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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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08
ISBN:9787108014368
作者:项飚
页数:563页
作者简介
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本书选材新颖、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堪称有前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后记：理解的知识
参考文献
附件
致谢
插图
内容概要
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现留学英国，攻读博士学位。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本书选材新颖、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堪称有前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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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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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去大红门转了一圈。此大红门是丰台区南苑乡的一个地区，当年以“浙江村”闻名，跟红色名媛、英语教师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浙江村”开始形成是1980年代中前期，嗅觉灵敏的浙江商人一拨接一拨地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咸与淘金。浙江人的家庭作坊完全以市场导向，随时开工，几乎能可丁可卯地进行生产，这些都是只懂计划的国营服装厂全然做不来的。在市场化转型中，外来的浙江人完胜。他们的坚韧、敏锐，产业链的完整略过不表，只说这个社区。“浙江村”的形成，大概可以跟其他国家城市化当中的“城中村”有很多相似之处。有道是，只工作不玩耍，再好的孩子也变傻。随着人口数量和社区规模的增长，各种生活服务行业都渐次出现，包括发廊、餐馆、市集这种最基本的和长途车、托儿所等等进阶服务。连尊贵的土著都不干只做房东，也出来做浙江人的生意了。这些二十年上下的陈年往事是从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读来的，很详尽和专业的一本“生活史”。人类学的作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书中老老少少名字被换掉，但是生活的却很真实。在异乡打拼的他们，以一己之力来创造生活，并没有想象中背井离乡的那种悲凉。在官方的眼中，他们是隐患，侵害了市容，扰乱城市的既有秩序。在市民眼中，他们恐怕也不那么可爱。当然，市民的提防应该除掉便宜和时髦的衣服。这些都不要紧，真正悲凉的是时间。这项研究使有温度的“浙江村”出现在地图上，而研究成书、学者转向之后，他们继续默不作声，在事实上消失了。“浙江村”有自己的问题，治安不良、帮派横行等等不入眼的草根社会的问题这里都有。远到巴西、墨西哥大城市里群集的贫民区，近到北京城里的“新疆村”，实际发生的问题和真伪莫辨的传说都不绝于耳。但是，这方面中国有还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户口，就是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特色。前几天13家报纸的集体社论，不是还有余波袅袅嘛。但是，在与官方若即若离的“城中村”里，这个特色又可能不成为特色。正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是完整的落地生根的市民，那么可以姑且不要这个资格。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情况下，以“大人物”为特征的自组织以及新兴的市场力量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责任，（至少）使得 “浙江村”能以一种稳定和内敛的形态出现在城市当中。这种“浑不吝”的态度，虽然横竖都是无奈，但在外界看来却不啻为一个隐患，尤其是在一切皆有可能的转型时期。从微观案例可以感受到个体和规模较小的群体的力量。他们沉默和无力，但是用自己的行为制造一些可能和推动点滴改变（不好直接判断为“进步”）。这些权利不是在激烈斗争中“争取”，而是在选择当中 “创造”。“浙江村”人更幸运一些，他们的社群文化、亲属纽带、商业传统有助于这种“创造”。在义务远多于权利的现实情况下，他们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无论合法与否，而且“拉关系”之类的。