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祛魅"与文化反思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文化之思——大众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嬗变与话语转型 第一节现代性“祛魅”与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转型 第二节审美主义式微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 第三节文化祛魅与艺术自律神话的解构踪迹 第四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转型 第五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知识场域的价值分野 第六节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知识生产与话语陈述 第二章文学之思——大众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嬗变与话语转型 第一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场”的文化转型 第二节“王朔现象”与90年代文学叙事的世俗化立场 第三节新写实小说“祛魅”化书写的文化观照 第四节9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创作流变的文化反思 第五节“晚生代”小说叙事的价值迷惘与文化突围 第六节消费主义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 第三章文论之思——大众消费主义时代的文论嬗变与话语转型 第一节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的文学话语范式考察 第二节文学终结论的文化溯源与理论重思 第三节“个人化写作”的诗学生成与文化意义反思 第四节个体化时代文学批评现状反思与批评策略断想 第五节赵树理文学接受史的话语变迁与当代文学场的 文化转型 第六节文化转向与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 “合法性”考察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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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祛魅"与文化反思:大众消费主义时代与文学话语转型研究》之最大特点，是将文化、文学与文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互文式的话语结构形态，为我们整体把握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文精神地形，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照。

内容概要

李艳丰，男，1977年3月生，湖北宜昌人。2000年毕业于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哲学（美学）硕士学位。2015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理论研究》、《云南社会科学》、《深圳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多篇。主持教育部课题一项。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立法者与阐释者角色是鲍曼对现代型与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化素描。“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鲍曼认为，在现代性阶段，知识分子扮演着立法者角色，因为现代性代表着理性、正义、启蒙和确定性，不论是国家“牧人式权力”的扩张与普及，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生产，还是整个社会文明机制的形成以及个人自律之文化品格的建构，都需要知识与话语的力量。知识与权力共生格局的形成，既是现代性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塑造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历史动因。知识分子通过知识、观念的生产与分配而雄踞于权力统治的核心位所，并以自身的理想、信念、知识与生活方式作为阐释历史之终极目的的基准。然而，随着后现代性与消费社会的莅临，现代性阶段备受尊崇的价值、教养与审美趣味，开始遭遇冷却与搁置，“被启蒙的那一部分人的权力在日益增长，而启蒙者的地位也愈来愈趋于中心，两者的联合却已破裂。”“不再有对人类世界或人类经验的终极真理之探求，不再有艺术的政治或传道的野心，不再有可以从美学中找到理据的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样式、艺术经典和趣味。”“与此并行的，则是消费品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知识分子无可争议地独占的权威领域——广义的文化领域，狭义的‘高雅文化’领域，他们都被取代了。”由于消费者文化主要依托于市场机制以及个体性自由选择来确立合法性，从而使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丧失了立锥之地。知识分子缺乏控制市场的力量，也无法期望在实践中拥有这种力量。大众文化开始听命于市场机制衍生的新权威位所的裁判（如艺术市场、美术馆、艺术收藏家、消费者等），而放逐了知识分子的权力介入。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从真理生产的主体之域，走向意义阐释与交往空间，实现了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角色转换。“那种对于令人厌恶之现象的可怖的叙述，以及市场分配文化产品而导致的令人羞耻的感受，逐渐被一种对于多样性的‘趣味系统’、消费选择、文化时尚及其背后的制度网络的更清醒、更超然的研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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