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书评

简评

用了一天时间读完这本人类学著作，可以说作者完成了我一直想做却没有能力和方法完成的事业。当然我的立意并非是麻城，而是沿海的某个小小的社区变迁。人类学或文化研究的断面所截取的主题是“暴力”，并始终贯穿全书。作者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每一章内在的 motivation ，那就是“力量”的历史和社会的运动方式。而当你发现很多历史事件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并非”或是“力量”的时候，作者仍然耐心地引导你，引导你去发现这些现象背后的“力学”背景。这种引导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确是可以说是在主题框架内“即刻事实的”（exactness）。方法论上的展示贯穿了作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功底和驾驭能力，总的来说，作者试图凌驾于简单的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和经济分析；与此相对，他的“力学”分析通常带有某种形而上的色调，让你逐渐发现“暴力”和“力量”是怎样在历史现象中逐渐展开。在这样的写作方法中，作者放弃了历史的说教，但仍然显得观点鲜明。比如强调元末的农民运动并非是“族群矛盾”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权力野心对帝国的挑战”（p.57）；又比如在对于元末宗教分析中，仍然强调“明教”的强大影响力，而驳斥单一弥勒净土宗影响的假说。这些判断基本上都是客观和准确的。而在另外一处地方，在东山叛乱中的分析中，梅家的复兴、以及与叛贼“老回回”等人的斗争中，作者仍然强调了麻城的历史根源，而放弃某种标签化的解读，可以说这展示了作者相当自信的理论功底。在清代以后的权力分析的部分，我兴趣不是很大，基本上是略读过去的。但其中一些亮点仍然吸引着我，比如作者在对夏斗寅军阀的描绘中，向我们揭开了20世纪农村“现代性”的神秘敢。比如女性如何自觉成为“女性”，而男性如何占有社会资源仇视女性，这种仇视又如何与“阶级”、“党派”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例子就是夏斗寅如何将左倾妇女公开惩罚的案例。在这里作者从不隐藏自己的史学观，即将身体觉知与现代性的表述表述为某种不同传统的、更加切近个体自由的方式。作者通过这样的自我表露拥有着比较扎实的文献支撑。以上是学术上的几点简单分析。后面说几句个人意义上的话。不过麻城在我心里已经存在很久了，这和年轻时候对李贽的迷恋有关，这个神秘的人物在龙湖的隐居和思考曾经让我好奇，更遑论那些谣言对青春期的我的那种诱惑与好奇。今天基本上满足了我的好奇感。嗯，就这样吧。

红雨：CCP的地理起源

追寻 CCP 的阶级起源，很难找到什么东西，该书转向追寻 CCP 的地域起源。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发源于最远离政治中心的两广。书中分析的湖北麻城，以及更广泛的华中地区，在清末处于中心和重要边区（两广）的中间位置，既受到双方的冲击，又是双方的潜在盟友，不得不选边以自救：成为北京的同盟（如曾国藩），或成为广东的同盟（宋教仁、武昌起义）。但是却不足以成为主导性或粘合性的力量。这种局面会因为南京的地位而改变。相对于北京，南京离华中更近，对华中的控制会更强。在明代，由于东北基本不在掌控之中，所以南京更为重要。如书中所示，麻城在明代不仅出了很多进士，而且本身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清代，由于南京失去原有重要性，[连带导致]麻城也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其文化转而为尚武之风所主导。KMT 定都南京，看来已经使得原有苏区注定失败。由于东北的失落，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此时，新的挑战需要从新的边区发起。对北京，两广最为边缘，而对失去东北的南京，西北\陕西成了最边缘的地区。

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国

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过这本书，那时候还没有出版，但是在一些贴吧以及湖北一个比较重要的论坛“东湖社区”里曾经有恩上传过部分的PDF扫描文档。当即感了兴趣，这本书再版之后，也马上买到手了。这本书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很佩服老外的表达能力，一个其实很普通的事件，经过拼接、提炼之后，会产生一种耸动的效果。这或许来自于老外议会政治传统下锻造的杰出的表达能力传承及卓越宏观的视野。见微知著——或许说捕风捉影的能力吧。高晓松说，历史百分之九十九是猜的，另外那一分是偏见，谁说不是呢？作者很小心地将掌握的具体史料如天女散花般点缀在或显空洞而宏观的表述之间，这种灵光一现的惊喜，让人讨厌却又不得不甘之如饴。在这本书之前，或许没有一个作家会以麻城这个大别山麓一个小地方作为一部长篇巨作的着眼点，因为它的历史乏善可陈，古代除了李贽、于成龙、梅之焕，近代董必武、吴光浩、夏斗寅外，似乎可以提及的历史人物真的不多；它的经济——一直是全国百贫县之一；文化上，也是捉襟见肘。历史事件，春秋吴楚柏举之战，那已经是遥远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黄麻起义，偏偏还在“黄安”的后面——似乎天生就是做小弟的料，虽然，在十六世纪以前，黄安还只是麻城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罗威廉从县志、从泛黄的档案里挖掘的资料，组织起来的这本书即使是一个地道从这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看这本书，依然对这个地方陌生而新奇。

谁说中国人温尔文雅？