非要抽离现实情况评价的话，那简直是成有道义的不择手段。相比身在云端的庙堂中人，蝼蚁般个体的力量几乎可以直接忽略不计。不过，即使是真的蝼蚁，不也照样能垒出高耸的蚁塔来么？更何况人又是复杂得多的造物。中国社会的变迁，须臾都离不开这些创造权利的个体，他们所拥有的就是头脑和脚，绝没有“武器”那么威风。可是，蚁塔什么时候会碰到玻璃屋顶，仍然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1995年，大多数浙江人的大院被政府拆毁。据传，这次大规模的清理的源头，是一位领导路过时发现了这片有碍观瞻的建筑群。（P412）后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减少了损失以至卷土重来，也许后来这里又还有大大小小清理，但是手头缺乏重要的延伸研究材料。京温商城是我能跟书对上号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地标，那天却没有开门。现在的大红门有许多大型的纺织品和小商品商城，据说是合理规划的结果。商城的大幅广告牌上的品牌大都闻所未闻，不过代言明星道都是娱乐圈的熟面孔。商场里做批发的居多，品牌比广告牌上的更为罕见，代言明星则大多不知是何方神圣。其时正逢年后，市场逐渐恢复运转。照红火程度来看，这些完全没有名气的衣服、鞋子在某处有广阔的市场。也许“做大做强”还真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惯性，“山寨”也有自己的力量。外面的大街上，一条快速公交线(BTR)直通前门。周边的居民区偶有一小片平房，也不见热闹非凡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只发现其中有一户门口堆满衣服，看起来却更像个仓库，好歹算昔日“浙江村”的遗存吧。http://www.mtime.com/my/underground1984/blog/3635137/ -
1,温州人真是了不起,当年看<三峡好人>就有感悟,农民进城对待阻挠歧视挑衅种种,有自己的应付办法,无非是忍着,以软对硬,而且不容易在心里生下仇恨的种子, 不像读过几本书的人,心高气傲,阶级感强.温州人的了不起就是能以超强的忍耐力适应社会环境,又以超旺盛的生命力打开一片天地.2.作者很强悍.本科到研究生,连续六年,这样的上学才不算白上,尤其是社会学者.这样扎实的田野经验太难得.3,浙江村里,做事的是温州人,捣乱的也是温州人.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村内有没有可能形成良性的自治?4,有钱则是有钱矣,但是似乎也扎不下根,这不只是说进不了北京户口,更是,他们的业,流动性太大,真正起来的品牌厂商,反而是在浙江本地的. -
本书作者通过对中国首都内以浙江人为主体的移民聚居地进行为期六年的研究调查，重点关注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人口流动的监管放松之后，这群进城经商的浙江人如何形成完整社区，以及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服装产业以及其运营模式和城市化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作者利用温州老乡这个身份，参与到这个社区的运行和发展，利用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和移民模式的理论，经济学中互惠互利形成“信任”“制度”等概念，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中人和人关系的转变和人际网络的作用和角色。在这本民族志中，被调研的对象为生活在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的一个以浙江人为主的移民社区，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北京，因为看到皮制的服饰有着巨大的需求并且市场上正规厂商的货价格十分昂贵，于是利用政策和市场体制的漏洞，开始从事“山寨”服装生产和销售。 在这门生意发展与壮大的期间，社区从浙江甚至是安徽江西一些省份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大量的人口使学校、菜市场、医疗部门等机构得以产生，形成了在北京其他的诸如新疆村、安徽村等移民聚居地中聚合力最强，生意辐射范围最广（远到俄罗斯等国际市场）的“浙江村”。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缺少人类学平时最关注和敏感的文化仪式民俗，因此作者抱怨，研究的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但当其深入到这个社区的核心，当中的波折起伏，从日常的亲友生意社交关系，到与本地人的冲突，到行政指令的清拆，社区内黑社会的形成，浙江村人如何和“四面楚歌”的环境斗智斗勇，也在一点点构建清晰地展示着在经济发展中，人和人的关系是如何重叠形成一种信任互利的商业结构和网络，现代化和土关系土办法互动共融等博大的命题，而这些规则本身，就是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文化。