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名人

作者简介

《知道点中国名人》内容简介：我国最勤政而富有创造性的皇帝是谁？为什么说管仲是春秋第一相？李广“龙城飞将”的美誉因何而来？谁几出奇兵凿空西域？谁曾率军攻打到莱茵河畔？哪些能工巧匠使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点。

    “知道点”丛书落脚点虽然宏大，着眼点却是谦虚俏皮，北大青年学者数十年读书心得完美呈现，图文并茂，带你领略中国文明与历史的博大精深。

书籍目录

圣哲智慧　道家鼻祖老子　万世师表孔子　平民思想家墨子　儒家亚圣孟子　逍遥游仙庄子　总汇百家的哲人荀子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倡议独尊儒家的董仲舒　理学宗师朱熹　心学泰斗王阳明帝王风骚　千古一帝秦始皇　布衣皇帝刘邦　一代雄主汉武帝　乱世枭雄曹操　改姓君主魏孝文帝　明君典范唐太宗　士兵皇帝宋太祖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最成功的农民朱元璋　建功立业明成祖　盛世英主康熙帝　勤政而富有创造性的皇帝雍正谋臣策士　谋略家的鼻祖吕尚　战国说客之冠苏秦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　深谋远虑的王猛　智比诸葛的刘基宠臣名相　春秋第一相管仲　变法第一人商鞅　汉初名相萧何　凿空西域的张骞　智慧的化身诸葛亮　贞观明镜魏征　进退皆忧范仲淹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铁面青天”包公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爱民如子的海瑞　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　洋务巨擘李鸿章名将风流　百世兵家之师孙武　忍辱不屈的军事大师孙膑　匈奴克星李牧　东方汉尼拔项羽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龙城飞将军李广　卫青不败非天幸　骠骑骁将霍去病　绝域英才班超　南北朝第一名将陈庆之　抗辽名将杨继业　千古精忠良将岳飞　抗倭名将戚继光　郑成功收复台湾文史风流　中国文学第一骚人屈原　汉赋风流司马相如　史家之绝唱司马迁　田园诗人陶渊明　文论泰斗刘勰　千古诗仙李白　诗坛之圣杜甫　诗魔白居易　百代文宗韩愈　散文大师柳宗元　以史资鉴司马光　豪情千古苏轼　元曲大师关汉卿　红楼一梦曹雪芹艺苑巨擘　书圣王羲之　画才顾恺之　百代画圣吴道子　人物画大师阎立本　书法亚圣颜真卿　唐末楷书名家柳公权　草圣张旭　狂草名僧怀素　书法博士米芾　元人冠冕赵孟頫科技宗匠　造纸术的大革新家蔡伦　约己博艺的大科学家张衡　医圣张仲景　中医外科鼻祖华佗　数学王国的巨星祖冲之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　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沈括　东方医学巨典之父李时珍巾帼红颜　和平使者王昭君　蔡文姬归汉　汉藏友好使者文成公主　一代女皇武则天　婉约词宗匠李清照　女子英雄梁红玉　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编辑推荐

《知道点中国名人》是余秋雨作序，鼎立推荐中国人文素质必读书，是北大青年学者数十年读书心得完美呈现。介绍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文学内涵，点面结合，通俗易懂，落脚点虽然宏大，着眼点却是谦虚俏皮，图文并茂，带你领略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

前言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一批学者编了一套"知道点"丛书,邀我写序。我对丛书的名称有点好奇，一问，明白了他的意思,就决定写了。原来，这套丛书里每一个标题,都以"知道点"开头,如《知道点中国历史》、《知道点中国文化》、《知道点世界文化》……，落脚点都显得宏大, 而着眼点却很谦虚,显出青年学者的俏皮。中外文化是万仞群峰,我们不应该畏其高峻而仓皇躲开,更不应该看了两眼而自以为已了如指掌。我们所能做的，是尊敬地在山脚下仰视,勤快地在山道口打听,简单说来,也就是：知道点。首先,不知道是可惜的。区区五尺之躯,不以文化群峰作为背景,只是一种无觉无明、平庸草琐的生理存在。人凭文化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 并通过文化证明自己是谁,对此，即使立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一种荣辱感。记得去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一次全国直播的青年艺术人才大奖比赛,比赛中有一项文史知识测试,结果出乎意料,几亿观众对这一部分的关注远远超过比赛的主体项目，各省观众对于自己省派出的选手在艺术技能上的落败并不在乎 ,却无法容忍他们居然答不出出那些文史知识的试题。由此可知,直到今天, 很多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在文化上寻求自身尊严的，这很不错。但是，紧接下来的问题是，又必须提防人们对于文史知识的沉溺。沉溺，看似探人,实则是一种以文化名义制造的灭顶之灾。中国明清之后一直有一批名人以引诱别人沉溺来谋生,很不道德。网此,必须在文化的群峰间标划一些简明的线路,在历史的大海中铺设一些浮标的缆索，使人们既领略山水之胜又不至于沉溺。这种做法用二种通俗用语来表述,就是不必知道得太多、太杂、太碎、太滥,只须"知道点"。“知道点”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高标准。这就像线路的设定者一定比一般的逛山者更懂得山，缆索铺设者也一定比一般的游水者更熟识海。不仅更懂、更熟识,而且也更高人道精神，更有文化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大青年学者们编写这套"知道点"丛书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新世纪的公民不可能全然舍弃人类以前创造的文化历史背景，却又不能让以前的创造来阻断今天的创造,因此应该有更多的山路划定者和缆索铺设者。只有这样,壮丽的历史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新世纪的财产。余秋雨

