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明史

作者简介

朱元璋之崛起，靖难之役，嘉靖阁臣之倾轧，嘉靖朝之百态，好色穆宗懒上朝，宪宗、孝宗时之吏治，男风与女色，郑和下西洋，力图奋发的朱由检……黄波编写的这本《微明史》将以微博的形式，择明朝之要事进行简要叙述。

   《微明史》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洪武朝：一个人的“盛世”
朱元璋之崛起
“玩偶”小明王
“功狗”之命运
文人之新困局
富人的噩梦
农民之“盛世”？
胡惟庸案
“圣主”当朝无“大儒”
恩威莫测
自虐式勤政
“朕扫平中国，非猛不可”
插翅难飞的高启
辣手治国
另类“偷窥狂”
一边兴学校，一边毁文化
刘伯温：帝王师做不得
以文字疑误杀人
幻灭与焦虑
洪武朝杂缀
封藩固权，反成祸根
第二章 变异的龙种，衰朽的王朝
靖难之役
成祖酷似其父
龙子无穷尽，不得不削藩
宣宗与英宗
英宗：谁都不想要的“鸡肋”
夺门之变
“吾不自治，谁能治吾？”
宪宗、孝宗时之吏治
顽童明武宗
刘瑾：从擅作威福到“凌迟三日”
大议礼之争：尊君还是重道？
嘉靖阁臣之倾轧
“公卿之辱前所未有”
嘉靖朝之百态
好色穆宗懒上朝
初欲振作的小神宗
海瑞：挂起来的英雄
张居正得权不正、用权不慎
“高台倾”、“曲沼平”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随我来，杀税官”
国势日非，党争愈烈
堂皇只是一表象
万历朝之怪象
光宗命短熹宗荒
“此人说我不能剥他皮，姑且一试”
第三章 社会文化之变迁
王权软，社会兴
王阳明：“养得此心不动”
国家兴亡何关歌妓？
烈女：从被旌表到被调侃
功名如尘土
“装点山林大架子”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赫赫东林风
名臣风范
士人心态：从“妾妇”到“矫激”
“三个性儿，不要惹他”
钱能通神
思想多元：从孔子到基督教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
“人无癖不可与交”
声色之娱至此而极
男风与女色
世道真是变了
无法抗拒的世俗化
第四章 与海为敌
李约瑟的困惑
大海让人迷茫
关门获得的虚幻安全感
郑和下西洋：与民间无关的盛举
朝贡贸易：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东南髓膏竭矣”
王直：逼出来的“倭寇”
终归破产的“海禁”
第五章 大厦将倾，亡国镜像
力图奋发的朱由检
卧不安枕的的辅臣
若隐若现的亡国征兆
安内还是攘外？
“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
“十八子，主神器”
非亡国之君，有亡国之祸
“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
附录 明朝皇帝世系
后记

编辑推荐

　　《微明史》一本是“微博体”明史。该书以《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明人笔记、诗文等为史料来源，撷取或深刻、或有趣、富有启迪性的片断，融化改造为多不过两百余字少则寥寥十余字的“微博”，简练、生动、传神，并因其揉进了作者对明代帝王和社会经济和文化演变的个人思考，不乏一定的深度。可称为现代人所写的另一版本的《明史》，在《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连载后，深获好评。

前言

　　用段子写历史 微博之横空出世，大概要算我们此时代的一个特征。微文本的写作与阅读，已经快成一种无法抗拒的趋势。 而拿微博来与历史结合，除了时代特征激发下的“灵机一动”之外，也含有对宏大叙事传统的反叛心理。历史未尝不可以微观，某个历史人物的片言只语，某个惊天事件中的细枝末节，某件家常物事的演变历程，以微观的史笔凸显，可窥社会变迁，可撄现代人心，均可称为大历史。 至于特地截取明史这一段来作微博式的文体试验，原因也简单得很，一是个人相对熟悉，举凡《明史》、《明通鉴》乃至野史笔记和今人研究明史之经典，稍有涉猎，二是明史在中国历史中具有特异性。钱穆先生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这一观点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大加讥评。其实批评钱穆者并没有透彻了解其意见，钱氏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按钱氏之意，唯有到了明代，中国才攀上了集权政治的高峰。一部中国史，明史的最大特异性，或在此乎？ 如果套用事事古已有之的滥调，不妨说，用段子写史也是古人的创造，历代笔记，几乎无所不然，就中最杰出者，如《世说新语》、《宋人轶事汇编》，其颊上添毫之手段，实令今人叹为观止。但古人这一类著述，旨趣一般都相对单一，或偏于人物或注重典章，历史的整体感往往无可寻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盖棺论定的坏蛋，《世说新语》的作者却在大加赞美。这当然非古人之咎，盖著述自有体例，他们对历史整体的观照，另有专门著作也。 现在我既以微博体来写明史，自然首先要注意微博的特点，每个段子中尽量有一点机锋，至少可读，同时全书也不得不追求一种整体感，即必须能够回答读者一个基本问题：明朝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合而论之，一部“微明史”，一要好玩，二要靠谱。职是之故，其中之材料，多取资于正史，偶从野史笔记中撷取，也努力选择信而有征者。初衷如此，结果怎样？袭古人之成语，“是在阅者矣”。

内容概要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家居湖北宜昌，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好读书，不求甚解，偶作文，但慕适意。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主要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宁为愤青，不做犬儒》(即出)等著作。

