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上)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1
ISBN:9787203061168
作者:朱宗震
页数:272页
作者简介
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本书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2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个中的经验与教训，将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本书上册是写1912年，下册是写1913年，下册将在9月份推出。
书籍目录
自序 序章 大人物1.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 第一章 短命内阁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2.大借款风波3.唐绍仪出走天津 第二章 练习民主，练习自由1.风起云涌话政党2.手握重权参议院3.言论自由惹冲突 第三章 军权和多元化的地方政治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 2. 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4.梁公高足：云南都督蔡锷5.东南锁钥：陈其美在上海 第四章 第二次内阁风潮1.陆徵祥：不经意做了冤大头2.参议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3.军警：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政治4.稳健与激进：同盟会在分化 第五章 张案始末：民初政治生态的缩影1. 黎元洪、张振武与湖北风潮2.张振武之死3.不了了之的弹劾政府案4.戴季陶和章士钊的分歧 第六章 稳定、建设成了主旋律1.宋教仁：有总理之才的年轻人2.国民党：迷茫时分的选择3.孙袁会谈：合作背后有权谋结束语民国元年大事记下册内容概述
编辑推荐
《真假共和(上):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是一段令人缅怀的悲情的历史。他们都是失败的豪杰。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
前言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令人振奋地建立了共和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成立了议会，制订了《临时约法》(宪法)，举行了全国的大选，召集了国会。政党蜂拥而起，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言论自由，百家争鸣。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似乎出现了。然而，中国政治仍然到处潜伏着杀机，血雨腥风，在各地漂浮。政党运动成了党同伐异，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一方面，真共和假共和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共和亡国的危言令人揪心。维持大局的呼吁，挡不住政潮迭起。中国的共和制度终于昙花一现。这是一段令人缅怀的悲情的历史。一代英豪，在不同程度上为了国家的政治变革，进行了努力和奋斗，包括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是他们的合力，才完成了辛亥年的变革。但历史十分无情，他们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也终于分道扬镳。他们都是失败的豪杰。袁世凯企图重建国家的统一，以帝制的权威，震慑骄兵悍将，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名裂的后果。梁启超期望以和平的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行开明专制，事与愿违，不能不走上护国战争的暴力道路。他始终没有找到通向开明专制的道路，后来也灰心地退出了政坛。孙中山以革命救国，期望建设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但屡战屡败。他的遗产国民党，虽然取得了政权，却把三民主义束之高阁。中国社会究竞是怎么回子事？我们不需要长吁短叹，而是要从民国初年的历史运动中找到它的脉搏。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学者们，缅怀这段历史，感到无限的惆怅。他们或者期望命运之神能够眷顾中国，使这场短暂的革命迅速转化为和平的建设，给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的希望。或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误走了妖魔，也许是打开了西方的潘朵拉盒子，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和牺牲，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当然，以往的观点，则把责任全部推到了袁世凯的窃国和宋教仁的议会迷，似乎没有这哼哈两将，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这是真实的历史吗？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人们的感情和主观愿望，是人们的价值观在打扮这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以寄托自己的期望。