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軍》章节试读

《偽軍》的笔记-第1页

1938-39年间，中共冀中区所属的游击队，由伪军反正者约占三、四分之一
很多情形是国军在日军与共军夹击下，为求生存或反共而投伪，或在国共军事冲突中，失败的国军与反共地方武力投伪
类似孙良诚的降日投伪是由于日军攻击，以及受到国府嫡系部队压迫或国府内部火并的双重或多重原因者，可说不胜枚举
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张岚峰，张在家乡组织地方自卫武力后，希望籍日军之助，于国、共、日的缓冲区，发展成雄踞豫东的武力
抗战初期阎锡山有抗战意志与行动，当首先面临日军强大的军事攻击，所部遭受重大损失，接着中共势力阳奉阴违，不听节制，国府中央又想在山西发展势力，这对于提倡山西门罗主义的阎而言，可说是重大威胁
至于阎本人并不真心降日，他只希望与日本秘密谈判时，取得所需的武器与经费。日军要他先公开降日，他则要求日军先提供武器与经费，最后他未取得日军的援助，公开降日之事不了了之
这些原来是国府的乡保甲长，为了自保或保护地方不受日军摧毁，降日继续担任乡保甲长
不少地方武力投伪的动机是经济因素，谈不上是否有民族意识
在中共势力较强的地区，或共军采取军事攻击、威胁与恐怖手段时，地方型伪军被迫屈服而亲共
1945年6月，共军攻击国府马钦武部，袁害怕共军实力，当对国府抱持希望，仍首鼠两端。当马钦武兵溃，中共特工设计让袁杀死马，袁因之得罪国府，袁遂在中共特工鼓动下，率一千七百多人投共
国府各项情报均显示日苏中立条约后，日本与中共关系进入蜜月期：延安共党因日、苏协定成立后，连日举行重要会议，决定停止敌伪冲突，加强联系，以打击反共派，并力谋政治、经济、军事上之迅速扩张，日军此时对共军减少攻击，暂停轰炸延安
1944年，苏北战力较差的中共地方民兵，不仅可以对付成股伪军，甚至部分已敢于和日军作战
1942年日军也提到山东的张步云、莫正民部降日后，实力较小的张希贤、李永平部亦欲降日，因经费不足，无法予以接纳，当在治安上又不能弃之不顾，是够收编他们成为棘手问题
1942年初在安徽津浦铁路东部的 地区，国军经常将共军的活动，通过伪军转告日军，引导日军扫荡，国军趁机公开配合日伪军进攻共军
1939年初共军徽收给养时，到处扣押富户，或将逃亡富户财产作汉奸财产没收分给伤亡士兵家属。实施减租减息时，有时强迫富户借粮给农民的，有专门寻找富户错误，利用来没收财产的（打汉奸——打土豪）
大汉奸的普遍没收汉奸财产是中共重要财政收入外，也巩固了中共对新开辟区的统治
中共广泛地争取伪军，不仅使中共得以扩展力量，更能避免与日军作战，遭受更大的损失，而共军经常攻击亦是中国人的伪军，其成果不错，也使得中共得以夸大其击溃日伪军的抗日贡献
共军的接受成绩不如国府，当共军因苏军的协助，取得日军遗留在张家口的大量武器弹药，因而始终维持着未被傅部彻底击溃的局部优势
投国府的伪政权文武高官被中共骂为逆与汉奸卖国贼，投共者则是光荣反正。可见被中共鞭挞的伪军领导人等汉奸，均是没有投共者。投共的汉奸反而被赞扬，他们不是汉奸
国府在东北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军阻挠中央军提早进入东北，又协助共军，使共军得以在东北各地先行汲取物质与兵源，并在北满建立巩固的基础

《偽軍》的笔记-十二年目睹伪军之怪现状，读《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 十二年目睹伪军之怪现状，读《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十二年目睹伪军之怪现状，读《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 - 1949）
这些身处夹缝中的人们，在丛林法则影响的人们。
民族大义下，群众瞧不起他们，日军、国军、共军，谁逮着谁弄，
像孙殿英说得那样，兄弟们都说，当伪军比死了强些。
贪图享受，胆小怕事，利己比疯狂更容易与普通人相通吧。
伪军，显示着个人利益与民族情绪的摆荡，具体而微地呈现出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利变动。
伪军，名字上依附于伪政权的“军事汉奸”，“伪”字包含主观的价值判断。
伪军被严厉压迫反而会刺激其民族情感，有因敌伪不能控制伪军的下级干部，他们对国军的态度普遍就是“机关枪抬高三尺”。
山西八路军回忆说，“伪军看到日本执行三光政策，有中国人跑出来，悄悄地让开路，还说，走东面没有日本人，结果人们跑远了，他们才向着天空放枪。有的叫人们藏在窑洞里，日本人不走别出来。”
1941年山东济阳县张子谦等部，双重番号，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的旗号守住据点，日伪军离开，就主动恢复国军的旗号。
1942年6月，苏北日伪清乡，伪军除进行经济掠夺外，由于屡遭共军打击，动摇了与共军作战的立场。
“常常分而不进，合而不击，或在遭遇我抵抗时即停止前进，甚至后撤。”他们有时请求共军原谅，或派人通知共军暂避。
兴化县还有些群众以烧伪军家属房子来报复，使伪军不敢下乡烧群众的房子。