关系，是商学院课程中关于策略和管理都要提及的中国特色词汇，里面包含的人情和社会意涵（context）使得关注和融入中国社会的人都感到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本书的作者在开篇便提出诸多学者对于关系的三种有失偏颇的研究方法和视觉，分别是将关系视作中国特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将关系泛化和实质化的关系压倒一切论，还有只强调关系的负面影响将关系片面化的论断。作者认为关系是中国人一套关于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需要从最日常行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也是作者选择民族志这种事无巨细意义记录尽可能客观陈述写作方法的原因，在书中，作者最大程度利用参与观察（不仅仅是浙江村，也深入到这些移民的在浙江的老家），深度采访，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小规模的普查等手段来进行调研，将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动，移民，城市化，社会关系和社区凝结力这几个因素以时间顺序，年谱一般的方式展示在大家面前。在这本民族志中，作者在第二章阐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进入浙江村调查的非完全独立第三方状态。笔者认为，作者在描述当中虽尽可能地客观但由于参与到爱心小组的运营，吃住一体以及身份认同的影响。记录中也有美化和修饰移民本身带来的城市治安以及城乡差异，对于当地北京人也有片面抽样的嫌疑，比如里面描写的北京人都是“糖头儿”，只捞好处并且歧视外地人，但当地社区的黑社会贩毒打劫诈骗的描写作者却花费笔墨阐述其合理性。但瑕不掩瑜，书中展示的内容足够我们去理解这个聚落的行程和背后的运行机制，在这一部分，针对谋生/移民/分工和阶级/工作伦理等关键词，笔者一一结合本科所学理论和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探讨分析。 关于不同代际的移民移民模式分为推和拉两种模式（push vs. pull）,推动模式的意思是由于天灾人祸，战争，饥荒等客观的恶劣环境因素，原居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居住地到别的地区寻找出路；而拉动模式，则是移民意愿为主导寻找主观上认为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前者的显著例子有文革时，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浙江人在混乱天天武斗的情况下迫于生计出外打散工，到有需求的武斗没那么的地方去“贩卖”手艺，主要有以师徒制的方式传承发展的裁缝木工养蜂人等等。而后者的例子为像笔者一样的“教育移民”，通过高考来到香港，被这里高度发达的金融业，相对自由的政治言论环境以及语言环境吸引。而笔者认为难以界定的例子有在浙江村发展稳定之后，被当地服装生产商带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既有主管上的因素，但也有家庭的客观因素，但两个方面都不能独为主导。正如笔者接触到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投资移民的中国家庭（包括笔者自己的家庭），他们绝大部分的理由都是：为了（未成年的）孩子上学。那对于这一批“被为了”的孩子来说，他们心里是既有推力(家长影响)，也有拉力（朦胧模糊的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期待），这种两种力量都不够强烈支撑其融入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正如李安如在关于台湾三代工厂女工对于工作的意义各不相同一一样，代际会成为影响工作态度和工作投入度的关键因素。在城市流行文化比如享乐主义等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出现“浙江村”里的年轻小混混帮会，他们不能像父辈一样，心无旁骛地埋头工作，追求金钱，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中人们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没有强烈的利用城市资源实现向上流动的欲望，正和台湾第三代的女工一样，他们不再把工作机会或者在大城市是辛苦赚取一点点利润作为比老家更好的值得感激的机会。而笔者身边也有父母苦心筹划到移民到美国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结果最后孩子在高中由于和“朋友”为赚取外快买名牌，所以去从事倒卖汽车的行当，最终触犯法律被拘留遣返的真实个案。对于移民来说，其实参照琼安（Nash June）在于巴西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比较分析，只有家庭以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为目标，才能够更好增加乡村的贫穷移民向城市中产流动的机会，因此除非落脚城市本身能为外来移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他们才有真正融入城市获取更好社会上升机会的可能。