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大历史，不仅时间长，一说就是几百年的王朝盛衰，通史甚至长达两千年的叙述，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史料足够丰富，才能显出自己驾驭和研究历史的水平；而且地域宽广，不仅是全国，甚至包括周边地区，真是给人以天下的知识都懂的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少时的豪情壮志完全是建立在毫不靠谱的知识基础上的，世界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广阔，大历史也不是与自己联系那么紧密，唐朝人、宋朝人与印象中的传统中国其实大不一样，个人接触的世界其实非常的小，影响个人的历史也非常的短。因此现在看历史更喜欢看一些地方的、小人物的历史，那才是我们这些平民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基础上的柴米油盐，悲欢离合。再有就是中国人对暴力有着病态的迷恋，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观刑的乐趣，而且中国人对于敌人有着百般的折磨，发明了诸如凌迟、炮烙、蛇咬等等稀奇古怪的杀人方法，即使消灭人的性命也要让人难过，而且这种文化延续了几千年，直到民国战乱时期还在使用，真是非常非常变态的民族性。中国历史只要战乱出现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其程度远甚于西方国家，即便离得最近的文革，也充满各种各样的凶残血腥的暴力事件，觉得除了阶级对立的仇恨以外，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中存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不可言说的暴力因素，很想了解看上去温尔文雅甚至老实善良的普通中国人一旦凶恶起来就毫无人性的原因。《红雨》就是这样一本以湖北省麻城地区的暴力冲突的历史为对象的书籍。湖北省麻城县，是位于中国中部的普通县城，以前因为“黄麻起义”而听说过，诞生了红四方面军，同相邻的黄安（现在改名红安）一起是新中国出将军最多的区域。中央红军起源于湘赣边境，但出的将军并不比作为旁枝的红四方面军多，除了损失惨重（其实各支队伍都差不多）外，可能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以黄麻地区的人为主体有关系，而这一地区的人应该具有能打善战的地域特征。可以说，很久以前的这个猜想在这本书中得到证实。本书首先分析了暴力文化的特征，比如：1、暴力具有文化上、道德上及法律上反叛性和越界性质，使用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道德和法律的反动，即便是所谓政府机关暴力的使用也是如此；2、暴力文化具有表达性，展示暴力有时不仅是消灭对手，而且是为了杀鸡儆猴，所以暴力具有展示性的倾向，因此公开处刑、悬头城门等才被再三使用。3、中国文化传统对使用暴力予以谴责，但为维护统治又不得不广泛的“许可”使用暴力，其实就是为合法使用暴力进行辩解。4、中国文化中对使用暴力的许可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维护伦常秩序，二是男性特征的集中展示（文武对立与其说是以文抑武，不如说是提高了武的地位）。5、对于地方而言，暴力文化许可还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英雄主义和个性表达，如“好汉”、打抱不平，扶困极弱等等，二是除魔卫道，消灭附着在他人身上的邪魔外道，维护礼制纲常，且二者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现代而言，暴力许可还有一个重大范围，即民族主义。）作者认为，麻城地区的暴力事件频发且表现出来的残酷性证明这一区域是暴力的“魔鬼学范式”的典型代表。作为历史学家，作者紧接着还分析了集体记忆及文本历史的关系，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记忆终将被传说、戏剧、文学等为载体的集体记忆所取代，但是集体记忆总是由于叙述者的选择性而不断修改，最后形成的历史陈述往往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而文本历史由于立足于当时的档案、典籍、文物等资料，有时更为准确，但文本历史出于不同时代掌握话语权的书写者的道德、立场、价值、文化等要求，往往对历史事实加以修改而形成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的历史陈述。因此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文本历史，都存在对历史事实的大量修改和删除，有时二者是矛盾的，比如对张献忠的描述，有时又是多变的，比如对李贽的不同评价，有时甚至是“健忘”的，比如对反复出现的大屠杀。作者选择麻城的原因在于麻城的暴力史具有时间长（延续7个世纪）、血腥残酷（以两次（明末、民国）大屠杀为顶点）、位置重要（地处传统中原南下的交通要道）以及卷入了所有的中国重大历史变乱（元末、明末、白莲教、太平天国以及国共内战），再有就是自身崇尚武术、上山的传统和遍布县域内的“堡寨”，成为从小区域研究大历史的典型案例。结着作者分析了麻城的地理区域：分为三块：中部沿举河的低地相对富裕区、西北面与河南接壤的大别山区以及与安徽、河南接壤的东山地区，指出尽管同一县域内仍然存在更小的地区认同，形成区域文化。分析了传统的人口结构。地主精英分子和少量自耕农，大量的贫雇农和奴仆的存在，区域内阶级矛盾始终存在且紧张。分析了宗族文化的影响和统治力，指出庞大的宗族文化形成了地方势力的柱石，既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也抵御外来的暴力侵袭。还有反抗暴力的宗教传统，如“麻姑庙”等。地域差异、阶级、宗族斗争、宗教传统都为暴力实施准备了条件。然后作者对麻城的历史，主要是围绕麻城的暴力史做了大量的叙述。从元末邹普胜起义开始，到明玉珍带领大批麻城人到四川建立地方政权，而大量来自安徽、江西的移民进入到麻城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从苏轼的到来（曾任黄州团练副使）带来的文化气氛，以及农业商品化（包括双季稻、棉花以及山区的药材等）使得麻城呈现繁华状态，而中南部平地精英分子建立了以万松书院为代表的遍布全县域的文化教育系统，从而为麻城带来文风繁盛，不仅表现为考取功名的数量大增，而且出现了象耿定向、耿定理（促成黄安单独立县）、梅国祯、周思久等理学大师。