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ISBN:9787563357987
作者:许倬云
页数:236页
作者简介
春秋战国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历史巨变时期，国家权力的载体是这样转移的：以天赐神授为政治信仰的国君→以家族血缘为组织纽带的贵州卿大夫→以政治军事才能以及道德品质为地位基础的士。本书处理社会变动，考虑到政治结构、经济型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环节，彼此影响，从研究变化的时序中逐渐呈现这些变化关系。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问题和背景
第二章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
第三章 战争和武士
第四章 新型国家
第五章 经济的转变
第六章 观念的变化
第七章 总结
附录：先秦典籍的真伪与年代考
参考文献
战国时期的战争
编辑推荐
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革命以及民权运动波及1950年代的全美国，作者当时身处芝加哥大学，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持续的学生运动。此种经验，对本书的写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作者那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交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缘地这些感受，作者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为研究课题。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战国之后，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在这个统一国家里，社会阶层不像以前那样界定分明，各阶层间也允许更为自由的流动。更应该看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诸子诞生的大背景大舞台，历史似乎昭示：那个巨变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空前自由的时代，更必然是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
内容概要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因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章节摘录
战国时期的战争或征服所导致社会地位降低的人数，应该会比春秋时期少。因为这时期总共只有16个国家被七雄所灭，后来六国又被秦所灭。然而，尽管卷入国家的数目较少，战国时期冲突的频率并不比春秋时期低多少，而且总的说来，战国时期的战争延续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战国冲突的频率可以通过《史记》的大事年表计算出来。年表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5），终于秦被推翻（前207）。七国和周王畿发生的大事并列于年表中。表六列出了《史记》所载战国冲突的统计估算。分值的统计方法与表五同：赵、齐、秦、楚、韩、魏和燕七国中任一国参与战争一次，就在年度分值中计1分；每一小国参与战争，一次计0.5分。表六开始于公元前463年，即春秋结束的次年；结束于公元前222年，即秦王朝开始的前一年，秦始皇帝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因此选这一年而不选公元前207年。因此表六涵盖了242年的数据，大致与春秋时期表中涵盖的259年相当。令人惊讶的是，在所谓的战国时代，战争分值总数只有468.5分，并有89年没有战争。与春秋时期战争分值总数1211.5分和仅38年和平时期相比，这些数据表明，即使考虑到单一战争的规模较大，战国时期也还可以说是一个较少战争的时期。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两个时期的数据中存在的较大差别。第一，《史记》的《六国年表》并没有《左传》所记那样完备和翔实。《史记》的年表只记载了较大的战争，而许多小规模的冲突和袭击则被遗漏了。第二，由于战国时期政府对领土控制更紧，而春秋时期君主则对大批半独立状态的封建领主缺乏有力控制，因此战国时期国家间小的争端相对较难发展成大的武装冲突。第三，数学上的可能性理论说明，如果其他因素不变，更多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较少数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要大。春秋时期有12或13个大国，还要加上7或8个较小的国家；而战国时代则只有7个大国紧紧控制中国。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特别关注数学，但两个时期冲突的概率之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大于13/7所示的比率。仅战国时期的战争分值一项，不足以充分显示列国间争端的程度或其影响。战国时期战争较长的延续时间和较大的规模也必须予以考虑。通常春秋时期一场战争只有一次战斗，战斗后要么败军溃逃，要么双方协商停战。只在要塞城市被围困时，战争延续时间会稍长一些。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就是这种围困的实例。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革命以及民权运动波及1950年代的全美国。作者当时身处芝加哥大学，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此种经验，对本书的写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作者那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次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缘于这些感受，作者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为研究课题。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诸子诞生的大背景大舞台，历史似乎昭示：那个巨变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空前自由的时代．更必然是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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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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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通过统计数字和分析展现了社会的变迁。另外，附录关于古籍成书年代的研究结果以及如何从中筛选可靠资料的说明也很有趣，正好可与同时看的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相应证。 -
