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章节试读

《贫民律师》的笔记-第1页

1、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能睡觉就是我们的一切了。婚礼很排场，但蜜月却很简单，当这段时光过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时工作的办公室，在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中，我们有十八天都没有性接触，这是她数过的。开初几个月她还觉得挺好玩，但渐渐地厌倦了被忽视的生活。我并没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轻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里谁也不抱怨这类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为股东，所以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时付酬也比让妻子高兴更为重要。离婚已是屡见不鲜的，我从没有叫鲁道夫减轻我的工作负担。到我们结婚快一年的时候，克莱尔已十分恼怒，我们开始争吵。她决定去医学院读书，她已厌倦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她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自我专注的人，我想这个想法倒不错，这样可以使我大大减轻负疚感。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关于挑选股东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一些风声。我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同其他同事进行一下比较，我感到我进入这个圈子还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我还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克莱尔决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些。所以我们两个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们不再争吵，只是各人干各人的。她有她的朋友和她的兴趣，我有我的。幸运的是我们没犯下生孩子的错误。我希望我做事与众不同。我们曾经相爱，而现在再让它离开。当我走进漆黑的公寓时，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我需要克莱尔。当你已和死神面对面时，你需要有人和你谈一谈。你需要感受别人对你的需要，需要别人的爱抚，需要有人告诉你有人在关心你。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些冰，坐在公寓的沙发上。我郁郁不乐一个人生闷气，因为我太孤独了，后来我的思绪又转到我同那位先生一同度过的六小时。后来又喝了一杯伏特加。我听到了她来到门口的声音，她打开门，叫声“迈克尔”。我一声没吭，因为我还在生气，她走进房间，当她看见我时停住了。“你还好吗？”她关切地问道。“我挺好。”我轻声说道。她放下大衣和提包，走到沙发旁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你到哪儿去了？”我问她。“在医院。”“当然。”我喝了一大口酒，“我这一天可够难受的。”“我都知道了，迈克尔。”“你都知道？”“我当然知道。”“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在医院呀。”“我们这九个人当了六个小时的人质，八个人的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亲人，我们算幸运，逃了出来，是秘书开车把我送回来的。”“可我离不开呀。”“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你打电话了吗？”“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2、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岁，越战老兵，有过前科，但不严重。在新闻之后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抢劫遭逮捕时留下的档案材料，但看起来并不太像那位先生，没有胡须，没戴眼镜，看起来也更年轻一些，新闻报道说他是无家可归的，而且吸毒。但这次犯罪的动机尚不明确。也没有家人出现。……德文-哈迪曾在国家植物园当过多年的看门人，由于削减预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抢劫入狱服刑数月，后来就流落街头了。他又饮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艰难，不时在商店趁人多时扒窃。格林的这个事务所已几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师则一无所知。对于这次的犯罪动机，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确说到最近他被人从栖身的一个旧仓库里驱赶出去。因付不起租金而驱赶住户是要由律师履行法律程序的。对于特区中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驱逐出去的问题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据格林先生说，十四街那个律师事务所是由一个慈善机关办的，仅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的。“原来我们由联邦政府支付费用时，我们曾有七名律师，现在只剩下两名了。”他这样告诉我们。难怪《华尔街日报》对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这九名服务于全国第五大公司的律师中有谁被杀害甚至受了轻伤，都会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长篇报道，我还在办公桌旁坐着，看着报纸，没有任何损伤地做着工作。不然我也会在停尸房里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3、我桌子上整齐地摆了一排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足有十多个，没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我走到我的计算机桌旁开始寻找我那些客户的索引。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客户，每一份新的档案都立即输入到我们的数据系统中去。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秘书和律师帮办们人手一个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进入总信息库查询所有档案。如果我们棕榈海滩的任何一个遗嘱验证代理人处理一件有钱的客户的房地产的话，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个键去了解我们事实陈述的基本情况。关于河橡公司，这儿共有四十二份档案，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购买下来的不动产转让。钱斯是每份档案记录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驱赶住户的行为，有三起是在去年发生的，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容易的。