而在浙江村中，虽然作者提及有一些温州孩子可以上学，第一代移民也觉得“能读到什么级别就读到什么级别”这种模糊概念，让孩子进行所谓的“北京化”，但家庭作坊的方式以及“关于民间成功模式的理论”（移民对于成功有着与当地主流社会不同的定义）的影响，以及社区帮派文化的壮大，外围环境还是诱导孩子尽早参加生产，第二代移民依旧觉得“像刘老大那样混世界”才算是“大事业”，因此也就带来了这个社区的不稳固，青少年犯罪等问题，导致社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后果。笔者认为这也是作者去挑战“同化假设”和“世界主义”的原因。 关于移民对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家庭作坊的商业运作模式改变了移民的宗族概念，也改变了其生活习惯，家庭结构等。在浙江村的例子中，虽然男女劳力分工看起来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男人负责在外面跑业务（分家之前两连襟去柜台送货看衣服版等），女性在家里负责餐饮等工作，但是女性还在家里从事着最核心的生产制衣工作，而一日三餐的丰盛程度，也完全由生产模式决定，晚上吃得多中午只吃一些剩饭，是因为下午女性才有时间去买菜，因此粗茶淡饭的中午也完全也可以接受。发展到后来，两姐妹分家之后，姐姐的老公不会裁缝，姐姐承担的生产的活比较重，就一日三餐都非常简便了，而小妹家里更加是将老家的母亲接到城里来负责做饭烧菜这一任务，以达到经济学所说的“尽可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达到利益最大化”，在生产忙不过来的时候，女性还可以到别的家去“讨饭”，这和农村注重女性贤妻良母提供完备的餐饮角色大相径庭，女性似乎在移民之后进行商业生产后从原来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脱离出来，和男性一样成为面包获取者（Bread winner）。而作者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虽然亲属乡里关系依旧很重要，但是和这些人在浙江老家单纯的亲族关系主导不同，他们对于“朋友”这个现代社会关系的产物却十分注重，虽然作者不认同“朋友”可以作为一种资产，但是从整个浙江村的商业模式的运作来说，“朋友”却可以带来生产原材料获取，财务周转，甚至是客户来源方面的便利，从而转化成经济资产。而对于宗族关系，作者说经济发展的作用力是不阻碍也不促进，因为这些来到北京的浙江人在打工之后往往选择回到家乡建造大屋子，然后请亲族过来观摩庆祝，有点像马林诺斯基描写的“夸富宴”却又不带那么浓重的社会压力（比如避免乡族认为他的发迹是采用巫术等），而更像是自发的一种身份认同的构建和对永恒的追求。因此是一种对传统关系的再创造（re-creation）。这就好比笔者生活的内地本科生圈子，大一大二的时候都会规律地登录“人人网”，即使埋头学习不用社交网络娱乐的学生，因为上面有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学姐学长实习选课以及最实际的校园衣食住行指示，作为外来者的移民对于信息这一个在经济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资源，获取的渠道十分有限。 关于适应(adaption)和移民社区的构建正如格默克和泽那（George Gmelch and Walter Zenner）对墨西哥移民的研究一样，移民进入新社区后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对价值观上都会进行改变调度,通过涵化和文化嫁接（acculturation and transculturation）的方式去适应城市生活，但却不和原来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脱离，从而形成有机的既能适应城市文化又保证乡土身份价值观独立的延展社区(extended community)。在浙江村中，第一代移民也是这样的模式，先从经济上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本，从而实现财富上向社会上层流动，但不同的是，浙江村形成延展社区更为早期以及没有被城市对成功的定义所同化，浙江村内海蜇海产供应琳琅满目，浙江小吃也随处可见，还保留和许多浙江传统的服务行业诸如剃头店打金店等，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即使是已经被“北京化”的新一代，也依旧不被城市主流的完成高等教育课程从事所谓白领等高端行业最好的思想所同化，他们依旧想像父母一样做生意，尽管渴望程度和人生意义已经不同（上文已有详细分析）。这也和来港内地生的情况一样，有些掌握了粤语的广东同学主动和本地同学融为一体，甚至不和内地生多接触；也有一些赞成内地生抱团，不和本地同学接触，甚至排斥和本地的同学在课堂上一起合作。是进行涵化嫁接还是穿越独立，对移民是个很大问题。 