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ISBN:9787801905758
作者:余世存 编
页数:290页
作者简介
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等共三十二编。
书籍目录
史景第一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李鸿章等违背慈禧的宣战诏书
孙中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尊称“国父”
汪精卫：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政事第二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以功以能 首推袁氏
这一群土匪学生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发行公债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文林第三
李敖在台大属于那种“眼高于顶”的家伙，对教授、对上课的态度便是一例，但他确实是出类拔萃之辈，其功力早已超过一些教授。那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被李敖反问一通，岂不大失脸面，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
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
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菜刀去救国救民
闻一多的俯冲和汪曾祺的高射
读书也用人海战术
教授不敢向学生提问
一手抓着花，一手抓着钱
武运第四
1938年1月，蒋介石到河南开封主持军事会议，责问韩复榘不发一枪之罪，韩顶撞蒋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蒋声色俱厉：“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军神刘伯承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
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
革命第五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种族革命VS政治革命
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规矩”的民族，“无规矩不成方圆”更是成了挂在人们嘴边的金科玉律。于是，我们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最多的教育就是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循规蹈矩”。任何不合常规、标新立异的想法和做法都会受到父母、老师、领导的呵斥，朋友、同事的讥笑，认为你是在异想天开、离经叛道，他们会迅速地把你的思想和行为拉回到“规矩” 这个冠冕堂皇的“监狱”中来。本书以生动的故事为你讲述我们生活中的“ 非常道”。 本书所说的“非常道”，并非是要你去违背国家的法律、社会的公德以及做人的原则，而是要你鼓励自己的头脑产生各种奇思怪想，促使自己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是要你敢于经常地离开人群拥挤的常规道路，到那很少有人的小路上去探寻一番。 没错，大胆地去试一试吧。也许，当你在“非常道”上勇敢地跨出第一步以后，困扰你许久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你的人生从此将与众不同。
内容概要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市一中任教，现供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表有诗、文论、散文若干。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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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花了28￥买的，在书店翻了几页，觉得故事还很新颖，以前不知道；并为深究史稿出处。晚上就后悔了，作者那这个东西，有点骗钱的味道，不为读者负责，也不为自己负责。不过作为厕所文学，确实顶顶的配，随手翻几页，看看历史故事。买亏了。 -
医院陪床时顺手买了。一因为感觉小段小段方便打发时间。二因为喜欢没有序跋之类屁话。陪床一周，就着每日报纸和三联生活周刊读过。读后感：要是20元以内比较有人情味，这个定价黑了点。呵呵。 -
和几年前的《学林散叶》，更早的郑逸梅《艺林散叶》一样都是模仿《世说新语》，郑逸梅先生就靠写这种短小精悍的文字被称为“补白大王”，本来是给报纸副刊添空用的。作历史来读可能经不住推敲，因为记录的往往是一家之言。不过，谁能了解真正的历史呢？
精彩短评 (总计9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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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翻翻有趣，像近代众人物的微博 -
又是段落式的历史剪影，实在不喜欢这样的 -