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向历史人物注入自己的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现代历史学也是一门科学，专业历史工作者有责任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即使不能完美，也要努力接近。专业历史学者固然也有自己的感情和价值观，但现代历史学要求，专业工作者应该努力排除感情因素的干扰。把历史的复杂的真相和运动告诉社会。至于社会群体如何评判历史，则是人们的自由。历史学家不应该指望以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去左右读者。因此，本书只是希望努力解读民初这段悲情的历史，还原历史的复杂性，把历史的运动看成一个自然的过程。本书尽力不对历史注入自己的主观愿望，也就是不去遐想历史的完美结局。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假设，都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证明，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去认真观察历史的运动，不去无谓地浪费时间，耽误了对真实历史的研究，造成文化的缺损。本书希望以通俗的笔法，向社会大众解释这段让人寄予无限遐想的历史。人类历史是以一个个人的运动组成的。所以，本书也从人物介绍开始，中间也不断地叙述一些人物的历史。本书尤其着重介绍人物的教育背景，也就是文化背景。从这些人物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我们就能理解这段历史生成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具有长期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给近代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保守性。我们从辛亥人物身上看到，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中国的文化更新还刚刚开始，一批批的精英人物，刚刚从科举考试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对西学的学习还十分皮毛，竞然不能不去向日本转手学习。而且，他们还只能学一点点西学的常识，认真学习过西学的人很少。那么，我们对这些身裹传统的沉重包袱的人们，怎能寄托过高的希望？这是客观的历史，这是中国的命运。我们无意否定他们的奋斗，包括袁世凯的历史成就在内。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他们对于现代文明认识的实际水平。没有现代化的人才，又怎能有现代化的运动？即使有圣贤出现，也无能为力。辛亥那一代人，为了国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甚至作出了牺牲，我们不能轻忽他们。但是，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包袱，不是一代人就能解除的，我们也很难去苛求他们。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艰难而曲折，辛亥年的变革只是开了个头而已。文化的更新需要时间，先进人物身上区区的现代化观念，无法阻挡中国社会继续在传统的王朝更替的惯性上运行。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的分裂。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运动的严酷性，不能指望获得廉价的成功，今后的道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内容概要
朱宗震，江苏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孤独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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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诚意就够了吗？但没有诚意又会怎么样？——读《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的困惑民初共和这段历史，的确很难言说，是笔糊涂账。前人或者专注于争一个袁世凯，是白脸袁、红脸袁还是花脸袁，这是评价袁在其中的功过是非；或者专注于争一个宋教仁，争一个孙中山或黄兴，这是争策略，政治争权还是军事夺权；或者如本书里用了很大篇幅来关注的章士钊与戴季陶之争，这是共和理论之争。但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展到“张案”、“宋案”，然后“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共和的美梦终于如昙花一现，中国社会进入军阀纷争时期？好人吗，坏人吗？革命吗，保守吗？新与旧？理想主义与实利主义？制度与国情？……如果再深入点问下去，就是历史到底有没有必然的道路的问题了。关于共和之败，比较常见的解释有：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党应该一早就放弃政党政治的幻想，这体现在历史教科书里，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之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已经被证明是最硬最大的硬道理，但大家都有枪杆子，谁的枪杆子里最可能出政权？民初孙袁合作，之所以需要合作和能实现合作，正是因为革命的力量不够，如章太炎指出的，“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就是说，打得过当然好，但打不过人家，除了和袁世凯合作，完成“排满”的任务，搭个“共和”的架子先，再进一步谋进取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自然，还有一种，就是像后来的共产党闹革命那样，铁定了心地决裂、抗争，城里争不过，就往农村走，星星之火，只要不彻底熄灭，再配合点忍耐和运气，总会有可以燎原的那一天。