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滢闲话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ISBN:9787805425283
作者:陈源 著,吴福辉 编
页数:344页
作者简介
（文字编辑：大时代歌姬） 《西滢闲话》是陈源通伯先生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理智的态度在那燥热失控的年代，不被人时人理解，被后人歪曲。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不同，他的态度带有某种超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他直述人民光喊打呀打呀却没一个敢上前，他讽刺左翼的虚伪（《报娘恩》）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实在超前。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不易实现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知音难觅。
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他每每一笔道出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这也是过度前期的中国给人的无可奈何。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著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从容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时耶？运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梁实秋先生称赞他那“费厄泼赖”的精神和宽宏之举。而鲁迅到死“一个也不宽恕”的做法，实在累人累己。
内容概要
（文字编辑：大时代歌姬） 陳源（1896年－1970年3月29日），字通伯，筆名西瀅，中國文學家，江蘇無錫人。
陳1921年留學英國，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次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1924年，陳在胡適的支持下與徐志摩、王世傑等共創《現代評論》雜誌，主編其中的《閒話》專欄。在此期間，陳源與魯迅結怨，二人爆發多次筆戰。
1929年，陳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1943年，陳赴倫敦，在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其間曾幫助李四光擺脫英國政府阻撓回國。1946年，陳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代表，常駐法國巴黎。
1965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外交代表團被迫回國。陳源遂以駐聯合國代表的名義奉命留守巴黎，後被法國警察強行架出，導致其當場心臟病發作而昏厥。1966年，陳源引咎辭職，後居住於倫敦，並於1970年因中風病逝於當地。
陳源之妻是女作家凌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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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遗骨被安葬到家乡无锡。1990年凌叔华在北京逝世遗骨也被送到无锡，与陈教授合葬。他们在英国住了40多年，还是叶落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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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麼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著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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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心思奇差，文思也不知从何拾起。纵使见大人如饮甘露，只好嗟叹此时缘堪了事。但通伯先生瑜文若此，附一文评差可告慰。又及：国内遍寻公允文章而难获，实在难受。得此一篇，恰如黄沙沥金，奈何奈何。原址http://www.eywedu.com/wenxuejiaoyu/wxjy2006/wxjy20061571.html论陈西滢的《西滢闲话》作者：冯 芳《西滢闲话》是陈西滢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其中包含了他对时事和文艺的独到见解和评论。也是我们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坛动向的重要资料。在这78篇的闲话中，文艺和文化评论仅有30来篇。但从这为数不多的评论中，我们却可以窥见作为评论家的陈西滢对文艺的知性的敏感和理性的剖析，更可以洞察到他无可代替的评论个性，以及隐藏在文字背后作家永远无法平息的文化矛盾和焦虑。 一、《西滢闲话》中文艺短评的语言艺术特点 闲话，顾名思义就是“闲谈”，无所束缚的非正式讲话。陈西滢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文体来传达他的创作主张和文艺思想。其“闲话”虽闲而不浮，虽杂而不乱，文笔酣畅，犀利活泼。台湾的浦薛风称他的散文“最属显而易见者，厥为文章之优美。此盖指词句之流利，笔调之轻松，以及情趣之幽默，一若脱口而出，信手写来，毫无推敲之痕迹。实则炉火纯青已臻上乘，故能由灿烂而归于平淡。” 《西滢闲话》中的文艺评论，涉及内容广泛而且新颖，既具有时代性又有超前性。这些内容包括：戏剧问题、版权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电影制作及影评、文艺创作问题，还包括新旧文化问题以及文化实绩的总结等。综观每一个问题，都显示了他作为评论家的敏锐眼光和睿智反应。其中，保护善本问题、报刊杂志问题等有关文艺边缘性的话题，也被纳入他的评论视阈内。而且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被提及或研究的不多，而他却能够从众多的文化现象中抽取出如此多细微而又有价值的话题，并对此做严肃认真而又客观的评论，我们不得不叹服他评论眼光的独到和机敏。 陈西滢的《闲话》，新月派与现代派成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诗人徐志摩曾在某篇文章里评介当时作家，提到陈源时曾说他是正在仔细琢磨他的笔触，功候到了，那支笔落在纸上，轻重随心，纵横如意……”梁实秋也说“西滢笔下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并且他还将陈西滢和周作人、鲁迅、胡适、徐志摩并列称为“散文五大家”。虽然其中不乏溢美之辞，但也反映出他的闲话风格已自成一家。 《闲话》中的文艺评论都短小精悍，用词精到有力，文笔修饰晶莹透剔，更无半点沉滓饶其笔端。其行文随意从容，不呆板，不忸怩，不滑稽，不含混，明快、自然、质朴、有趣也有味。谴词造句都遵循他所谓的“经济原则”，言简意赅。偶尔也有美妙精当的比喻贯穿其间，反语、快语、警语、睿语穿插其中，致使他的散文细密、雍容而又幽默新奇。 二、《西滢闲话》中陈西滢的文艺思想 《闲话》中陈西滢广阔的评论视野和质朴平淡幽默的文风，都来自于他对于艺术和人生的个性化的体悟，虽然这些文学思想和人生感悟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将零散的文艺思想加以整合，我们可以发现陈西滢对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十分理性的见解和更具感性化的表达。 创作态度要端正，要有人本精神。在《创作态度和动机》中，他认为艺术品的产生，没有纯粹的创作冲动，只有混杂的创作动机。他认为一流的作家“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着普通读者的心理。”