内容概要

方明，北大青年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研究。 

章节摘录

总汇百家的哲人荀子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据说他十五岁就到齐国稷下游学，后成为稷下有威信的领袖。曾于赵孝成王二年（公元前264年）左右应聘入秦，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实现统一的建议，没有被秦国统治者采用。后游学赵国、楚国，受春申君委任做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他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荀子在楚国任兰陵令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楚国，游历天下，在秦国与秦王讨论学习先王之法，在赵国与赵孝成王议论兵法。春申君的门客中有见识的人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到殷去，殷称王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弱而齐国强大了。所以贤人所在的国度，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当今荀卿是天下贤人，所到的国度，难道会不安定吗?”春申君派人去请荀子，荀子仅作歌赋给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请，荀子才答应，前往楚国继续当他的兰陵令了。荀子是儒家中与孟子齐名的大师。他们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制的拥护者自命，鼓吹省刑罚、薄税敛、平息战争的“王政”。但这些相同点并不能掩蔽他们之间若干根本的差异。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阔的，荀子却是谨饬、细密的。这种差别从他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们的学说上更为显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为只要让他顺着自然的趋向发展，不加阻碍，他便会走上正路。所以在个人的修养上孟子注重内蕴的扩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制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则，而不注重枝节点滴的训练。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众的教育，而不注重礼制的束缚。荀子则正好相反。他认定人性是恶的；若让人们顺着自然的趋向去做，结果只有争夺、暴乱；人好比野兽，要靠礼制的链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积月累地养成守礼的习惯，才会消除兽性。“礼”，这个名词荀卿从未曾给过明晰确定的解说，大约包括所有传统的仪节、传统的行为规范和一些他所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规定贵贱、尊卑、贫富等阶级“身份”的制度——在荀卿看来，是一种社会的万应药。“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不过人性既然是恶的，那些改变人性而强人为善的“礼”又是怎样产生的？荀子以为人虽有恶性同时也有教他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智力。人们的智力不齐，智力最高的便是圣人。“礼”是圣人为着人类的福利而创造出来的，人们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没有“群”（社会）。但人们若顺着本性去做，则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敌，根本不能有“群”。圣人造出种种礼制就是要使人们相让相安，使“群”成为可能。以人类的福利为礼制的根据，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荀子又承袭道家之说，以为宇宙间一切事变都循着永恒的法则，没有天意的主宰，没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觉得正因为自然有固定的法则，人类才可以利用这个法则去战胜自然。他又认为一切人为的法则，即一切礼制，也如自然的法则一般，适用于过去的必定适用于现在和将来。这是他拥护“周道”的论据，也是他反对法家因时变法说的论据。他绝不能想象同样的礼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可以有绝对不同的效果。在一切的礼制中，荀卿特别注重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别。他以为若没有这种差别，社会秩序是不能维持的。他说：“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供给），则必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又分之，始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就是说，人们天生是这样坏，若没有一种势力在上面压着，则除了所欲皆遂的人，个个都会做强盗。要维持这种镇压的势力，不能不设立一个特别贵和特别富的阶级。这是荀卿对许行的“神农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废除尊卑的差别）说的总答复。这是荀卿对于传统制度的拥护比孟子更为细密的地方。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说到韩非（韩国的公子，名非）之前，先要说说法家。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专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至少要使他及时看见成功。这个问题，韩非把握得最紧，解答得也最圆满。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所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成为恐怖的对象，好镇压臣下。对这三派的主要观点，韩非皆兼容并顾，所以说他集法家之大成。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有大致如下的劝告：你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们所采用的大部分手段，尤其是你们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讲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都有人替你们做。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都可以禁绝。但注意刑罚不单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充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而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链索去试，就可以使他服服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因为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其次，那些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仅为世人所敬仰，连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却都享受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是再颠倒没有的了。何况说士和游侠对于你们不单无用，而且有害！游侠以行为破坏你们的法令，说士以议论破坏你们的法令。他们都是要于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行事，你们便威严扫地。再可恶不过的是说士们称引先生批评时政。臣之尊君至少应当比得上子之尊父，设想一个儿子成天面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怎样晏眠早起，勤力生财，怎样缩食节衣，鞠养儿女，这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侮谩？这种侮谩，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所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话确实是说到专制帝王的心坎上去了。 倡议独尊儒家的董仲舒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应运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从小学习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的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就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的头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的上升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理学宗师朱熹朱熹是南宋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是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南宋王朝求和苟安的做法，把家搬到了福建。