厌恶此类历史的边角料、微博体、碎片吧啦吧啦，实在难有精进史识，看完就忘。不知道这么高的评分是怎么来的，豆瓣的某些评分虚高可知矣，难道这类杂烩一锅炖是潮流？ -
（一）
余先生是值得尊敬的，在“类人孩”的潮流中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他试图找回被极权体制和消费主义侵蚀殆尽的人性光辉。人性的光辉不是伟大、光荣或败类、无耻等标签词汇所能容纳，它的承载体就是“人”，一个个生活在复杂历史场景里的人。
历史不忍细看，因为涂抹太多，以致于人非“人”，史非“实”。我们已习惯对人和事标签化、快餐化的理解方式，更悲哀的是，伪而信其真或知其伪而伪信其真的历史观带来人们德性的大规模溃败，一个不会尊重历史的民族很难产生厚重的道德感。因为只有在历史的场景里，才会理解人性的丰满、深邃。
余先生编著《非常道Ⅰ》、《非常道Ⅱ》通过正是试图还原历史场景里的话语，任何前人都有表达的空间，他们述说，我们倾听。阿伦特曾说道，对别人怀有善意的讲述和倾听怀有信心，这是人类交流的首要条件，对待历史亦应如是观。
（二）
与《Ⅰ》相比，《非常道Ⅱ：20世纪中国视野中的世界话语》商业化运作味很浓，《Ⅱ》的出版社即是以出版畅销书见长的中信出版社（一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封腰极造势之能事，将余诩为“微博先驱”，并罗致众多名人捧场。
读罢，未免有不可不读，不可再读之感。
《Ⅰ》语言更为凝练精美，所述之事多引述当事人表达，加之文中人物多为现代人所耳闻，故而文字能闻得历史气息，庄或谐，壮美或阴鸷，慷慨悲歌或洒脱飘逸，乃“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汉语本身之美即引人入胜。
《Ⅱ》多摘录译作，语言质量参差不齐，虽偶有佳句，但有寥落晨星之叹。《Ⅱ》选材广泛，但易浮于表面，洋洋洒洒，如西洋镜般，很难让人产生持续的历史感，名人轶事八卦意味过于浓厚。
（三）
试举一例，可见《Ⅱ》编纂略显粗糙。这两个历史“微博”，让我不禁要追问，柯立芝总统到底说过什么呢？
意志第二十四 P245
一次，一位社交界的知名女士与柯立芝总统挨肩而坐，她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但总统依然一言不发，她只得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您太沉默寡言了。今天，我一定得设法让您多说几句话，起码得超过两个字。”柯立芝总统咕哝着说：“徒劳。”
应对第二十五 P253
由于柯立芝总统的沉默寡言，许多人便总是以和他多说话为荣耀。 在一次宴会上，坐在柯立芝身旁的一位夫人千方百计想使柯立芝和她多聊聊。她说：
“柯立芝先生，我和别人打了个赌：我一定能从你口中引出三个以上的字眼来”“你输了！”柯立芝说道。 -
初读起来非常像经典名著《世说新语》，然而细细品味却被作者那独到的视角，和书中写到的历史的“边角料”给震撼了！带我人们另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使得我们一些已经在脑海里成型的东西渐渐动摇了，让我对"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到底”历史有没有本体”呢？
在主流观点（常道）中历史往往为所谓的胜利者服务，似乎蕴含了一种必然的、强硬的、自我合法话的途径去书写，但是写史的毕竟还是人，免不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埋没了那些在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所有的“边角料”都被买埋没，被抛弃，被遗忘。然而历史又是具象的，历史终不会抛弃所有的细节，却藏在了其本身的丰富世界里，如果真的有真相的话，那么它们也经常躲在那历史的巨眼和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这就体现了“非常道”的重要性了。在本书里，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和常理不一样的人物形象：与人决斗的蔡元培；痴情到底的金岳霖；不受父老待见的戴老板；自称胜过维多利亚的慈禧；有志有节的陈独秀；忍辱负重的汪精卫。。。。让人眼前一亮，又引人深思！
或许只有从历史的巨轮和其细小的角落，一起去寻找，我们才能朝着真是之境趋近！ -
= =+ -
当代《世说新语》，无聊翻翻颇有趣味。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在新华书店，约莫零五年，想不到十一年后才在kindle上读完全书。岁月摧人老，努力加餐饭。 -
“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 -
通过一些话语，看那些人物的侧面。 -
零零碎碎拼出一部近代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类人孩•自我实现•非常道
野兽爱智慧
余世存的《非常道》是05年书出版即购读的，98年-01年，在学校图书馆大量阅读学术思想类期刊，《方法》，《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
97年香港回归之后，有一阵子思想期刊甚是自由，后极权主义的思想开始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翻杂志多了，我也会看看版权页，于是也就知道了余世存。
初读《非常道》，发现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甚是奇怪，还以为余世存是故意这么安排的，让文字、故事自己说话，无须多加诠释。直到在《读库0601》上读到王康的《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和余世存的《关于类人孩语》，才知道《非常道》是有序言和后记的，只是没能发表出来而已。
