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權與朝鮮華僑（1940-1945）
出版社:稻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5/01
ISBN:9789866913112
作者:楊韻平
页数:292页
作者简介
十九世紀末以降，日本勢力在東南亞持續擴增：1895年將清國的政治力逐出朝鮮，1910年合併朝鮮，1932年扶植滿州國，1937年將勢力擴及華北、華中與華南。在這一連串擴張下，朝鮮華僑的身分隨之變動，由宗主國臣民轉為平等國交下的「華僑」，並在中日關係惡化之際轉為「敵國僑民」。
内容概要
杨韵平，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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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的一篇序言: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于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袪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胡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纔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于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于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于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参考数据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达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余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于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大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 金雄白自序于香港旅次转贴网上关于＜万象＞最近一期的一篇文章的贴子如下:http://www2.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books&idArticle=39819&flag=1汪伪政权到底如何评价？下面这个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wangjingwei_linsiyun.htm金雄白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第一册篇末, 还写有一篇赘言: 我并不曾打算这本中册于那样短的时期中继上册而出版。我的本意：想把已发表于春秋杂志上的旧稿，重加整理。原定有几节要全部删除；若干遗漏的重要情节想追补，以求充实内容与减少疵谬。但是环境不允许我那样做，既承读者的厚爱，不断来函催促；而曼谷方面，且已有人冒印中册，公然发行。假如冒印者是对我的偏爱，为我代劳，我将表示感谢；如其祇是为了牟利，把我已经发表的部份旧稿，剪贴付刊，弄成首尾不全，乖误百出，因而使人误购的话，我应当向我的读者们表达我深切的歉意。 本书终于在这样仓卒中又与读者见面了。虽然内容曾经有过重大的修改；更搜集了许多有关一代文猷的珍贵图片，加入卷首。但当全书已编排完竣的时候，重读一过，我自己就认为不能满意，更可以想到决难有副于读者殷殷之望了。 要写一个政权六年中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颠末，以我见闻之狭陋，学识之芜浅，而且自始就不曾有过写作的准备，即使当时我可以知道的事情，因之也不曾对其发展的过程加以注意。而今事隔十余年，许多往事，记忆上都已有些模糊彷佛之感，尤其在羁旅之中，手头全无参考数据，以独力来为这一段包罗万象的史实，除非出之臆造；否则，凌乱、琐碎、偏狭、挂漏，自为不可避免之结果。 本书上册发行以后，已获得了许多善意的批评与督责，而且更听到了部份人士的反响。我除了敬谨拜嘉以外，更愿趁此剖白我一些主观上的谬见。 首先：过去为国家抗战而现在犹为国家服务的人们，认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丑事」？固然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上将不容抹煞：而且也不会抹煞，那末让一个身亲目击的人提供一些见闻，会有什么不好；而且我虽然写的是主张和平的政权，但对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们，全书不敢杂以半句的微辞。为已死的朋友们写出其当时处境的艰苦；与内心的彷徨，在提倡礼义的国家，与处身于言论自由的时代，只要我写的是事实，也并不应就认为我的动机就是罪大恶极。成败之局已定，所加上的「汉奸」两字，已百喙难辞。让这些被称为「汉奸」者们，于百劫之余，对当年的如何与敌周旋，和如何甘受利用之经过，有所哀诉，这并不能算就玷污了「民族英雄」。 