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朱熹十八岁就中了进士，曾担任过秘阁修撰等职。他一生做官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却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等。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他出生那年就爆发了钟相、杨幺起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农民反抗活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王朝每年还要向金朝进贡，被勒索不少金银钱财。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们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朱熹认为，人心都是会感恩戴德、害怕威严的，这样做既可以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而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他认为，“天分即天理”，应当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予以扑灭。与二程兄弟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从二程继承过来的，所以在后世人们往往将程朱并称，他们奉行的一套哲学则被称为“程朱理学”。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即使是在做官时，他也不忘提倡理学。他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大力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朱熹晚年卷入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官，其学说被定为“伪学”，遭到禁止，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元代恢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清两代朱学被列为儒学正宗，在思想界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局面。朱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心学泰斗王阳明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今属浙江）人，因为他曾经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被称为“阳明先生”。在我国古代诸多思想家中，王阳明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是哲学家、教育家，却又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名将。印象中，满口“子曰诗云”、摇头晃脑的老学究形象和战场上壮怀激烈、身先士卒的名将形象相差太远，即使中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儒将，羽扇纶巾、挥斥方遒、指挥若定，也绝没有像王守仁这般是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的。王守仁的故事很有趣，史籍中提到，他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一个异人摸了摸他的头，替他改成“守仁”这个名字，于是就能开口说话。从这时候起，他就是个孩子王，常玩带兵打仗的游戏，同时也常保护弱小的孩子，拥有相当的声望。他的这些表现，让当时的人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有多少哲学家的影子。长大后，王守仁步向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他一面沉溺于任侠之习，一面热衷于弓术及兵法，也努力于文学，终于在科举中及第而做官。由于他反对恶名高涨的宦官刘瑾，在受了四十大板之后被流放到了贵阳。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以边境知事的身份努力为政，甚至连被捕的盗贼都慕他的名，对其感恩戴德。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哲学史上有名的“龙场顿悟”事件。王守仁本来是对程朱一派的学说死心塌地，这一顿悟不得了，让他感觉到了程朱理学太僵化了，没什么意思，于是转而攻击起它来。在与程朱理学唱反调的过程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属心学一派，但水平却超过了以前的心学大师陆九渊，并且是集心学大成，影响了好几代人。 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危机加深，地主阶级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新的形式，用以维护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这是王守仁心学产生的背景。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王守仁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知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会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动。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做“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会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王守仁的学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与程朱学派对抗，影响很大。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传习录》和《大学问》，在当时都很受欢迎。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后来他的学说还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守仁一生中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平定了“宸濠之乱”。刘瑾被打倒后，王守仁作为忠臣重被重用，正在这时，南昌的宁王却起兵造反。也许是天意要让王守仁成为一代名将，宁王造反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建功机会。宁王家乃是明朝有势力的皇族，拥有以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的广大领地，亦自夸有七万军队的富强兵力。第五代宁王时，正值武宗正德皇帝沉溺于淫乐、荒废国政之际，因而起了篡位的野心，与朝廷的奸臣们互通，设下种种阴谋，最后终于举兵冲向南京，准备以实力夺取天下。时任佥都御史的王守仁正在从福建回南京的路上。他刚镇压了福建的民众反叛，察知到宁王的叛乱计划，于是召集了附近的官军，直指南昌城。得知此事的宁王为了不让根据地被夺，慌忙率军返回。王守仁一开始就等这么一招，就这样，双方合计共十四万的大军在鄱阳湖畔展开了冲杀。官军的将军伍文定本想对敌使用火攻，然而却因风向急变，火焰竟然烧着了自己的胡须。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守仁指挥若定，在战斗的第三日将宁王完全逼至绝境，其所乘的军船亦为火焰和烟雾所包围。平叛前后总共不过花了三十五天。这个时候明朝的正德皇帝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要领军南下。他走到半路，得报叛乱已经被王守仁平了，觉得很扫兴。于是在一帮小人的策划下，将宁王放了，上演了一出天子重捉叛贼的闹剧。　王阳明的思想和行为，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功绩却没得到嘉奖，连跟随他立功的战友们也都明升暗降。王守仁并非贪图功利之人，但受到朝廷这样的对待，也渐渐寒了心。后来贼兵又起，明朝将官无可奈何，王守仁再次出马，尽数平定，却再也没受到提拔。王守仁领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用兵如神。其人更是正直无私，“以直节著”。他开学讲课，“弟子盈天下”，虽然皇帝不赏识，老百姓还是知道他的好处，他病逝后，“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吧。

图书封面

---

 知道点中国名人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