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概要

作者简介

本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概述，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内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而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不同于以往的章节目三层框架，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本书结构的删繁就简，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力求体现学术深度。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进行了“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兼备的前沿研究。同时，本书笔法简练，图文并茂，让人喜闻乐见。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增添了可读性。

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不仅是大学公共基础课教材，而且可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自学入门读物。

书籍目录

导言一、史前史与传说时代1．古人类的起源2．石器时代3．史前文化的各种类型——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4．炎帝、黄帝与传说时代二、夏与商——历史时期的开端5．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华文明6．探索中的夏文化7．从“大同” 到“小康”8．商的起源与盘庚迁殷9．青铜时代10．商文明：甲骨文，宗教观念，科学三、西周与春秋——Feudalism时代11．周的起源与周朝的建立12．周公“制礼作乐”13．“封邦建国”与宗法制度14．农村公社与井田15．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16．步入铁器时代17．老子与孔子四、从战国到秦——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建立18．各国的变法19．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20．秦的大一统及其地理基础21．秦始皇：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22．秦始皇陵与“兵马俑”23．徐福东渡之谜五、西汉与东汉——帝国规制的完备化24．大一统帝国的重建25．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26．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2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8．王莽托古改制29．光武中兴30．清议与太学生运动31． The silkroad——丝绸之路32．小农经济的发展33．科学技术新成就六、三国与两晋——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34．从东汉末的割据到三国鼎立35．曹操与诸葛亮36．西晋：从“禅让”故事到“八王之乱”37．东晋：北伐与偏安38．魏晋风度与玄学七、北朝与南朝——走向再统一39．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40．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与汉化41．均田制与府兵制42．门阀政治43．艺术与科学八、从隋到盛唐——统一王朝的再建44．隋的统一与创制45．隋的“国富”与“国祚短促”46．唐太宗与贞观之治47．从武则天到唐玄宗48．盛唐气象49．佛教的兴盛50．长安：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九、从唐的衰落到五代十国的割据51．由盛转衰的各个侧面52．安史之乱与全盛时代的消失53．藩镇割据——刘晏、杨炎的财政改革54．宦官与党争55．唐朝的分裂56．五代更迭，十国割据57．从柴荣改革到赵匡胤统—十、北宋——划时代的新阶段58．北宋的官僚政治59．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60．“田制不立”与井田限田论61．传统农业的新发展62．巅峰状态的科学成就63．“商业革命”面面观64．契丹的兴起与辽的二元化体制65．党项羌与西夏66．宋对辽、西夏的妥协67．女真的兴起与辽的灭亡十一、南来与金的对峙时期68“靖康耻”与岳飞抗金69．金朝统治下的北中国70．举棋不定的和与战71．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72．朱熹新儒学与浙东学派十二、元——蒙古建立的王朝73．蒙古的兴起与成吉思汗74．混一亚欧的大蒙古国75．蒙古对中国的统治——元朝76．劝课农桑与“棉花革命”77．富有特色的工商业78．对外交往的扩大79．郭守敬与关汉卿十三、明——中华文明的余辉80．朱元蟑：从游方僧到开国皇帝81．“胡蓝之狱”与皇权的强化82．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83．海上走私贸易与倭寇84．商品经济的高水平发展85．“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86．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87．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88．张居正与万历中兴89．从东林到复社90．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十四、清——末代王朝的兴与衰91．清军入关与南明抗清运动92．康熙之治93．雍正：“为治之道在于务实”94．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95．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96．“夕阳无限好”——康雍乾盛世97．文化专制与文字狱98．乾嘉学派99．从海禁到闭关100．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主要参考书目附录历代帝王建元简表后记第二版后记

编辑推荐

　　删繁就简，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力求体现学术深度。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进行了“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兼备的前沿研究。同时，本书笔法简练，图文并茂，让人喜闻乐见。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增添了可读性。　　《国史概要》(第3版)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不仅是大学公共基础课教材，而且可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自学入门读物。

前言

　　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给历史下定义，就好比给文化下定义，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　　不妨看看大师们是如何说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重要性。”确实，以往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官修史书，几乎难以摆脱“胜利者的宣传”的色彩，要消除这种色彩并非易事。汤因比的警示是鞭辟入里的，但太过于情绪化，未免失之偏颇。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这种说法，与荷兰历史学家盖尔（PieterGeyl）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都极富机智与精辟的思辨意味。卡尔如此解释他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此话言之有理，但作为历史的定义，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看来还得求助于学究式的典籍。《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对“历史”作如此解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情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这个定义说明了历史和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

内容概要

樊树志，1937年生。籍贯辽宁沈阳，出生地浙江湖州。1957年由浙江杭高（杭州一中）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蜚声史坛。

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l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2003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日本四篇、韩国一篇。