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买下了佛罗里达路的那份房产，卖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们的客户从这份房产的一个废旧仓库中驱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哈迪先生。他个人曾要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这份财产，因而就来找到律师。我把这份档案的名称和号码抄了下来，就向四楼走去。来到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几乎没有人是愿意做不动产律师的，因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领域，可以施展才华，建立名气，诉讼无论何时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诉讼律师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领域吸引了极富才华的律师，吸收和获得仍然是热门，保证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睐。我的领域是反垄断，是深受尊敬的行业。税法是相当复杂的，但这方面的开业律师却很让人羡慕的。政府关系（即在议会外为影响议员投票而进行的疏通或游说话动）方面的律师是人们所讨厌的，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所以在特区的每家律师公司都染指其中。但谁也不是主动想当不动产律师的。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不与人交往，他们也无疑要阅读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总被公司的其他律师认为低人一等。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个律师都在他的办公室内保存一些现时的档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门能得到的都是已过时的档案材料，每个律师都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出示给其他律师看。除非公司高级股东或委员会的执行人员要求他这样做。这次驱赶擅住者的档案材料仍然属于现时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哈迪事件之后，这份档案材料一定会作为特殊保护对象的。我看见一位帮办在秘书处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看一张蓝图，我就问他布雷登-钱斯的办公室在哪儿，他用头向我示意就在大厅对面的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令我吃惊的是钱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显出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闯入让他有些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礼貌的做法是我应先打个电话预约时间，然后才能来访。对这些繁文缛节，我也不太在乎。
4、“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从一所旧仓库中驱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们公司驱赶的？”“是的。”他冷冰冰地说，由于他的防范态度，我猜想那份档案在白天就已挑出来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层人物都仔细研究过了。“有什么事儿？”“他是擅自强住的吗？”“他当然他妈的是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擅自强占的住户。我们的客户打算清除这帮家伙。”“你可以担保他是擅自强住的人吗？”他把头低下，眼睛有些红，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我可以看一看档案吗？”“不行，这件事与你无关。”“很可能有关。”“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鲁道夫-梅斯。”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恐怕这样不太好吧？”“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就顺利地当上股东的话，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当可观，财产也是巨大的了。正是这个梦想让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办公桌旁。我正在桌子上计算着这些数字，这是我经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经常干的。这时电话响了，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
5、在我温馨漂亮的房间里，我想到了莫迪凯-格林，他这时正在义务地为避雪的无家可归的人忙活，为饥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这时是满脸微笑，语言亲切。我们两人都有法律学位，我们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都具有律师的雄辩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帮助我的客户吞掉他们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的进账金额上再加几位数，我也从中获了利发了财，而他却在帮助他的客户吃上顿饱饭有张温暖的床。我看着我在记事本上写的数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发财之路——一种愧疚攫获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贪婪。
6、“我间接听说他们在驱赶住户之前并没有出告示，这些住户说他们已经付了房租给那个地头蛇，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房客，这就需要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才行。”“那么擅自强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吗？”“不需要。这类事是常有的。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常住进一些废屋中去，大多数情况都什么事也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就属于他们了。一旦房主出现，就可以把他们赶走，根本不要什么告示。这些流浪汉什么权利也没有。”“那么德文-哈迪是怎么跟踪到我们公司的呢？”“那谁知道。他可一点也不笨。尽管他疯可一点也不傻。”“你认识那个地头蛇吗？”“认识，他可完全靠不任。”“你说那个仓库在哪儿？”“现在已经没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7、我一个人在狭窄的沥青小路上开着车，他昂首阔步地在球道上跟踪着他的球，我也纳闷，为什么我那么害怕这位灰白胡子的老人。他让所有的儿子都有奋斗的目标，并努力工作，成为了不起的人，一切都为挣大钱并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他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样，并不是天生就有社会意识的。