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故事全集（全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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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故事全集(共2册)(插图版)》：正说中国历史系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二千多年的历代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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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周秦立西土郑伯克段让国掠美州吁乱卫子挥弄权杀隐公寤生犯周无大援不立白旄双杀首止之会无知夺位小白当政博戏曹洙劫盟楚子称王重德不报边伯乱政陈完人齐割地庆父乱鲁齐桓公伐楚假途灭虢五毅大夫好鹤重耳受块食马之德小白之死宋襄公争霸介山天王狩于河阳城濮之战李离自判梦兰觳之战商臣夺位由余归秦黄鸟晋灵公不君竹林弑君一鸣惊人哀姜以诚退兵问鼎更币自高其车贱人贵马楚相不足为染指尝羹赵氏孤儿田主取牛 郑伯肉袒不诛败将解扬救宋塞之战胥童之乱魏子之力爽约酿祸后子避祸祸起棠姜季札观乐嗜鱼拒鱼司马穰苴绝交仆御以公权私玉璧之兆叔向论政两扶周敬王鸲鹆来巢伍子胥鲁人弃君彗星恸哭秦廷孙武练女兵美裘私父自裁子郢辞嗣濮上之音宝符定嗣狐腋摩笄山句践灭吴囊中出君熊珍之死田氏之乱陶朱公救子系冠而死荧惑守心孔丘问礼老子季孟之间防风骨齐鲁会盟朽木不可雕杀鸡焉用牛马可以言诗忠信笃敬以貌取人贫而不病非子之座白公之乱三家分晋豫让复仇贫贱可骄西门豹治邺李克荐相进贤阻邪吴起行楚比功聂政田氏代姜扁鹊淳于髡进谏魏国幸存献鹄卫鞅变法鼓琴论道淳于先生应答如响桂陵之战比宝马陵之战田忌出走商君之死孟子斥利时绌举赢游戏污渎合纵抗秦苏秦之死画蛇添足秦惠王伐蜀吾舌尚在陈轸出策以虚拒实子之乱燕张仪避难息壤之誓坐得高都向寿与甘茂胡服骑射受金自贵武关之会屈原沙丘宫之变东帝西帝桀宋乐毅伐齐田法章即位义不臣燕将相和楚王谋周火牛阵孟尝君冯獾客孟尝君 辩士陈筮搬兵城周割地杀痤阏与之战范雎相秦触龙说赵太后 春申君相楚长平之战杀姬谢客毛遂自荐义不帝秦窃符救赵李同进谏辞封解围之后何罪于天哀哉魏公子九鼎归秦刚成君    秦    代燕王伐赵奇货可居郑国渠一饭三矢李牧退匈奴甘罗出使李园乱楚李斯谏逐客荆轲刺秦王韩非之死王翦灭楚松耶柏耶朕为始皇帝赭山焚书坑儒优旃沙丘政变秦二世专权 漆城刎颈之交陈腾起义武信君称王 斩蛇起义彼可取而代也盗贼厮养卒救王兵反邯郸陈腾之败沛公借兵亡秦必楚田氏崛起鸣镝夺位孺子可教黄犬之梦指鹿为马钜鹿之战高阳酒徒先人关中为王秦朝覆灭    西    汉约法三章鸿门宴沐猴而冠解印断交无双国土汉王东进以死训子后期者斩彭城兵败魏豹陈平归汉南皮用兵井陉之战当刑而王借箸代筹荥阳脱险遂烹郦生分我杯羹假王成皋失陷稚子救外黄蒯彻说相垓下之战汉王称帝发踪指示腐儒羹颉侯封侯止反海岛传声摧刚为柔 迁都关中诛杀丁公楚王就擒曲逆封侯刘氏封王韩王之反未央宫重整朝仪白登之围贯高死主和亲期期不可亲征陈孺钟鸣长乐宫命丧参合彭越之死安抚南越新语必出下策闯宫高祖还乡四皓相国系狱安刘必勃燕王人胡入宫自保人彘齐王献郡萧规曹随再修高庙陆贾赋闲朱建报恩 吕后监酒将相联手为刘氏左袒迎立汉文帝当生天子刘泽封王独任丞相窦氏门庭长者锤击辟阳侯朱建之死廷尉张释之济北用兵誉召毁去一诺千金叹狱兄弟二人不相容袁盎中行说反汉贾谊长安卜肆缇萦救父冯唐持节赦魏尚望气黄头郎丞相几杀臣将军幸教细柳营廷辱张廷尉七国之乱忠无他肠栗姬失宠不相魏其侯韩安国哭谏刺杀袁盎鲁相卸鞍退敌欲反地下终不自明辕固生刺猪苍鹰门可罗雀寡言力行武安侯谋相修成君大乳母东方朔马邑之谋外家之争唐蒙通夜郎歌姬皇后大将军卫青冠军侯飞将军知臣以为忠入比韩嫣如狼牧羊郭解生死惟求列五鼎 劾鼠张汤腹诽狄山守塞淮阳卧理争基淮南王谋反乱起衡山万石君卜式助边王温舒办案李氏之败司马相如张骞通西域东越之乱平定南越天马之战攻打朝鲜开通西南夷北疆尘烟刘彻求仙附录报任安书(译文)史记·太史公序(节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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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故事全集(共2册)(插图版)》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前言

在中国，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可以说家喻户晓。然而，真正了解司马迁和读过《史记》的人却越来越少。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是令人痛心的。这和我国的科学普及工作比较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说到科学普及，人们总是联想到蝌蚪如何变成青蛙之类的故事。其实这是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自然科学需要普及，人文科学也同样存在普及的问题。在人文科学中，涉及古代的文化尤其需要普及。否则，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只能离现代社会的生活越来越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普及《史记》的目的，不仅是希望人们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希望引起人们对《史记》的兴趣，从而认真地读读《史记》，读读司马迁。因为《史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无异于精神上的黄河和泰山。中国人离不开《史记》，就好像中国文化离不开黄河和泰山一样。