阶级和分工关于分工和阶级的形成，在浙江村里面我们看到两种分层的模式并存，这里既有马克思所说的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区分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比如作者参与观察的周家，拥有缝纫机的浙江商户管理着打工的“江西人”（浙江村里商户对其他省务雇工的统称），商户在生产过程中要求将劳工的劳动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赶单子的时候要求工人三四天不睡觉，而在赶工之后最先可以休息的商户，而工人必须等待商户的安排才可以停工休息；而在闲暇时间不同商户间的劳工可以相互借调，一年给一次工资的模式让商户觉得如果工人没活干的话就会“白养着他们”。而后来分家之后，小妹家庭对于招聘工人还会有地域间的选取，不敢全部招一个省份的，怕他们有了凝聚力“联合起来闹”，而在后来的发展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确实有联合起来的倾向和动力，他们成立了工人之家来反对相互借调以及一年才给一次钱的薪酬模式。但细心的作者也观察到，但其实阶级的分层也和韦伯所说的三种资源经济/政治/名声（prestige）资源有关，刘老大的地位不仅仅在于经济地位，也在于名声，而名声在社区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关乎其他成员对你的尊敬，会直接影响合作以及客源，而客源也是社区中很重要的资本之一。而获取政治资源的一些团体帮派，虽然不再团体内有很高的声望，但在被拆迁的过程中居然逃过一劫，成为为数不多的选择性“漏网之鱼”。而在周家里，虽然雇工和雇主有分层，但是年轻人的互动和接触可以突破身份，并且比本身和同为雇工/雇主的父母更为亲密。 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角色在浙江村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温州人进京前后，政治都经济活动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的意识形态运动和宏观调控都对浙江村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市场开放的时候，和美国和英国一样，国家是发起者和总策划者，并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而浙江村的商户也是，他们一直在和国家的博弈试探中找到最容易钻的空子，他们懂得在被驱逐后回归时注册成立公司，懂得不再私囤武器去冲击国家敏感的神经线（“爱心小组”的成立和执行），懂得用打官司来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懂得进行商业利益主导的妥协和不“瞎闹”（一些被公安敲诈勒索的商户一开始说要伸张正义但到真正行动时还是觉得“好好做生意，不和公安斗”）。这本书引发的无数话题都引人深思，时间有限，只能选取几个较为显性的来分析。附录1：详细的章回总结在书的第一章，作者首先阐明写作的目的，关注的命题以及调研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社会学的对于社区和社会的二分，区隔出了整体和局部，而当中由于人口流动而形成移民边缘群体，则在大社会中以并存，依附或者联接的形式存在着，而“浙江村”这一和现代城市相对的小团体，因为受到长远利益的驱逐，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完整良性的关系网络以及信任机制，发展出嵌入模式，从而和整个大社会是依附加联接的关系。而这总体的共融中，又有具体的冲突和不和谐，比如政府朝令夕改的一刀切迫迁，当地居民的歧视的等等，这些因素除了打碎了许多传统社会学家的同化假设外，还引起了作者探讨他们如何接受“凸生事实”的被动，而后从边缘和大环境中成为“主人”的过程。第二章作者总概社区研究的理论，结合马林诺夫斯基的从下到上角度的人文生活描写和布朗提倡的“多个功能构成整体”从上到下的角度，作者认为需要从两方面看待和研究一个和社会相对的社区，从老人处了解历史，从青年处看到活态。社区的特点为结构上构成整体，功能自足以及有一定的边界。但是“浙江村”作为一个社区有其特性，比如对比费孝通笔下的“江村”， “浙江村”有其特殊之处：无根以及在流动的状态中发展。而缺乏一般人类学家爱好的文化仪式的社区，虽说“文化”难觅，但是当中表现出来的以系（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组合，其他例子还有保姆帮，老乡帮等）为基本单位，发展出来的圈、派等辐射网络，依旧是值得去感知和了解的大方向，在特定的内容背景下（context），作者通过和当地社区的互动去超脱本身的角色来进入文化人类学要求的“他者的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第三章“周家一日”则描述了社区中典型普遍的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流变发展。这个以两姐妹和各自的丈夫组成的家庭作坊，分为家庭成员以及雇工两拨人，后来由于双方的合作矛盾而分了家后各自发展。