汪精卫政权企图将名义上所属军队设法摆脱日军控制，往往难以如愿。
伪治安军自成立至日本投降为止，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军令机构从未发布任何一道作战命令，
即，伪军的行动完全是在日军指挥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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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锡山
1936年，国民军追缴红军时，阎锡山无法单独击败从陕北进入山西共军，他被迫邀请中央军十个师到山西“剿共”。（有六个师是蒋嫡系。）
中央军进入山西后就没有离开，阎锡山曾说“我不亡于共，就要亡于蒋了。”
他还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让牺盟会成员取得可以任命县长的行政专员职务。
抗战初期日军进攻山西，阎部受到重创。
中共就利用秘密党员，又是牺盟会成员的薄一波在山西进行活动。撤换反共县长，掌握县以下基层政权。
阎曾想利用山西地方主义乡情掌握山西籍的共产党员，没有成功。
阎锡山，曾在秘密会议上对心腹部属说，
“抗战以来把晋绥军抗光了，唯有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哪里还有我立足之地？”
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骑墙立场，
“抗日和日”，在抗战中观察形势，如果也做降日准备。
“联共反共”，接受中共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要和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同时，又准备反共。
“拥蒋反蒋”，表面拥护蒋，实际抗拒。
1940年11月间，阎锡山曾派骑兵军军长的心腹赵承绶到太原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联系，
临行前，阎锡山对赵说了一段话：
蒋介石要籍抗日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
也不给补充人员的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
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
如果日本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
咱们自己也不稳定，宜生（傅作义的字）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动摇。
青年干部左倾的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
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
咱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
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么？
抗战固然是好事，但没有胜利的把握，就是打胜了，如果存在不住又有什么用。
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就日军而言，希望阎锡山能够公开降日，
阎锡山虽然想保住实力，但是害怕“汉奸”的骂名，没有投降。
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避免舆论攻击山西军队降日，有时他还设计其部队被日军包围被迫投伪。
在“存在就是真理”的原则下，他也默许、暗示、或者下令部属可以投伪。
奉命或被迫投伪的阎锡山部属，抗战胜利前夕均被他委任为国军，再度重回他的怀抱。
（说明这一招还是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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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殿英
1920年左右，孙殿英从赌博、贩卖鸦片烟起家。
他以庙道会、土匪、河南永城县家乡的民众为基础，兼并其他小股武装，游移于华北各实力派军人之间。
（孙殿英是豫西民众很有影响的庙道会（拜姜太公）领袖，他时常对部属布道。）
中原大战时，孙先投阎、冯，败局已定又转投奉系张学良。
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孙殿英兼并被日军击溃的热河主席汤玉麟部，并以抗击日军博得了好名声。
此时他保释了被何应钦扣押的亲共人士，让中共与左派人士加入孙部。