《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人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作品的产生，其实凝聚了两代人的心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担任过太史，他本来就计划撰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历史著作，把春秋以来的史事详尽地记录下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已经开始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汉书•司马迁传》有这样的记载，司马谈弥留之际，对司马迁说：“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他还明确指示儿子：“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这里说的“论著”，就是指司马迁后来完成的《史记》这样的著作。尽管我们已经无法从《史记》中清晰地区别出，哪些地方是司马谈遗留的痕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史记》的创作是从司马谈开始的。《史记》中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精彩片段，有些很可能就是出自司马谈的手笔。一部著作竟然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司马迁创作《史记》，是从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以后开始的，大约在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完成的。就在这期间，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突然发生了。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兵抗击匈奴，因为寡不敌众投降匈奴。这次抗击匈奴的战争总指挥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的妹妹就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李陵的失败，李广利负有重大的责任，汉武帝为此而寝食不安。司马迁误以为汉武帝仅仅是为李陵的投降而烦恼。为了帮助汉武帝解除烦恼，司马迁为李陵进行了辩解。让司马迁始料不及的是，在汉武帝听起来，这实际上是在攻击李广利。汉武帝勃然大怒，立即逮捕司马迁，把司马迁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境贫寒，财产不够赎买自己的生命。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完成自己正在撰写的著作，他决定按照汉朝的法令，忍受巨大的耻辱，用宫刑取代死刑。所谓宫刑，就是阉割生殖器的酷刑。在今天，人们通常是把死刑称为“极刑”，然而，在汉朝人看来，宫刑才是真正的“极刑”。读了这样的历史，我们怎能不为司马迁的壮举而潸然动情呢？怎能不为司马迁的勇气而肃然起敬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地概括了他撰写《史记》的三个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样的崇高的目的，铸造了如此伟大的人格。曾经听到这样的评论，认为三个目的中，司马迁只是做到“成一家之言”，至于“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他并没有彻底解决。这种议论“与儿童之见无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我们不知道“彻底解决”的标准是什么。作为政治命题，抑或作为哲学命题，这样的两个问题都是值得永远探索下去的。除非社会停止发展，除非人类已经灭亡。迄今为止，又有谁敢夸下海口说他已经把这两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呢？如果把这两个命题比喻成一座宏伟的建筑，那么司马迁就是奠基人之一。仅此一点，我们就足以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英才而感到自豪。毫无疑问，《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它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代大事。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字，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种纪传体的体例是司马迁的创举。我国所谓的“正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共有二十五史，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记》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司马迁对当时可以看到的文献资料进行爬梳，依据当时的科学水平，第一次梳理出以炎黄为始祖，唐、虞、夏、商、周、秦、汉不断延续、不断发展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把各个朝代的历史都写得壮阔恢弘，并且从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显然这是一项利在千秋的伟大的系统工程。司马迁整理文献的思想和原则，为后代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我们应当看到，《史记》是一部充满“实录”精神的史书。它叙事直截了当，取材准确可信，敢于直面社会，勇于探索人生，既不阿谀奉承，也不粉饰太平，不以个人好恶而臧否，不为强权喜怒所左右，这一切都受到历代史学家的赞扬。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本纪的体例。历代正史虽然都沿用了这一体例，却无一例外地把本纪设定为皇帝的领地。这实际上违背了司马迁设立本纪的初衷。在《史记》中，凡是在一个时期内，能够左右天下局势的人，都有资格进入本纪。于是，叱咤风云的项羽和老谋深算的吕后，在本纪中都有了一席之地。《史记》中还别出心裁地创立了世家的体例，专门记载那些在一个地区内左右局势的人物，或者在某个领域内执牛耳的人物。