作者详细记录了这个作坊分合前后整个物流链/价值链，而每一个环节，从获取原料设计样板到生产销售，全部都离不开亲属关系以及“信任”机制，比如缺乏原材料纽扣的时候，可以像平时相互讨要食物的作坊借赊；比如市场上随时和人扯村史，碰亲戚。这个社区，“谁是谁的谁，都知道”，因此也就有了作者所一直申论的“锁住”，一种相互制约互惠的约定俗成。而作坊模式对于人和人关系，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饮食习惯需要配合加班加点的节奏，朋友概念对于农村亲族关系主导模式的渗透，分家的独立运营模式对于亲族维系的冲击等。这一章概括了社区的运作模式和关系网络特点，还开始提及和本地政府北京本地人的冲突，因此这一章是以下几个章节的讨论话题的大框架和总概。第四章写的是“浙江村”中的“哥伦布”的故事，对于谁先来，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由于帮派和利益的考虑，大家都乐于相信有着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刘老大是第一人（虽然根据事实不一定）。而不同帮派姓氏的浙江人占据着村里不同的地点，但都各自以劳动力链“带”处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发展壮大，而从改革前文革迫于生计，到改革后浙江人到处躲着走修建社形成供销大军，都是移民模式中的推动模式，浙江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出路，并且摆地摊和城管打游击战的过程中尽了本地人的白眼。连刘老大都说，当时被城管赶的时候，差点把孩子弄丢了，而后来孩子问起别人做生意不用被赶，为什么自己被赶的时候，一个大男人眼泪都出来了。第五章和第六章讲的是从1986年到1992年“浙江村”从初步成形到走向国际市场，从流窜的摆地摊到成为北京服装市场中流砥柱的经销店的过程。浙江移民们以敏锐的对终端渠道的触觉，借了法规不完善的便利，用低廉却同质的产品（笔者认为算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在流动的市场中发展显示租柜台，后来到代销，定销最后走向大型批发，打通全国性经济网络、国际化边贸的的模式。在这过程之中，老乡生意的信任机制再次为高速发展的服装价值链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业务的扩大导致了专业分工的出现（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三个各司其职团体的明晰）使得浙江村带动了除了浙江移外的几个省份的劳力流动，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具有自主结构的迁移网络。而从皮夹克的例子，我们看出了这群浙江人对于市场信息的把握十分及时，而整个体系的信息网络遵循新的样式和风向先流动到朋友亲戚处，然后到浙江老家同一个村的，最后是整个浙江村都跟上潮流，书中对这种紧贴走俏商品不落后于人的状态，用了一个有意思的词，“全村人的智慧结晶”。而经济的发展也和原来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互动，这里生产扩大的资金来自老家，没有专门的融资机构，而亲戚关系主导的作坊也使得他们失去了成为职责分明制度化的大规模公司组织的机会。而“浙江村”在人口壮大和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和语言移民身份的边缘化，当地北京人比如说房东还有医院里面的本地患者，都对他们作为外地人产生厌恶和歧视，因此许多独立的支撑社区的机构，比如菜市场医院幼儿园理发店等应运而生，成为整个“浙江村”经济体系的亚产业链。第七章“乱里挣钱：1992-1995”，虽然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我们不应该片面关注“关系”这种非正式的约定俗成对于正规协约的冲击以及秩序形成的瓶颈，但这一章描述的由于“关系”为先的社区必然会导致的混乱和不安定。比如说浙江村内毒品，赌博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盛行，恶性抢劫的行为甚至威胁到了商户的经济财产和生命安全。而联防自卫队这种处于自我保护却又确实契约维系的机构最终也是不了了之，“浙江村”内帮派依旧各自为政，以师徒，跟随，雇佣，委托等方式吸纳新成员，壮大自己的势力。这种“土”方式遭遇了现代都市流行文化的渗入，享乐主义的就像野草般在青少年心中生长，不管作者如何强调帮派和黑社会不是胡作非为，但其对社会治安以及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的威胁客观上不容小觑。第八章“波折与浪潮”，记录的是社区为了建造认同感和改变治安状况混乱而成立“爱心小组”以及遭遇北京政府迫迁的经过，不过社区如何完善和壮大，“浙江村”村民依旧对本地的行政机构当地社区有自我弱化和恐惧，比如明明被公安欺压，却不敢去伸张正义，表示“斗不过公安”，这了除了移民身份之外，也是对强大国家机器集权体制的恐惧和屈服。