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书评

布考斯基的Guts

从《邮差》到《女人》再到《夹心面包》，布考斯基一直试图在底层生活的折磨中挣扎生存。《邮差》里的主人公亨利•切那斯基正是他的人生一部分的缩影。亨利是美国社会典型的失败者，但他本人丝毫不介意。从事着勉强糊口的邮差工作，支撑他的是啤酒、威士忌、赛马和一夜之欢的女人。每天的工作伊始都是在宿醉中挣扎着的，而后或徒步于暴晒，或被雨水浸透，游荡在洛杉矶最令邮差崩溃的街区和角落，可是他还是去挑战，挑战痛苦，就是寻找痛苦来忘记痛苦。那在英文里叫gut,即是有种。看完《邮差》后对亨利有种奇特的膜拜，书中的亨利虽然决绝，给人感觉是当你没办法为一个人付出并达到被接纳和感激的效果时，折磨对方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绝对的绅士，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经常会在他不经意间表现出来，尽管他不在乎什么“高尚”情操，比如信仰、比如文明。在我看来，那也是布考斯基的guts之一吧。

独具特色

布考斯基那张斑驳不平的脸因一些角度不同手握酒瓶的照片显得卓尔不凡。他立志甚早但成名甚晚（五十多岁），他是名符其实的大众诗人，来自底层成名后也没有寻求新的生活，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既莫名憎恨又乐于其中。他刻意留给公众的形象其实是现代美国某种“悖谬文化”的象征：莽撞而又机警、落魄而又豪爽、精明而又粗鲁，所有这一切通过他对诗与酒的痴迷抒发出独具特色的力量。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1994）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派驻德国的美国大兵（有波兰血统），母亲是德国人。布考斯基在德国出生，两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巴尔德摩，后又搬到加州帕萨迪纳（离好莱坞不远）定居。在洛杉矶大学读书期间布考斯基就开始写诗，他的志向就是诗人，此后一直在艰苦谋生和努力写作中挣扎，出版过多部诗集，直到在出版商朋友的请求下写出小说处女作《邮差》才算摆脱打杂谋生之苦。《邮差》的故事就是对他十多年间两次在邮局里工作的提炼和概括，这份工作使他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非常深厚的认识。就在他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中，生活也偷偷更新了他写作的风格。成名之前有一段时间，布考斯基一边写诗一边为花花公子写一些夸张粗俗的色情小说。他成名之后作品里仍然保留了很多色情元素，不过他已不再写赤裸裸的欲望，而是对欲望进行清算。欲望在他落魄的岁月是非常特殊的存在，给了他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体现在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布考斯基作品里女性的形象非常单调：性感、神经错乱、歇斯底里，以及具有自毁性人格。这些要么说明愿意他与之交往的女性群体很狭窄，要么说明他只对某一类女性感兴趣。他对女性的偏见，以及由此招至的女权主义批判，虽说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也很能难说是恰如其分的。实际上，无论布考斯基小说里那些女性的鲜活形象多么突出，他描写的只能算是世界的某个断面，准确说是那个由粗鲁男性培养出来的街头文化圈，而它与上流社会培育优雅举止的沙龙文化没有任何交集。底层男性的特点在布考斯基的小说中有清晰的体现：害怕和敌视警察，宁愿独自解决一切麻烦。这也是这种街头文化小说里最基本的戏剧冲突。因此小说里会涉及到一些非法动机和轻微罪行，但并没有滑向娱乐化黑道小说或犯罪小说，而是很地道的现实小说。故事里的冲突大多会走向滑稽的结局，形成一种黑色幽默风格的讽刺。布考斯基的小说会细致地描述行动步骤（就像海明威描写斗牛、拳击和钓鱼），偶尔会有一些小感悟，告诉你有哪些小事可能在不经意间将你毁掉，比如酒，比如欲望，比如漂亮女人，还有对命运的憎恨等等。这方面他有最丰富的经验，也有很灵巧的解决方法。这次出版的两本书《邮差》是长篇小说，《苦水音乐》是短篇小说集。《邮差》里的一个场景很能说明布考斯基小说的品质和它所描述的人物性格。主角切纳斯基去农场拜访妻子的祖父，老头很酷，养了一群水牛，某天用车载着切纳斯基去参观水牛。老头把纳斯基独自丢到牛栏里，自己则回到车里呆着。然后水牛突然出现并直奔而来，切纳斯基敏捷地从牛栏底下一头钻进水沟，等水牛走掉后爬出来对车里那些大笑不止的人说“现在我见过水牛了，我们要去喝一杯。”这个片断就可以作为布考斯基特色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邮差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那一定是命运——终其一生无法摆脱的牢笼，凌驾在你自由的生命体上。然后从你意识到的那一刻起，你心甘情愿扮演起囚徒的角色，不苟言笑，纵情享乐，直到一纸死亡通知单宣判你的无期徒刑。我想Charles Bukowski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他的睿智之处体现在他从一开始就判定出了这场命运的性质——It began as a mistake。可毫无悬念的负隅顽抗会徒劳无功不说，还会赋予命运嘲笑我们的权利，这是怀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作者坚决不能忍受的。刀俎鱼肉的腐朽体制，水深火热的底层生活，命运无处不在，命运无孔不入，哪怕它苟延残喘，也能将我们生吞活剥、置于死地。我想，自己无疑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切纳斯基的命运跟邮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先后任职邮递员和分发员，默默忍受不公平待遇的洗礼，流水线的工程让我不禁联想到富士康企业的运作。他是生活的奴隶，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如同行尸走肉般用酒精和女人麻痹自我。正如作者所说——至少我和斯通在一起时我没有任何期待，而这里却没有任何意外。太过清醒势必会奋起反抗，所幸世上有酒这味疗伤良药，痛快服下，在醉生梦死中不省人事，在威士忌掺水的味道消失殆尽后，重复前日的颓废。我们都被打劫了，除了把自己灌醉，别无选择。切纳斯基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即是写作。他写作仅仅为了写作，写作对切纳斯基来说和宿醉没有不同，不过是他的生活方式而已。这么纯粹的出发点多好，不被名利熏染，散发出世俗的种种恶臭。而这部作品的诞生就是那么简单——早晨就是早晨而我还活着。我也许该写部小说，我琢磨着。我真的写了一部。我喜欢书中字里行间渗透出的颓丧美，落魄，潦倒，才能孕育出这么真实的感同身受，虽然我并不认同他的价值观。我还被这句话悄悄下了蛊——我要整个世界或什么都不要，淋漓的极致注定会与社会脱轨，可我要驶向的无非是自己的玫瑰墓园。