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腾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些方面都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种与众不同的史学观念，使司马迁在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描写重要的历史人物时，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对刘邦一生的丰功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对刘邦在人格方面存在的种种缺陷，也毫不隐讳地加以披露和批评。司马迁和汉武帝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然而，他对汉武帝任用酷吏、迷信方术、喜欢阿谀奉承、打击不同意见等问题，也同样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在“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习俗的氛围中，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同一般的史学著作不同，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带有一定的文学方面的动机。受这种动机的支配，《史记》必然兼有一定的文学特质。在这一方面，《史记》取得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史记》的叙事艺术《史记》按体例分，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这三部分尽管分类不同，就其内容而言，都属于人物传记，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司马迁在这些传记中，不是堆砌流水账，而是用一连串生动的故事来组合篇章。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有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用故事来揭示历史，用故事来表现人物，这是《史记》最基本的创作手法，也是《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这些故事每一个都写得那么扣人心弦，引入入胜。读过《项羽本纪》的人，恐怕对鸿门宴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那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故事，具有丰富的戏剧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这样的写法，很容易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当然，这样栩栩如生的故事，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史记》的故事，许多细节显然含有虚构的成分。不过，这同司马迁追求的“实录”精神是不矛盾的。因为司马迁的虚构，仅仅是在细节方面对历史的场景进行合理的想象。这种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在今天的史学作品中，也许是应当加以忌讳的，但在史学和文学没有明确分工的西汉时期，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司马迁。《史记》在叙述一个人物的经历时，往往只是抓住人物的主要经历，而把人物的次要方面放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来写。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主要突出项羽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来展示项羽一生的非凡经历，至于项羽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错误，主要放在《淮阴侯列传》里写。这样一来，既不损害项羽的形象，又可以利用项羽的错误，烘托出韩信那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干。二 《史记》的塑形艺术司马迁特别善于利用典型事件塑造人物的形象。《史记》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个性非常鲜明突出。例如孙武、屈原、蔺相如、李斯、荆轲、项羽、刘邦、张良、韩信等，这些人物在《史记》中常常给人呼之欲出的感觉。他们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经历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中有帝王，也有平民；有君子，也有小人；有英雄豪杰，也有凡夫俗子。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这些人物即使身份和经历相似，也因为个性鲜明，显得面目各异。例如同样是刘邦的谋士，张良的洁身自好和陈平的不拘小节便各具风采；同样是赴汤蹈火的刺客，聂政的自我毁容和荆轲的自我解嘲则各有春秋。通过典型事例塑造人物形象，这是《史记》塑形艺术的基本手法。例如在《信陵君列传》中，窃符救赵是作者重点叙述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魏国和赵国之间，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把精力过多地放在魏国和赵国两目高层人物的往来方面，而是把主要的笔墨放在信陵君和夷门监者侯赢、屠者朱亥等几个小人物的交往上。通过信陵君“从博徒卖浆者游”、夷门迎侯赢、市屠访朱亥等一系列典型事例的描写，突出了信陵君的崇仁下士、重义守信的性格特-征。在《陈丞相世家》中，司马迁通过陈平担任社宰时分配社肉平均这样的典型事例来显示他公平大度，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又通过张汤少时审讯偷肉的老鼠这样的典型事例，来显示他的残酷无情。