而在被政府利用多重手段驱赶后，比如税务局“恰到好处地控诉浙江村偷税漏税”，武警官兵加入的大清理，浙江村的人无法以务实逻辑理解政治形象工程，却以绝对迅速灵活的逻辑转移到河北燕郊镇，但在轰轰烈烈地全面建设新的浙江村后，朝令夕改的政府却又放松了限制，大家由于惯性要回迁而后浙江村元气恢复，但领导的人却在名声大于一切的亲属关系网上“丢了面子和金钱”，社区虽然受到冲击，但奇迹一般地适应过来，而且浙江村村民“聪明地”成立公司，将资产合法化，使得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完善，而抗争手段也从原来的私了变成了打官司。对浙江村的民族志叙事记录就结束在这一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作者照应开头，再次重申人文写作角度“理解性的知识”而非科学想要一言以蔽之解释世界的“支配性知识”，而且用层叠模式，“锁住”制约机制来阐述浙江村这个移民聚落的特殊性，在资本和关系的博弈中，移民聚落的内聚性内部冲突以及辐射范围会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全书最后作者总结了“浙江村”遭遇的宏观非可控事件，比如北京大整顿，奥运的召开以及计划-市场的模糊模式，而管理结构和地域机构的紧密结合行政架构也大大影响了移民聚落和原迁出地的互动关系，对第一代移民的认同感以及第二代移民的收到北京化后选择回归的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如何处理和客观看待关系，以及市场化中的人口流动，成为有效管理这种新社会空间的关键。
精彩短评 (总计5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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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此书有了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 -
有点意义，和城市里的陌生人侧重点不一样，期待英文版 -
扎实的民族志。 -
良心推荐 -
需要再读一遍 -
别人读这本书可能在想怎么做学术怎么做社区研究，我，在想，怎么像温州人一样发财。
酣畅淋漓。 -
质性研究的经典。学习之。 -
作者总是很认真地在反思，喜欢这一点。 -
很早看过的了。。 -
书是好书，值得一看。卖家发的书是全新的，只是发货速度慢了点~~希望再接再厉~~ -
已经不能用惊为天人来形容我对作者的赞叹了。 -
材料非常丰富的硕士论文 -
别人的硕士论文：） -
有意思 -
绝对是好书 -
写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扎实的一个田野。 -
我喜欢这样的人类学！！！ -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想起周晓虹老师上课时说过的话：“温州人就是一个奇异的物种。”确实是。尽管讲到改革开放，我们常常想起安徽凤阳，但实际上温州人在整个毛时代也一直反复折腾，又是逃跑，又是单干，又是偷着做买卖。而改革开放一开始，以温州人为主体的浙江村又引领了商业时代的潮流。他们的能折腾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那种“安土重迁”式的中国人形象是不符合温州人的，温州人认可的是精明勤劳的生意人。286页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京老太太不愿和温州人说话，但愿意和作为大学生的项飚聊天，当被问到如果她儿子做生意怎样怎样时，老太太不可思议：“我儿子干这个？我儿子怎么会干这个呢？我们一家都是有工作的。像我现在退休，国家每月也给退休金呢。怎么会干这事呢？”而她每月的退休金是180元，温州人说”180？吃一顿饭都不够！“ -
研究者身份，关系丛。看到吐槽社会资本那一段就噗了……以及我对日常互动人际网络这个话题真的是兴趣寥寥，为啥呢。 -
北京人跟南来做生意的浙江人抵牾不断，甚至一度将对方赶到河北，没想到十多年后又出来一浙江人使全国人都可以借他的地儿买卖哈哈。。回到书，有两个问题：1、如果所谓跨越边界主要是指浙江人在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经营，是否可以说浙江村就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比如中国人去各地旅游、经商，是否中国就是跨越边界的国家？2、像他在《全球“猎身”》中反思的那样，这本村史性质的著作实则聚焦于政治经济和发展问题，那么书中重微观描述轻宏观结构分析的取向就值得商榷了。 -
可读性很强，资料翔实，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来揭示经济行为、社区建构~PS :温州人真牛！！！ -
只能说相当nb…… -
豆瓣评分9.2，对比《江村经济》显然有虚高的成分。作为硕士毕业论文，这样的水平足以让很多人汗颜了（如今如此扎实做学问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吧），不足之处是整本书的线索有点散，作者的写作功底难以驾驭如此庞大的题材。读完想起另一本写福建人的社会学著作《金翼》，这个领域真是太有意思了。 -
极其强大。原来作者不是妹子，记错了。 -
田里呆久了必有收获 -
难得读到写得这么流畅的书 可读性很强 讲得通俗易懂读完秒变项飚老师的粉丝 -
温中八零后校友中的杰出代表
受他影响 当年决定不出去闯