甚至许多汪政权的旧侣，也对我致以深深的不满，对本书的写作，他们与「民族英雄」倒有几乎相同的观点：以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旧事？所以每当牵涉到他们的姓名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开玩笑。尤其每个人都有其一肚子的委曲，而我又不曾为他们表达。把汪政权的黑暗面也连带暴露了，这自然更是我的荒唐。我祇有祈求朋友们对我的原谅了！但我是这样想的：假如参加汪政权现在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那当时又何必要参加呢？我无暇周谘博访，朋友们又不肯耳提面命，我很抱歉于无法写得那样周到，以符合每个朋友的愿望了。况且任何一个团体，都必有其黑暗的面。这二十年来，宣传上的对汪政权的如何如何，已经给渲染得够绘影绘声了。如其在我笔下，每个人都是至善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我忍心骗读者，而读者能因我的隐饰相信吗？ 若干读者中对我最大的反感是：「我」太多；而对「我」自己，认为夸张得太甚。我在上册自序中说过，我写的仅是个人的回忆录，手头没有汪政府的档案，也没有当时的报刊，没有「我」，也不凭我自己的见闻，试问我还能写出些什么呢？我并不讳言每个人对自己总是最原谅，也最满意于自己毫不足道的一点一滴，而我又不曾学习过「自我批评」，因此就不知应当如何诟责自己。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尚且是一篇胡涂账，用以易粟的写作上的臧否褒贬，我自更无介意的必要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此而已！ 本书在写作与编印中，承读者给我的指正，姚立夫先生对我的协助，颜加保先生、臧勺波先生、汪希文先生，以及不愿发表姓名的若干朋友们，供给了我宝贵的数据与图片，伍爰女士为我雠校，吴漱溟先生为我署签，在此一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一九五九年九月 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金雄白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第三册篇始, 写有一篇 "自白" : 在每一本书正文的前面，照例应该有几句废话。这次我破例用了这自白两字。「自白」就是被指为一个犯罪者的供辞，是的，我确曾为了参加汪政权而被作为罪犯；而且，又确曾于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写过自白。以自白体来为序文，因为有过这一段太宝贵的经验，我自信或许可以写得更为胜任愉快。 我曾经执业为律师，代人写过无数的自白书，而不料最后竟为自己写自白书了。我又曾经为无数的罪犯辩护，但当我为自己辩护时，却并不曾发生一丝效力。我当年写的自白书，原期获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结果反而被拿来作为「犯罪」证据。现在我再写自白，是呈献给我所有的读者，而且愿意接受读者们不论怎样的裁判。 我家圣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杀头的罪名而结果并不曾杀头，不亦尤其快哉？圣叹又说：「抄家，至惨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与红楼梦之贾府媲美，亦无意得之也，又岂不快哉？为此沾沾之喜，因乐于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书中，应该沉痛地表示出若干忏悔之意，我现在衷心忏悔：忏悔于一生中搞政治，为报人，做律师这三项无可补救的错误。 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沿？「国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为什么想管？「天坍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也想去帮着顶？而顾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书毒，不问那时是什么时代，什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现状？盲人瞎马，胡闯乱撞，最后的为罪犯，写自白书，还不千该万该！ 过去我以为报人是一项清贵的职业，清得号称为指导舆论，贵得自命为无冕帝王。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间，使我知道报纸祇是政治的工具，有时且是一个政权的帮凶。同一个人，同一枝笔，于局势多变的时代，可于炎凉易势之中，显出臧否无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为「罪犯」──报纸更添油加酱地指责你的罪状了。我骂完了别人之后，不意竟让别人骂我。我忏悔！我得到了报应！我选择错了一个专事吠声的职业。 我一向天真地视法律为庄严神圣，甚至我费了多年的时间去加以研习。当时我做律师的时侯，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有钱好使鬼推磨，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关说贿赂，而得邀网开一面。