我们捐赠物品和钱给教堂，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向政府纳税，是法律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当然，在这些付出之中，如果成就了某种善事，我们也是有份的。政治是那些愿意玩这种游戏的人的事儿，诚实的人是在这里无利可图的。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有所成就，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社会受益也就越大。树立远大目标，勤奋工作，公平处事待人，发财致富。第五个洞他是打了双倍的杆数才打进的。他上车时抱怨说他击得太轻了。“也许我并不是在找一个比目前更好的位置。”我说。“为什么你不能有话直说呢？”他说。我和往常一样，由于不能正视这一问题，所以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我在考虑公共利益法。”“那又是哪门子法？”“那就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不为挣很多的钱。”“那算是什么？你现在成了民主党了吗？我看你是在华盛顿待的时间太久了。”“华盛顿有许多共和党人，实际上他们才是大多数。”我们把车开到下一个发球区，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他原来是个高尔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精神难以集中。
8、“这里住多少人？”“一个也不住。这只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但这里的厨房每天都开伙，只准备午餐和晚餐。这不是专门的避难所，只是在天气不好时教堂才出于善心让人们来避难。”我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些人平时住在哪儿呢？”“他们有些人哪儿都住，有的住进废弃的建筑物里，这算是幸运的；有的就睡在大街上；有的睡在公园里；有的蹲汽车站；有的在大桥下面栖身，只要天气可以他们就能对付。今天夜里是太冷了。”“那些避难所在哪儿呢？”“到处都有，大约有二十个左右，一半是私人开的，一半是市政府开的。由于新的预算，可能有两个要关闭。”“有多少张床位？”“有五千个吧，有时多点，有时少点。”“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准确统计可不容易。总不会少于一万人吧。”“一万人？”“是的，这只是在街上发现的，现在可能还有二万人目前与家人或朋友同住，但一两个月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说明在街上就足有五千个人？”我问道，声调里充满了怀疑。“只多不少。”
9、“你在特区律师协会里很活跃吗？”他问道。“还可以，怎么？”“只是好奇而已，随便问问。律师协会可为无家可归的人做了不少无偿的服务。”他在引我上钩，我可不打算上当。“我是处理重大案件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不是在撒谎。四年前，我曾帮助我们的一位股东为在德克萨斯州监狱的一个犯人写辩护状。我的公司就主张对其所有的同案犯提供无偿性的服务，但是免费的工作最好别影响了营业额。
10、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不，谢谢。”“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有的。”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11、“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 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
12、“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
13、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14、“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那你去哪儿呢？”“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流浪民法？”“是的。”“他们付你多少工资？”“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你真是疯了。”“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很抱歉，鲁道夫。”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15、他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昨天夜里他同阿瑟商量过了。说给我十二个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凯那个事务所所付工资的数量给我增加工资。并且说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尽力去保护穷人的利益，我可以作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员为他们干一年活儿，这样他们会满意，我也可以充满精力地回到公司来，我的兴趣也就得到了满足，就可以把我的才华全部奉献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我也对这个想法有些动心，不禁盘算起来。我告诉他说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而且尽快给他答复。他又提醒我说这件事必须要交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为我不是股东。公司对非股东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呢。鲁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公司的反垄断部门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所以我要离开，势必会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难，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公司有八百名律师，总会有合适人选来填充这一空白的。去年我的收入将近七十五万美元，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们这个舒适的小屋用早餐和听他们迫切挽留我的建议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给无家可归的人或慈善事业，然后在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也不失为好主意。在讨论完年假的事情之后，我们又转而商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当我们一项一项地讨论要做的事时，布雷登-钱斯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我们见过面。”我回答说，在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时，他曾问过我负责我这一部门的股东是谁，我告诉过他鲁道夫这个名字。看来他倒是没去找过鲁道夫说我的坏话。“一个蠢货。”鲁道夫不禁说道，这声音钱斯几乎都能听得到。我的看法和鲁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过一页，早把钱斯忘到一边，又继续我们的事了。我办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