一些农村里的讲究其实都是有出处的
类似为了吓唬小孩子不要在有深井的地方活动骗他们说有很恐怖的东西
这些讲究乍一看很没道理 但深入观察后会发现很聪明 所以不要低估农民的智慧同时也不要因为判断了某件食物不符合所有的科学依据妄自违背 因为你挑战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本书也让我看到在时代的潮流中 个人的选择非常有限 只能在眼前的一亩三分田里本能的努力或者随波逐流 温州大红门成就了一批人更多的人是被毁掉 可怕的是成就的莫名其妙毁掉的也不知所以 时代的弄潮儿？呵呵…… -
仿《街角社会》而作。 -
进入现场的过程有些过长，关于温州人的家庭关系与商业思维的观察读来非常有趣，可惜fieldwork开展的时间比较早了，对我来说有些陌生，如今的温州‘村’（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似乎已经很难再形容为村了。此外，以地域为选择informants的依据固然能形成具有内在向心力的社区，但是随着移民进入中后阶段，乡缘与其对应的地域特征也许会越来越淡化/本地化？ -
尽管没有什么学理上的突破，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生，能做出这样扎实的田野调查真是相当有诚意。这样的文本对读者而言不仅难得，而且可读性极强，阅读爽快感堪比前两年看彼得海思勒。 -
一拿起来读便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两天读完，不由得猜想起父亲当年进入北京时生活是多么的艰辛。很难从学理上对该书做出多高评价，毕竟这是项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作品，同类相比已经超越许多，而白描多于评述恰恰是这本身的价值，深入描写，告诉外人所不得入场的真实境况，以正视听，超越记者的笼统描写和概念炒作，让诸多的“城中村”或流动人口研究，甚至商业化历史研究有了一个标尺，看看哪些研究真的接了地气，说了真事儿，指出了问题症结。项先生而今已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其深入调研研究的耐力，韧劲儿和毅力感召晚辈，敬仰！这里的故事，不只是说了资本家的毛孔里有肮脏的东西，更是令人唏嘘创业维艰，血泪交织，斯密式的分工正是以这种不为“肉食者”所齿的方式扩散，可惜的是当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意识不许正向生长，野蛮生产也许就成为常态了。 -
致敬！ -
好看 -
温州皮革厂倒闭了，北京“浙江村”已经不是当年模样了，项老师的研究转向了，而我一个社会学的门外汉也有幸听了项老师的讲座。十八年前的研究结论今天看来很多都无法解释，我们很多时候沿着正确的道路走进了错误的房间。愿在前行的路上多一点如项老师这样的学者给我启迪。 -
功夫真足。聪明人，又勤奋，还有群星璀璨的教师队伍。叹服 -
搞关系实操指南//方法和视角运用的太厉害了 -
一口气读完，这么有分量的一本书，竟然价格低至8元，到手还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好想多买几本送人。 -
很有趣的一部书，和温州一家人的电视剧有点互通。 -
少年成名的项老师早期著作。可是人家硕士时已经这么好的功底了，除了刻苦应当还有不少天赋吧。也是非常珍贵的关于一个时代的北京的「生活史」。不过我猜如果项老师亲自修改再版的话，篇幅应当至少会少 1/3 吧。 -
清理书单，匆匆扫过，不如《城市里的陌生人》清晰。2016年9月吧。 -
田野做的真好，当历史看细节丰富有意思。我发现民族志怎么写还要看自己怎么自己怎么圆=，=全球猎身那样就说自己重的是结构，这本田野充足但缺讨论就说自己是为了展现人类的复杂性。。。#论如何机智的写好结语 -
致谢写的好真诚！“”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的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 -
田野资料太丰富了 后记很好看== -
学长说的话感觉在我系课上都提过 感动 闪烁着学术关怀的光芒 -
在琥珀看到，果断收入！哈哈！ -
本科加研究生一共6年在”浙江村“的田野考察，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作者最后提到人类学的田野考察需从”事实的逻辑出发“，其实从整本书来看，越发觉得今后田野考察的”民族志“和纪实文学著作之间的边界和差异愈发模糊了，尤其是和海斯勒《寻路中国》这样的著作对比。 -
社会学必读书目 -
项老师以前的研究还是很有洞察力的，很有想法，参与式观察不失自己的意见，论述很有洞见。看得我也想变成一个有洞见有insight的人啊，希望自己能够透过现象多看点本质，从理性和感性两维看待问题，毕竟我真的是感性没有，生性冷漠，理性也没有，就一点深入思考能力也训练不够。 -
求关于县乡村办集体企业及其改制历史，县乡基层治理相关的社会学田野调查实证类经典作品。PS，三联，中国经验丛书都已看过，请推荐其他相关经典，谢谢！ -
居然9.0吓死我了。很有趣很详实~你好没落的人类学 -
.........唯一一次类似的阅读体验大概是……忧郁的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