同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省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蒋中正为了阻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
孙奉命前往的同时，蒋密令阎锡山以及马鸿逵沿路拦截。
他为求取外援，希望与陕北中共及杨虎城合作，但他与马鸿逵作战时，因旅长叛变而失败。
国府又免除他的青海屯垦督办职务，又要庞炳勋等人致电劝他下野，他甚至被阎锡山软禁。
孙部溃散。
孙殿英在山西时，与宋哲元来往。
1936年2月，宋哲元委他为察被保安司令，他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此时无地盘，无队伍。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并给五百支枪。
利用此名义，孙派旧属在河北省收容由北平溃败的散兵、警察、土匪、平津流亡青年，
1938年已经发展到四五千人。
1938年夏，他与戴笠在武汉结拜，透过戴蒙蒋介石召见，任命他为新五军军长。
戴笠派严加高带着电台常驻孙部，控制他的补给与经费。
他经常骂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对部队不公，常说：“我是抗日军，不是中央军。”
孙驻河南云林县时，正式编成第五军，有两师编制。
国府派康翔任其中之一的师长，但孙不放，只给康空头名义与生活照顾。
1939年孙殿英部归庞炳勋指挥。
孙殿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派副军长邢肇棠与中共联系，中共曾送冬服给孙以示好。
中共利用新五军的服装与证件到国府区活动，孙部亦到中共控制区从事商业活动。
孙也协助中共在平津一带的敌占区，采购军工器材、医疗用品和电台设备等物资。
1940年3月，孙部驻防在朱怀冰部与庞炳勋部之间，共军与朱怀冰部发生战斗。
他认为，如果不支援朱部，蒋介石会怪他，若支援蒙受损失，蒋却不会补充。
衡量得失，认为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生存，就采取中立，防备卷入事端的策略。
孙部与共军互不侵犯，共军来到则让防让路。
当朱部被击溃，他派人护送朱怀冰到洛阳，
朱部溃兵带着100挺轻机枪经过，他放人扣武器，将武器送给共军做人情。
当蒋介石听说：“孙麻子多变，已被共产党包围”，孙不得不配合国民政府要求。
蒋介石让亲中共的副军长邢肇棠到重庆受训，为了两头讨好，他向邢告知重庆的命令，暗示让邢自行决定去向，
所以邢籍故离开后，逃往中共统治区。
对于部分共产党嫌疑者，则拘捕不伤害，如此对两方都有交待。
孙殿英在名义上抗日，实际上并不主动攻击日军。
这时在孙殿英的部队中，蒋、汪、共、日四方人员都有，他的司令部餐桌上，谁都不能问谁的来历，
就立场而言，他与国府、中共皆有矛盾，投日有违民族大义，
故游移于各个强权之间。
1943年春，国军驻防太行山庞炳勋部遭到日军扫荡，又被共军袭击，损失惨重，
师长陈孝强被日军俘获，范汉杰与马法五部撤退，
附属庞炳勋部的孙殿英部按兵不动，坐视庞部覆灭，不施以援手。
孙殿英公开降日前，先电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部队被日军包围打散，伤亡惨重。
他本人被包围，走入绝境。
“欲死不能，欲走不得，大家都说当汉奸比死了强些...职之心迹，是难表明，惟有国民与神明共鉴，惟钧座察之。”
他与文强密商，要求“明投暗不投”，协助国府进行情报与策反活动，得到文强同意。
他又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发电，请其向蒋介石及戴笠转告，
请求允许他加入敌方工作，打入日汪内部，作军统地下工作，得到重庆的同意。
孙殿英刚投降时，日军要求他诱降兵败藏匿山中的庞炳勋，他就以独门的鸦片烟追踪，从而俘获庞。
日军仍让他仍庞部二十四集团军的副总司令，但他不满屈居庞之下。
日军与汪政权无法处理他们二人间的嫌隙，就将庞调到开封任绥靖主任。
孙殿英降日后，为保留国府后路，暗中继续与国府来往。他掩护国府特工活动，表示信守降日前对国府承诺。
国府为了拉拢孙，蒋鼎文对孙部在洛阳的留守人员和眷属，按时发放给养。
原定颁给孙的三等云麾勋章，仍以国府命令公布颁发。
抗战胜利后，孙被任命为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仍驻防豫北。
1945年10月，蒋介石派人到新乡向他索还1943年蒋同意给他做曲线救国，以便保存实力的电文，他拒绝。
（拒绝是对的，蒋用这一招弄死了不少人。）
1946年10月，孙殿英率部进攻中共的解放区，战败之后只好在汤阴被动防共，
1947年4月，共军攻击汤阴，派人劝他投降，他认为外围的中央可以援助他，拒绝投降，强硬抵抗。
1947年5月，援军未及时解救，数小时后城垣陷落，孙被俘虏。
但是孙并未被中共杀害或者判刑，不久他患病而逝。