但这种路子，就当时情形看，比起孙袁合作、名正言顺地分享政权来，似乎更无胜算、更等而下之。2，人事所误，一是袁世凯窃国，二是宋教仁误国。近来对袁有很多的辩解，“窃国”的字眼不再流行，袁的功劳和难处，也不时会被拿出来晒晒。袁的功劳，自然应当承认；袁的难处，政客不是圣徒，也可以理解；但袁是不是也确有守旧之嫌呢？这本书里对主要人物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现实利益，都作了很有心的介绍，袁是旧政权中的权臣，在革命新贵的挑战下，袁的“旧”不免就显得更刺眼。新规则与旧权术，袁世凯是不是该被划到旧权术这一边来？这点“旧”对历史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再说宋教仁，宋的“误国”是策略问题，本书作者也讲到，既然不准备革命，让权袁世凯，又怎么能再用政党政治来与袁世凯角逐政权，来添乱呢？但孙派势力，既放弃呼吁二次革命的激进派，又放弃政党竞争的稳健派，那自身的位置又该往哪里摆？3，国情论。就是说民初大家学的都是“共和初级速成教材”，老百姓和老土壤也没有得到过观念的更新，“共和”的制度虽然建起来了，但“共和”的精神还远没有落实，国民素质问题“不显山不显水地制约着这场运动的进程”（见本书）。确实有一种“国情”在限制历史吗？足够的权威和健全的制度，是不是又能完全抵消掉“国情”的阻力呢？历史不容假设，本书作者朱宗震先生也一开始就提出来，历史学者的任务是探究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而不要试图去假设历史、重构历史。但如果不容假设，这历史读起来，岂不更少了许多趣味？读这本书，我就有一个假设：假设大家都是“好人”，大家都有足够的诚意，都相信中国能建立起一个统一、安定、强大的共和国家来，政权在手，军队在手，大家的诚意又足够，新旧之争能乱中国吗？革命与保守之争能乱中国吗？至于“国情”，于我又何有哉！什么样的纷争，不过也就是来点历史的曲折性而已，共和又怎么可能至于破灭？然而“大家都是好人”、“大家都有诚意”这样的假设，太完美，或者，人性的复杂，社会运作的复杂，竟能让再完美的假设也失效，就是说，有诚意也是不够的？但如果没有诚意，历史又会怎样？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发生：地方政争激起了“张振武被杀”；宋教仁充当了议会迷，被杀；孙中山专心修铁路的愿望破灭；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为了集中权威，称帝，身死名败；梁启超与袁合作，促成开明专制的梦想失败；中国社会全面军阀化……不一定有好人，但一定是有一些坏人。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这个不知道；但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则可以确定一定是有一些人事的问题。 -
被标榜为素质教育的学校制度束缚多达十年的我已经疲惫不堪，民国热的掀起总算让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权威定论可以得到期盼已久的平反 -
日期：[2008年8月31日] 版次：[GB17] 版名：[阅读周刊 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严泉 □学者，上海 一次新的学术探索的开始 民国初年的政治发展，一直是不少历史、政治、法律等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人们对当年宪政实验的性质、结局及失败原因，存在激烈的争论。民国史专家朱宗震先生的新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虽然是一本用通俗笔法完成的历史著作，但是其特色却非常明显，可以视为一次新的学术探索的开始。 首先，对民初中国宪政实验的历史背景分析相当精彩，而且与以往类似著作不同的是，作者不仅关注中央层面政争，对地方政治发展也很留心，其中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政治人物与事件，均纳入研究视野之中。 其次，从教育文化的视角对宪政实验失败原因做出新的阐释。作者在序言中就提到本书尤其重视历史人物的教育背景，也就是文化背景，认为从这些人物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就能理解这段历史生成的重要原因。 最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富有感情色彩。从总体上来说，作者对革命党人基本上持同情态度，认为他们或是书生气太重，或是为人厚道，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对政治操守与人品不佳的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因其不幸在北京被袁政府枪杀，作者也就把重心放在批评袁世凯滥用暴力，而回避张振武的政治野心与军人身份，认为张振武的贪污腐化，只是一种弱点或嫌疑。至于袁世凯，作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袁从民国初建伊始，就已经认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反对《临时约法》与民初宪政，其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让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 缺乏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 关于本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民初宪政试验的评价，也就是所谓“真假共和”的难题。