恐惧

百无聊赖烦躁不堪时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原本以为内容阴暗现实，没想到却让我心中郁结一扫而光。这并不是童话，主人公也不是英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辗转起伏，浑浑噩噩，酒和女人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乐趣，在对世界的不断反抗中不断挫败。平淡的叙述，平淡的面对，整整一本书，读的时候像是傍观者一样看着人物的平淡的生活，合上书后，看看窗户外一片明亮，窗前摆着芳香的百合和艳丽的玫瑰。那样看起来自甘堕落，在现实虚伪的人生中挣扎沉迷的生活。我以后会面对吗？年轻就意味着看不见前路，单纯地认为一生的道路单纯美好，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回报。我现在就这样认为。——怀抱着希望，因为眼前是奶白色的日光，海蓝的天空。真不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啊。十几年的邮差，一日复一日。大雨落在他的身上。作者说，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恐惧”。生活的恐惧，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在我面前呢？或许，它早已困住了我。

译后记（作者：杨敬）

大约十年前，我还是个奔波于泰晤士河畔上课或者打工的留学生，每天很晚才能回到住处，坐在红色的巴士上昏昏欲睡，不知错过站多少次。中国留学生习惯扎堆住在一起，保持着和国内没有区别的娱乐。这并不完全适合我。当时我不习惯英伦的摩登艺术，质疑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教育，感觉不知道自己到伦敦学什么来了。打破郁闷，我碰巧听到了一个男性的声音在黑白纪录片里朗读“born into this……” 我感觉自己的魂魄凝固，心被抓住了。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语言！这种语言只能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来形容。这个人是亨利•查尔斯•布考斯基。我曾有过的文学梦，消散在海明威之后。现在我发现了布考斯基。他的作品惊醒了我休眠了十几年的文学心意，似乎那就是我想倾诉的语言。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也想象不到话可以那样讲来，如此震撼。我读的第一本布考斯基的作品就是本书《邮差》（Post Office），他的小说处女作。我不仅很快就看完了，而且情不自禁想对朋友讲讲。可是，大家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只有我的好朋友Amy受到影响也买了一本来看。她比我晚几年回国。有次越洋电话，她说在地铁见到一个英国人正在读《邮差》，就主动搭茬儿想说说自己对这本书的体会。“……可是那个英国人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了。”这是她的原话。那个英国人惊讶的是什么？中国人不应该会对布考斯基感兴趣，还是中国人到了很了解布考斯基的作品的时代？不妨假定这个英国人是对的。然后问自己为什么他会这么想。2007年我已经回国。我注意到某直辖市外文图书馆目录里没有任何布考斯基的作品。中文网上搜索几乎是空白的。因此我于忐忑不安之中萌生了翻译《邮差》的想法。中国读者一定要知道查尔斯•布考斯基，而且会喜欢他的作品。特别是在布考斯基的作品传遍世界，译本超过十几种语言的时代。布考斯基其人最近有关布考斯基的内容在网络逐渐多了。不妨先戏称“网络布考斯基”（中文网络）。以中文诠释海外文化是传统做法。以中文教育模式来编辑海外文学也由来已久。用中文思维理解海外文学就多少有点问题了。以前我读到过有关海明威之死的中文介绍，说他不堪忍受疾病的痛苦而开枪自杀。尽管海明威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是如此草率的中文表达显然是对海明威一点也不了解的表现。把他自杀的原因归结到不堪忍受病痛，在海明威自己的文化里，等于说他是个胆小鬼，孬种。对海明威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自杀，而是怎样自杀。海明威一生都在与死亡和恐惧搏斗。他的死是其作品最终的延续。他不能忍受的并非病痛，而是像一个软弱的人做最后的挣扎。就像他在作品和言论中经常提及的，那样死去不像一个男人。男人要死得有尊严，是那些坚持着军人和勇士文化的国家的悠久传统（本质上是英雄主义）。饮弹身亡是军人追求的归宿。这才是海明威的选择。前阵子那两个职业军人出身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在他们的最后一刻没有一个做得到这一点，与之形成强烈反差。崇尚“像一个男人那样死去”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欧美很多国家。某些中文思维与其说是误会了某些文化背景，不如说是拒绝了解，而且有“修正”的嫌疑。如今，需要一点点改变。尽可能地尊重原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和其作品本身。否则我们将很难了解布考斯基是怎样的人，以及他把怎样的灵魂带进了他的作品。 亨利•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年生于德国的安德纳赫，他的同名德裔父亲作为参加“一战”的美国士兵在那里同他的德国母亲相识，约会，结婚。小亨利三岁的时候举家迁居美国。洛杉矶是他长大的地方，也是他生活了五十年的地方。他的作品是洛杉矶半个世纪的写照。布考斯基生于三代酗酒的德国移民家庭，六七岁到十一岁每周至少三次受到体罚，随后痤疮长满了他的全身，经久不治，无疑加深了他与家人及同龄人的隔阂，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都是不被接受的。此时遗传基因帮助他发现了纵饮啤酒可以让他感觉快乐一点。就像以后他发现写作是另外一件能让他放松、快乐的事情。青春期的布考斯基，高大魁梧，精力旺盛，充满了挑衅倾向。这种倾向有点像他的前辈海明威挑战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布考斯基在挑战自己的痛苦。挑战痛苦，即是寻找痛苦来忘记痛苦。