三 《史记》的语言艺术《史记》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其独具的特色。汉代盛兴的文体是赋，赋的特点就是讲究语言的极度铺陈。司马迁给友人任安写的题为《报任安书》的书信中，出现了大量的骈丽句法。司马迁本人也曾经写过《悲士不遇赋》等作品。这就是说，司马迁非常善于作赋。然而，他在创作《史记》时，却丝毫没有受到赋体的影响，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追求一种通俗流畅、变化多端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在《左传》、《论语》、《孟子》等先秦散文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司马迁则把这种语言风格推上了极致。这种语言淳朴简洁、疏宕从容，所有的句子看上去似乎都是漫不经心的，没有斧凿的痕迹，读上去却让人感到浩？-沛然，富有生气。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史记》一书之所以能够做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就在于司马迁的“气盛”。司-5迁在叙述历史事件、描绘历史人物时，始终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他根据不同的场景，抒发不同的心情，语句或长或短，语调或轻或重，语义或庄或谐，处处都渗透出强烈的感染力。司马迁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属于书面语，但这种书面语与当时的口语非常接近。在《陈涉世家》中，陈涉为人庸耕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做王以后，早年的同伴来看望他，见到他的房屋器用的豪华，惊讶地叹息：“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这些语言显然是从口语中提炼出来的，表现力极其丰富。同样是看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刘邦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是说：“彼可取而代也！两句话虽然意思差不多，却分别揭示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刘邦的话透露出羡慕的情感，项羽的话宣泄了轻蔑的心理。这两句话和两个人物一生、的经历和命运息息相关。《史记》中还广泛引用了当时的许多民谣、谚语。例如《李将军列传》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表示人们对李广的爱戴。《魏其武安侯列传》用“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的儿歌，来说明灌氏家族动荡的命运，含义隽永，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历经两千年的沧桑，我们不难发现，不仅在二十五部正史中，没有一部能够达到《史记》的高度，而且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史记》依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我们今天读《史记》，一方面不能不为《史记》的博大精深而惊叹，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为司马迁的坚毅品格所折服。很可惜，由于语言的距离，今天的读者多数人已经无法深入《史记》当中，和这位伟大的哲人进行对话了。这可以说是我们编写《史记故事全集》的根本原因。尽管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贴近《史记》的原意和风格，谁都很清楚，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史记故事全集》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史记》的内容，但无法取代阅读《史记》时那种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如果《史记故事全集》能够引起读者对《史记》和司马迁的兴趣，进而直接阅读《史记》原著，善莫大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种漠视中国传统文化，竭力鼓吹西化的思潮正在吞噬着国人的灵魂。这种思潮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无限地夸大英语的作用，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地用英语的教学挤掉汉语的教学，挤掉中国文化的教学。以至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出现了这种现象，汉语学习的成绩可以马马虎虎，英语过不了四六级就绝对不能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在这种形势下，编写《史记故事全集》似乎远不如教宠物狗学几句ABC那么时髦。然而，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坚信。汉语消亡不了，中国文化消亡不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才真正是中国知识界的脊梁。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必将永远挺立在这片沃野上。最后我虔诚地向国人呼吁：读读《史记》，读读司马迁吧。2006年10月25日于北京郎奚书屋。

内容概要