在笔者看来，民初中国的政治发展其实应视为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从《临时约法》的颁行、竞争性议会选举的开展、言论出版的自由，到国会政治的运作与宪法草案制定，民初中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制度转型过程。民主转型是民主制度的创建过程，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实施是民主转型的主要内容。经验表明，转型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阶段，时刻具有被旧政权颠覆的危险。民主转型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随后才是决定民主制度存续的民主巩固阶段。 从民主转型的视角观察民国初年的宪政试验，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至少可以从比较民主化、制度变迁与政治策略等三个微观层面来总结历史经验。 在比较民主化层面，在早期民主化阶段出现的一些不成熟的政治现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具有普遍性。如书中提到的民初政党是士大夫的朋党，其派系争斗的落后性。但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的研究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其中宗派期是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众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些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言，通常只是个人野心的一种投影”。18世纪欧洲与美国许多政党团体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民国早期的政党政治。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政治制度变迁的实现要通过制度主体的创新行为来实现，“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新制度能够增进创新集团的利益，同时得到其他行动集团的支持”。当时决定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最重要力量是袁世凯的北洋政治集团。对于袁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来说，以较少的代价，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是其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袁在1912年接受共和制度，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如果这一期望受挫，袁自然就会改变最初对共和民主制度的不反对态度。民初的两年，就是袁对民国新政治制度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 但是无论是1912年《临时约法》，还是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在处理行政与立法权力关系时，均设计出一种“立法至上”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国会权力极大，完全不受行政、司法权力制约。特别是国会可以行使“倒阁权”，而政府却没有“解散权”。这种制度设计显然违背了权力制衡的原则。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一旦政府与国会发生政争时，作为政府的一方并不能合法地解散国会，依法重新举行国会选举，以此来化解政治冲突。最后采取的只能是像袁世凯那样，使用体制外非法的武力方式解散国会。 更重要的是这种“立法至上”的政体模式，完全没有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中，北洋派无疑是力量最强大的政治集团，袁世凯政权得到军队、官僚、立宪派与商人阶层的支持。考虑到这种政治现实，让政治强人袁世凯放弃实权，甘当虚位元首的想法绝对是不切实际的。袁本人也明确表示：“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袁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实权总统，而不是虚位元首。缺乏这种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民国初年宪政制度变革最后的失败也是在所难免。 制度性妥协更加重要 在政策策略方面，政治妥协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从政治妥协的类型来看，1912年的南北议和，仅是一种实质性妥协。考虑到当时内忧外困的政治现实，革命党人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一个政治谋略，对袁世凯只是暂时性的使用。待危机过后，革命党还是准备重新执掌民国正式政府的大权。 但是仅有实质性妥协是远远不够的，制度性妥协其实更加重要。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体现制度性妥协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制宪。只有通过制宪活动，才能将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利益目标在宪法条文中体现出来。最后制定的宪法可能在理论上并不完美，但是却能够基本上体现各主要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只有这样的宪法才有可能被多数政治精英们接受、执行，并存在下去。