所以他半生热衷于街头斗殴。他不介意被打败。也许那正是他想要的。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重要的不是被打的伤疼，生活本身更加难以忍受。他曾回忆他在不断斗殴中发现手小给他带来很大不利。即便如此他还是维持了30%的胜局。斗殴是酒吧文化，也是美国文化。在这个拓荒者的国家，每个男人必须证明自己勇敢强悍。布考斯基醉心于斗殴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与他屡次提起他父亲的行为是怎样“草鸡” 有关。他自觉流着同样怯懦的血。他对他父亲的为人深恶痛绝，他对胆小、怯懦深恶痛绝。正如后来的电影《酒鬼》（barfly）中切纳斯基对人解释他为什么总向比他强壮的人挑战时，他说：“……那证明我有种！”记住这句话。有种，英语里叫 gut。口语中的guts和书面语的解释有区别。尽管我们可以泛泛理解为勇气，但不足以表达gut的含义。gut 更加情绪化，更强调男性本能。这个单词对了解布考斯基很重要。布考斯基作品中对于他为什么那样憎恶他的父亲有充分地描写。而他的自传式小说创作（六部英语小说，都是中长篇）同样很好地概括了他的生平。 青年的布考斯基游荡在斗殴、纵饮、写作的漩涡中。正如一个漩涡中的人东西不着，南北不靠。他守不住一份工作，但是他有一美元就会在附近酒吧喝掉。传记作家称他这段时期开始了“barfly years”，大意是飞舞于酒吧的苍蝇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他经常光顾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发现他的写作导航者约翰•方坦（John Fante）的时候，在方坦的《自问尘埃》（Ask the Dust）一书里，布考斯基感觉到了什么，或者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潜质。他有两年在洛杉矶市立学院新闻记者班上学习。但是他回忆说那个时候他随处躺着什么也不干，这令他成了不及格的学生，失败的打工者，让他更加无法待在家里。于是他乘上开往新奥尔良的巴士。到一个工厂打工，试图挣一些钱之后能够租一间屋子全天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尽可能离他父亲远点。这个时期他每周都在写“short story”。有点类似国内的短篇小说，但是没有“短篇小说”的模式化，不如说是故事。1944年他第一次有机会发表于《短篇故事》杂志（Story）。按照他的采访记录，这一年也是他性经验的第一次。那是在酒吧认识的一个喝醉的胖女人。他甚至怀疑这个女人事后偷了他的钱包。此后，女人进入布考斯基的生活。在豪饮、打架和写作之外，他开始结识“crazy women”，也就是酗酒、歇斯底里、生活七零八落的女人。此时最重要的情感关系是一个叫做简（Jane）的女人，年长他十岁。在《邮差》中他极富感情色彩并且毫不掩饰地描写了他和简混乱的同居生活，醉酒、谩骂、打架、分手、邂逅、垂危、葬礼。后来，他为简写了无数追念情诗，感人至深。简就是《邮差》中的贝蒂。1952年4月，布考斯基在和简同居期间成为了美国联邦邮政的候补邮差。1955年，布考斯基辞职几个月后，再次申请回到邮局工作。1958年邮局重新雇用布考斯基为邮件分发员。用他本人的话说，“那是14年活地狱。”《邮差》叙述的正是这一段时期布考斯基的生活。这个时期布考斯基有过一次短暂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芭芭拉•弗莱因（Barbara Frye）是本书中乔伊斯的原型。正如评论界一贯的说法，查尔斯•布考斯基的作品几乎都是自传式的。我们读他的作品的同时也体验着他的生活经历，他个人的历险。如今出版的若干他的正式传记则全面叙述了他的生活和创作，而不是传说中的布考斯基。因此，切纳斯基和布考斯基还是有区别的。再次回到本书完成的1969年。当时还是办公用品经销商的约翰•马丁（John Martin），爱好收集文学作品。他曾说，当他在一份地下出版物里读到布考斯基的时候，就像电影聚焦，其他人都退到了背景之中。马丁认为那是一个生活在穷街僻巷的人为生活在那里的人而写作。那是来自流浪街头的声音。马丁继续说，当他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认为不管自己是银行家还是别的生意人，“you go for it。”他决定成为布考斯基的出版商。成立黑麻雀出版公司（Black Sparrow Press）。约翰•马丁凭着生意人的敏锐和文学爱好者的热情，可以说是嗅到了布考斯基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写信给布考斯基，并且拜访了他未来的无价之宝。约翰•马丁此后出版了布考斯基的所有作品，而且敦促布考斯基辞去邮局的工作。他支付布考斯基每月一百美元（1960年代这是相当可观的数目）的终身生活补贴，无论他们的出版事业成功与否。这样，布考斯基终于结束了他的噩梦，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与别的作家把职业写作当作追求不同，布考斯基从来没有相信过他可以靠写作生活。他写作仅仅为了写作。写作对布考斯基来说和宿醉没有不同，不过是他的生活方式而已。不用说约翰•马丁开始是赔钱的。于是马丁对布考斯基说，如果他能写小说就好了。因为小说（泛指中长篇小说）比诗更卖钱。这时布考斯基四十九岁。约翰•马丁不久后接到了布考斯基让他去拿小说的电话。他惊讶于布考斯基怎么能够在四周左右写出一部小说。布考斯基的回答是“恐惧”。这部小说就是本书《邮差》。四周左右完成的小说反映了布考斯基写作风格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一个诗人写的小说着重在语言本身以及语言的内涵，而不是传统的小说框架，更不是通俗小说肥皂剧般的“情节设计”。消弱小说结构，以第一人称自然地叙述个人经历。就像西方厨师形容佳肴“simple and best”。或者只能说这就是布考斯基！布考斯基所说的“恐惧”，是对生活的压力。仅仅依赖每月一百美元生活，使得有从不欠账的德国家教的布考斯基无法不忧虑钱的问题。于是他开始接受公开朗读作品的邀请而获得一些报酬。同样原因布考斯基为一些色情杂志写过短篇故事，纯粹为了挣钱，因而受到过联邦邮政的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坏名声。随后被渲染、夸大。布考斯基承认他不喜欢写这些东西，就像那些酒醉被拘押的记录，他说那是愚蠢的，他没有借口。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做过很多蠢事。