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作者简介

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作者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书籍目录

前言

上篇 概说

第一讲 引言：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

附录：现存先秦两 汉古书一览表

第二讲 三种不同含义的“书”

附录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

附录二：中国古人文书的分类

第三讲 简帛的埋藏与发现

附录：简帛分域编(1901-2003年)

第四讲 简帛的形制与使用

附录：王国维《简牍检署考》

第五讲 简币古书的整理与研究

附录：长台在楚简《申徒狄》研究

第六讲 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

附录：余嘉锡《故书通例》(摘录)

下篇　导读

第七讲　简帛古书导读一：六艺类

附录一：“六艺”之书的顺序

附录二：汉代小学发展的三阶段

第八讲　简帛古书导读二：史书类

附录：与邓文宽先生讨论“历谱”概念书

第九讲　简帛古书导读三：诸子类

附录：儒门传学考

第十讲　简帛古书导读四：诗赋类

附录一：张鸣论和声概念书

附录二：敦煌汉简《风雨诗》

附录三：银雀山汉简《唐勒》

附录四：尹湾汉简《神乌赋》

第十一讲　简帛古书导读五：兵书类

附录一：兵书的起源

附录二：兵书的分类

附录三：兵书的整理和经典化

附录四：兵书的三大类型和它们的国别

附录五：银雀山汉简《地典》

第十二讲　简帛古书导读六：方术类

附录一：方术的概念与分类

附录二：方术发展的脉络

附录三：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

结语：古代学术遗产的重新理解

修订版附录：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

后记

索引

编辑推荐

《简帛古书瑟学术源流》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内容概要

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从小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后，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7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

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

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

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

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学和古文献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兵以诈立》、《丧家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李零自选集》、《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等。