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时是围绕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个人主义者李贽（正是在麻城整理出版了《水浒传》）的思想和命运，以梅、耿两大家族的几大家族成员展开了各自认为是卫道士而把对方称为伪君子的言论斗争，激化了麻城的内部矛盾。到17世纪三十年代，饥荒及阶级矛盾的激烈使得农奴暴乱首先从麻城爆发，全国动荡，以梅之焕为首地方精英不仅对整个腐败的官僚体制感到失望，而且对地方政权机关基本不信任，于是建立起以沈庄为为首的号称四十八寨的地方自主联盟，修建大量堡寨，不仅作为军事基地，而且是生产和生活场所。这些堡寨没有挡住张献忠的屠城和清军的占领（包括易发事件），也阻挡不了内部的农民暴动和奴仆暴乱，在各种矛盾和各方势力的反复拉锯中不断发生数量惊人的大屠杀事件。在随后的吴三桂叛乱中，于成龙先是以招抚为主平息了地方精英刘君孚为首的东山叛乱，并利用这支地方力量以残酷的血腥屠杀平息了以奴仆及贫雇农为主体的何士荣、鲍世荣、邹君升叛乱，并借此建立了以地方精英为主要力量的保甲制度，使中央的形式统一及基本国家职能与地方的精英的军事半自治结合起来，麻城的主要权利从平地知识精英转向孔武有力的东山集团，因此整个清朝考取功名的数量远远低于明朝。以堡寨为基地的地方准军事力量与保甲制度的结合就是地方为保卫自身区域的力量得到增强，分别于1688年、1749年和1797年击败了进入麻城地区的起义军和叛乱部队。到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性的动乱以及处于南京与武昌之间而使得两边军队反复出入的地理位置使得麻城再也不能自守其地，以詹兆朱、于雅祥为首的地方精英不仅重新修筑堡寨以自保，还组织了地方军队（营）参与胡林翼的军队，与受到底层人民支持的太平军作战，加上内部宗族矛盾、城乡矛盾、阶级矛盾、官绅矛盾不断激化，使得随着战争带来的屠杀事件在县域各地不断上演。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以后的世界是中国数千年最大的变局，一方面是保守派越加保守，不惜以血腥屠杀作为恐吓要求重建旧制度、旧秩序，一方面新生力量以革命为号召，以手握真理和民族主义为由对旧精英分子加以无情批判，双方的争斗从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麻城的主要决策性人物不仅包括了本地人夏斗寅、董必武、郑渐逵等，也包括将麻城本地知识精英清除殆尽的张国焘以及实行在党派中央指导下实行新保甲制度以挤压地方势力的蒋介石。综合了阶级斗争和发展方向的不同的路线选择的两派斗争都以不可调和的姿态进行了暴力活动，加上时间较近且材料充分，使得麻城的暴力历史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血腥，屠杀成为常态，杀戮成为日常，反过来映射出中国转型之艰难，代价之沉重。在结论一章中，作者指出“20世纪中国书面文化对杀头、饿死、食人及其他暴力形式的病态迷恋，”[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里峰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38页]“麻城人民一直处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经历的最前列，既是这头怪兽的代理人，又是它的受害者”[ 同上]。麻城的暴力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各方都都将暴力文化作为戏剧性展示作为目的，各种暴力血腥的行为成为渲染性和司空见惯的书面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当地文献中出现的话语，不仅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充斥刺激性的语言。如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血洗，以及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红色。......到20世纪中叶，看似无伤大雅的词汇“清”已经被赋予了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恐怖色彩，使大屠杀有了模式化的委婉说法，如清野、清洗、清乡、清剿、肃清。”[ 同上，第342页]这种暴力文化通过历史和集体记忆工具得以系统的再生产，包括对英雄的赞颂、对战役的激动人心的描述、对殉难英雄的细节描写，以及暴力的实体纪念物（坟墓、石碑、堡寨、古战场遗址以及武庙）等得以反复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在条件成熟（社会动荡）是将会一再显现出其力量。本书的作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究中国城市史出名，但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在大家都在研究城市化的中国时，“作为一名坚定的特立独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这是一种自我下放。”这种主动的学术意识使得作者对历史资料的考察做到了尽量的详细和认真，主要来源是当时人的记述及县志、族谱以及文物材料，并且亲自到麻城进行了多次考察，因此全书不仅史料翔实，而且文字富有感情色彩，既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也充斥着对暴力文化崇拜的谴责。尽管只是描写的麻城一个县，但其实反映出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地方历史的现状。回忆我生长的家乡四川，也是一个小县城，同样充斥着麻城一样的区域矛盾、宗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外来影响，只不过始终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边缘的小县城表现的暴力冲突没有那么明显和大规模而已，但其基本的暴力文化崇拜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两张皮现象既表面上的温文尔雅与实际上的暴力统治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最近读书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有时甚至觉得老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铲除这种文化劣根性，但又谈何容易。历史已经表明潜藏在中国人心里的暴力基因一旦失去约束就将以前所未有的残暴暴露出来，对自己的国人毫无人性而言。在维护秩序的情况下渐进式改革，促使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做到全民反对各种暴力，是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急不得也等不起。我从8月5日开始看此书，一周后于8月12日看完，一方面说明看书比较集中，一方面也说明此书文笔较好，具有可读性。写毕于2016年8月15日14:50