1975年布考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勤杂工》（Factotum），仍旧是自传式描写了同一主人公查尔斯•切那斯基从事下等的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酗酒，斗殴……在公开的朗读会上布考斯基开始结识并约会一些主动找上门的女朋友。这些女朋友后来被他写进著名的畅销小说《女人》（Woman），包括他如何认识他的下一任妻子琳达•李•贝格（Linda Lee Beighle）。此后布考斯基拒绝了投怀送抱的女粉丝。他半开玩笑地说他和那些女人的交往是一种“研究”。布考斯基以其犀利的风格，开诚布公地描写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讨论了情感，性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冲突。尽管《女人》中不曾对女人有半点恭维，不曾修饰赤裸裸的事实，但其真实深刻的描述，从未有过的对女人的揭示，仍然征服了大量女读者。1982年查尔斯，布考斯基完成了小说 《夹心面包》（Ham on Rye）。小说标题本身是说夹在父母中间的孩子。Ham是火腿，也是未成年的作者；Rye是黑麦面包片，也是作者的父母。标题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矛盾关系，特别是一个孩子噩梦般的童年—少年—青春期里无助的痛苦处境。这本书是在约翰•马丁的敦促和劝说下写成的。多年的苦涩回忆，对于布考斯基来说原本不堪回首。完成这本书或多或少释放了他的心理压力。此时布考斯基的写作收入达到了必须避税的额度。他和琳达•李在洛杉矶僻静的地段购置了房产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布考斯基在他的老爷车彻底报销之后花了一万六千美元买下了崭新的黑色BMW320I。花甲之年，查尔斯•布考斯基终于能够享受生活。当他的邻居必须外出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在白天悠闲地坐下喝酒，围绕着的是几只猫，代替了过去的狗。影视制作人开始对他的作品显示出浓厚兴趣。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电视采访大都是这段时间拍的。据说制片人在等待《酒鬼》的拍摄资金到位的闲暇中记录了布考斯基的自述。电影人频频造访让今日好莱坞巨星及导演西恩•潘（Sean Penn）与布考斯基结成了忘年交。邻居看到西恩•潘和麦当娜夫妇出入布考斯基住宅，十分惊讶。“为什么麦当娜来看你，汉克？”他们问。西恩•潘崇拜他这位年长的朋友，甚至倾倒于布考斯基那种街头的“风度”。也许是电影史上的遗憾，承诺只要一美元的西恩•潘最终因为采用不同的导演的分歧而没有出演《酒鬼》。不过，因为西恩•潘，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导演经常拜访布考斯基夫妇。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多年来一直是布考斯基的粉丝。在西恩•潘的引荐下，波诺邀请布考斯基夫妇到他家中做客，甚至答应为琳达现场演出。1985年在好莱坞东区，布考斯基和琳达举行了婚礼。在场的亲友谁都不记得这是多少年之后布考斯基再次穿上了西装。他的私生女莫瑞娜（Marina）携男友参加了父亲的婚礼。布考斯基父女有着深厚的感情。1988年布考斯基在他三十五岁时的一次大出血之后，再次经历了健康危机，体重剧减。他完成了小说《好莱坞》（Hollywood）。这本书基本描述了《酒鬼》从筹备到上演的故事。布考斯基展示给读者传说中的“好莱坞”世界，形形色色的制片、导演和电影明星。布考斯基厌恶那里的一切。出版于1994年的小说《虚幻构思》（Pulp），几乎是布考斯基对自己死亡的自嘲。他深知自己的健康状况，感觉这差不多是他最后的绝唱了。《虚幻构思》的主角不再是我们的英雄切纳斯基，故事也远离了布考斯基本人的真实经历，幽默、深刻、超现实般的幻想色彩。书中的“lady death”就是死亡的召唤。现实世界中，1994年3月9日11点55分，查尔斯•布考斯基在加州小镇圣佩德罗病逝。临终前他没有和妻女或任何人说什么，完整了一个硬汉拒绝表露伤感的人生。在我们遥望布考斯基的小说、诗作的时候，在我们听闻他的声名狼藉的时候，思考他是怎样一个人，尚显不足。布考斯基生活中的女人们尝试过各种方法改变他的为人，那确实是“正常人”所忧虑的问题。毫无疑问，布考斯基就是布考斯基，即便面对死亡也不曾改变。布考斯基一方面是传说中有暴力倾向的酒鬼，另一方面却是个十足的绅士。尽管他不在乎“高尚”情操，无视社会文明，甚至在自己婚礼的教堂里咆哮“上帝根本不存在！”然而欧美传统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例如，他在《夹心面包》中鞭挞邻里的虐畜行径；而在他无意间惊扰一对正在亲热的老夫妻的时候，他不禁深深致歉，还返回去邀请他们喝一杯。在《邮差》中，乔伊斯抬脚踢了“毕加索”——那条可怜的狗——引发他的狂怒。贫穷无助的普通人从未受到布考斯基的怠慢。相反，他极端厌恶充满铜臭的名流，包括他的一些作家、诗人朋友。他经常无端挑战他们的自负。花甲之年的布考斯基甚至准备和声名鹊起的肌肉发达的动作片明星打一架。他面对一个越战归来的家伙大谈杀过多少人的时候，呵斥他滚蛋，当这个人用枪抵在他的太阳穴来威胁时，布考斯基一如既往地无所动容。布考斯基在1960年结识FrancEyE，他女儿莫瑞娜的生母，也就是《邮差》中费伊。当他听说FrancEyE怀孕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像一个传统的对女人负责的绅士那样提议结婚。但是FrancEyE拒绝了这个提议。布考斯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她们母女，而且从未间断过情感上的联系和关注，不弃不离。尽管布考斯基声称他不能忍受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家庭生活，事实上他却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父亲，从来不对他的小女孩说不。晚年的布考斯基之所以使用电脑打字，是因为琳达•李觉察出只有莫瑞娜能够说服他，并且教会他使用电脑。莫瑞娜也真正以她的父亲自豪。另一方面，在《女人》中，布考斯基最终在那些女朋友中选择了一个笃信宗教、经营着健康食品饭店、受过良好教育的琳达•李。她甚至为他做过一张木床。