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三版后记　　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好意，为我提供修订第三版的机会。此次修订，作了较大幅度的增删。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时代，学术也在不断前进，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　　“导言”和“古人类的起源”，重新改写：“朱熹新儒学及其学派遭禁锢”与“民族危难时期的文化界”合并，改写为“朱熹新儒学与浙东学派”；腾出一节篇幅，增写了“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全书约三分之二的专题都作了文字的增删或修改。应读者要求，增加了三十余幅插图，这样，本书插图已近百幅。所增插图，部分采自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海燕出版社，2000年)以及刘炜主编《中华文明传真》(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这些年来，我不断收到专业人士或非专业人士来函，给予鼓励，也给予意见，使我修订第三版有了强大的动力和信心。在此，我要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谢谢你们的关爱!　　樊树志　　2003年12月于凉城寓所

章节摘录

　　5．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华文明　　在考古学、历史学中，学者们通常用某某文化（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来标志一个时期。在这里的“文化”一词，带有特定的含义（与广义文化有别），通常是指还没有文字，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根据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表述，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习俗等。当文字发明并被广泛使用，科学技术已有所进步，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学者们便把那个文化称为“文明”（ciVilization）。在《周易》、《尚书》、《礼记》等古籍中已有“文明”一词，如“天下文明”、“浚哲文明”、“情深而文明”，本意是指文采、光明，或文德、文教，与现代所谓“文明”的含义相去甚远。今日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成就，足以使人类从原始的社会形态中摆脱出来，跃上一个新阶段。文明的标志可以举出很多，最关键的莫过于文字。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Lewis HenryMorgan）在《古代社会》中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　　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出现最早的四大文明。大体而言，在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之前，出现了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之前，出现了印度文明。　　在哪个文明更为古老的问题上，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埃及文明最早，有的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更早，各有各的根据。我们宁可说两个文明都很古老，它们并不是交替发展而是并行发展的，有着各自的轨迹。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其艺术与科技成就已达到令人惊讶的高度。　　这两个地区成为世界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是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两个地区都位于所谓“新月沃地”——从波斯湾向西北越过沙漠地带，然后沿地中海海岸到达埃及的广袤富饶地带。位于这一地带的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都有一大片极其肥沃的可供农耕的土地。尼罗河切割出一条大峡谷式深沟，峡谷底部覆盖着一层肥沃的冲积土层，一年可以三熟。底格里斯河一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平原，也是一片肥沃的可耕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河谷平原以外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迫使人们精心设计堤坝和灌溉系统。狭长的生存环境使人们没有分散到过于广阔的领域，居民们便于交换思想、交换发现和发明，结成一个严密的社会，于是有了文字的发明，也有了金属的熔炼、数字的演算、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萌芽。　　印度次大陆则是另一个文明发源地。印度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已达到鼎盛状态，与稍早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毫不逊色。印度斯坦的平原，有印度河和恒河两大水系，水量充沛、土壤肥沃，印度文明的几个最有影响的中心出现在这里决不是偶然的。印度河下游的摩亨佐一达罗和印度河中游的哈拉帕，是印度文明的两个主要遗址。哈拉帕的青铜时代文明，大约相当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迄今发现有文字的遗物达2000件以上，除印章铜板外，有些陶器和金属器上也有铭文。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文明的标志，也是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的区分标志，学者们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3500年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因而在古希腊文中称为“神圣的雕刻”或“圣书”。这种象形文字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来，形成表意文字（意符）和表音文字（音符）。当时经常使用的文字符号约700个。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052一前786年）开始以芦苇笔作为书写工具。因而从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体——僧侣体。公元前7世纪，又演变出草书体——世俗体。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定居于底格里斯河一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苏美尔人是比较先进的。他们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之间发明、使用象形文字，此后发展成为记写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的集合体。苏美尔人用当地的平头芦秆在黏土泥板上压写字符，笔画呈楔形，所以叫作“楔形文字”。苏美尔文字后来为西亚各古代民族所采用。塞姆语系的阿卡得人、迦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印欧语系的赫梯人、波斯人等，都用苏美尔文字来记写自己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楔形文字。　　印度早在哈拉帕文明时期就产生了象形文字，这是一种音节字，可以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书写。它们是写在印章、铜板、陶器、金属器上的铭文，约有500个文字符号，其中许多是两个以上符号合成的字符。研究者认为，这种铭文的语言可以定为原始达罗毗荼语。遗憾的是，这种文字随着哈拉帕文明的结束而绝迹。此后一直要到雅利安人迁入印度之后大约过了一千年才有文字系统。这种文字记述的语言，主要是雅利安语的梵语和俗语。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6世纪，因为这时有了成熟的足够数量的文字——甲骨文。但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学者们孜孜不倦地从考古发掘的遗物中探寻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这是可以确知的最古的一种具有表意作用的文字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因而推测中国文字已经有了六千年的历史。介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也发现一些文字符号；距今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用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可以设想，当时已经出现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裘锡圭对此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指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另一方面指出：“就汉字形成的历史来说，在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和商代文字之间还存在一些重要的缺失环节。并且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只是用作族名的一些单字，因此我们对当时的原始文字的全貌还是不清楚的。”晚近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据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较普遍的见解，可能是夏文化。从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20多种刻画符号，有的学者推断：估计夏朝的文字很快就会破土而出。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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