正在看。。。

1. 常常听到当年几个小日本就控制了整个村庄的人，有点怒其不争。这种血性难道不正是我们缺少的么？或许血性高于“无赖”？2. 评论太短了么？1. 常常听到当年几个小日本就控制了整个村庄的人，有点怒其不争。这种血性难道不正是我们缺少的么？或许血性高于“无赖”？2. 评论太短了么？1. 常常听到当年几个小日本就控制了整个村庄的人，有点怒其不争。这种血性难道不正是我们缺少的么？或许血性高于“无赖”？2. 评论太短了么？

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暴力生态——2016.4.9李里峰老师《红雨》一书讲座实录

最早知道李里峰老师和他翻译的这本《红雨》，是在去年《东方历史评论》于南京先锋书店举办的历史沙龙上。当时李老师的谦逊与儒雅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后，找来这本《红雨》阅读，非常喜欢，这可谓是我去年读过的最好的历史类书籍之一。本书作者罗威廉先生的文笔固然精彩，但这本书在中国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好评和影响力，显然也跟李老师认真细致而又忠实原文的翻译有很大关系。一个多月前，在社会学吧公号上读到李老师关于这本书的书评，更是为其广阔的跨学科视野和知识积淀感佩不已，于是当时就把这篇书评在朋友圈里分享。周晓虹老师在我这条朋友圈的评论中，提出了邀请李老师上山的建议；后来看到群学书院公布4月份的沙龙安排，第一场活动就是李老师关于本书的讲座，想到自己对于本次活动的成行或许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也是暗自欣喜。为了聆听这场讲座，我十点半就吃完午饭，不到中午一点一刻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永慕庐。两个小时听下来，真可谓是收获多多，不虚此行。现根据我在讲座中的笔记，把这场讲座的实录整理如下，跟大家分享。因未经李老师审核，所有文责如有疏漏和错误，全部由我承担。为什么中国当代社会，处处充满戾气？李老师从这样一个话题切入，开始了本场讲座。对于中国当下暴力丛生的描述，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可谓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而要寻找这种暴力丛生状态的根源，显然需要回顾历史。这也是《红雨》这本书重要的写作出发点之一。书名“红雨”里的“红”的英文原文，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red”，而是另一个含义为“血红色”的单词，这种血红本身就暗含有暴力与血腥的指向。《红雨》是罗威廉先生的第四本书，他的前两本书都是关于汉口的研究，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作为美国一流汉学家的学术地位，巧合的是，这本《红雨》的描述地麻城同样位于湖北。《红雨》的描述时段长达七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麻城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暴力既有民间的暴力，也有国家机器为了消灭民间暴力而采取的暴力；既有打斗、群架、私刑等常规暴力，也有战争、叛乱这样的非常规暴力。《红雨》一书引出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暴力会一直延续？为什么麻城这个地方会如此暴力？关于暴力的发生机制，西方学者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阿伦特的《论革命》和索雷尔的《论暴力》。而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恭顺、谦让跟社会层面频发不穷的暴力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与悖论。但如果细细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儒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暴力。更何况，正统的儒家思想主要在士人等精英阶层中传播，而民间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主要是借助于看戏、听书，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在中国传统的戏文当中，英雄好汉一直以正义化身的光辉形象示人，这对于民间文化的传导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具体到为什么是麻城如此暴力这样的问题，罗威廉在书中的表述，其实也在特殊性跟普遍性的态度之间徘徊。就湖北一省而言，现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革命县是麻城和黄安，而黄安在1563年之前也是麻城的一部分。关于麻城暴力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跟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暴力的研究做一下对比。