布考斯基爱上琳达•李，表明他像一位旧时代的绅士那样，迎娶一位淑女为妻。所以，我们应该人性和多方面地看待布考斯基。他不曾为自己的拘捕纪录或者酗酒或者给色情杂志写故事而自豪，我们也必不惊讶于此。即便在我国的现实中，酗酒、斗殴也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只不过人们对于一个杰出的诗人来自这种生活始料不及。布考斯基与文学一个杰出文学家的诞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写作语言和思维方式。这和某些畅销书作家的娱乐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布考斯基不仅创作了如此独特而卓越的作品，而且带来一种精神，一种文学的品质，独特地表达了人生。布考斯基的语言风格正如U2主唱波诺所说，他没有工夫润色，直接深入骨髓。用最朴实的口语切入事实真相的简洁英语。例如，《邮差》一开始的独立一行字：“It began as a mistake.”多么好的起始。英语所谓“great opening”。译者在此颇费周折也无法转译原文的巧妙之处。布考斯基小说的章节和段落特点短小、简洁，以便“easy reading”，阅读毫不费力。融汇口语化的精炼，颇与白居易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诗作中绝妙的例子更多。比如，他在《噢，是的》（oh,yes）里略略数笔，勾画出那“nothing worse than too late”的人生感叹。晚年他曾吟诵出“There’s a Bluebird in My Heart That”（《蓝鸟》）以及著名的《生就如此》（Born into This）。在采访中布考斯基谈及应该怎样写作时，他列举了法国作家席琳（Louis-Ferdinand Céline）和海明威，强调句子之间的“能量”如海潮般前仆后继，贯穿文字之中。这也是他自己的写作追求。另外一次采访中他谈及第一次发表短篇故事，他评论别的作者时说，那些人受到过良好教育而去写柔弱的事情，玫瑰啊，玫瑰，等等。布考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家之间的区别。平庸的作家以那些“柔弱的事情”来逃避现实；真正的作家直面生活本身，揭示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质。布考斯基无疑涉足了人类灵魂中尚且荒芜的远方。所以，著名音乐人汤姆•维茨（Tom Waits）评论说，查尔斯•布 考斯基是为普通人，为街头流浪者写作……他看到了角落里谁也没有去过那么远的黑暗……他为那些没有自己的声音的人呐喊。布考斯基曾说海明威过于严肃，所以他自己加入了幽默。布考斯基追求直白、轻松的写作风格最主要的影响来自约翰•方坦，前文提过青年布考斯基在图书馆找到了他的小说《自问尘埃》，毕生受到该书影响。布考斯基为后来再版的《自问尘埃》作序，高度评价约翰•方坦“writing with guts”。可以理解为约翰•方坦的写作充满着彻底表达人性最真实的感受的勇气，特别是文学中无人触及的那部分。英国传记作家霍华德•桑恩斯（Howard Sounes）在传记《囚禁于疯狂生活》（Locked in the Arms of a Crazy Life）一书中总结布考斯的基本质特征是“诚实”（honesty），一种灵魂深处的坦诚，也就是布考斯基所谓的“gut”。他的前辈海明威曾经说过，“只要是真实的，没有什么题材是不好的。”布考斯基把文学的真实开拓得更彻底，风格更突出。布考斯基三十五岁时经历严重失血病愈之后，短暂戒酒的不安和无聊让他听从一个女朋友的建议去赌马。起初他认为那很愚蠢，然后终生没有离开过赛马场。这也形成了布考斯基著名的写作癖好：赌马。布考斯基说他不去赛马场就无法写作。这有点像海明威观看斗牛。海明威研究死亡，布考斯基观察生命存在。“……成百上千的面孔，他们有自己的梦想，他们都想赢……他们想要什么而没有得到什么，一切如何发生……告诉我了些什么。”在采访中布考斯基如此说。布考斯基的日常工作大约是晚上自己带一瓶酒去工作间打字，直到他不得不睡觉为止。第二天他才考虑昨晚写了些什么，并做删节、修改。像艺术家常有的事情，假如他非得要完美的写作，反而受到阻碍，写不出来。这种特别的工作方式有时会引起一点小玩笑。约翰 •马丁回忆说他曾经收到过混乱的草稿，根本不能用。译者个人主张自然地看待“酒鬼”这件事。我们不会称呼柴科夫斯基是酒鬼作曲家，也不会称呼拜伦是瘸子诗人或者称呼凡高是疯子画家。为什么布考斯基要被称为“酒鬼诗人”呢？这是些怎样的陈词滥调啊！市侩主义者一贯把自己打扮成伪善的卫道士。旧道德卫道士一贯执行双重标准。在以欧洲文明发源地著称的意大利，一方面有着欧洲相对而言非常保守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却可以肆无忌惮地传播著名盲人歌唱家波切利残疾的笑话。以旧道德标准要求艺术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其本质是以某种思想对艺术、文学创作进行干涉，所谓绳之以道德枷锁。在以开放思想著称的欧美地区仍旧热衷于这种表演。布考斯基就是布考斯基。他不曾屈服于美国的社会规范，诅咒“美国梦”。与其他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那么关心政治、音乐时尚、思想，更不想把自己打扮成进步思想的斗士。他的作品里没有英雄和淑女。他的创作仅仅关注一个人挣扎于每天的普通生活。西恩•潘概括说，布考斯基写的是“……平凡的灵魂在迷失的世界中的坎坷。”布考斯基不属于任何流派。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作家团体。他在生活中是loner（孤独者)，创作上也是loner。霍华德•桑恩斯在 《囚禁于疯狂生活》的末尾评论：“布考斯基独立于美国现代文学，难以归类并且经常被模仿。”译者认为冠以任何头衔都是对布考斯基的误解。简而言之，《邮差》作为布考斯基小说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值得推荐。我想不同的读者在不同时刻会有不同的感觉。《邮差》是那种可以长时间细细品味，再三思量的作品，并有着不失幽默的阅读快感。由于中文的距离感和译者水平所限，也许只能部分传达原作精神。因此继续介绍布考斯基的作品，让中国读者对其有全面了解就非常必要了。翻译《邮差》出于某种感性原因，历时三年，断断续续。感谢广州《南都娱乐周刊》朱白先生的鼓励以及对译稿翻译的文体方向提出中肯意见。感谢我的美国笔友帕梅拉女士（Ms Pamela Hope Graves）对于偏僻艰涩的美国地方口语的翻译给予很大帮助。