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一样也行贿求情，虽荷末减，却又并不能网开一面。我经过了一次体验，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为欺世惑众的工具则可；以之为立国之大本，社会之准绳，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际此本书第三册发行之际，我应先感谢读者对我的包容。为了偿付每天的文债，每一章都是仓卒成篇。为了顾虑周遭的环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隐约其辞。而读者厚我，本书于上中册出版之后，更纷纷对我加以督责与鼓励，希望不草草结束。于是本书又例外地于上中册之后，继之者竟为第三第四册了。更承日本时事通信社长谷川才次先生，经多方审查，尚不以我笔下所写的为臆造，要求将日文版的版权让渡，且已与我签署契约，现正延请名家，从事日译，预定赶于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发行。使汪政权的一段往事，能够让日本方面的朋友读了，于事过境迁的今日，或许为之哑然失笑。这更是我一项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更得对政府道达我的无限愧谢之意。当年让我置身牢狱，我是律师，恰如做医生的更多了一次临床实习的经验；我是报人，更使我有实地采访的机会。政府慷慨地让我获得那么多见闻，吸收了那么多数据，真是万分成全了我，使我于现在飘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旧闻，疗饥易粟。更使本书得以详叙收场之经过，而无负于读者之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马之意乎？是为白。公元一九六○年七月 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
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牵强值得商榷，但却很具有思考性，详细文章链接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wangjingwei_linsiyun.htm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
新闻是现代的八卦。如果不是在那个著名的不要脸的搜索网站上输入“张爱玲 电影”，我就找不到那个著名的电影——什么戒，真是什么一下，我就知道啊。由于太烂，我忘记了诸如以下的细节——片名、著名好莱坞华裔导演的名字，好在我还记得那个漂亮的，以与男猪脚上演床上六十四式而名动天下的女孩子，但是，我忘记了她的名字，由于当今的网络正处于非常时期，手机短信亦是，一百条能停机，网络难道不能？所以我只能输入“张爱玲 电影”，居然，就。原来是就是那个好色的八戒。电影太烂，我还要说，忍不住说，这完全是糟蹋古人，糟蹋汉奸也就罢了，顺带也糟蹋了那个年代，还有爱玲姐姐，如果她在，或者会以头抢地。反正要是我的小说给搞成介个样子，我要么怂点儿，一头撞死，要么，勇点儿，我就一把大火把导演家烧喽。说这本书吧还是，金雄白，正经的和扬名的职业，是记者。他还是上海滩的掘金人，是历史的见证者，游走于各色人等之间。这本《汪政权》已经出世半个世纪了，那个时候，汪政权倒台不过十二个春秋，还有不少的亲历者尚在人间，然而却并没有什么异声，金雄白也算是对得起记者这个职业。很多人忽然关心起这本书，关键是，好色的猪八戒这部烂电影的出现。《汪政权》是最早披露丁默邨与郑苹如一段往事的书籍，它被媒体们翻出来，推波助澜罢了。其实丁默邨郑苹如不过是小小的噱头。很多细节都颇值得玩味。比如清乡，还有吴开先，有趣至极。这本颇具史料价值的史料颇具史料价值。说这么2的话是因为，记者意思考，是人都发笑。金雄白也不例外。又说回了那个话题，汪精卫到底是我不入地狱还是汉奸头子。汪精卫青年时代是才俊人物是烈士坯子是蘸血的大纛，抗日初期，他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国家的二号人物，就在外寇入侵，侵凌国土，全国连掐的像热窑一般的冤仇不共戴天的国共都合作了，丫的带着几个人跑到日本子那儿说，和了吧，甭管将来披露出多少内情，那怕是《赵氏孤儿》再现呢，他至少表面上是个汉奸这总没什么异议吧？那示范效应，那叫一个坏。更何况，就算他是程婴，怎么也得拿出谁是赵氏孤儿的证据吧。这么想想，你所在的单位，大家同仇敌忾对付老板的时候，一个本来和你们一势前因后果了如指掌的人，跟了老板了。你们怎么想？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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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只看到第一册…… -
一些分析，很有道理 -
第一册的一篇序言:
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于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袪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胡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纔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于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于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于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参考数据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达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余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于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大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
金雄白自序于香港旅次
转贴网上关于＜万象＞最近一期的一篇文章的贴子如下:
http://www2.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books&idArticle=39819&flag=1
汪伪政权到底如何评价？下面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wangjingwei_linsiyun.htm
金雄白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第一册篇末, 还写有一篇赘言:
我并不曾打算这本中册于那样短的时期中继上册而出版。我的本意：想把已发表于春秋杂志上的旧稿，重加整理。原定有几节要全部删除；若干遗漏的重要情节想追补，以求充实内容与减少疵谬。但是环境不允许我那样做，既承读者的厚爱，不断来函催促；而曼谷方面，且已有人冒印中册，公然发行。假如冒印者是对我的偏爱，为我代劳，我将表示感谢；如其祇是为了牟利，把我已经发表的部份旧稿，剪贴付刊，弄成首尾不全，乖误百出，因而使人误购的话，我应当向我的读者们表达我深切的歉意。
本书终于在这样仓卒中又与读者见面了。虽然内容曾经有过重大的修改；更搜集了许多有关一代文猷的珍贵图片，加入卷首。但当全书已编排完竣的时候，重读一过，我自己就认为不能满意，更可以想到决难有副于读者殷殷之望了。
要写一个政权六年中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颠末，以我见闻之狭陋，学识之芜浅，而且自始就不曾有过写作的准备，即使当时我可以知道的事情，因之也不曾对其发展的过程加以注意。而今事隔十余年，许多往事，记忆上都已有些模糊彷佛之感，尤其在羁旅之中，手头全无参考数据，以独力来为这一段包罗万象的史实，除非出之臆造；否则，凌乱、琐碎、偏狭、挂漏，自为不可避免之结果。
本书上册发行以后，已获得了许多善意的批评与督责，而且更听到了部份人士的反响。我除了敬谨拜嘉以外，更愿趁此剖白我一些主观上的谬见。
首先：过去为国家抗战而现在犹为国家服务的人们，认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丑事」？固然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上将不容抹煞：而且也不会抹煞，那末让一个身亲目击的人提供一些见闻，会有什么不好；而且我虽然写的是主张和平的政权，但对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们，全书不敢杂以半句的微辞。为已死的朋友们写出其当时处境的艰苦；与内心的彷徨，在提倡礼义的国家，与处身于言论自由的时代，只要我写的是事实，也并不应就认为我的动机就是罪大恶极。成败之局已定，所加上的「汉奸」两字，已百喙难辞。让这些被称为「汉奸」者们，于百劫之余，对当年的如何与敌周旋，和如何甘受利用之经过，有所哀诉，这并不能算就玷污了「民族英雄」。
甚至许多汪政权的旧侣，也对我致以深深的不满，对本书的写作，他们与「民族英雄」倒有几乎相同的观点：以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旧事？所以每当牵涉到他们的姓名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开玩笑。尤其每个人都有其一肚子的委曲，而我又不曾为他们表达。把汪政权的黑暗面也连带暴露了，这自然更是我的荒唐。我祇有祈求朋友们对我的原谅了！但我是这样想的：假如参加汪政权现在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那当时又何必要参加呢？我无暇周谘博访，朋友们又不肯耳提面命，我很抱歉于无法写得那样周到，以符合每个朋友的愿望了。况且任何一个团体，都必有其黑暗的面。这二十年来，宣传上的对汪政权的如何如何，已经给渲染得够绘影绘声了。如其在我笔下，每个人都是至善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我忍心骗读者，而读者能因我的隐饰相信吗？
若干读者中对我最大的反感是：「我」太多；而对「我」自己，认为夸张得太甚。我在上册自序中说过，我写的仅是个人的回忆录，手头没有汪政府的档案，也没有当时的报刊，没有「我」，也不凭我自己的见闻，试问我还能写出些什么呢？我并不讳言每个人对自己总是最原谅，也最满意于自己毫不足道的一点一滴，而我又不曾学习过「自我批评」，因此就不知应当如何诟责自己。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尚且是一篇胡涂账，用以易粟的写作上的臧否褒贬，我自更无介意的必要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此而已！