（国民党搞内外有别到了夸张的地步，后来整个部队、整个部队地投降整编也是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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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庞炳勋
庞炳勋曾加入同盟会，北洋军阀中属于孙岳的国民军系，北伐时转投冯玉祥部。
1929年冯玉祥发动反蒋战争，他因时局混沌，又非冯嫡系，不愿加入战局，但被卷入。
当时阎锡山想收编庞部，被庞拒绝，反而暗中和蒋中正接触，
中原大战末期，他见西北军瓦解，想投陈诚，因战乱未及联络，率部随西北军撤退。
1931年他随宋哲元投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时，偕宋哲元发表“团结御侮，誓血国耻”的通电。
石友三兴兵反张学良，冯玉祥要他助石友三，但他厌恶石友三反复无常，决心投蒋介石而按兵不动，
此时庞部扩编为第四十军。
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军时，庞不支持，反而接受国民政府察哈尔主席的职位，
采取反冯行动，其部属不满他反冯，有投冯部者。
以后国民政府又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他陷入尴尬境地，
仍决定投国民政府，庞部内也成立国民党党部。
庞炳勋的部队组成，多是河北家乡沧县一代的子弟。
庞炳勋与士兵同甘共苦，军纪也不错，为下级官兵和驻地民众所拥护。
庞部衣食无缺，官兵有如家人，军政部将其评定为军队经理的最优单位。
庞炳勋1921年剿匪时，腿部受伤，不良于行，人称庞瘸子。
在军阀混战中，他的对手们也称赞“庞瘸子的部队是一支拖不跨、打不散的部队。”
国府欲调他到中央机关任职，他拒绝，
他对部属说：“横竖咱们只有这点儿本钱，到中央做官那一套，咱们是不行的。”
又说：“年年当杂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冲，但愿饿不死。”
（庞部如果被打散，其部下也会寻路前来归队，凝聚力一流。）
宋哲元电他支援抗战，他未理会，甚至欲缩编部队，企图减轻作战任务，却无法避免与日军作战。
1938年，临沂台儿庄大捷，庞部损失严重，他也因此声誉卓著。
（李宗仁回忆录，有劝他一节，有庞部英勇与日军战斗一节。）
1939年初，庞部奉命到太行山建立国府的敌后根据地，并与共军相抗衡。
1940年初，庞炳勋升任河北省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阴谋，“把中央军放在后方，杂牌军推上前线，现在又叫深入敌后，与八路军唱对台戏，弄不好第四十军的老本就会赔掉。”
虽然如此，他拒绝日军诱降，消极应付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敷衍朱德派来的和谈代表。
1940年3月，他与张荫梧、朱怀冰联合攻击共军，张、朱惨败，孙殿英又不听指挥，庞部于共军、日军，犬牙交错之地，局势复杂，按兵不动。
1942年夏至1943年5月，日军展开太行山区大规模扫荡，庞部受到日军攻击，又遭到共军刘伯承部的牵制与“封锁”，他又不满胡宗南部对他的“监视”，孙殿英对他“甜言蜜语”。
1943年2月底，他秘密派王有正，与孙殿英部机要李国安，已投伪的孙良诚代表，汪政府代表许一揆，共同参加日军主持的潞王坟“和谈会议”。
此会议结束后被国府侦知，国府委婉劝庞孙二人悬崖勒马，二人均否认潞王坟会议，
彼此坚称是对方陷害自己的阴谋。
1943年4月中旬，庞炳勋以为日军扫荡太行山的主要目标是攻击日军，未加防备，孙殿英又出卖他，
庞部仓促应战，被日军打败，又在共军袭击下惨败。
他逃到山区躲避，又被孙殿英陷害后，于5月被俘虏到河南新乡。
此时国府特工秘密见他，他透过军统向蒋介石请示“如何自处？”
蒋带口信给他，要他“委曲求全”：“告诉庞更陈（庞炳勋字更陈），让他放开手脚干下去，一切由我（蒋介石）负责，汉奸帽子将来我给他摘。”
于是他公开降日。
日军与汪政权因为庞与孙殿英间的嫌隙，就将庞调到开封任绥靖主任。
日军器重庞炳勋部，协助庞炳勋以英国新式武器为庞装备四个团，
并将汪政权所属的第二十三师也给他指挥，
庞部在日军协助下，成为实力强大的区域性伪军集团。
投伪后，庞部驻地成为国府与日军间的缓冲区，他的辖区内没有大规模的战事。
抗战胜利后，庞炳勋致电蒋介石，表示以戴罪之身听候发落，
蒋安慰他，任命他为先遣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率部反共。
他奉命接收石家庄市，整编该地区伪军。
此时庞部枪支弹药齐全，战斗力不错。
胡宗南到达后，只允许庞成立一个正规师，其他变为补充师，此引起庞部诸人不满。
这时阎锡山、孙连仲也想收编他们，但他们内部意见不一，明争暗斗，收编之事不了了之。
不久，庞以年老体弱，声言要修养，自愿放弃军职，悠闲过活。
1949年，庞炳勋全家到台湾，与孙连仲合开餐馆。
1963年，庞炳勋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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