一个硬派酒精爱好者的态度

我喜欢这样的开头。他在一开始就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我想他说的并不是他在美国联邦邮政体系里近乎“噩梦”的十几年混沌经历，而仅仅是他所置身的生活本身。就某种程度而言，无论切纳斯基，还是布考斯基，他们所置身的生活已然造就了他们的混沌人生。对于一个最终还是有些追求的人而言，这当然是一种错误。只是，令人惊讶的是，布考斯基很享受这样的错误。他可以像喝水一样将掺水威士忌不断的送进肚子，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在白天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搞定一个女人，并在床上让她们体味舒服。他住在相对阴暗潮湿的廉价出租房，穿着经久不换的脏衣服，一脸胡子拉碴，满嘴浓重粗话。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尊重这样一个人，尽管他自己一点都不在乎。但最终，这个令人不怎么待见的家伙却让全世界多数人肃然起敬并乐此不疲的倍加推崇。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原因不在于他的文字有多么令人欣喜，而在于，他贯穿其中的一种态度。就好像他享受自己的错误一样，他的文字总是那么富有个性。简洁，短小，犀利，一针见血，真诚，不做作，贴近生活。如果说他的文字能够给到我们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可能不是他文字有多么精美，而是文字传递的态度：坚强、随性、有责任，对一切满不在乎。这个三岁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家伙，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他几乎在三代酗酒的传统中饱经体罚的创伤以及某种疾病的困扰，为了让自己多少舒服一点，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酒瓶，实现了家族式酗酒的优良传统。他说，喝酒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慰藉。人们除了记得他的作品，还忘不了他是一个酗酒者，并总是会冠以“酒鬼诗人”的称呼。这看起来带着一丝不尊重，但实际上他很乐意这样。因为，他喜欢这样。他总是能不断地拥有女人，这个拥有不一定就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在某个阶段里女人们为他的身体和做派所吸引。小说里的主人公切纳斯基也是如此，一个邮差，一个多少落魄又不修边幅的邮差，却不断地和女人发生关系。尽管现实里的布考斯基同样有着令人艳羡的女人缘，却从未让人觉得这很不好。就像《邮差》里所讲述的那样，酒、女人、繁琐的工作，几乎构成了这个街头底层人物全部的生活。而这些女人的存在，却正是这个男人的态度所在。他从不轻易抛弃女人，也很少表现出不负责的意思。他是风流，但并不下流。他知道自己应该去打破什么和坚持什么，也正是如此，他的态度令人感到这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他的墓志铭写着“Don't try”。意思再明显不过，他的态度永远都会是自己的，而不会轻易被他人所改变。小说中的切纳斯基在面对主管的训斥时，总是很凌厉的回答。“噢，别来这套，我已经腻歪了。”西恩·潘评价他喜欢并敬重的大哥说：布考斯基写的是平凡的灵魂在迷失世界中的坎坷。其实都包含了他毅然决然的态度。

吐槽翻译

我是来吐槽翻译的，没有人跟我有同感吗？这译文的中文通顺吗？作者那些生动的美国俚语表达，怎么翻译过来干巴巴的？要说作者文风问题，可是《苦水音乐》的译文就很生动啊，所以我认为是译者文字基本功的问题。另外，邮差的译者居然是苦水音乐的校译，这一点让我无力吐槽...有没有人来给我拍砖

弗朗西斯

我争取每读一本书都能读到一些什么，但我发现这其实会让人很痛苦，痛苦发生在每次阅读之后。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拥有一种勇气，能够亲手挖出自己心脏。我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泡在福尔马林里，但却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放在某个老酒鬼的兜里，让他喝多的时候拿来下酒，哈哈哈。

碎碎念

一直拖着没写，一直也没找到能够解析的角度，他是一位奇怪的作家，毕竟凭借小说能否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还有待商榷，他更著名的身份是一位诗人。如果以这本书为例来讨论文学性的话，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范本，它无疑开阔了文学性的可能外沿，但如果以文艺理论的传统框架来勘误这本书的话，估计它从一开始就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文本来考量，我想这就是它的妙处吧！我们在谈论文学时，该讨论些什么？或者在写作时，在践行文学规则时又该如何下笔？我想对这本书来说都没有意义，就如开篇作者写道的那样：“故事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但我并不想把他归为一个离经叛道的作家，从这半自传性质的书里我能看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不是作家的叛逆，更多的是一种娓娓道来的咒骂，不紧不慢，字字珠玑地骂着自己身处的环境，不针对过去，也不针对未来，只是现在。一切眼前需要面对的情况，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种当下的情绪令我感同身受。我们都有不想去上班的时候，都有面对领导或官方时的无奈，也都在面对身边过往的人群时，有过厌恶和不舍，我想他在对这些状况的描述最为真实，完全是当下立刻所作出的反应，没有文学性矫饰。书中没有半点回望过去畅想未来的心绪杂陈，也没有对宿命的幽怨责怪，更没有催人向上的奋力反击，有的只是讲述，讲述，再讲述，以至于我在写这篇东西时，也不敢运用太多的复杂描述，如果我这样做了，仿佛是对作家的一种背叛，仿佛用掉书袋的方式东拉西扯和极尽能事地运用溢美之词，只能获得作家的鄙视。那个著名的酒鬼将从墓地中踉跄走来，跟我说：“歇了吧，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于翻译的问题，我没有资格去评判好坏，我也没有去找原文来对照阅读。倒是在阅读中文版的过程中，我老爱自己把文字翻译成英文，一下就明白了他当时的感受，往往令人忍俊不禁。不过也全耐这本书基本是简单的短句。很多时候，我都被他那种大智若愚的自嘲所打动，被他评价世事的一针见血所震撼，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惊叹于他身边人的愚蠢与被动。很多人竟然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那种愚蠢我一点也不陌生，至于被动，他在生计的压力下也有被动的时候，但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却都是自己的选择，而那些屈从于官僚的同事们，却耀武扬威地向你宣扬着所谓的官方理念，行事迂腐低效，可见全世界的都一样。结束阅读以后，我想，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我不知道，它淡淡的，就算是咒骂，最终也显得轻妙淡写。一切都不重要，境遇与时代既然无力改变，但至少我不与他们为伍，时刻保持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清醒就足够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叫《邮差》而不叫《邮局》？