16、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说哪里话，巴利。”“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为什么？”“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我知道。”“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17、“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公司的？”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实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当比尔把盖尸体的布单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奥塔里欧平静地躺在那里，就在那一时间，那一地点，就在那个停尸间里，我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在周末前后。”我说，我没做进一步的解释，他也不需要听什么解释。他摇了摇头，好像我收拾东西要离开公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必须让他明白这一点。“巴利，你阴止不了我，谁也阻止不了。”这时他开始不住地点头，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一支枪指向你的脸，钟也停止了走动，这时立刻涌现出一些最需要考虑的东西：上帝，家庭，朋友。钱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业随着每秒钟嘀嘀嗒嗒地过去，你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你怎么样？”我问他道。公司和事业，在这几个小时之内也已降至到最低层的位置。“我们在星期二正开始一个审判，实际上，当那位先生来打扰时，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无法要求法官延期审理，因为我们那位客户已为审判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受伤，你知道，起码身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们一鼓作气开始了审理，就一直没有停下来。那次审理救了我们。”当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药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来，因为两周以前我也会这么说的。“好，”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来你一定挺好吧？”“那当然。”他是诉讼律师，很有男子汉气质，特氟隆色的皮肤，还有三个孩子，所以作为他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要过太奢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18、我关上门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档案，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做出几种推测。一、钥匙好使。二、这不会是个圈套，我没有树过什么敌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档案的确在办公室，就在窗子下面的抽屉里。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发现。五、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七、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的确有我所需要的证据。我把这些内容写在一个记事本上。如果偷档案材料被人发现，那就会立即遭到除名的处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问题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钥匙开钱斯办公室的门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复印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公司里的档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说要复印一百多页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说我得在复印机旁站上好几分钟才能印完，这时是无处躲，无处藏的，那太危险了。一般情况都是秘书和一些职员来搞复印，而律师是不干这类事的。复印机都是高科技的，很复杂，只要我一按电钮，就毫无疑问地会面临困境，而且它们也都编好了密码，要先按几个按钮，这样机器就会把它复印的每一张纸的费用记到某一客户的账上。而且这些机器都放在十分明显的地方，没有一台机器是放在角落里的。我想或许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门找一台复印机，不过我要是各处走动又太惹眼了。我可能只有把档案材料带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没什么差别了。不过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四点钟时，我拿着一大沓档案材料走过不动产部，好像我去干什么正经事儿。赫克托没在他办公桌那儿，钱斯在办公室里，他的门虽然关着，但他打电话的尖尖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我从门前走过时，一位秘书冲我笑了笑。我注意到这里没有保安摄像机，有些楼层有，有些楼层没有。有谁会在不动产部安装什么保安设施呢？我五点钟时离开公司，在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就开车去了我的新办公室。我那几个同伴还没走，仍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索菲亚同我握手时笑了，但那笑容如昙花一现。
19、 护士又拿了一些药进来，我让她把每种药都向我说一下名称，然后我说不必服这些药，它们只是治疗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动的，而我所要的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七点半钟时，医生们来了，很快做了个检查，由于我没有什么严重损伤，我很快就会出院，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要做X光透视，我想说不，但他们说我妻子已和他们说好了。我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到底怎么样。然后又看报纸上乱七八糟的新闻，希望这时不要有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进来看见我穿着这一身黄色的佩斯利长衫。在特区要想找回一辆撞坏的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事故刚发生后不久就去寻找。我开始找电话簿，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电话寻问负责交通的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门的回答也是漠不关心的。现在还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呢？