尹黎云，男，1948年5月出生，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1979年秋至1982年秋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系训诂学专业的研究生。1986年秋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工作，从事古代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0年曾获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1989至1990学年教学、课程建设优秀奖，2000年6月曾获应用文理学院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三等奖，2000年古代汉语教学曾获应用文理学院教学成果三等奖，2002年被评为院级先进个人。在科研方面创获颇多。已经出版专著《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术》、《汉字中的历史》等多部，本人的科研课题《汉字字源学》于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委立项资助，并于2003年完成课题，现已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此外，在《中国语文》、《辞书研究》、《语言文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借题”格刍议》、《释“垄断”》、《文言虚词训诂十弊》、《字源说》、《干支字新证》、《论词义的二重性》、《古代名字考》、《漫谈古代文人的自号》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并主编了《资治通鉴故事全编》、《二十五史故事全编》等普及读物多部，主编出版图书约700万字。《现在正带领青年教师进行广告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以期填补广告专业在这个领域的空白。

章节摘录

黄犬之梦丞相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都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嫁的都是秦国的公子。有一次，李由请假返回咸阳，李斯在家中设下酒宴，百官都纷纷登门敬酒。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李斯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慨然长叹，说：“唉，我听荀卿说过‘物禁大盛’。斯本来是上蔡的布衣，里巷的百姓，主上不了解臣的才能低下，才把臣提拔到这个位置。如今人臣的位置没有人在臣的上面了，可以说富贵到了极点。物极则衰，我还不知道归宿在哪里呢！”秦二世赢胡亥即位以后，法令刑罚日益残酷，群臣人人自危。赢胡亥又修建阿房宫和各种直道、驰道，赋税越来越重，徭役无休无止。在这种暴政的压迫下，楚地戍卒陈腾、吴广揭竿而起，各地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响应，反叛秦朝。李斯非常焦虑，多次想找机会进谏，赢胡亥不让他开口，他说：“自古贤人拥有天下，都是专门用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这正是人们把拥有天下看得那么尊贵的原因。所谓贤人，一定能安天下而治万民，如果自身都不能得利，又怎么能治理天下！所以我希望赐志广欲，永远享有天下却又没有祸害，该怎么办？”李斯听了哭笑不得。吴广等人率领起义军往西进军，攻城略地，任意往来，李由无法阻挡。秦朝将领章邯击退吴广等人的起义军以后，朝廷派到三川调查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有人责备李斯，身居三公，为什么让盗贼猖狂到这种地步。李斯心里惶恐不安，他把自己的爵位俸禄看得很重，不知该如何才好。思虑再三，他只好迎合赢胡亥的心意，上书回答赢胡亥，鼓吹帝王应当实行独断，对群臣实行督责。他说，只有实行督责，“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赢胡亥读了这封奏章，欣喜异常。他按照李斯的建议，对群臣实行了更加严厉的督责。凡是向百姓榨取赋税多的官吏就是明吏，赢胡亥表彰说：“像这样就可以说善于督责了。”当时，路上的行人往往有一半是犯人，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受过刑的尸体。凡是杀人多的就是忠臣，赢胡亥表彰说：“像这样就可以说善于督责了。”郎中令赵高为非作歹，杀人如麻，他害怕大臣在入朝奏事时向赢胡亥揭露他，就劝赢胡亥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大臣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却看不到他的面容，所以称‘朕’嘛。‘朕’就是征兆的意思，征兆是看不见的。天子就是一种征兆，不能让人随便看见。况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什么事情都懂，如果坐在朝廷上，谴责或举拔有不妥当的地方，就会把短处暴露给大臣，这样就无法向天下显示圣明了。陛下不妨深居宫中，让臣和熟悉法律的侍中在一起，大臣把公事奏上来，经过研究再作出决定。这样，大臣们就不敢把疑难的事情报上来，天下的人就称赞陛下是圣主了。”赢胡亥听从赵高的主意，从此不再出来接见大臣，每天都深居宫禁，沉湎在声色犬马之中。赵高在他的身边侍奉他，一切政事全都由赵高决定。李斯对赵高专权颇有微辞，赵高也深知李斯老谋深算，对他的权力和地位造成最大的威胁，因此，他处心积虑地要把李斯这颗眼中钉除掉。有一天，他主动登门拜访李斯，对李斯说：“关东(关东：泛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盗贼很多，主上却加紧征发徭役，修建阿房宫，还到处搜集狗马等这些没用的玩物。臣想劝谏，但臣的地位卑贱。这正是君侯的事情，君为什么不劝谏呢？”李斯叹了一口，说：“的确如此，我早就想说话了。现在主上不坐朝廷，天天呆在深宫，我如果有话想说，是不能让别人传达的，想见主上却没有机会。”赵高说：“君果真能劝谏的话，请允许臣为君侯留意，只要主上一有空闲，臣立刻通知君。”李斯答应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正一步一步地陷进赵高为他设置的圈套。像往常一样，赢胡亥每天都在纵情宴饮，眼前总是晃动着翩翩起舞的美女。赵高专门等赢胡亥玩得最投入、最专注的时候，才派人告诉李斯说：“主上正空闲，可以奏事。”李斯便急三火四地赶到宫门求见，赢胡亥的心里自然很不高兴。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这样，接连几次都是这样，赢胡亥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恼悻悻地说：“我平时空闲的日子挺多，丞相都不来。