那种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才能够尽力避免。 对当时的革命党人与北洋派来说，他们其实都明白，《临时约法》与临时政府毕竟都是临时性质的，正式宪法与正式政府的组建才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且在民主转型时期，通过议会政治同样可以获得最高权力。宋教仁之所以对临时政府不感兴趣，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极力拉拢各派势力，充实国民党的政治实力，其政治用意就是如此。对革命党人来说，在民主转型时期最大的失误并不在于谋求政治利益，而是忽略了当时的政治现实，追求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未能实现制度性妥协。这在1913年下半年的宪法草案制定过程中表明得尤为明显。当时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的民国国会，排斥袁世凯北洋派的制宪参与，采用封闭性的国会制宪模式，选择抗争性方式单独制宪，实际上是拒绝任何妥协的政治行为。“立法至上”的“超议会制”的出现，更是说明当时各主要政治力量没有进行宪政体制层面上的制度性妥协，北洋派的总统权力目标在新的宪政制度中完全没有实现。所以本书认为“宋教仁以合法的政党竞争获取政权的计划，被袁世凯破坏”的看法不尽全面，宋的政党竞争虽然合法，但是却不切实际，已危及袁的既得利益与权力目标。 20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经验表明，在民主转型阶段，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目标应该是以制度性妥协的方式，确保某种形式的宪政制度能够存在下去。即使一时效果不彰，甚至出现20世纪东亚、南美那种军人干政、民主与威权并存的现象，只要国家政治体制能够不被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所取代，政治自由化进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任何有缺陷的或不成熟的有限多元政治模式都是可以忍耐的。只有这样，第二、第三次民主转型才会更容易出现，民主转型成功几率才会相应提高。对处于早期民主化阶段的民初中国来说，能够通过制度性妥协，建立一个有限民主政治模式就是成功。而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并不是没有，无论是袁世凯提出的总统制权力目标，还是本书作者所肯定的程德全、张謇在民初江苏的治理活动，均是符合以上标准的。 总之，历史的评价关系到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评论视角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学术批评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种建设性，它将会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使历史经验的积累更加完整。至于历史经验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正如亨廷顿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成功原因时所说的，“先进的民主化人士不仅从以前实现政权变革的那些人士中获得了滚雪球般的推动力，他们也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 （本文作者著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商榷 袁世凯也不想使用非法手段 纵观全书，作者在总结民初宪政实验原因时，政治精英教育文化背景缺失是其核心观点，同时也提到经济、社会等其他宏观因素的外在制约，从而强调宪政实验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其可取之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过分强调政治人物的现代教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反而漠视了政治人物利益优先的基本特性。对政治人物来说，权力与利益是其政治生存的目标，有时再好的文化素养，也要服从于既得利益的政治目标。当年韩国总统李承晚，虽然是第一个获得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韩国人，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而台湾领导人蒋经国，长期接受的是标准的东方专制主义教育，却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大门。在这个意义上讲，袁世凯与李承晚、蒋经国并无太大区别，为了权力目标，他既可以支持民主共和，同样当其政治目标落空时，也可以终结民国宪政。 此外，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绝大多数政治人物的现代素养都是有缺失的。即使是在美国，作为建国之父的亚当斯总统，在其任期内还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的1798年惩治叛乱法。根据该法令，总统可以下令逮捕任何以言论或文字“轻蔑或诋毁”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者。此项法令无疑粗暴地侵犯了个人权利，在其颁布后不久，很快就有24名报刊编辑和发行人被捕。 本书在对袁世凯等复杂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还是习惯于以历史结局为立论依据，忽略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变数。其实正如历史学者郭世佑教授在评价辛亥革命历史结局时指出，过去人们主观认为袁世凯上台就注定了他在数年后必然要搞帝制，这种以事物的结果来代替其过程分析的方法不啻是宿命论和历史功利主义方法。后人所了解的历史都是已经凝固而且再简单不过的既成事实，而某些既成事实的原型在凝固成历史之前，往往是错综复杂和变幻多端的。笔者以为，应该承认的事实是，即使对宪政民主不甚了解的袁世凯，在民国初年，也极力想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而不是非法的武力手段介入政治活动，以达到在民国实现增强总统权力的政治目的。
