我们的世界么？（三）

三以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近世文明构建起了最终的近代形态，1644年之前，这还只是一个可能性，之后则变为一句宿命的谶语。现在，它已经是事实了。不管东方人乐不乐意，都必须要老实地承认西方就是现代化，不懂西方就不懂现代化。不管是法律系统、教育体系、金融规程、国际秩序还是工业模式、机械技术、医疗手段、科学规范，从软实力到硬实力都源自西方，具体说源自西方的近代化进程。或许有人以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旧腔调，但连西方人自己都反省的旧腔调，根本用不到我一个东方人来为之张目，但不能因为西方人怜悯般的告诉世人其实牙刷是宋代人的发明，于是我们就欣欣然觉得近代世界的建成大家与有荣焉。还有人觉得寻找那个子虚的中国近代化只是民族主义的保守冲动和自卑情结，但中国原发性近代化的蓝图绝不是排斥进步而坐井观天。“直到今天，所有世界体系的研究者，包括马克思在内，他们都是西方人。在世界眼光上，西方是我们精神上的老师，但弟子‘不必不如师’。”（李零《放虎归山》）要把“中国特色”和“某某化”中间用个加号连起来，真是十分困难。不能学功利主义，只把需要的特色切割下来去和需要的“化”拼接，也不能凭经验，谁干得早谁说了算。它需要回到历史中、回到理论里、回到具体的人的要求上，回到历史才能知道中国文明的气质和断层前的状态，回到理论才能冷静接纳在被阻断近代化趋势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回到人的需求上才能最终为中国原发性近代化指明方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也曾登上公开课的讲坛，我对他讲述“古希腊历史”兴致盎然，但我怎么也没料到第一节课就让人如此难以自拔，不是因为着迷而是源自惆怅。这位已秃顶的老教授“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地操着如书面语复杂和典雅的英语告诉全世界一个“不太主观的理由”，“那就是古希腊的地位，换句话就是说，在西方文明史上，古希腊人处于最重要的起点。这种文化不仅最强有力地塑造了西方，也塑造了今天我们所在的整个世界。在我看来，很显然，就算各国国情千秋百态，但西方建立的政府机构和设立的法律制度都给与其治下公民史无前例的自由。再则，西方积累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结合在一起，使医疗和物质领域得以繁荣，其所达之处非但是人类早期所不敢妄想的，就连那些深受西方世界影响的地区，也是难以企及的。”（采用人人影视翻译）请问活跃在日本、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东方古国和文明的学者们，有谁能够说出这看上去似乎充满了“挑衅”意味却有着十足底气的话语？近代化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尊荣和成就，可东方文明把近代化的定义权全部让给了他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因为，人类就此失去了另一种或是另几种的近代选项，而这也正是历史对近代世界最无奈的反讽。这个近代世界，充满了西方的语调。全世界的人可以忘记郑和下西洋时巨大的宝船，却一定不能忘记大航海时代那一叶晃荡的扁舟；可以忘记宋朝的交子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被运用，却不能忘记半个千年后瑞典发行的纸币龟缩在区区数百平方公里内发挥影响；可以忘记中国商人拥有操控世界的银柜金融体系，却不能忘记交易量少得可怜的威尼斯商行；可以忘记开中法施行后晋商对大宗商品的预期交易，却不能忘记一个人口仅百万小国的郁金香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欧洲人的事成了全世界的大事，自由大宪章、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光荣革命、独立战争、拿破仑法典、启蒙运动……全世界的人讲起近代化世界，都要数如家珍一般念叨着这些名词。那时候，东方在干什么？在幕府小天地里自娱自乐，在蛮族入侵中一败涂地，在宗教斗争里乐此不疲，在争夺权力中动荡不安。弗兰克·沃尔班克得意洋洋地满世界说着“希腊化世界”，对此我本来还深为不解，希腊化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可当我翻开曼纽尔·卡斯特的书时，立马就明白了，因为他在卷首已明确告诉全世界，那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是东方人的世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