如张远山在2005年6月7日的《博览群书》上发表的书评《非常世 非常人 非常史》所言：不知哪个环节发生了技术故障，王康先生所撰之序《走向历史破晓时分》（以下简称王序）和余世存先生所撰之跋《关于类人孩语》（以下简称余跋）均未能付印。王序、余跋的未被刊落，产生了一利一弊。其利在于，此书因此变成了更为纯粹的“述而不作”，读者有了不被暗示催眠、不受编者牢笼的广阔理解空间。其弊在于，全书有可能变成一串断线珍珠，令读者产生珠玉在前、旨无所归的困惑。
窃以为，《非常道》的读者还是有必要读读王序和余跋的。王序开头，即劈空道断曰：“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从“万古如长夜”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当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恰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１８４０～２０４０）。”
王序认为，自从西方文明强行进入闭目塞听的中国文化固有视域，也就是中国被西方文明强行带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塑了中国。１８４０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余跋说：“２００２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余世存认为，即使到了王康眼中的历史破晓前夜，在低水准参照系中抵达相对较高境界并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那些人，依然不脱类人孩的基本特征。余跋中特意点到如下这些名字：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李慎之，认为其中的至高者依然是“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一定见仁见智，易起纷争，且看余跋对“类人孩”是怎样描述的：
“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类人孩状态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
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普遍的童稚化被视为常态，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例外反被视为非常态，故无一不被目为异人、畸人。而此类异人、畸人，在非童稚化的域外文化中，必可成长为大师巨子，但在普遍童稚化的中国文化中却不得不强行扭曲乃至自我矮化，因而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异人、畸人，最终仍不免成为异化之人、畸型之人。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人而言，可贵的“童心”确能有助于超越名利俗谛，但对深陷名利俗谛而永远长不大的类人孩而言，“童心”说就会加重其溺。
“忠臣文化”使臣民长不大。对不听话的大臣动辄扯掉裤子打屁股，虽有“廷杖”雅名，其实质依然是对待总角童子的体罚方式。“孝子文化”也使子民长不大。收入《二十四孝》的“老莱娱亲”，证明即便七老八十，依然是类人孩，更遑论五六十岁、三四十岁。
伊曼努尔•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于１７８４年９月３０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2010年7月5日星期一，10:16，野兽爱智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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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 -
谁不是大俗人 -
无疑这本书就是后者。
对想要了解历史的读者，不如直接直接去读他粘贴复制来源的那十来本书。
对本来就不求甚解的读者，此书的知识普及效果几乎赶上了穿越剧。
十几本各种立场的书，作者碎碎剪贴拼起，居然历历分明，各自源流可见。亦不烦书后另附参考文献。可见作者捣浆糊功力之深厚。
唯一有点价值的是剪贴了一些不属于主流话语的历史文献。对比只看中学历史课本还是要丰富的很多。
对应的看作者续编的世界话语，由于这份题材禁忌也不存在，所以仅存的这点价值也无足观了。将将追上华盛顿砍树的儿童故事水平。 -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学习先贤，不仅在于感叹高山仰止，保持谦虚谨慎，更在于见贤思齐，有攀登高山的决心，否则，一个永远不试图接近的榜样，何必去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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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些人心气太重，读这本书我以为要读出近代中国大历史背景下的悲怆，纯粹的历史考证你们有几个人愿意读？那总个是枯燥的，专属于书斋里的东西，我们读历史关键是有所得有所思，哪怕这历史与所谓的真实事实有所出入，那也是不要紧的（这本书的性质与作者的目的我们也当体悟）。不然，那些历史小说大行其道，是不是都得禁掉啊？是不是都不能看啊？ -