大部分撞坏的汽车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个废车停放场，在城的东北边。这个消息是中央管辖区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她曾在动物控制中心工作过。我给各个警察分局打电话，但他们说有些车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个停放场去。那位秘书告诉我，我的车很可能在废旧汽车拆卸场。这个拆卸场是一个私营企业，她解释说，所以这很可能会引出麻烦。她曾在交通部门工作过，但很不喜欢那儿的工作。这时我想起了莫迪凯，这是一个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个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点才给他打电话，我把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并让他放心说我虽然住进医院，但没什么大事。我问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车，他倒有些主意。
20、“那你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吗？”“当然愿意。”我十分坚定地说，甚至是十分气愤地说。看来我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了。“好吧，他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接受测试，不论远近，只要和那份档案有关的人概莫能外。”这时咖啡和啤酒都上来了，这给我一个喘息机会来考虑刚才的话有无失当之处，或可做何调整。赫克托曾说他已深陷麻烦之中，那测谎仪很可能会毁了他。你在迈克尔-布罗克离开公司之前见过他吗？你们谈起过丢失档案的事吗？你是否帮他得到了那份档案？是还是不是，尖锐的问题，简短的回答。他无法说谎，他无法渡过这一测试关。“他们还取指纹。”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这倒不是为了害怕装在身上的窃听装置，而是为了气氛放松一下。那倒不一定有效，我不会留下指纹的，在这事之前不会留下，在以后也不会。“他们真可以。”我说。“实际上今天一上午他们都在取指纹。从门上，从灯的开关上，还有档案柜上，取了不少。”“希望他们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人。”“说来也巧，你知道，布雷登办公室里有上百件正在使用的档案，他丢失的那份正是你想要看的那一份。”“你想说什么？” “随便说说，巧合，真正的巧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说给听我们谈话的那些人的。我想我也该表演一下：“我不喜欢你这种谈话方式，”我简直在冲他吼，“如果你们要指控我什么，就去找警察，要个逮捕证来，把我抓起来。要不然就收起你那馊主意。”“已经惊动警方了。”他说，语气冷冷的，而我故作发脾气的气势也缓和下来，“报的是失窃。”“当然是失窃，去抓偷你们东西的喊吧，别跟我浪费时问。”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有人给你过一串布雷登办公室的钥匙吗？”“当然没有。”“怎么有人看见这个空档案袋在你桌子上，里面装有一个纸条和两把钥匙，一个是门的，另一个是档案柜的。”“我根本不知道这码事。”我一边故作气愤地回答，一边努力回忆我把空档案袋放到了什么地方。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受过的训练应是以律师的方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罪犯的方式进行思维。赫克托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也喝一口咖啡。该说的已经都说了，信息也都得到了。一方面是公司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赫克托本人的信息。公司想找回档案，而且其内容又不泄露出去。赫克托的信息则是他很可能因此而丢掉这份差事。只有我能救他，我可以返回那份档案，承认是我干的，并答应保守档案的秘密，公司很可能会原谅我，这样就不会引起对他的伤害，对公司也好。保住赫克托的工作可能只能以返回档案作为条件了。“还有别的事吗？”我问道，突然想立刻离开。“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做测谎检查？”“我给你打电话。”
21、资金的来源是来自联邦政府，这在特区来说是不足为怪的。邮电部门要投资二千万美元在城里建两个大宗邮件的服务中心，而河橡公司是几个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中的一个，很有可能中标，签约和施工搞这一项工程。有几个地点已作考虑，但地段都不好，都是比较乱，经常出事的地区。去年十二月份中已公布了三个地点。河橡公司已开始把它可能需要的一些廉价的地皮全抢先买下了。TAG公司是正式注册的公司，其股份是独资性质，主人是蒂尔曼-甘特利。在这份档案的备忘录上被描绘为有过窥淫的癖好，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曾数次被定为有罪，他是城中有名的恶棍。除此之外，他还从事二手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非法交易。他买进那些被人废弃的楼房，稍加修缮再转手卖出或出租。在这份档案中甘特利名下列着十四处这类产业。当美国邮政总局需要地皮时，甘特利就和河橡公司挂上了钩。一月六日，邮政总局用挂号信通知河橡公司说这项设施的建设者、拥有者、土地所有者的公司已经选定。一个协议的备忘录规定每年的租金付款为一百五十万美元，保证期限为二十年。这封信上还说，由于时间紧迫，邮政总局和河橡公司的最终协议的签定不应迟于三月一日，否则这桩交易就将终止。经过七年的计划和打算，联邦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它建成。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们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开始投入工作。在一月份，这个公司就买下了佛罗里达大街那个旧仓库的地皮。那次驱赶住户的活动就是在那儿发生的。档案中有两张那一地区的地图。图上把已买下的地方和正在谈判的地方涂上了深颜色。现在距三月一日仅有七天了，钱斯把档案丢了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佛罗里达大街的那个旧仓库在去年七月已被TAG公司购买去了，花了多少钱，档案上没有记载。河橡公司花了二十万美元在一月三十一日把它从TAG公司手中买下来，正是在这四天之前德文-哈迪以及伯顿一家人等都被赶到了大街上。我在我现在称为起居室的那间屋子的光秃秃的地板上认真地翻阅着档案的每一页纸，认真研究，把我所需要的内容在我的记事本上详细做了记录，以便我可以完好无损地将它送还。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份十分常见的房地产档案：有前几年的税款记录，一连串的名头，以往的交易，买卖的合同契约，同经纪人的通信，交割会的文件等等。因为这是一笔现金交易，所以不涉及银行。在档案里面左侧有一页附页，上面是记事录，把档案中每一项内容的日期和主要内容都作了简要记载，从每一份档案中的记事录的水平你可以判断一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秘书的工作能力如何。每一张纸，每张地图，每帧照片，总之，任何一件东西，不管是什么，凡是进入档案的，都被记到记事录中去。这项工作在我们刚参加工作时都经过严格训练，都已深深地印入脑海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任何事情比翻遍厚厚的档案去寻找没有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些细节更令人沮丧的了。