如果说淮北地区的暴力主要源于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争斗的话，那么麻城的暴力发生机制，则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构成：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中国东西向与南北向的交汇之处，地处交通要道，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次，麻城的暴力跟其阶级结构也有关系，大多数暴力行为都发生在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冲突；最后一点跟其长期尚武，崇拜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的文化紧密相关。如果用九个字来总结《红雨》这本书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小地方、打历史、长时段。所谓“小地方”，是指本书只研究麻城这一个县范围之内的历史变迁，这秉承的是一种地方史研究的思路。当然，麻城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能算小，早在14世纪的时候就有10万人口，20世纪时人口已达50万，如果跟现在研究一个镇、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人的微观史学相比，麻城的地域已经足够广阔。有意思的是，麻城的民众自身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来自小地方的意识，这或许能跟李老师的总结形成呼应。麻城的暴力丛生，既难以用民族主义，也难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释，更多的，可以归结为一种内外文化的的冲突，因为大量的暴力发生在麻城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而所谓“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详细的界定。而在黄仁宇之前，法国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已经提出整体史的概念，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名著《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就是秉承这一史观的代表作。大历史的视角在《红雨》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只写麻城一地，但作者的叙事线索一直是帝制晚期中华帝国的整体变迁，在这本书中，人口、阶级、思想、宗教与民间信仰、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等无所不包，让人叹为观止。在本书的第一章里，罗威廉就用四页纸的篇幅描写了清乾隆年间一个逃跑新娘的故事，通过这个先后惊动麻城知县、黄州知府、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乃至乾隆皇帝的民间事件，折射出性别关系、家庭矛盾、官场阴谋等诸多深层次命题。所谓“长时段”，源于历史学里关于历史时间三种类型的划分，即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其中中时段是现今计量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在学科分野日益专门化、细微化的今天，已经很少有学者会选择长时段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威廉的勇气和史料驾驭能力值得钦佩。罗威廉在本书中，把暴力发生的核心因素，总结为“心性”，这种崇尚暴力的群体性心性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流传至今，甚至在2000年麻城某镇发生的一次残酷暴力事件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接下来谈一谈这本书的研究路径，很难从历史学科分类中给这本书定性，因为在本书的记述中，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无所不包，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结论的话，李老师把本书总结为社会史跟新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论著。这样的定性涉及到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传统关于帝王将相的政治史研究转向研究平民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史，第二次则是从社会史转到最近三四十年里的新文化史。如果说社会史关注的是现实的话，那么新文化史关注的则是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用李老师的话来说，《红雨》这本书可谓是政治史的题材、社会史的眼光、新文化史的风格。李老师回忆起自己1992年刚读历史时的场景，当时理所当然地以为历史就意味着要讲好故事。可是我们知道，随着上世纪5、60年代西方计量史学的兴起，数据、图标和回归分析充斥在历史学研究的论著之中，这样虽然可能更接近科学，却让历史学论著不再好看。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寄托着一种对计量史学的反动和新一代历史学人的学术理想，即“讲故事仍然应该是历史学的本行”。《红雨》这本书采取的就是毫无掩饰的叙事史的方法。暴力是否真的是不可避免的？罗威廉在本书中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他用上述2000年麻城发生的暴力事件，来映证暴力生态的延续。然而在李老师看来，关于暴力，历来有文化层面的解释和制度层面的解释这两类分析。李老师认为，麻城之所以一直暴力横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一直缺乏对暴力的制度性约束；如果制度逐步得以健全和完善的话，很多暴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李老师用埃利亚斯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和赫希曼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研究来给自己做佐证。