精彩短评 (总计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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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开始用亚马逊买，不适应界面之外，其余都很给力，尤其是书本送到的时候真的十分新，唯一的缺陷是，这本书没有塑料封膜，虽然不论是看起来还是真正读之后都能知道是全新的。 -
优点和缺点一样的 引用的文字不够 大部分都不是原文 容易掺杂作者主观的观点 对部分人物的评价如果更委婉一点好 因为毕竟是历史类的书籍 其实这么多内容完全可以多分几本书写的 个人认为 -
朱先生大概太想将这部作品写的通俗一些了.好多句子让人读的莫名其妙,逻辑混乱.读书很快的人会觉得严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不得不是总停下来仔细的看一段中的几个句子,有几处地方说实在的我看不明白作者是对谁发表议论.断断续续看了近一个月上册,任然没有读完,这几次坐车一直带着这书,发现很催眠.同时,尽管作者在自序中一再声明要站在公平的立场描述这段历史,但我看不出,我只觉得让我更加认为袁世凯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毫无历史功绩.特别是P159,一句"这些北洋的丘八"让人怎么会觉得是站在一条水平线上描述历史? -
作者似乎力图做一个优秀的说书者，却显得有点拉杂了。 -
虽然是一家之言，可值得一看 -
还没读完，不过看来还是不错，遵循史实，文笔流畅。 -
上世纪初中国舞台上各类政治人物的种种努力，都可以归结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要走哪一条道路。那时候的宪政实验，我想应该进行得跌宕起伏，但最后却烟消云散。现在对于那段历史的反思，也许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思索和启示。当然，不同政治人物的不同选择，除了观念上的不同，也许更多的是利益问题。他们的人生经历、成长背景，决定了他们注定代表了某一个群体和集团的利益。天下为公，更多是一种理想和姿态，归根结底，人逃脱不了人性。 -
很不错，但下一本呢？ -
书的内容不错，看了心情很沉重。正在看下册。 -
其实通俗读物也不用把文言都翻成白话，不然就真成了演义了。 -
看的时候产生过乏味感，看完后觉得还行。 -
这一段历史，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因为历史的进程是唯一的，无法推倒重来。 -
写的很精彩，很严谨。什么时候能有（下）呢？ -
很值得推荐的书，对了解民初的真实情况非常有帮助 -
就是讲了讲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三个人的历史，而且讲得不精彩。看了半天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扔下书看新闻联播去了——虽然新闻联播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好歹插播美女广告 -
一群热情的人，一群激情的人，一个漏洞的制度，一片求稳的心态，把唯一一次共和试验一步步推向绝境。 -
我是一名中学（高中）一线教师！该书对于讲授同盟会的成立、民国的成立、袁世凯的独裁等内容大有裨益！ -
各方各面对当时的时局进行介绍，期待本书下册早日发行 -
但是有些章节落入俗套…… -
不错的书，比高中学的历史书真切多了，真正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就不觉得袁世凯是做皇帝想疯了的窃国贼，也不觉得梁启超真变成了保皇派老顽固不可救药，梁派还是很有些远见卓识的，还有孙中山们究竟差了哪些东西。慢慢理解了那些被正统历史书刻画得不可理喻的人们……人性总是想通的。 -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阐明历史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而“我们的”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却过分追求“政史不分家”，“创选出”许许多多用抽象的政治原理扭曲了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这样，“政治学者”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历史学者”以“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规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终于有人明确指出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了——本书作者朱宗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延续中国国民党的提法，把孙中山尊为“国父”。但是，当年孙文只是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只是“贡献”了他的威望。并且，孙文的中华民国只是存在于口头上和纸上，名义上隶属于黄兴的中华民国的军队也远不是清军（北洋新军）的对手。而袁世凯则在清室的退位诏书上加了一句“当前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样，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就不是南方阵营的赠予，而是清廷的授予——事实上袁世凯也是继承了清王朝的权力。