邮递员

刚读了前二十页，印象里投递员都是孤独的，一个人骑着绿色的凤凰28老战斗，挨家挨户送信和报纸找人签收挂号信单，他们有着军装一样的制服和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在美国有这样一位邮递员，每天骂领导抽雪茄酗酒搞女人，送信也不那么负责任，却写出一部小说来。瓷器国里窑厂烧出来的基本一致的瓷器，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大体上都是易碎品，能装，容易被卖。美国的邮递员每天不厌其烦随心所欲地违反着啰嗦的规定，自作主张地把帽子放在邮包上丢掉上司的违规通知书，轻而易举地放弃掉他赖以谋生的工作。在瓷器写文章要和谐积极，不然两个二百五的瓷器腻子群众看在眼里，会把作者记在心上，说不定还低头记载小黑本上，最不幸的是关进小黑屋里进行先进性教育天天捡肥皂。瓷器腻子写小说的人要把一个人物写得忧伤、坚强、美丽而乖张，仿佛他/她不是人是个哈士奇才能让市场和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舍得在豆瓣上花1.99元去购买这本书的电子版，然后在蹲厕所的间隙里看完撕张纸擦掉小说在大脑里留下的印记，以至于不会影响下一本小说正确打开的方式。瓷器腻子写游记的人要写得资料详尽情感热烈，最好把吃饭花了几块几坐车等了几分钟上厕所用了几张纸，厕所里的木头有多少年轮都写出来，才能体现出历史的悠久吸引一众没去过近半年也没打算去的瓷器腻子们对于书中描述的另一半瓷器腻子们充满性饥渴般的崇高向往。瓷器腻子职业写书评的出版社编辑们每天上班之后面对一本新书，下班之前写出的文章要有点线面，要引用别人没听过的名言和诗歌把一本烂书虚伪空洞的内容写成青春励志的经典，才让读者相信书的价值绝对要对得起几倍于《读者》、《青年文摘》的价格。美国的邮递员不会在乎这些，不会关心那些有的没没的有的水牛，不会关系后院机械师的老婆到底有没有被老婆发现对自己的私情，不会关心小镇里的蓝色牛仔裤纪念日，那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不是别人的，而瓷器腻子们要打开书来学习一位生活在帝国主义阵营里不争气的无产阶级每天如何用酒精和性爱麻醉，然后嘲笑金帝国的可怜孩子们连女演员跳舞都会被枪毙掉，撇撇嘴说，你们才是奴才呢，你们全国都奴才。

每个人都在被生活疯狂的搞

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书，坐在一个人的咖啡店，连中午饭都没吃。最初接触布考斯基是《苦水音乐》。个人觉得他的短篇小说更对我的胃口，简单直接，没有丝毫多余。《父亲之死》中仅仅是简单的对话已经足够击碎我对生活的包庇，只有真实。因此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打开了《邮差》。主角切纳斯基的生活扶摇直下。第一部里的切纳斯基还是一名邮差，一遍遍的投递、忍受无数个淌水的日子才成为正式员工。暴雨里的潮湿和因为磨破的鞋底而疼痛的脚跟以及无数次被人厌恶痛骂似乎都在提醒他摆脱这种累死累活的日子，尽管偶尔遇到一个女人可以让他暂时摆脱压抑的生活几分钟。终于他还是辞职了，然后什么都不管和贝蒂畅饮。切纳斯基是在用这种方法抵抗这操蛋的生活，表示出不顺从。这么做其实潜意识里他还是不自觉“以为”这样的生活会好的，“以为”这种抵抗会是有用的。直到后来切纳斯基干了十二年分发员，再到最后赌马、喝酒聚会喝酒。他的生命就是从抵抗到习惯再到逃避。敌对生活已经没有用了，生活还是会把生活里最卑微的人摧残的面目全非。“希望”？那都是骗人的话，不过是自我安慰。直到自己开始在绝望里有点相信自己的时候继续被生活疯狂的搞。G.G.就是生活里大部分的人，默默无闻的忍受痛苦，带着爱给小孩分糖吃、带着所谓的信念送信干到老，坚持到最后就会好么？还是落不得好名声。你看你坚持有什么用？按部就班的劳累有什么用？除了自己没人再同情自己，因为你是在最底层，你就是恶人。没人看得见你，什么都得不到。会因为不干净被嫌弃（就像教导员告诉他们要清洗腋下。）、就因为贫穷被轻视，“白衣天使”都不带多看你一眼，还破有礼貌的称呼你“先生”。在生活面前，底层人就是“蠢蛋”，没人比他们更蠢，因为可能比他们站得高的人在心里咒骂的时候他们还可能在微笑呢。相比切纳斯基是个聪明人。记录扔了给给了仍，借口病假搞女人赌马。这才是高级一些的人生观。切纳斯基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个女人陪伴自己。既然永远熬不出头，何必自己想不开呢。生活没有喘息，只有丰乳肥臀才能刺激大脑，什么都忘记然后痛痛快快来一枪。管他的天竺葵和毕加索，为了痛快他都习惯了这些。“习惯”是个忧伤的字眼，可是除了习惯，什么都没有的人又能做什么呢？切纳斯基拥有她们，唯一的痛快；他也失去她们，一遍又一遍的。读完这本书整个人都很痛苦。我是个懦弱的人，我知道生活就是个黑洞，人类在大地上苟且挣扎，可是还是不停告诉自己All is well.《邮差》把我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夺走了，就好像一丝不挂的飘在海上，我在海上挣扎，阻挡不了下沉的趋势；大口大口的吞入咸腥的海水，沉入海底永远沉睡。不浮夸不做作不矫情不虚伪，直接掀开生活的假面具给你看，把图像画给你，告诉你说：“瞧，这就是生活，傻帽。”你可能承认可能不承认，事实是，你一直被生活操，可是你还没勇气去死。这就是布考斯基。想到《达摩流浪者》腰封上的一句话：“是谁开了这个残忍的玩笑，让人们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在旷野上疲于奔命？”相信吧，生活就是本身一桩悲剧，本身无解。然而永远都不会有亮光。发现生活的绝望以后，或许会轻松一些。