章节摘录

插图：最近几年，由于郭店楚简的发现，上博楚简的发现，很多文史学科都来参与讨论，本来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简帛古书，突然间成了显学，成了时髦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是不是能用简帛古书改写中国学术史，或重写中国学术史。我记得，几年前，李学勤先生到北大演讲，他曾说，现在这些发现，它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清，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看不清。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但我想补充的是，简帛古书的发现，现在就在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史，我们现在就处于一场非常深刻的转变之中。说到学术史，我个人认为，做各门具体研究的人，每个人都该心里有数，或至少有大致的感觉。它的作用，就像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以随时随地让你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以免迷失方向，“找不到北”。但现在的学术史，本身就有许多误导，必须加以改写。我理解，研究学术史，也像研究其他历史，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特别是以“现代化”的短见和偏见去曲解漫长的古代历史，而且这种错误，还根本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总是从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场，看待古人，看待过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记得80年代，很多人都喜欢讲，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史学，今人立足点高，有这种理论，那种方法，优越性大得不得了，而完全看不到其负面影响，老把“迫不得已”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今人的看法，不管对不对，并不是“死无对证”，而是可以“开棺验尸”，检验和修正。而检验修正的手段，其中有一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是考古学。古人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简帛古书的发现，在我看来，其重大意义就在，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起变化。为什么呢？我想讲三点理由：第一，简帛古书的研究是一门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学问。这从现代学术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近百年的学术史，最初是和“五大发现”及“罗王之学”有关。这“五大发现”，主要是世纪之交、庚子前后的发现，“地不爱宝”，是因为国运不昌。它们是：（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发现）；（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发现）；（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发现）；（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1909年始为世人所知）；（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1901年发现）。这一百年，前50年和后50年大不一样。前50年，学者倡言“新史学”，其“新”不一（有各种各样的“新史学”，就像汉代以“新”为时髦，什么都喜欢加上个“新”字，“新”是现代化的意思，卓别林的电影把它叫做“摩登时代”），固然是借西学引入的“新概念”，但研究基础是中国自己的“新发现”。其学凡历四变。1900—1911年，是“五大发现”为世人瞩目的时期。但当时，以学而言，还只有“罗”，没有“王”，王国维尽弃前学，转向古史研究，是始于辛亥东渡。这是第一变。然后，1911—1927年，才是“罗王之学”和《古史辨》先后问世的时期。“罗王之学”是清室逊位的产物，《古史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两者都是应运而生。罗、王政治思想虽旧，所用材料则新；顾颉刚政治思想虽新，所用材料则旧。前者侧重铭刻史料，后者侧重文献史料，都是转变时期的产物。但当时，还没有考古研究。这是第二变。再下来，1927—1937年，是国共两党“新史学”问世的时期。1927年的史语所成立，1928年的郭沫若东渡，是标志性事件。期间，史料学的开拓，新学科的创立，在于中央研究院的十五次发掘。中研院的史语所，“史”是以西方的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和考据方法。这是它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则是引入唯物史观和社会演进学说，用这类方法重建中国历史，立场观点完全不同，但它也关注考古发现和铭刻史料，史料学的基础其实差不多。考古学的引入，其重要性在于，它增加了“第三重史证”。这是第三变。再下来，1937—1945年，1945—1949年，都是战争时期，没有大变化。关键一变是1949年。因为，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虽有考古发掘，但主要限于新石器时代和商代，其他时段的发现，几乎都是来自探险、盗掘和地面调查。1949年后，史语所迁台，只能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和在台湾做原住民考古，中国考古的重镇在大陆，考古的“当朝”和“在野”，彼此换了位。这第四变是天崩地裂。它在台海之间划了一条线，在世纪当中划了一条线。20世纪的后50年，考古学突飞猛进，在广度和深度上，要远远超过前50年。比如，西周和东周，秦代和两汉，几乎可以说，已是全新的领域；战国文字研究、出土古书研究，都是50年代以来的新学问。虽然简牍发现很早，“五大发现”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都和它有关。但前50年，主要发现是文书；后50年，才有大批古书出土。特别是近30年，它的发展特别快。我们应该明白，简帛古书的研究，完全是一门新学问。当年，王国维写《古史新证》，他的“二重史证”，地下史料完全是铭刻，只有甲骨文和金文，没有简帛，更没有地下发现的古书。研究早期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过去，大家看重的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学者都是拿甲骨文当“商代史料”，金文当“西周史料”。这是前50年的史料给我们造成的格局。虽然到今天，托考古之福，我们对商代、西周的知识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认真讲，这种研究还是粗活，没法和战国秦汉相比，社会史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勉为其难。简帛发现，包括文书和古书，过去重视不够。其实，文书是研究早期社会史的史料，古书是研究早期学术史的史料。它们提供的信息虽晚，但重要性一点不差，其实是史料的主体。特别是写学术史，出土古书才是第一手资料。它所涉及的图书种类，各个方面都有标本，支点性的东西已经大致齐全。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志改写中国学术史者，此其时也。现在不写，更待何时。第二，过去我们读的古书，主要是传世古书，宋以来的古书，近代多了一点，是敦煌发现的古书（参看本讲附录）。简帛古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正。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书，年代最早的古书，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图书分类，与之有关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改变尤大。因为过去的图书分类，甲乙部目之中，历史漏斗之下，有意识形态存焉，很多藏匿掩盖、窜改歪曲，以及后来居上、冠履倒置，在所难免。比如，《汉志》六类，“尊经抑子”；《隋志》四部，“尊学抑术”，就是导向性的东西。这种结构一定，很多想法也就固定下来。其后果是阅读趣味的偏废，大家只读一半书或只读一种书，“有学无术”（只读六艺、诸子、诗赋，不读兵书、数术、方技）或“不学无术”（只读经书，不读诸子、诗赋和其他书），无异焚书坑儒。