在本书中，朱先生比较客观的分析了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民国建立后这三派的分化、组合、互动、发展与变化。袁、梁、孙三个人，在政治操控能力上，袁远胜于梁，梁强于孙；袁、梁、孙三派，袁最强，梁、孙相当。所以，袁梁一联手，孙即无所作为；而当袁开始众叛亲离之时，孙几度出手而事不成，梁一出手（护国运动）袁即败溃——孙文所为临时大总统甚至不能安排、安抚湖北首义的武汉元勋“三武”。虽然，孙的能力远低于袁，也低于梁；虽然，孙与袁一样专制甚至比袁更甚。但孙文远大而美好的理想及理论论述、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以及后来中国国民党的得志却让他“名垂于青史”、“无上的荣光”。所以，在大方向上，我们绝不能错！但是，朱宗震先生到底不是司马公，他的偏好、他的情趣在本书随处可见。朱先生作为孙文一党、孙文一派，很是为孙文说了不少的好话，而对于与孙文观点、行动不一致的人，朱先生则尽极冷嘲热讽甚至谩骂污蔑——尤其是作为孙文一派。作为孙文一党，朱先生断言梁启超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家、指责梁先生“没有稳定不变的理论设计”，证据居然是时年32岁的梁启超在1905年观点有巨大的变化；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虽然确实也列出了当时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紧要的问题及对策，但仍被朱先生职责为“闭门选车”；尤其不能让人理解的是，朱先生指责梁启超在宪法未定、各种关系没有理顺的时候不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直指宪法问题——难道在朱先生的认识里，国务院能起草宪法或者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吗？在写到袁世凯为称帝作准备的时候，朱先生说：“甚至昭武将年蔡锷也主动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宣用君主制者署名与后八月二十五日’的题名册，首先署名后，主动征求在京的将军们签名。他本来就是国权派，无非是请袁世凯更高升一步。”朱先生怎么对众所周知的蔡锷将军麻痹袁世凯、促其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以便寻机逃离北京（经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后回云南发动护国运动）也肆意歪曲？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在下册第186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护国战争的胜利，被称为再造共和，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中华民国的开创人孙中山被边缘化了，历史给大家开了个玩笑。”作为孙文一派，朱先生对宋教仁等人的攻击和扭曲甚至更买力、更执着、更直白、更全面、更丧失理智、更不择手段。在上册第54页，朱先生说：“我们从他（宋教仁）的日记中看到的都是生活、学习的琐事，看不出他有多大的超人的天才，学养也很有限，怎么就把世界都看扁了（此处指宋教仁先生不愿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被朱先生看不出才能的人，却被孙文、黄兴、章太炎等人视为责任内阁的总理（即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佳人选；这个被朱先生定义为学养也很有限的人，在得知日本企图侵占长白山的“间岛”地区时，迅速写出《间岛问题》这一历史地理专著，为中国赢得中日间岛地区谈判做出了贡献，甚至获得了正在通缉他的清政府的奖励——当然，宋先生没有接受。在上册第231页，朱先生说：“他（宋教仁）还要兼顾自习国学，修身养性，何况，又因病精力不足，时有缺课。功课有很庞杂，学习日语，还要学英语，其实不过是一些中学课程……不过，他的现代学术的知识量，显然达不到现在优秀的大学生的水平，更不必说研究生了。”但朱先生自己也列出了这位“宋中学生”翻译的十多本关于欧美日本的制度、法律等当面的书。& -
上册，没有注释、没有参考文献，不太像是学术书，倒是近似小说。如果以小说的标准，这书不错。 -
准备买下册看看 -
要想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体制，不能不对100年前的历史进行认真，细致的了解，有时光有好的愿望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的合力导致社会发展很难按某个人的意愿来发展。 -
真假共和（上下册）所描述的时代，在我的知识结构中是一个盲点。以往受到的教育和阅读体验，在空泛的表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之后，往往是对那个年代诸多实践的具体否定，然而却又语焉不详。这本书不仅为我补上了重要一课，更可贵的是作者的论述力求客观、中立，既给读者营造了生动的历史环境，又为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作者自然是有观点的，并且这些观点贯穿全书，但是好在不强加于人，好在有根有据，非常值得一读。 -
这本书专业性可以打到八十五分，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可读性也比较好，唯一的缺憾就是下册呢？现在书商非常奸诈的一点便是看销售来出书，万一这本书下册被书商给毁了，就未免不值了 -
应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第二个拐点，作者的分析有一定深度 -
在线 -