如果你不能在三十秒钟之内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按我们的行话来说，那份材料就没有用了。钱斯的这份档案做得相当精细。他的秘书是一个十分细致的人。但其中也有篡改的地方。在一月二十二日，赫克托-帕尔马单独一个人去过那个旧仓库，只是例行公事，做购前的勘察。当他进了一个指定的门时，他遭到了两个小流氓的袭击，被打中了头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棍子打的，并且用刀逼着他交出钱包和现金。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家休息，并打算把这次攻击行为写成一个备忘录，然后放在档案里。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打算再去勘察，但要带个护卫。”备忘录也进入了那份档案。但是，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情况却没有备忘录的记载。一月二十七日的一项记事内各是这样写的：备忘录——去现场做经营场址勘察。赫克托在二十七日去了旧仓库，带了一名护卫人员，勘察了那个地方，毫无疑问，当时擅自强占这里房屋的情况正愈演愈烈，从他另外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判断，这个情况也是写成了一份备忘录，而且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这份备忘录已从档案中取走了。这当然不是犯罪的行为，我也从档案中取下过一些材料而不在记事录中留下说明，但这些材料我用完后是一定要再放回档案中去的。如果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项内容，那就应该在档案中找到它才行。交割活动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进行的，那天是星期五。在接下来的星期二，赫克托又返回旧仓库去驱赶那些擅住者。同他一起去的是来自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护卫人员，他是特区的一名警察，还有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们是一家专门负责驱赶活动的公司派来的。根据他的备忘录，这次驱赶活动共用了三个小时，其详细经过他记了整整两页纸。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来赫克托对这类驱赶活动是不喜欢的。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位母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住在一个两室的公寓里，连暖气也没有。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她当时和警察厮打到一起，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出去了。”看来奥塔里欧是目睹了他母亲和警察的抗争的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22、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23、“你签租约了吗？”“没有，那家伙说房子是非法的，所以没有什么书面材料。他还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擅住的。”“他只要现钱？”“对。”“你每个月都付了吗？”“尽量付。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收钱。”“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拖欠了一点儿。”“多少？”“大约一个月的房租。”“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你认识其他房客吗？”“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另一端？”“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看不见，仓库很大。”“你住的房间有多大？”“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有电吗？”“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有暖气吗？”“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24、他们只是些流落街头者，没有记录，没有房租收据，无迹可寻。理论上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但棘手的问题不少。想让无家可归者作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甘特利先生决定从中作梗。他统治着街头，我并不急于插足他的王国。莫迪凯通过施小恩小惠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密报网络，但他还不能与甘特利抗衡，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讨论如何避免把TAG公司推上被告席，因为很明显，如果把甘特利也告了，案子就会难办得多了。我们只起诉他的共同被告——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然后由它们把他牵进来，充当第三方。但是如果我们要索赔，甘特利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案子的进展，把他排除在外等于自找麻烦。必须找到赫克托-帕尔马。我们一旦找到他，就能向他索要那份被藏起来的备忘录，或让他转述其内容。找到他不难，要让他开口就难得多了。他很可能拒绝合作，因为他要保住饭碗，他早就告诉我他有老婆，还有四个孩子。这件案子还有一些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纯粹是法律程序上的。我们作为律师，无权代表朗蒂-伯顿的继承人和她的孩子提请诉讼，我们必须由她的家人聘请，尽管这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正在狱中服刑，她的父亲不知是谁，所以莫迪凯主张我们应该请求家庭法院指派一个受托人处理朗蒂的遗产。这样我们至少一开始可以绕过她的家人。先假定她的四个孩子有两个以上的父亲较为妥当，分遗产时每个不负责任的家伙都得通知到。
25、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26、许多名人也曾被捕过，我使劲地回想他们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一生几度身陷囹圄，还有像伯斯基和米尔肯那样以及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著名大盗。那些影星和运动明星也曾酒后驾车、嫖娼、携带毒品。他们也一样被塞进警车后座，像普通罪犯那样被带走。一位从孟菲斯来的法官被判终生监禁；我上大学时的一个熟人正被关在过渡教习所；我以前的一个客户因为逃税被关进联邦监狱。这些人都曾被捕，被带过闹市区，受到警方指控，留下指纹，被拍照，照片上编有号码。所有人都平安渡过了牢狱之灾。
27、入狱手续头绪繁多，我懵懵懂懂地跟着加斯科，他领着我就像领着一只迷途的羔羊。眼观鼻，鼻观心，我不停地告诫自己。别看那些人。首先将随身物品丢下，登记一个清单；走进肮脏的大厅拍照，脱鞋量身高；如果不想笑就别笑，但请看着镜头；接着照侧面；再去留指纹处。那里恰巧很忙，加斯科就像铐一个精神病人那样把我铐住，然后自己去找咖啡。被捕者来回穿梭，在办着不同的手续。到处是警察。一张白面孔，不是警察而是像我这样的被捕者——年轻，男性，穿着漂亮的藏青色西服，看样子喝醉了，左颊上有一道划痕。在星期五下午五点之前怎么会喝醉呢？他大声威胁着，口齿缠夹不清，语气严厉，可没人听。一会儿他就不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极度恐慌起来。外面已黑下来了，周末已经开始了，这就意味着罪行的开端，监狱会变得更忙。加斯科回来了，将我带到留指纹处，看着仪器非常清晰地将我的指纹留下。