本书在写作与编印中，承读者给我的指正，姚立夫先生对我的协助，颜加保先生、臧勺波先生、汪希文先生，以及不愿发表姓名的若干朋友们，供给了我宝贵的数据与图片，伍爰女士为我雠校，吴漱溟先生为我署签，在此一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一九五九年九月
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金雄白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第三册篇始, 写有一篇 "自白" :
在每一本书正文的前面，照例应该有几句废话。这次我破例用了这自白两字。「自白」就是被指为一个犯罪者的供辞，是的，我确曾为了参加汪政权而被作为罪犯；而且，又确曾于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写过自白。以自白体来为序文，因为有过这一段太宝贵的经验，我自信或许可以写得更为胜任愉快。
我曾经执业为律师，代人写过无数的自白书，而不料最后竟为自己写自白书了。我又曾经为无数的罪犯辩护，但当我为自己辩护时，却并不曾发生一丝效力。我当年写的自白书，原期获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结果反而被拿来作为「犯罪」证据。现在我再写自白，是呈献给我所有的读者，而且愿意接受读者们不论怎样的裁判。
我家圣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杀头的罪名而结果并不曾杀头，不亦尤其快哉？圣叹又说：「抄家，至惨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与红楼梦之贾府媲美，亦无意得之也，又岂不快哉？为此沾沾之喜，因乐于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书中，应该沉痛地表示出若干忏悔之意，我现在衷心忏悔：忏悔于一生中搞政治，为报人，做律师这三项无可补救的错误。
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沿？「国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为什么想管？「天坍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也想去帮着顶？而顾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书毒，不问那时是什么时代，什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现状？盲人瞎马，胡闯乱撞，最后的为罪犯，写自白书，还不千该万该！
过去我以为报人是一项清贵的职业，清得号称为指导舆论，贵得自命为无冕帝王。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间，使我知道报纸祇是政治的工具，有时且是一个政权的帮凶。同一个人，同一枝笔，于局势多变的时代，可于炎凉易势之中，显出臧否无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为「罪犯」──报纸更添油加酱地指责你的罪状了。我骂完了别人之后，不意竟让别人骂我。我忏悔！我得到了报应！我选择错了一个专事吠声的职业。
我一向天真地视法律为庄严神圣，甚至我费了多年的时间去加以研习。当时我做律师的时侯，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有钱好使鬼推磨，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关说贿赂，而得邀网开一面。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一样也行贿求情，虽荷末减，却又并不能网开一面。我经过了一次体验，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为欺世惑众的工具则可；以之为立国之大本，社会之准绳，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际此本书第三册发行之际，我应先感谢读者对我的包容。为了偿付每天的文债，每一章都是仓卒成篇。为了顾虑周遭的环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隐约其辞。而读者厚我，本书于上中册出版之后，更纷纷对我加以督责与鼓励，希望不草草结束。于是本书又例外地于上中册之后，继之者竟为第三第四册了。更承日本时事通信社长谷川才次先生，经多方审查，尚不以我笔下所写的为臆造，要求将日文版的版权让渡，且已与我签署契约，现正延请名家，从事日译，预定赶于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发行。使汪政权的一段往事，能够让日本方面的朋友读了，于事过境迁的今日，或许为之哑然失笑。这更是我一项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更得对政府道达我的无限愧谢之意。当年让我置身牢狱，我是律师，恰如做医生的更多了一次临床实习的经验；我是报人，更使我有实地采访的机会。政府慷慨地让我获得那么多见闻，吸收了那么多数据，真是万分成全了我，使我于现在飘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旧闻，疗饥易粟。更使本书得以详叙收场之经过，而无负于读者之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马之意乎？是为白。