虽然英文书名是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但翻译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还是很有误导性的，叶公超在初版时就题过书名《先秦社会史论》，这个还好一点。这本书指向是社会流动，作者自述这本书的问题是：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中1.“社会流动的自由度有多大？”2.“流动是发生在一个没有变化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吗？”3.“如果社会结构维持不变，又是什么引发了社会个体更大的社会流动？”4.“如果社会结构变动，具体什么在变，何时开始变，怎样与社会流动的这种变化联系起来？”当然整本书的组织基本也是沿着这个逻辑链进行的。作者将左传中“公子”“卿大夫”“士”等等阶层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结果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公子出现比例越来越低，卿大夫和士越来越重要，并且通过对军队和土地流转的考察，证明平民的地位也在提高，从而证明从春秋到战国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并且将商业的发展、经济形态的变化和观念的转变作为这种流动的动因或结果。个人认为，除了作者所明确强调的主题以外，这本书另一个隐含的问题意识是试图解释一个专制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春秋时期，公子阶层逐渐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卿大夫手中，这可能与卿大夫阶层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有关。这个时期被作者暗示为一个贵族化的时期，作者在最后一章还试图以“礼俗社会”（P.185）加以形容。而贵族分治的结果是贵族阶层的内部斗争，从而导致了贵族总体的消亡，与此同时，一部分贵族斗争的获胜者依赖“家宰—武士”阶层获胜，后者被描述为一个专业官僚阶层，伴随着以德行而非血统取士的新观念，从而建立一个国君专制，任免官僚的专制体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论证不免是粗糙的。整个论证过分依赖数字统计的结果，对内在机制的解释不充分。而统计的史料对各个国家的偏重是有严重差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其异质性不允许这种有偏的抽样。另一方面来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即可以看做某种趋势，也可以看做战乱的伴生品，所以以社会流动增强暗示某种社会性质的变化未免有些草率。另外，中间阶层的消亡导致了统治者的直接面对群众，这一机制应该还能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书中也完全没有考虑。不过不妨将许的这种解释视为一种洞见。虽然许在前言中回忆道，芝大当年正处于计量方法和韦伯主义的双重统治下，但并没有从许的著作中看出太多韦伯的影响。事实上，我觉得许的论述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伴随任何整体性的叙事。相比较而言，后来鼎新赵就试图将战争作为推进新的国家形态的主要机制，许田波更是描述了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形成过程。两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一种国家的理性化趋势。但是许既不将他论述的转变过程与理性化的过程相结合，也没有将他论述的经济变化和观念变化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他在后半本书里论述的变化基本上是与前半本书保持平行和相互佐证的关系。这使得许的著作更像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不过拿后来的研究非议之前的研究是非常不道德的，更何况我也没太仔细看（昨天晚上买的书），所以误解也是在所难免的。何况还是开创性著作吧。又，许倬云的旧学底子确实好，虽然看左传史记把史实看到很熟不是太难，但感觉他对文本的感觉确实很好，不仅仅是对史实熟悉就可以办到的。另外一点感受是，这种贵族制度逐渐瓦解的过程也是一种反埃里亚斯的进程，上古“礼”约束下的高度的自我道德节制传统逐步被打破，战争残酷性加强，马基雅维里主义伴随理性化的出现。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想过，只是觉得反文明化的过程与理性化进程存在一种很有趣的张力。 -
春秋战国，从封建社会转向专制社会，封建时代的瓦解比欧洲早了接近2000年，幸运的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的推行，而春秋之后是战国，战国结束却是秦政。作者关心的是，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社会流动发生了何种变化？社会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第一和第二都是肯定的结论，毫无疑问，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是作者分析的三个重点，传统的贵族在内斗与战争中纷纷垮台，旧的阶层逐渐崩溃了，新兴阶层向上层流动，春秋开始变化，到春秋末期，整个政治结构都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做好了准备。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作者并没有回答。在我看来，诸侯争霸带来了组织竞争，相应的军事制度、政治（管理）、经济（战争资源）与意识形态纷纷出台，战争模式也由象征性的贵族战争发展成为大规模杀伤的平民战争。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诸侯争霸呢？人口的增长和农业剩余的增加应该是其中的重点。我来说重点：第一，本书是为国际学术界来写的；第二，用了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大量的数据分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将古文献（左传与史记）中的战争、人物列出来，按照时间段进行统计，还有战争的方向等等——我最先看到赵鼎新的讲座中用到这些东西（当然，赵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关心的是国家兴衰），惊为天人，原来基本的东西都在这里；第三，论证的几个点逻辑非常清楚。资料与考证也很讲究，没有只引用符合作者结论的这种搞法，而是把几种不同的解读放在一起，然后说明为何自己的解读可行性更高；第四，从孟子等话语中，明确的指出了即使并非事实，也肯定是一种期望和社会中所认可的价值观，用来分析意识形态，这在秦晖的解读里最早见过。社会流动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社会固化与等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了，社会流动就成为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阀门，当这个向上流动的口子越来越小，而下层越来越多的时候，社会秩序稳定已经无法维持，要么发生结构性的变动，要么接受固化的意识形态，或者通过火山爆发，不改变结构，但是解决一部分人口问题。