28、没必要打电话了，我的律师就在附近，虽然加斯科没看见他。我们越向下走，监狱的大门就越厚重；我们背道而驰，外面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能保释出狱吗？”我终于忍不住问道。我看见了前面的铁栅栏，窗户上的铁条和带枪的警卫。“我想你的律师正在替你办。”加斯科答道。他把我交给科菲中士。科菲把我推到墙边，踢开我的双腿，搜遍我的全身，好像要搜出一个子儿来。一无所获。他指向一台金属探测器，努嘴示意我走过去，我照做了。门铃响过，狱门滑开，现出一条通道，两侧是铁牢笼。大门在我的身后哐啷一声关上，打碎了我提早出狱的美梦。
29、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
30、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31、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你好，赫克托。”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谁是原告？”“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那么我到哪里去呢？”“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我得离开了。”他说。“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好的。”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别客气。”她答道。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
32、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33、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
34、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一）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二）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
35、“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36、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
37、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
38、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39、他在激我与他争辩，可这样的争论不是我所要的，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场无谓的拉锯战。“你现在有多少钱？”我问。沃纳这个贪婪的家伙对他的财富颇为自负。“四十岁时我会把一百万放在共同基金里；四十五岁时，将变为三百万；五十岁时，一千万。到那时我就可以退休啦。”这些数字我们耳熟能详，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你怎样？”他边切着上等鸡肉边问我。“让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岁，净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岁时，如果我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大约有一万；到我五十岁时，我应该有两万存款。”“那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十八年的穷日子。”“你对贫穷一无所知。”“那不见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贫穷就意味着廉价公寓，一辆伤痕累累的旧车，破烂的衣裳，没有钱周游世界，没有存款也没有投资，没有退休，没有安全感，什么也没有。” “太棒了。你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确实不懂什么是贫穷。你今年能挣多少？”“九十万。”“我挣三万。如果有人逼你为这个数目工作，你会怎样？”“自杀。”“我信，我真的相信你会拿把枪掀掉自己的脑壳，如果你只挣三万的话。”“你错了，我会服药。”“胆小鬼。”“那样廉价地工作我实在受不了。”“噢，你能那样廉价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样廉价地生活。”“一回事。”“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说。“我俩确实不一样，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迈克尔？一个月前你和我一样。现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衣衫不整，满嘴服务人类拯救人类这一套昏话。你究竟中什么邪了？”
40、报道相当详尽，从疏散住户写起。被驱赶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后他突然出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扣留人质，人质之一就是我。从我引出莫迪凯，然后又写到伯顿一家之死。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尽管我在那位记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争议的文件。他信守诺言——文中没有暴露我们的名字，只作为消息来源。报道写得再好不过了。报道中没有引用被告的话，看来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们联系
41、“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期限多长？”莫迪凯问。“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他都告诉你了。”“他真不好对付。”“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42、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
43、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你为什么不读了？”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
44、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
45、“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有点印象。”“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受排挤？”他问。“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原先在华盛顿？”“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

《贫民律师》的笔记-第100页

特别喜欢这种涉及人性转变和人性探讨的东西，就像在看＜制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