这个历史包袱太沉重。近代以来，学者喜欢说“中国之道德文章将大行于天下”（如王国维先生，还有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有这种论调），但毕竟技不如人，气不如人，连从前的崇拜者，如日本、朝鲜，都白眼相向，看不起我们。这不仅是近代历史的嘲讽，也是早期历史的耻辱。简帛古书的发现，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倒读的历史倒读，把很多压在下面的东西翻到上面来（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发掘程序正符合这一逻辑）。这本身就是革命。还有，像对《礼》大小戴记和“七十子”的看法，像对《老子》和先秦道家的看法，很多具体认识，和以前也是大不一样。第三，简帛发现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对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无奈。因为，它的背后有很多激烈冲突（今天也一样），“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古今中外摆不平”。其实，这些在“现代一言堂”里没法对话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易于沟通，不仅古人和今人易于沟通，中国和外国也易于沟通。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它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校正（而且是从根子上的校正）。比如，中国和西方，双方的政教结构不一样，有根本不同，但西方的“教皇”对理解中国的“皇帝”有帮助，中国的“皇帝”对理解西方的“教皇”也有帮助。互相比较，彼此的理解都会加深，既看到其人心同理的起点相似，又看到其分道扬镳的选择不同。简帛古书，表面看，只对研究“古”、“中”有用，对研究“今”、“外”无用，但实际上，它对整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帮助，对于调整我们的心理结构有帮助。因为，这种返本溯源的探讨，对中外双方都是解毒剂。它对恢复“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对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义。我们这门课，题目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目的是想帮助同学，开发资源，开拓想像。为了讲述的方便，我想把这门课程的题目解释一下，把咱们讨论的范围介绍一下。（一）“简帛古书”的考古内涵和考古意义我们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忘本”，现代人，特别是身处现代化漩涡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他们对古代的优越感很大，动不动就讲同传统决裂，同它划清界线。比如80年代，这个气氛就很浓，而且完全是一边倒。现在，对多数人来说，新旧视如水火的二元化思维也还是压倒一切。大家都说，这个界线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个界线是划不了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电视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内容是讲少年犯的改造，题目很有意思。我们研究历史也有这种心情，就是总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陈子昂登幽州台，发思古之幽情，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泪刷刷往下掉。古人死掉了，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怎么办？碰到这类问题，考古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因为它能把“古”、“今”的距离缩小，把它们一下子拉到一块，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作用就像科幻小说讲的“时空隧道”。考古和历史的关系很微妙。历史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下来（我们研究的都是“历史碎片”）。我们用剩下的东西研究丢掉的东西，很难，有如凭蛛丝马迹破无头公案，故事层出不穷。美国电视有一种节目，叫“mystery”，就是讲这类“疑案”和“悬案”，国内的流行说法是“谜团”。西方的很多考古文物展也喜欢用这个词。比如前几年，不列颠博物馆举办过一个中国出土文物展，名字叫“中国古代之谜”（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它所谓的“谜”也是这个词。这个展览，《泰晤士报》是赞助者。它的主编给图录作序，说它不仅展现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还让人们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背后可以窥见其“深藏的灵魂”。探索中国文明背后“深藏的灵魂”，这是考古学家视为畏途的神秘领域，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最高境界。历史是“疑案”或“谜团”，考古是破案和解谜的手段，它使历史成为一门开放的学问。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错误（而且错误和成就是与时俱进）。在这个领域中，谁也别想“功德圆满”，谁也别想当“学术霸王”，我看考古学伟大就伟大在这里。考古发现的世界是“寻找回来的世界”。过去我们讲王国维了不起，总是说他发明了一个“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引进了历史研究，大家一点都不怀疑。后来，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文章，我才发现，这个讲法并不正确。因为王国维讲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史料”是指《诗》、《书》等古书；“地下之材料”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也还是以文字为中心。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如斯坦因发掘的西域汉简），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后来的考古学，其实是外来的学问。它提供的是又一种证据，即第三重证据。从考古学的眼光看出土古书，出土古书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只是古代遗物的一部分，古代遗物只是古代遗址的一部分，在考古学的知识系统中，它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比其他出土物更大，时间也比较晚和比较短。这点考古系的同学都知道。但对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同学来说，情况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些系都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在文字材料中，这些古书，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地位很突出。如果我们把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么战国秦汉的简帛古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以来刻版印刷的古书就是“龙尾”（参附录）。过去我们的知识非常可怜，看见的只是“龙尾巴”。前人也知道“龙脑袋”和“龙身子”还藏在云里头，但在没有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只能靠古书的引文（包括佚文）。例如清代学术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搜辑古书引文，并利用它们考订传世古书。出土发现使古书变成了一门新学问，既救活了以版本为依托的传世古书，也救活了这些古书中的早期引文和佚文。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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