法家既提供了官僚政府治理的理论，又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儒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则提供了一套新的秩序观。但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只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不稳定系统，说他不稳定，因为法家的治理术没有办法解决官僚制度本身带来的腐败和低效率，到了朝代后期，一定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结构，从而导致革命，说他稳定，是因为即使革命之后，结构仍然不变，意识形态也不会发生变化，只是江山轮流转而已。这似乎与刘先生的系统论（超稳定结构）相契合。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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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作者搞学术跟黄仁宇比较像，可能都是在美国搞学术研究的缘故吧，他比黄还讲究实证和量化，对我以前认识历史的观念也是一种冲击，虽然感觉有点怪，但是也觉得很是有些道理的。之所以没有五颗星，是因为论证的结论并不是很独到。历史学毕竟做到颠覆和翻新太不容易了。 -
除了翻译有的地方略显西化外，整本书还是十分精彩的。 -
说真的，我总以为他涉猎的会比较深刻
到底没有四大史学家那么有见地
完全没有我想象当中那样的好
大概是我对他期望有点高了
不过里面的维度是有分析到，但是就其准确性和深度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就我个人而言，根本吃不饱
有可能是他相当早期的作品
在认识上和社会的变动上想法没有那么深刻的
也许这方面的史学材料确实是影响到他的立言
但是史学材料的不断学习和获得
却是一个基本功
如果他是近期书写的话
那我对他这个人就是失望透顶了 -
好多统计学数据。我觉得史料材料运用稍显单薄 -
统计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比较新颖 -
大略翻过。 -
倬云先生的大作，以社会阶层流动为视角，解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变化，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 -
论文吗 词典吗 这格式化的书就是拾人牙慧的各种引用分类放置 加上数据统计就新了就客观了是吧 这要什么技术 不过考虑到是65年的旧作也不苛责了 但是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孔子的弟子你叫他孔子的门徒！！！ -
流畅易读，材料详备，灼见时出 -
看来我属于业余历史爱好者。 -
许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本书是社会史研究的名作。春秋战国，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之一呵~~~ -
世界文明的枢轴时代 -
感觉不错的社会学、历史学、量化研究的统一 -
从报纸的介绍来买的,还不错. -
倬者，高大也。云者，闲也。许先生中英文著作近百，可谓著作等身。更难得面对蒋经国，侃侃而谈，无拘无束，可谓不脱闲云野鹤的大隐。实人如其名。此书以《左传》、《史记》等史书中记录的各阶层重要事件及次数，观察它们的变化，角度颇不错。但仅以此做推论，缺乏其它佐证，未免轻率近儿戏。考古是许先生擅长，书中没有这方面佐证，实在遗憾。 -
论文典范 -
主要想看一下关于家族，血缘式封建的论述 -
好书，值得一看，语言流畅，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作出了简要精确的描述，看了之后很容易理解是本好书 -
1）有点儿意思；2）写了那么多人物小传记，怎么看都像是在凑字数；3）后面就回到《西周史》的老路子上来了；4）写给西方人看的春秋战国史；5）从老许自己的博士论文引申开来的？ -
中国法律史老师重点推荐的~~~ -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战国之后，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在这个统一国家里，社会阶层不像以前那样界定分明，各阶层间也允许更为自由的流动。更应该看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诸子诞生的大背景大舞台，历史似乎昭示：那个巨变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空前自由的时代，更必然是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 -
感觉许先生的《西周史》，要比这本书好的多～～统计方法对于治上古国史来说，还是危险了点 -
真正的科研。讲述了中国大部分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期。 -
启发良多。 -
现在读来在方法学上仍值得关注 -
中国古代史原来也可以写得这么洋气 -
结构简明清晰，方法也不能批评为不严谨，鲜明的社会史著作，文字通俗易接近，以上都是我喜欢的。加之一些观点很有启发，更为欣喜。当然，如果一定吹毛求疵的话就是作者毕竟对于一些特点没有给出更多的论证，加之原文英文的缘故，古文献的引用也比较有限，不如黄仁宇的通俗著作那么像“历史学家的书”吧。 -
许倬云的书，总是有一些低级硬伤。对许氏的批评，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附录。 -
统计学与考证手法运用地恰到好处 -
心中还是更喜欢点这种历史研究方法 -
许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值得收藏 -
很扎实的学问 -
还不错 -
果然是写给西方人看的通俗读物啊 -
比较碎、散 -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和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因而也是最难以把握和历史的时期。许倬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将这一时期视为活动的历史，正所谓“流动”，正因为如此，读过之后才对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认识，或许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
论证方式让人大开眼界 -
微波炉热橘子 -
新的研究方向，读起来有些费劲 -
对于研究先秦史的读者来说，此书观点给人启发，但论证方法不敢赞同。 -
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任何人的学术成就都不是孤立取得的，都不可能与其人格无关。凡是跟钱玄同先生接交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急，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就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信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能服膺真理，追赶时代。他年少时一度赞同保皇派主张，认为“皇帝圣明，德泽广被”，因而撕毁谭嗣同的《仁学》，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至1904年间受章太炎、邹容影响，很快就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剪辫排满，义不帝清。