而二三流作家却因外界的名与利的干扰而态度不端正。 他还认为艺术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归宿，艺术家要怀有博爱的精神，用艺术驱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实现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同时，只有心怀信仰理想而创作的艺术家，才是伟大的艺术家。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主义精神在他的创作理论中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他还提倡艺术的借鉴与创新。在新戏剧的提倡中，他认为“旧戏具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在声、乐、色、动等方面优越于新戏，而“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那么真正艺术便是应当走另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上，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这在戏剧创作理论上无疑是一种中西戏剧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构想，也是他对戏剧创新的一种创造性的见解。 在线装书与白话文的讨论中，他一方面认为线装书不可不读，但另一方面，其中“古人的积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则会使个人思想受到它的排挤。所以在文学方面，中国要吸取西方文学的inspirt,移植西方的花木，培养得法，便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因此，他一方面提倡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另一方面主张西方文学的借鉴。二者的完美融合便是他世界文学的构想。也是他与同时代的胡适、林语堂等其他作家所共同期望的文学理想。 而且，他还提倡艺术创作要注意经济原则的合理运用。 “经济”这个词在《闲话》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对电影制作成本与艺术成效问题进行的探讨，艺术的经济原则运用的极为充分。经济的手段，即用“最少的力量获得最大的效果”，艺术里面“经济是要紧的”，而且他也极其推崇贾波林在电影中的“暗示方法”和“艺术的节制”。他认为艺术要从投入与收效的关系角度，注意叙事的含蓄与编排的经济，以最经济的手段获得最大的艺术收效。同时，在艺术创作中也要杜绝经济原则的乱用。例如，以著述的数量来衡定学术和艺术水平，只会助长抄袭和盗窃之风，此种方式虽然经济，但后果严重。因此，在文学中运用经济原则时要以作品的实效和价值为标准。 从经济原则来探讨艺术问题，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究其原因，这与他的知识体系有关。他在国外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以经济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艺术也是顺其自然的，但这也为他的评论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参照体系，从而形成了他多维的评论视角。 三、陈西滢的文化心态探索 综观陈西滢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一方面他在讲求创新和改革，追求西方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在推崇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具有中国士大夫文学的儒雅与潇洒。在他身上，中和着中西两种文化态势。而他的闲话就是在漫不经意间渗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陈西滢十五岁赴英留学，二十六岁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十年里，英国的萧伯纳、法郎士等自由主义文学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求学巴黎大学的经历，又让他对启蒙主义有了更透彻的感悟。他说自己中了“英国自由主义的毒”，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赞赏罗曼·罗兰的精神和信仰，“他的信仰，是人类的同情，世界的和平，爱真理和公道，厌恶种种的卑劣和虚伪”。而且，要用为了信仰而牺牲一切的精神去创作有价值的艺术品，来“沟通人类的同感，驱除人类的隔膜”。因此，在他的《闲话》中具有极强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色彩，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等都成为他建构文学体系的基石。他还主张在看戏听音乐的“娱乐”中去启发、训练、节制情感，开启国人的民智。这是一种在文艺中用理智来节制情感的方式，体现着他对理性的宣扬。因此，西方的人本精神、理性精神给予了他对文艺进行改革的勇气，指明了文艺前进的方向。 但另一方面，他大张旗鼓宣扬改革的同时，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因子也在跳动。在对待旧戏和新戏的态度上，在白话文的提倡和线装书的拾与弃的争论中，他都没有作出绝对的结论。甚至前后矛盾，语无伦次。而这就是他闲适文风下的逻辑和理智上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同时代的其他留学海外的作家不可避免的。陈西滢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受诗书的熏陶，因而传统已深植于他文化建构的底座之中。 所以，他的国外经历“导致了他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既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熟悉西方的现代文明。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他始终处于彷徨不定，犹豫不决的境地”。著名史学家钱穆认为“通伯先生那一篇意见，既不站定在鸿沟之这一边，又不站定在鸿沟之那一边。…通伯先生，固然不失为当时一新人物。据我此刻想来，通伯先生在当时，究是与一般新人物之间也有距离”。因此，陈西滢自身的文化体系不仅是与新文化有距离，而且与传统文化同样有距离。 《西滢闲话》中，鸿沟两侧对立清楚尖锐，但他却无法倒向任何一边。一方面当他看到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文化垢痹深厚时，他就主张取法于西，改造中国，呈现出反传统的文化态势。另一方面当传统文化处于优势地位时，他又主张发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提倡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呈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势。对于具有双重智慧的他来说，中西两种文化始终是不平衡的，以西方为参照，中国若固守传统则就没有新生的希望，以传统文化为参照，任凭西方文化纵横中国，那么中国文化就有被冲跨的危险。所以，他就只能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不能作出一种单向的文化选择，从而呈现出中庸的文化态势。 因此，《西滢闲话》中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实则暗滔汹涌。文化认同的焦虑一直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致使“闲话”并非“闲话”，而是他与同时代其他留学者的心灵矛盾与撞击的见证。 (冯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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