在赫希曼看来，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欲望到利益的转化，而一旦欲望转化为可计算化的利益，人类文明就有可能对这些需求进行控制和规训。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对暴力的需求会越来越低，而暴力的成本则会越来越高。因此，暴力的逐步减少，是可以预期的。接下来，狄金华老师对于李老师的分享展开点评。狄老师来自湖北，他认为这场沙龙的最佳举办场所，就是当下的麻城。麻城当地有一句旅游口号，叫“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而当地流行的说法又是：杜鹃花就是被革命者的鲜血染红的，因此这样一句看似文艺清新的口号，也能跟《红雨》讲述的内容发生直接联系。狄老师认为，《红雨》的难能可贵指出，是以中国为中心看中国，注重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这跟罗威廉的前辈费正清的所谓“冲击-回应”说形成明显的反差。对于暴力的发生机制，狄老师提出了信仰体系和民间文化这两个考量维度。以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里的神仙-祖先-鬼怪这三者之于拜祭者的不同位置与意义为例，如果说神仙是有供奉才有回报，祖先是自家人、不会因供奉多少过多责怪的话，那么鬼怪由于游离于体制之外，即使得到供奉，做事情也有可能诉诸极端。中国民众对于不同供奉对象的不同策略，跟费孝通先生的所谓差序格局有暗合之处。再谈民间文化，中国民间其实对暴力本身没有褒贬，关键在于暴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就拿民间流行的“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话来说，这本身就是民间文化对暴力合法化的一种建构。如果把典籍=制度-文化看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轴的话，那么暴力就是其另外一轴。至于暴力频发的地方为什么是麻城，这可能源于麻城提供了暴力的再生产机制。暴力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人口的流动性与脆弱性，从而反过来又为暴力的再生产创造条件。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部分地区之所以能保持稳定，跟科举制度所提供的一定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本场沙龙的主持人陆远老师接着狄老师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阶层固化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各司其职，那整个社会也能保持高度稳定。相反，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极速变迁，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加强，而这种流动性的加强，某种程度上也是引发社会矛盾和所谓社会戾气的重要因素。李老师则对陆老师的社会戾气横生的现象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自己开头提到的电影《天注定》，就给这种戾气的发生机制做了很形象的描述，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孙立平老师的三部曲论著——《断裂》《失衡》和《博弈》。蓑翁也对李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缺乏大众媒体的时代里，崇尚暴力的文化，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化机制，内化成为麻城民众的心性的一部分的？第二个问题是：齐泽克和福柯都曾指出，所谓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针对身体的显性暴力，转化为对人的内心进行规训和控制的隐性暴力的过程，那么在一个显性暴力纷纷隐性化的时代里，人的生存境遇，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在变糟？李老师的回应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对麻城民众暴力心性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方式进行的。在麻城地方精英编写的地方志等读物里，会出现大量关于以暴抗暴的内容，而其收录的很多人物，也是麻城历史上暴力抗争的领袖。除此之外，在麻城当地的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化活动里，都有大量宣扬暴力抗争合法正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影响麻城民众的价值观。但李老师也认为，类似心性和国民性这类概念的解释力度比较有限，不能作为暴力发生机制的终极解释。对于第二个问题，李老师的观点是“好坏参半”，一方面，暴力的隐性化，至少使得人的生命能够得以保全；但另一方面，韦伯所言的“科层制的铁笼”和福柯所言的规训带来的个体异化，同样是我们需要正视，并且加以改善的问题。（附）文中人物身份：罗威廉：《红雨》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汉学家；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红雨》一书译者；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访问学者；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群学书院策划总监。2016.4.9晚作于竹林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書評