不过，钱玄同也有一个遭人非议之处，那就是偏激。钱玄同也承认，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蛰居养疴，誓不?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溢血猝逝，终年52周岁。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
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
5钱氏日记
在众多历史文献中，日记往往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因此，从还原或解读历史的角度看，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近7600页的《钱玄同日记》很值得学术界关注。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迄于1939年1月14日，共35年，其间除1911年阙如外，其他年份均有所记。就时间跨度而言，钱玄同日记并不太长，但就起始时间看，明显早于其他“五四 文化名人。胡适日记始于1911年1月，叶圣陶日记始于1911年8月，鲁迅日记始于1912年5月，钱玄同日记上限的提前，使其保留了其他日记少有的历史细节。
和“五四”[1]时期其他文化名人相比，钱玄同的突出之处在于其激进的姿态和偏激的个性。他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他率先提倡“左行横移”的书写方式，提倡应用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以及公元纪元，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但他的一些偏激主张在当时以及后来也很令人诧异。“五四 期间激进或偏激者大有人在，钱氏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与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他喜欢公开直截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十分话往往说到十二分，并且经常“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正是这种率真的个性，才使得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钱玄同文集
近代以来，不少中国读书人开始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坚持日记的写作和保存正是这种自觉意识所带来的文化现象。许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日记，的确也给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种种便利。但是在读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记时，人们有时也会朦朦胧胧感到书写者在有意无意地省略些什么，感到历史的复杂性或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已被一定程度的遮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在于，历史意识在促使人们自觉保存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遗留文献所应警惕的某种未知后果。就是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也不能例外。但钱玄同似乎没有这些顾虑。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周作人的日记甚为简洁，似乎只对当天日常生活过程作一种谨慎而刻板的记录。而在同一天钱玄同的日记中则不然：“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其实过年过节都是极平淡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阳历年节我也没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起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矣。”这其中有客观记事，但同时也明显地带上了钱氏好发议论的色彩。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从他的日记，后人可以看到一代学人学术观念的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历程，也可窥见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某些侧面。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原生状态的钱玄同日记手稿是解读或还原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献，而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出版无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意义。
6人生片断
《狂人日记》的催生者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 -
个人认为本书适合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及其想当作文学辅助材料的读者. -
许倬云先生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论著。作者无意于把这本小书写成春秋战国的通史，而是着重从阶层变迁和社会流动角度入手，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特点。简明清晰的论述方式，和交织着计量统计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让人获益良多。 -
用左传里出现过的人名做统计，还蛮好玩的 -
对于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通过统计数字和分析展现了社会的变迁。另外，附录关于古籍成书年代的研究结果以及如何从中筛选可靠资料的说明也很有趣，正好可与同时看的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相应证。 -
好书，翻译的也不错 -
这本书的读书感受是一气呵成，大学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这本书。但是里面的一些观点，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
统计学的方法值得借鉴。作者对于史料的梳理，尤其是对于《左传》的熟悉程度让人印象深刻。 -
有点过时的说，不过二三章还是有亮点的。 -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