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作者简介

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书籍目录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编辑推荐

　　1.新观点。作者认为，1944年，也即日本投降前，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由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转变为一国（中国）两方（国民党、共产党）。　　2.新史料。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张莘夫接收东北抚顺煤矿，不料，张被杀害。为此，国民党认为张被共产党杀害，而共产党坚称张乃国民党杀害后嫁祸于共产党。作者根据最新史料得出，张为共产党所杀：“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　　3.故事性强，可读性高。叙事严谨，逻辑严密。步步深入，将国、共为何一直都在谈判，却最终没有谈成分析的透彻明了。 

前言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国民党政权自建立以来，长期推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其根据直接出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宪政。有鉴于此，孙中山将建国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个建国学说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一党训政，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方式，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不对等，说到底，这是当时的两党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这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　  1944～1946年间，随着国共力量的对比互为消长，旧有的合作基础与方式，已经不能反映此一消长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为此，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被中共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此即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所谓联合政府，就是要将一党训政变为多党联合执政，其实质就是关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使一党训政这个在国父遗教名义下奉行多年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遭到空前的批判，旧有的国家秩序从此动摇起来。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在以往的一段漫长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波折，曾经发生多次政治转型，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政体和国家秩序的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据此，国共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终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一直以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战时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历史整体的。这就是说，将传统意义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架构，多少有些标新立异、不合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架构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的确，1944～1946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来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与叙述，正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思维习惯展开的。然而，发生在1945年8月韵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作为基础，因此并不等于历史主题的交替。具体而论，通常的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与划分，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点。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与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由此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矛盾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根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那么，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必然因战争的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夏季，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为此，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入末期。那么，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这就是说，在抗战临近结束之际，中国的各个党派提出了相同的一个问题：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把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中共而言，其实质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具体表现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而这个基础与方式的调整、这个原则的转变，具体而论，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调整、主次关系的转变。只有将这个主次关系具体地调整过来，“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那么，代表这种调整与转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综上所述，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发生转换。因此，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一种甚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革命的交替为基础，而是以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革命的终止为基础，主要表现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正因为历史的主题没有中断，因此，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影响中国政治本来的运行轨迹，联合政府这个抗战末期提出的政治主题，战后，依然延续下来，继续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通常的以1945年8月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仍然可以成立，但是，通常的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分别论述不同历史主题的方式则应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历史的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迄今，人们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历史的分期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侧重面，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通常的历史阶段分期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将近10年，整个过程也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1946年显然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后过渡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其实质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离时期，整个过程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一对立而展开。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全部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一政治对立直接或间接的体现，由此，构成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这些线索和内容，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线索和内容。　  总括而论，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这个视角看问题，1944～1946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的对比及消长作为最终依据。1944—1946年间，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的合作政党，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当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在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曾反复消长，双方的内外背景也曾反复转换，这种消长与转换体现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为对阵的双方其各自的地位都不是稳定的，曾多次反复。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所以，从国共谈判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有如此次，谈判与武力的关系如此紧密，“谈”与“打”两者高度统一。由此而产生一种并不常见的现象，此即通常所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1944～1946年间，这是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以来，中国政局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民盟发展到其历史活动的巅峰，为第三方面争得一席之地。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构成自民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这些内外力量的介入，对于国共政争构成相当的推动与制约的作用，正是这种介入、推动与制约，使中国政治呈现少见的多元化现象。　  然而，所有这些介入的内外势力，其自身的利益都不能通过自身而直接获取，都必须通过国共两党而具体体现。因此，看似多元的政治现象，最终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较量。多元现象并不能改变以国共为主导的政治格局。　  所有这些内外势力，都是怀抱着各自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而介入国共政争的。他们的全部利益和全部理念，与国共两党都不是完全统一的。也就是说，现实利益统一与否，与意识形态统一与否，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由于这种局部的非同一性的存在，这就为国共两党在他们中间施展局部性的联合、分化、中立，提供了纵横捭阖的余地。这个余地既是局部的，又是广阔的。　  这是一个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的年代。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这也是一段少见的历史的活跃时期。这一点反映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局的走向极不确定。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只是一个问题的重新产生。因此，问题的提出、展开、反复、转移，游移不定，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现象的产生，相当程度上出自诸多利益相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政治的合力。由于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难以单方面地直接获取，因此，诸多利益之间，往往通过反复地交换与取舍，从而产生一种叠加效应。所以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往往成为另一次交换的筹码。基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把握这段历史的走向，应当十分留意跟踪诸多利益的走向，尤其留意跟踪诸多利益之间是怎样接合的，又是怎样交换的。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由于历史的条件提供了一个足够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舞台，据此，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足以将其文韬武略一展无余。　  这是一个把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里，民国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发挥到极致，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政治家关注结果，而历史学家则关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结果是怎样导致的？本书将集中论述这样一个问题：1944～1946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走进那个非凡的年代。

内容概要

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著述颇多。

章节摘录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如前所述，还在上年末张嘉璈率东行营重返长春的当日，张即判断：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意图是：“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看来，蒋介石比张嘉璈晚了一个多月才意识到这一点。1946年1月，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　　　　　　　　　　◇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由于相关各方各执一词，该案的真相，数十年来未能澄清。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一份材料，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吴写道：“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根据这段材料，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　　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宿问题的争执。抚顺煤矿的归宿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　　　　　　　　　　　◇　　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经济合作采取“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作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翁文灏字詠霓。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涉及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接收东北之所以成效甚微，其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王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重庆政府特意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派宋美龄于1月22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这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接下来，张嘉璈转移话题，张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　　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此言之意，就是要以经济合作这一方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方式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后，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等于重申，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　　　　　　　　　　 ◇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嘉璈此次返渝之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僵局，其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重庆政府与苏联的双边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介石，对此作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行得通，姑且不论，总之，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最终是政治、经济“全局皆输”。　　◇　　　　　　　　　　　　　◇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意即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而美国之所以对此不满，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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