公元一九六○年七月
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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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现代的八卦。
如果不是在那个著名的不要脸的搜索网站上输入“张爱玲 电影”，我就找不到那个著名的电影——什么戒，真是什么一下，我就知道啊。
由于太烂，我忘记了诸如以下的细节——片名、著名好莱坞华裔导演的名字，好在我还记得那个漂亮的，以与男猪脚上演床上六十四式而名动天下的女孩子，但是，我忘记了她的名字，由于当今的网络正处于非常时期，手机短信亦是，一百条能停机，网络难道不能？所以我只能输入“张爱玲 电影”，居然，就。原来是就是那个好色的八戒。
电影太烂，我还要说，忍不住说，这完全是糟蹋古人，糟蹋汉奸也就罢了，顺带也糟蹋了那个年代，还有爱玲姐姐，如果她在，或者会以头抢地。反正要是我的小说给搞成介个样子，我要么怂点儿，一头撞死，要么，勇点儿，我就一把大火把导演家烧喽。
说这本书吧还是，金雄白，正经的和扬名的职业，是记者。他还是上海滩的掘金人，是历史的见证者，游走于各色人等之间。这本《汪政权》已经出世半个世纪了，那个时候，汪政权倒台不过十二个春秋，还有不少的亲历者尚在人间，然而却并没有什么异声，金雄白也算是对得起记者这个职业。
很多人忽然关心起这本书，关键是，好色的猪八戒这部烂电影的出现。《汪政权》是最早披露丁默邨与郑苹如一段往事的书籍，它被媒体们翻出来，推波助澜罢了。
其实丁默邨郑苹如不过是小小的噱头。很多细节都颇值得玩味。比如清乡，还有吴开先，有趣至极。
这本颇具史料价值的史料颇具史料价值。
说这么2的话是因为，记者意思考，是人都发笑。
金雄白也不例外。
又说回了那个话题，汪精卫到底是我不入地狱还是汉奸头子。
汪精卫青年时代是才俊人物是烈士坯子是蘸血的大纛，抗日初期，他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国家的二号人物，就在外寇入侵，侵凌国土，全国连掐的像热窑一般的冤仇不共戴天的国共都合作了，丫的带着几个人跑到日本子那儿说，和了吧，甭管将来披露出多少内情，那怕是《赵氏孤儿》再现呢，他至少表面上是个汉奸这总没什么异议吧？那示范效应，那叫一个坏。更何况，就算他是程婴，怎么也得拿出谁是赵氏孤儿的证据吧。
这么想想，你所在的单位，大家同仇敌忾对付老板的时候，一个本来和你们一势前因后果了如指掌的人，跟了老板了。你们怎么想？ -
这就要看标准了。
谷歌说要退出去，不少人出来表态，说，不能够，如果是真的，它会损失很多—在经济上。这就是一种标准。不过，谷歌说的是，它退出是为了普世价值，当然你可以说，丫骗誰啊，不过，这是诛心之论，文革常干，我们要肃清文革流毒，可以等谷歌真做出来为了钱不要脸的事情的时候再谴责它.
如果只衡量损失来计算得失，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人活着还有尊严等等等等东西左右着抉择，日本人来了，我们打就会损失，委曲求全能减小损失，所以就跑到南京与日本人合作，这就是书生之见，书生之见在合适的时间发酵，我们说他迂腐，很不幸，汪氏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发了书生意气，他就是汉奸。另外，就像很多人揣度谷歌一样，我也不太相信汪氏是书生之见，他是政治人物，过去是，从来都是。这可不是诛心，看看他主政的伪政府那几年干的那些事就明白了，所以他就是汉奸。光看金雄白不够，那只是边脚碎料，史书虽然走的是官道，但还是有些全局观的。
我不相信一个背叛了大家独自跑到老板那儿去的人是为大家，他说是，那么你也别信，他是在骗你呢。
常年做口述历史的积习让我最不愿意拿初衷说事，原音很简单，诛心之论是文革遗风，必须打掉，说誰想如何如何，拿证据来。还是那句话，如果谁是程婴，让我们看看赵氏孤儿啊。
不提清末那点子事，成么，那毕竟是内部的事情，如果想纵论，估计要另开一个话题了。 -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13977/ 顺便推个帖子 -
没错，和您想的一样，第一反应我也想干死他！
但之后呢？你知道他其实是为了大家伙谋取最大利益而跟老板妥协，敢问您的第二反应会是什么？
一是鱼死网破，一是委屈求全，你可以不赞同他的做法但是你不能磨灭了人家的初衷而后一把把人家归到“汉 奸”里吧？
照你这逻辑，是不是说当初孙中山那伙革命派就是正派，梁启超康有为那伙就是帮着满足欺压咱们汉族的汉奸？ -
历史已成为过去。 -
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牵强值得商榷，但却很具有思考性，详细文章链接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wangjingwei_linsiyun.htm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
曲高而和寡，汪人生之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