本書作者 William T. Rowe 對湖北省可說情有獨鍾；二十多年前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他對該省大城市漢口的近代歷史詳加探究，撰成巨著兩冊，分別於1984及1989年問世。近年學界因「文化研究」蔚為風氣，史家精力咸聚焦於都市史，特別是二十世紀初大都會的文化史；在這氛圍下，農村史研究幾近一蹶不振。作者因而感到有必要將研究轉向農村地方史，遂選定既具強烈的鄉土榮譽感，歷史上也素以泯滅人性的暴力而全國知名的湖北麻城縣為其探討對象。顧名思義，本書的中心即為湖北麻城縣七個世紀的暴力歷史。書中所要探究的是：何以中國某些地區，即便經長時間的歷練，超越甚為重要的文化、經濟、社會及政治的變遷，仍動輒以暴力相向？何以這些地方藉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竟成為一種慣性選擇？換言之，就是中國農村社會暴力的病理。作者在導言中表示，冀望以一個小地方的長期經歷（從十四世紀後半葉蒙元被逐，至1938年日本入侵中國的七個世紀）的個案研究基礎上，有助於對中國農村社會中的暴力現象作較為深入的探討。在這一過程中，地緣政治的戰略軍事中心地位及根深蒂固的社會緊張而外，他認為集體記憶、歷史意識和其他常規化的文化習俗（如民間宗教、民俗等）也起了重大作用。暴力文化在麻城實與集體記憶及地方史實踐的運作分不開。當地的地方史著作所尋求的是古為今用，但並非沒有備受爭議或抵制。地方史中長期充斥的是受人歡呼喝采的英雄及被喝倒采的惡棍，但史誌中，無論英雄或惡棍（如李贄）的認定都必須經地方菁英的充份協商；社會失憶症或選擇性記憶在重建過去中也起作用，如：頌揚明末的鄉賢梅國楨受民愛戴，卻對他在縣中擁有最多奴僕視若無睹。就書中內容所見，作者傾向於接受中國文化內，「認可的暴力」同樣在菁英或民眾中都存有寬敞空間這一看法。他指出麻城歷史中，二種特定暴力的文化模式似特別顯著，但決不是這一地區所獨有：其一即為眾所周知的英雄或俠客的，以及其流傳更廣、更易達到的變體—— 好漢—— 的理想典範。另一模式則更為基本且無所不在，使暴力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此即荷蘭中國研究學者 Barend J. ter Haar 所稱的「惡魔範例」。神通廣大的惡煞威脅既無所不在，勢需有可相比較的堅強回應，這便為暴力在中國大眾（包括文人）文化提供正當合法的基礎。就麻城的歷史所示，相當程度上，足為「惡魔範例」的生動例證。本書是一長時段的地方史。全書將麻城歷史作為兩個長週期，分別以1626–1650及1926–1950年間兩次大規模清剿達到頂點。職是之故，全書亦分為兩部份，就七個世紀中五次大動亂（十四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十七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詳加探討，而各以這前述兩次前所未有慘絕人寰的剿滅作為結束。事實上，全書所要強調的正是當地的暴力節奏；周期性發生的大屠殺事件，疊加於已成慣例，日復一日偶而間斷的殺戳、傷殘及強制上。麻城在歷史上只是個不大具有全國性意義的小地方，當地居民對此甚為了解。作者相信這種地方意識成為麻城人一貫表現的具侵略性的鄉土榮譽感、對地方自主的強烈迫切要求及不時出現於當地與中央集權化勢力的流血衝突的基礎，而中央與地方的緊張時刻隱伏待發。他強調，就族群而言，麻城的人口頗具同一性，毫無證據顯示族群仇恨宿怨在世代的地方社會衝突中起到作用；明末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兩次大屠殺，雖因諸如外族的征服及外來的意識型態等其他因素而更為複雜，但基本上實由當地富人和窮人之間鬱積的仇恨所致。麻城的不平等階級關係一向處於緊張危險的狀態。從明至民國數百年來，抗稅運動在當地是最為熟悉的集體抗議方式，部份是源於中央與地方，以及國家與社會的持續緊張情況。集體暴力本質上是反應性的，是當地人面對威脅時，用以捍衛習以為常的生活及作事方式。有時這些騷動會升級為規模及於地方，甚或及於政權輪替的叛亂。當地有產菁英當中，懼怕變亂的意識特別強烈。就麻城來說，實以中部及西南部為核心，農業商業化、財富累積、土地所有集中及社會分層在肥沃的山谷頗為明顯。此區人口密度高，為縣城、大部份行政中心及批發商業所在，大城鎮、大地主及士大夫都聚集於此。北部大別山區雖為中國最早開發定居的地區之一，但人口密度低於縣內其他各區；兵、匪之禍則首當其衝，生計以務農為主；可耕地極為有限，僅資糊口而已。因擁有土地幾近無利可圖，故此區地主所有制的規模遠小於南部並不出人意外；現存地主因地位向下流動的噩夢無時不在，遂更具不尋常的攘奪性。東部及東南部的山區因一列山巒的插入而與麻城各區分隔；麻城、羅田、黃岡三縣的接界處就是東山高地的中心。同屬麻城邊緣，東山與北部大別山區卻完全是另類。東山行政上雖與麻城縣連在一起，但從來就不是低地核心區的從屬，個人特性及社群團結也遠較其他各區鮮明，並以暴力表達這自主訴求為特點。各區之間的競逐及相互蔑視，又與縣內另一存於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持續緊張相互動；鄉村與縣內核心區主要城鎮中心的宿怨在縣城至為明顯，在不同程度上也普遍存在於較小的城市如宋埠、中館驛、岐亭及白果等。麻城地方當局在變亂時應變的原則為：著眼於防守築有外牆的城市，棄農村於不顧，並在撤往城鎮前，自動積極地對鄉村採取堅壁清野的措施。這在歷史中屢獲充份證明。從蒙元到民國，當局利用核心城鎮及西南部作為清剿邊緣區的桀驁不馴份子的基地已成慣例。凡此都讓城市成為農村攻擊的首要目標，並在麻城歷史中一再重演。麻城農村與城市或者核心與邊緣的複雜關係還不止此。當地人文生態最顯著的特徵為：中華帝國晚期，山坡有高牆防衛，財富及食品供應無缺的堡寨，在動蕩不安之際，其存在及迅速發展為縣人提供變通可行的避難場所。這些加固設防的農村堡寨，有時甚或會改變官員及文人菁英在社會動蕩不安時盤踞於市中心的常規作法；當城鎮被圍困時，這些要人棄城鎮而就堡寨。匪患持續威脅是當地社會趨向長期尚武的軍事化過程的最基本因素；武術成為地方的特定傳統。匪患威脅而外，尚有其他普遍存在的暴力。至遲在十六世紀東山及大別山高地的獵戶日常已有歐洲款式的火槍裝備。重武器（包括火炮）則在明末引進，成為地方生活所接受的常用品。武術，特別是拳術，在當地社會結構中，較諸槍炮更為根深蒂固，武館無所不在，全縣以尚武知名。在動亂的年代，地方民眾更是全心投入練武。以上為全書架構的梗概；作者從此切入，逐章就專題展開深入討論。他自言本書是小歷史或微觀歷史，並「認同微觀史家重新找回普通人的感覺及生活經歷的目標」，即嘗試理解這些人如何「解釋他們時代的變遷」。