怎么说呢，整体上书是不错的。但是书中有太多的地方微言大义，想有所指吧！他的这些微言大义却未必能让认同。再说，诚如上边评论所说，作者是在叙述自己眼里的辛亥革命，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作为一个史学者，太偏爱某个角色，会淡化其客观的立场，何况这个作者的立场事实是明白宣扬的，也是书的重心所在。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本书不是在罗列大家都知道的史料，这一点就可以了。毕竟象陈寅恪研究南北朝一样的史学素养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何况辛亥离现在实在太近，辛亥的故事对现在影响太深，好多事情都是不可说的。 -
额是哪个老师给我推荐的。。。。 -
虽然还没看完，但是其中已经出现能够让我打瞌睡的部分了如果坚持读完还是能够还原那段历史的。 -
通俗易懂，但有些仍然拘泥于传统史观。 -
中国到底该走那条路？是清王朝灭亡后摆在一些有志之士面前的疑问，要是搁在两百年前，恐怕就没有这个疑问了，无非是改朝换代，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明天当我家，即便到不了，也没关系，还能进士及第，做个宰相首辅呢？差一点的，芝麻官是没问题的！可是，到了清末，情况就大大的不一样了，那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用柏杨先生的话说，是用几十年时间跑完了以往几千年时间的历程，想想都可怕。是啊，清朝是推翻了，可是该走那条路呢？迷惘阿！不要说共和，也不要说立宪，想想中国的老百姓，一大群刚剪了辫子的人们，还在等待紫禁城上朝的钟声时，突然听说，以后不要皇帝了，要总统，也不要宰相了，要内阁！总统是个啥子东东嘛？内阁又是哪个人嘛？老百姓不懂啊！即便是现在的农村，老百姓也很难理解，更何况一百年前，一百年钱？先想想十年前吧，然后你就会一百年有点感觉了！于是，问题就来了，共和的路子是要走的，立宪的路子也要试试，至于它是披着共和的专制，还是专制下的共和，是美国式的共和，还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呵呵，就不好说了。 -
像是讲历史故事，却枯燥的很，说是纯粹的讲历史，却又不够严谨 -
对民国和近代史，本人一直是一知半解。看了此书，至少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那个时代的种种风云际会。但是，这本书最大的缺点是脉络不够清晰，且对史料的引用缺乏针对性。让人看后有点历史人物言行大杂烩的感觉。... 阅读更多 -
缺乏情趣的历史书，平铺直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让人读的乏味！完全失败的作品！ -
我们一直在看西方，然后效仿西方，然后我们以为效仿了他们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然后怎样就看看这套书吧，上下册 -
中国到底该走那条路？是清王朝灭亡后摆在一些有志之士面前的疑问，要是搁在两百年前，恐怕就没有这个疑问了，无非是改朝换代，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明天当我家，即便到不了，也没关系，还能进士及第，做个宰相首辅呢？差一点的，芝麻官是没问题的！
可是，到了清末，情况就大大的不一样了，那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用柏杨先生的话说，是用几十年时间跑完了以往几千年时间的历程，想想都可怕。是啊，清朝是推翻了，可是该走那条路呢？迷惘阿！不要说共和，也不要说立宪，想想中国的老百姓，一大群刚剪了辫子的人们，还在等待紫禁城上朝的钟声时，突然听说，以后不要皇帝了，要总统，也不要宰相了，要内阁！总统是个啥子东东嘛？内阁又是哪个人嘛？老百姓不懂啊！即便是现在的农村，老百姓也很难理解，更何况一百年前，一百年钱？先想想十年前吧，然后你就会一百年有点感觉了！
于是，问题就来了，共和的路子是要走的，立宪的路子也要试试，至于它是披着共和的专制，还是专制下的共和，是美国式的共和，还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呵呵，就不好说了。 -
在很多历史小说中,我手推这部,1912年那是什么时代,那是走向共和的时候,真真假假的,本书向你阐述批判. -
辛亥革命时，北方袁世凯不过是顺势接收满清政权而已，谈不上流血革命，动机本就不纯。南方共和派实力远不如北洋，孙文黄兴为求避免内战而妥协，正遂其意。共和革命不彻底的祸根至此种下。 -
这本书,读起来感慨很多.首先,从日本回来的这批闹革命的人,其实多是愤青,其心态、手段、个人生活，都有愤青的影子。不过愤青当中也分稳健派与激进派，稳健派如宋教仁等，大概可类似今天的小右们，激进派如戴季陶（此公当年取名叫天仇，戾气十足），基本就和今天的愤青没两样。再。程德全一章很动人。程德全，辛亥革命时第一个反正大员，中学历史课本上，归纳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程德全这样的清朝旧臣进入了革命队伍，并担任了江苏都督。读此书，才知道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评论多么无耻，程德全其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有勇有谋的地方大吏，这样的人当政，才实在是江苏之福，国家之福。想起另一个人，赵秉钧，其实赵年轻时也是一热血报国青年，跟随袁世凯后，组建培养警察队伍也很有成绩，可惜，跟错了主，在后来人的心里，他的面目就永远一副猥琐阴险毒辣的小人嘴脸了。还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做不成美国的华盛顿，林达先生用了一本书的篇幅来礼赞的费城会议，也为什么不能在中国重现？革命也许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革命之后怎么办？同盟会（国民党）革命之后，中国动荡了40多年，，，***革命之后，中国到了今天 -
书中选择历史材料编写的能力一般，没有非常独立的深入的思考。感觉不能引人更进一步地思考，多是罗列和堆砌。不是我想看的民国史。 -
是一本很好的书，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