切纳斯基应该是吐槽星人

这要取决于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这并不是一部能够一直吸引我读下去的小说，并不像是某些鸿篇巨制一样，一旦你被编织到了巨大的人物脉络与故事情结中的时候，便无法自拔。而《邮差》不同。我一直在想，他——作者要和我们说什么，他想表达什么。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情节，一天一天的日子就和翻书页一样，翻过去就好了，淡而无味。没有大喜大悲，没有沉重的悼念，没有感同身受的欢娱。或许这是他的语言所带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平淡无奇中透着些淡淡的滋味，却总是想不出这滋味到底是什么。我耐心的将杨敬的译后记读完，当看到“他的作品里没有英雄和淑女。他的创作仅仅关注一个人挣扎于每天的普通生活”时，视线停留了很久。带着这种感觉回想之前书中的清洁，突然明白了那滋味的味道。就是生活的滋味！书中有欲望却没有能够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切纳斯基似乎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邮差这份“苦差事”，而且日复一日的十几年。就连每次辞职都没有交代清个原委，似乎无厘头的想做就这么做了。语言是平淡的，有抱怨，却似乎没有用心诉说。是的，连语言都想是一个硬汉，不会轻易吐露心情。烦躁的，日复一日的，不知为何的，经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能说生活是苦涩的，也不致于说生活是残忍的。生活的滋味应该是像切纳斯基每一句咒骂一样。“噢，狗屎。”

他让你跌入真实

第一次阅读布考斯基，虽然说不上有多喜欢，但感觉足够震撼。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布考斯基的作品不是为你打开一扇窗，而是在你脚下深挖了一个洞，让你直接跌入生活的最底层。刚开始你或许会有些许不适，但会渐渐感觉其真实。那底层的逼仄，阴暗，潮湿，甚至是绝望，这些并不遥远，它们与梦想相依，与生活随行。是的，布考斯基的最大不同就是，他让你跌入真实，毫不留情地刺穿你的麻痹大意，或自我欺骗，直面生活的实质。这实质会是什么呢？首先，不得不说的是，布考斯基的写作丢弃了所谓的主题和背景，诸如家庭、历史、政治、情爱、理想、乡土什么的，都和他的写作没有什么关系，他似乎无心去提炼什么，升华什么，隐含什么，他直接地，似乎是赤裸裸地把一群人的一种日常生活呈现在你面前，让你瞠目结舌——没完没了的宿醉，直奔主题的性爱，无法脱去的疲惫，无可逃脱的命耗，无处不在的主宰，以及看似无法被救赎的沉沦。布考斯基就这样直视并再现了美国社会最低层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的实质，却很少这样让人直视。当然，这不仅仅只发生在美国社会。有一种叫做“社会理想”以及“道德评判”的东西，总让人们用一种审视或讨论的目光，以一种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人文学者的身份去面对这样一种社会底层的生活，所得的当然值得怀疑。也有这样那样的作家或写作者，放下身段去体验生活，那终究也只是一种体验而已——写作者最终都难以跳出或同情，或理解，或讶异之情怀，毕竟那不是他的生活。比如，一个农民工人杀害了无辜的路人，人们会在新闻中，通过社会矛盾，社会心理，个人性情等多个角度去知晓这个农民工人，去评判他，定义他，至于如农民工人一般人群的底层生活，则永远不会被真切地描述，呈现。即便是有农民工人亲自捉笔，其作品也很难被持久关注，因为这不符合所谓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生活的部份实质就这样被掩盖了，人们看到的永远是阳光，以及对阳光的追逐，还有各种各式对所谓幸福的诠释。换句话说，生活就这样被粉饰成：我不在幸福里，就在去幸福的路上。而布考斯基呢？他本身就处在生活之底层，他这些半自传性质的作品，就像一根尖刺，戳穿着所谓社会理想的幻像。在《邮差》这篇小说中，“老邮差”终于没能熬到退休，倒在沉重的邮包下。布考斯基看到的，当然不是什么“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之道德范畴，而是“他就这样被主宰一生，最终被谋杀了”之客观现实。布考斯基甚至借小说主人翁之口，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主宰及谋杀的细节：邮局规定分拣员必须在二十三分钟内分拣完一盘信件，超时了就要被记录，处罚。小说主人公总被记录提醒，他不服气。他问，有时候只用八分钟就分拣完一盘信件，那是不是可以去休息十五分钟呢？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行，应该马上去分拣第二盘信件……就这样，分拣完自己的一辈子。由衷地说，对于布考斯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酒，烟，性，一开始我并不适应，认为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未免太过于堕落。然而当我读到“疲惫让我无法清醒思考”这样的句子，我渐而想到“清醒则无法让我正常呼吸”也该是他们正常的精神状态。要让这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去畅谈哲学与爱情吗？我们不也总是抱怨那些城市流浪者毁坏了市容，破坏了我们和谐美好的生活？美国所谓的文学界一开始也很难接受布考斯基，接受这一份真实。因为布考斯基逼迫人们思考：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是过于理想？还是急功近利？又或是自欺欺人？什么时候我们能正视和描述一种逼仄，一种阴冷，一种伤痛，甚至一种绝望，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遥望并触摸幸福。遗憾的是，我们总把这些当作这样那样的“问题”，通过一场又一场看似凌利的运动，欲“扫”之而后快，欲“驱”之而心安，伤痛中更添血光。然而，我们毕竟正式出版了布考斯基的小说，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