同時強調本書是長時段的地方史，「長期觀點讓我們探索生產系統的持續及變遷、微區的特性、都市與農村的關係、地方社群的團結性及對外來控制的抗拒、霸權及貶抑的體制、性別的角色及關係、脅迫的機制、集體行動的動員方式、地方暴力文化的語境等」。通觀全書後，就作者所揭櫫的目標看來，管見認為本書作為長時段地方史，遠較小歷史成功；換言之，作者在「重新找回普通人的感覺及生活經歷」方面的業績，與他原先期望的，或有相當落差。其中癥結所在，相當程度上實因史料性質局限，與作者能力無關。本書取材豐富，引用的基本史料包括地方志、文集、官文書、調查報告、檔案等。文集和官文書多出自士大夫菁英之手，下層民眾的實際生活本不是他們記錄重點。冀望藉這批人的詮釋記錄從事小歷史探索，雖不能說緣木求魚，但不免隔靴搔癢。相對於作者先前兩本有關漢口的著作著重問題析論，本書則明顯較徧重歷史敘述；導言中他也直言不諱，表示本書「按年代順序編排，表現則文學多於科學，描述多於分析，聚焦於細節及特點，關心錯綜複雜的人類經驗」。作者文筆雋永，表達力強，用句遣詞尤見心思。他善於構思章節安排，每章均以人或事為主軸，逐層深入細緻探討，構成充實動人的個案研究。各章之間復環環相扣，綜觀則為一本引人入勝、驚心動魄的社會史論著。第一章除介紹麻城暴力的社會人文生態背景外，又以袁枚筆下十八世紀當地兩個姻親家族之間的宿怨，其中一方的妻子私逃回娘家，被關於屋中的假隔牆逾年所引起的一波三折的一篇寫實記載作為插曲。參照第十一章中「性別戰爭」一節，上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因左傾幼稚病的過激行動，引起地方軍人夏斗寅強烈報復。夏對婦女尤為厭惡，極盡凌虐羞辱之能事（按：同樣的政治迫害，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共鄂、豫、皖肅反）。這兩章相關部份合而觀之，生動勾勒出麻城婦女長期受壓制，其地位幾淪為奴隸的慘狀。梅氏為當地最早安居的強宗大族，耿氏則為向梅氏地方霸權挑戰的後起新貴；十六世紀後半當地政治主要爭論點中，梅國楨和耿定向分別站於敵對的一方。梅、耿之間先是因黃安從麻城析出建縣的利益衝突而交惡。十六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耿定向是縣令穆煒賦稅改革的堅定支持者；他又與穆煒的地方心腹黃卷（ 1529年進士）為密友。作為地方第一號大地主的梅氏，經濟上自會因賦稅改革而不滿，故對穆煒的倡議甚為抵制。放浪形骸的名士李贄長期居停於麻城，其個人英雄主義理想與梅氣味相投而結合，卻加深地方菁英社會內部分歧。第四章中，藉著梅、耿兩家爭論，作者具體而微地把明末麻城人際及宗族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娓娓細述。其他如第五、六章梅之渙還鄉記及東山之亂，第十二章張國燾鄂、豫、皖肅反擴大化，亦同樣扣人心弦。然因篇幅所限，無法細表。作者不徒以美文敘述為能事；他表示「合適作微觀分析時絕不躲避」。事實上，書中不少重要發現即來自透闢的剖析。如對於七個世紀以來麻城的盛衰消長及內部權力結構的轉移，作者有以下敏銳的觀察：麻城經歷了兩個時期的繁榮。其一為明中葉到明末，農業商業化為其中關鍵；商業及出口農業的利潤，投資於發展教育的基本設施（如家塾、族塾、村塾及書院等），其結果可從下面數字得見一斑。有明一代麻城產生一百一十名進士及四百二十一名舉人，勝過華中其他地方。必須指出的是：麻城因科考成功而知名全國的情況，出現於十五世紀後半葉（明代最初的一百二十年間，麻城只考中十七名進士）。另一個全盛期為清中葉至晚清，富有創業精神的黃幫商人，把基地設於商業興旺的麻城及其附近各縣，既支配華中欣欣向榮的貿易，對麻城內部經濟也有明顯向後連動的影響—— 十八世紀末註冊市鎮總數迅速發展。悠久的商業宗族如宋埠施氏及中館驛林氏等都發了大財，權力也達到頂點。經濟繁榮並不相應反映於文教及政治顯赫地位的維持；不論用甚麼標準衡量，麻城都退於邊緣位置（只有進士四十六名、舉人二百零六名）。這兩時期麻城內部權力結構大不相同。前一時期是由中部及西南部核心區長期藉著農業商業化、土地開墾添加（購買、投獻）累積財富，藉著科考仕宦向上流動，具高學養，並相互通婚的宗族縉紳支配。後一時期的地方權力，自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以降，從核心區文人地主轉移到東山高地那些財富、學識較低下的地方強人劉君孚、余雅祥、鄭漸逵、夏斗寅等。他們的主要資產單純不過，就是控制武力。其他洞見如：當地武裝地方菁英在武斷鄉曲的過程中，至少盜用了部份中央特權，發生於十七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權力鞏固時，要比別處早而徹底。舉一反三，其他精到處，恕不多贅。一本篇幅四百多頁，涵蓋七個世紀的長時段著作，錯誤及可資商榷之處難免。謹就其犖犖大者提出就教於作者：頁 49、59、67 謂朱元璋原籍江西，按：朱為當日淮西江北道安豐路濠州人，隸河南江西行中書省，唯元代江西行省範圍遠大於今江西，為免誤會，應作濠州（今安徽鳳陽）人較妥。頁 83–84 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位明代文學家為湖南人，按三人籍貫公安，當日隸屬湖廣承宣布政司荊州府，在今湖北省內。頁 101–2謂李贄在其《史綱評要》中，重覆援引「好漢」一詞，按王利器、王重民等專家已經考證出《史綱評要》是託名李贄所撰的偽書。頁 116 載馮夢龍編纂，題為《麟經指月》的著作，作者將指月譯為 A Monthly Guide，而不識其為佛教用語，「『指』喻言教，『月』譬佛法，…… 文字語言（指）是教人認識佛法（月）的一種途徑」，1 故或譯作 A Guide to thePrinciple of … 更佳。頁 144 載崇禎皇帝自殺後，福王稱號為洪武（Hongwu）皇帝，此實張冠李戴，弘光誤認作洪武。頁 148 謂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永曆皇帝經廣西、湖南、雲南，最後至緬甸，1662 年在當地安詳逝世。此與史實顯有出入。永曆於 1659 年入緬，1661 年被緬人獻給吳三桂，翌年在昆明被縊殺。至於其他音譯或體例的一些問題，無法逐一細列。有關中國暴力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本書雖不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卻可能是首本以長時段，就某一地方作深入探究的微觀論著。全書讀來觸目驚心，但又趣味盎然，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何漢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