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书评

从史景迁到陈寅恪

最近才注意到史景迁。此前看到杨念群批判中国当代史学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a41600100096r.html）。鉴于“当今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中国当今史学完全丧失了想像力”、“中国当今史学像个鹦鹉学舌的理论秀艺人”这三大罪状，杨呼吁给中国史学来点“感觉”。其实，要说史学的“讲故事”和“想像力”，恐怕无出史景迁其右者，奇怪的是，杨并没提到史景迁。我是在书店偶然看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史景迁作品系列的。那些书名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翻看之下，大呼过瘾。“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很有点像博尔赫斯的小说，而“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读来如同苏童的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当然，还可与钟鸣的小说《春秋来信》相参照。史书也可这样写吗？真是叹为观止。余英时认为史景迁的史著有以下特点：第一、他的作品具体而微地展示出一个时代的性格和精神。第二、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实性无不建立在充足的文献根据之上。第三、通过对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说家的巧妙手段，说出整个故事的真相，读来津津有味。第四、在他的叙事中，用墨或浓或澹，或隐或显，一切都遵守着适当的章法。第五、在人物描写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轻重并不以他们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为标准，而是看相对于阐明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一般人性而言，他们究竟可以发挥多少作用。第六、对于人物的处理，他并不仅仅止于外在的描写，而是让读者对他们有亲切的认识，有如曾接晤过其人一样。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杨念群所倡导的史学的“感觉主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a41600100099d.html）。总的看来，似乎就是“心态史”的路子。要谈“感觉主义”，恐怕陈寅恪早就谈过了，而且对“感觉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穿凿傅会”有所警惕——“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感觉主义”，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标榜当然容易，但是如何落实到历史书写当中，恐怕还需很多努力。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干预下，历史的“真实”都很难保证，来点“感觉”又何如呢。进一步说，历史如何书写只是“表”，历史学家个人才是“里”。人都没有“感觉”了，又如何写出有“感觉”的历史来呢？历史写作，某种意义上，和文学写作没有什么两样。历史写作固然有知识学上的范例，但史家自身的“感觉”、情怀却是无法复制的。历史著作之优劣拼到最后，实际上就是拼史家个人修养之高低了。在一个史学传统不断被打断、支离破碎的艰难处境下，强调历史理解的个人性也就更为重要了。陈寅恪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