章节摘录

　　文人之新困局 洪武元年，徐达陷山东济宁，衍圣公孔克坚眼见新王朝冉冉升起，亟遣儿子孔希学拜会徐达。徐达送希学于南京，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元璋即下手谕一道，曰“称疾则不可”。“不可”二字分量极重，孔克坚遂“惶恐兼程进”。事实证明他并未说谎，洪武三年其以疾告归，殁于途中。 元璋羞辱了孔子的后裔，但却不妨碍他像前代帝王一样高举儒学，声称“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 原在元朝做官的裕伯，战乱中避地海上，居母丧。因有大名，元璋招之，裕伯曰：食元禄而背之，不忠，母丧未终而出，不孝。洪武元年，元璋大局已定，复征裕伯，其仍称病不出。元璋下了道手谕，说海滨民好斗，裕伯坚守不起，或将后悔。裕伯岂敢后悔？涕泗横流地随使者朝见新天子去了。 元朝翰林学士承旨危素能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史，元亡时隐居已四年。入明之后，危素应元璋召，授翰林侍讲学士，颇见恩宠。一日，元璋闻帘外脚步声，问是谁，答“老臣危素”，元璋哂之：“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危素顿首谢罪。次日又令危素赴和州看守余阙庙，余阙系元朝死节之臣，元璋盖以此羞之。 元璋读《孟子》，至“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勃然大怒：岂臣民所当言？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 元璋不准孟子配享孔庙，以死威胁劝谏者，但一个叫钱唐的读书人还是毅然上疏，反对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简直是抬棺决战矣。 经士子死谏，元璋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余恨难消，乃命臣下“删孟”，将其中张扬民本的名言尽皆删去，编就《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亚圣当年经常骂得列国君主灰头土脸，但阉割于其身后，也只能地下发发牢骚了吧？ 元璋之前，文人只要不公开和现政权对抗，大可优游卒岁，享受消极之自由，隐士、逸民即为此一族群。元璋立国后于《大诰》中创立了一条空前的峻法：“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只有两类，要么为他朱皇帝所用，要么不为他所用，对后者，就应该 “诛其身而没其家”。 富人的噩梦 洪武初，嘉定万二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师回，乃询其见闻，其人日：皇帝近日有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万二叹曰：对我辈而言，此乃不祥之兆啊。即以财产付仆人，买巨船载妻儿浮湖而去。不到两年，江南大族渐次籍没，万氏一家独获令终。 元璋陷苏州不久，即下令迁徙苏州富民至老家临濠（今安徽风阳），并规定“私归者有重罪”，连回乡祭祖扫墓都不允许。 这种抑制富人的方略仍然来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秦始皇、汉高祖均曾迁富民于都城和其他地区。帝王们的思想高度一致，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连根拔掉之后，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会使可能的异己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 攻陷“江南”带给元璋的，不仅有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惊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厌恶。 朱元璋强迫苏州人移民，对江南课以重赋，又罗织巨案。洪武年间，“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 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换了30次，30人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惩罚者达14人。晚年元璋犹诏日：江浙、松江（今上海）、江西人不得在户部做官。个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谢在杭所分析，户部管理天下钱粮，而江浙赋税为最，元璋唯恐江南人士进入户部后给他玩猫腻也。 为躲避打击，富人们或被迫献巨资于皇室，或主动将财产充作军需，或散财以图自保。可是万全之计是没有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捐资助修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朱元璋大怒：匹夫欲犒劳天子之军，居心何在？这是乱民，应该杀掉！好歹经马皇后劝解，将万三流放了事。 明史学者陈梧桐认为朱元璋“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违法乱禁的豪强势族，对于那些遵守法纪的地主则是采取保护和依靠的政策”。惜其大著仅举出了一个富人历洪武之世， “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因而“独能保全无事”的例子。且不说例证太少，相反的例证又太多，就是在这一个“独”例中，一个守法百姓居然要靠“每戒家人闭门”才能平安无事，这究竟证明元璋打击面有限还是相反？ 农民之“盛世”？ 朱元璋把地主私田收归为官田，农民得到了什么？租种地主的田，农民固要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的时候，农民能否不种地？不能，还是要种，只不过，他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那么，他是不是不再遭受剥削了呢？不是，他依然要为租田上交赋税，而史料证明，官田税赋比民田高数倍。 农民受厄于“公有制”并不奇怪。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在你不租就没有饭吃的情况下，你不乖乖就范还能怎么办呢？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诉我们，一个雇主很多的市场，对受雇的一方总是有利的，如果市场上只剩下了一个雇主，你就只能接受其开价，因为你别无选择。 为了困农民于土地，惩罚和连坐还不保险，在黄册、鱼鳞册登记户口与土地制度之外，元璋又设“路引”，百里之内农民可以自由通行，百里之外，就要由官府核查派发“路引”了。没有这个小玩意儿，必被捉将官里去矣。 “路引”制度于洪武初年即已施行，其威力堪称空前。洪武六年八月，江苏常州一个百姓，祖母病危，急于外出求医，仓促之间不能申领“路引”，为当地巡检司拿获，要送到司法机关问罪。这时佳话出现了，朱元璋嘉其孝行，“闻而释之”。一则让人心酸的佳话。 史学家谈迁在巨著《国榷》中说，明初规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里深夜里不能有人行走，所以，人们常常稍有不慎就会因“口语细故”而被流放和充军，他的家乡为此而充军的就高达六千余人。谈迁生活于明末清初，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说：“言之至今心悸也！” 朱元璋对官员训诫，既反对与民争利，还主张“藏富于民”，颇具现代性。可惜其对“富”的理解和常人有很大偏差。 在元璋眼里，百姓能够吃饱穿暖，就是富裕，农闲时节，一家人于酒足饭饱后，能够围着一个火炉唠唠嗑，就是盛世。他所谓的 “富”是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最低层次的需求，而一旦越过这个层次，就成了他王朝稳定的一种威胁，是其打击对象了。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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