每当我玩得痛快的时候，他就请事。丞相这是怎么啦？是欺负我年轻呢？还是瞧不起我？”赵高连忙抓住这个时机，谗毁李斯说：“陛下这样可就危险了！沙丘的计谋，丞相参与了。现在陛下已经立为皇帝，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他这样做，意思显然是想割地封王！”赢胡亥默默地听着，赵高的话已经在他的内心投进了深深的黑影，这黑影使他对李斯的不满情绪不断地膨胀。“陛下要是不问，臣还不敢说。”赵高故意卖弄地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丞相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楚地强盗陈膀等人是丞相故乡邻县的人，因为这个，他们才敢公开叛逆。他们经过三川时，李由只守城，不出击。高听说他们之间有书信来往，不过，还没有查实，所以不敢向陛下禀报。再说嘛，丞相在外面，权力比陛下大得多。”赢胡亥认为赵高的话很有道理，他想惩治李斯，又担心情况不实，就派人到三川调查郡守和盗贼相互勾结的事情。李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赵高的当。不久，赢胡亥在甘泉宫观看角抵和优俳表演。李斯无法觐见，只好上书弹劾赵高，他在奏章里揭露赵高专擅朝政的罪行，指出赵高有邪恶的思想和叛逆的行为，赵高私人占有的财富比国家还要多。他最后又进一步指出：“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赢胡亥读了奏章，很不高兴，他召见李斯，斥责说：“这是什么话？赵高原本是宦官，他不因为处境安逸就为所欲为，也不因为处境危险就改变忠心，他品行纯洁，心地善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今天的地位，朕认为他是贤才，君怀疑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年纪轻轻就失去先人，没有什么知识，不知如何管理百姓，而君年纪又老，恐怕和人世隔绝。朕不把国事嘱托赵君，应当用谁呢？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民情，上顺朕意，君不要再猜疑啦。”李斯说：“不，不是这样。赵高原本是卑贱的人，无识于理，贪得无厌，求利不止，地位权势仅仅次于陛下，他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臣说危险。”赢胡亥心里对赵高没有一丝疑虑，他反倒害怕李斯杀了赵高，就暗中把李斯的话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忧虑的只有高啦，高死了以后，丞相就可以做田常所做的事情了。”赢胡亥马上说：“就把李斯交给郎中令吧！”赵高立即逮捕李斯。李斯套着刑具，身陷囹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对“物极则衰”的担忧，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他仰天长叹，说：“唉！可悲啊！无道的昏君，怎么能为他出谋划策呢！从前夏桀杀死关龙逢(p6ng)，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三个大臣，难道不忠诚吗？却不免一死。他们人是死了，可惜忠诚的对象是错误的。我的智慧不如这三个人，二世的暴虐超过夏桀、商纣和夫差，我因为忠诚而死，应该！”赢胡亥让赵高负责审理李斯，追查李斯和儿子李由谋反的罪状，李斯的宗族和宾客也全部被捕。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因为和李斯一起劝谏赢胡亥，也被关进监狱里。赵高对李斯动用酷刑，拷打了一千多下，李斯无法忍受痛苦的折磨，只好招供。冯去疾、冯劫说：“将相不能受侮辱。”他们含恨自杀了。李斯没有自杀，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言善辩，对秦国有功，内心确实没有反叛的念头，希望能够上书自辩，期待赢胡亥觉悟过来，把他赦免。他在监狱里写了一份奏章，陈述了他为秦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希望赢胡亥能够明察秋毫，为他平反冤狱。奏章呈上以后，赵高让狱吏把奏章扔在一边，不许上奏，他说：“囚犯怎么能够上书呢！”赵高派自己的门客十几个人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轮流审讯李斯。只要李斯翻供，就对他严刑拷打。经过几次反复，李斯变乖了，不论谁来问他，他都老老实实地认罪了。后来，赢胡亥派人核实李斯的口供，李斯牢记以前的教训，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赵高把判决书送到赢胡亥面前时，赢胡亥欣喜异常地说：“要是没有赵君，几乎被丞相出卖啦。”等到赢胡亥的使者到达三川调查李由的时候，李由已经被起义军斩杀。使者返回时，赵高索性编造了一套李由谋反的材料，强加在李斯头上。秦二世皇帝二年(前208)七月，赵高判决对李斯实施五刑(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还要在咸阳街市执行腰斩。李斯走出监狱时，跟他的次子押解在一起。他回头对次子凄惨地一笑，说：“我真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从上蔡东门出发，追逐狡兔去，这怎么可能呢。”说罢，父子二人相对而哭。(李斯列传)指鹿为马中丞相赵高除掉丞相李斯以后，独揽朝廷大权，他担心群臣不服，就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有一天，他带来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赢胡亥，告诉赢胡亥说：“这是臣得到的一匹良马。”赢胡亥笑了，他说：“丞相错啦，把鹿说成马啦。”“这怎么不是马呢？”赵高故作惊讶，他转过身，询问群臣。群臣有的保持沉默，有的故意迎合赵高说是马，有的坚持说是一头鹿。不久，凡是坚持说鹿的，都遭到赵高的陷害。从此，朝廷内外，所有的官吏无不畏惧赵高，再也没有人敢随意谈论他的过错。(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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