读完《非常道》，正如作者正在书末所写的：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作者并没有把他自己对历史的观点给读者，而是把一段一段新鲜的未加工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
不过对清末以及民国的这段历史还不太了解，需要在补补课，以后这方面的知识丰富以后，再看这本书，应该会有更多的体悟 -
有趣得爽，历史的边角料，真实。如看明星花边，按历史唯心主义说法，英雄造时势，他们亦是人，你扼腕、叹息、激动，看惯秋月春风，发现历史的规律总是不尽相同，有些歧路本不该走，然人终是人。一切不过做后人谈资 -
这本书被评为“中国当代的世说新语”！
“三千年未有之变革”的年代，思想的才能像万花筒一样迸发，没有主流思想——这才是好的思想舞台！人不轻狂枉少年，同样一个轻狂的时代，才能上演一场生、旦、净、末、丑五味俱全的好戏。只有想要大施拳脚的人，才喜欢乘风破浪的环境；而喜欢厚黑的人，才喜欢苟且偷安在等级社会！
我曾说过：斗士活在乱世，奴才活在治世！ -
我写错了............... -
没想到这种书看着也挺累的，觉得比较适合当成厕所读物，不过完全没有贬义，因为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恐怕放到现在这本书的内容会被砍掉不少甚至根本就不能出版了吧。//看了一下居然15年有再版,不知道内容一样否? -
可否列举雷人处？谢谢 -
琐碎的真相，段子积累的素材库。 -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本书，好评还这么高。
我是看出了《非常道2》好奇，才在网上下载了1。
文章中的错误不多言，只不过这本书真的让我提不起爱不释手的感情。
庆幸自己没有一时冲动花了银子去买。
很多东西只能读，不能引用，是本可以随手翻翻的书，但不必细究，无果。 -
恩恩 我想去看看了 -
近代史各种人物粉末登场，百态的人生，历史的激烈变化，人的命运也起起伏伏，即使悲剧也是有志之士的舞台。近代史留下的史料最多，可以较为真实的还原人在当时情景下的不得已，不能够。 -
如果对那段时间的历史，没有全面的了解（被我们的历史课本所洗脑），那么这本书对你认识一些人物会更正常和全面，也许还能帮你打开去深入了解历史的那扇门。
如果对那段时间的历史，已经比较了解，那么这本书真的只能作为边角料来看，有太多的一鳞半爪，容易让人管中窥豹。 -
看多了余秋雨式的散文，习惯了的宏大磅礴的历史叙事，历史阅读就变得如同仰望星空般的深邃和苍茫。殊不知，我们今天也是后来人的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在这条长河上，我们是一个节点，在时光轴线的各个节点上，存在着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群。历史的阅读是断代的，但是社会是连续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离开我们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似乎淹没在蓬勃的革命浪潮和民族救亡中。余世存的《非常道》攫取了从那个时代到现在的许多历史细节，并且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时代的印记已经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身上。
听多了帝王将相兴亡成败，习惯了带着使命意识进行历史研究，历史阅读就变得急功近利，催促着我们屡屡用简单的结论来揭示历史的本源。殊不知，历史承载在人群中。我们都感慨人情社会，世态炎凉，觉得社会太复杂，生活得很累。但在历史研究上却背道而行，习惯于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进而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余世存的《非常道》就是复杂化了这段历史，因为细节而复杂。更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历史是必然的道路，还是偶然的进程，历史话语中是否是蕴含了那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余世存自己说，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在历史中完成道德审判和价值拯救，但正如基督教徒的理性无法窥探上帝的理性，我们又能否窥探历史的理性呢？历史就是光阴掩埋后层累叠加后的社会，其复杂程度又胜于当下的纷乱。
历史是复杂，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诠释历史的思想是复杂的，历史的迷宫螺旋复杂、千门万径。撇开宏大叙事的虚妄，也许打开这庭院深深的钥匙就是我们基于对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时光的冲刷洗不尽悲欢离合中的性情。
正因为基于共同的人性人情，《非常道》截取的历史细节，让我们对历史有一种临在感，让我们沉浸在这样壮怀激烈的时代，敬畏文明绵延的曲折和艰辛；让我们映射出这样纷繁多姿的社会，感悟世态人情的斑驳与迷茫；让我们勾画出一组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唏嘘命运多舛的沉重与悲情。展现人性人情不仅仅在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时刻，也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非常道，所道非常，恰是平常。
《非常道》中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只此一语道破慈禧光绪权力之争远甚观念之争。
《非常道》中张群在日本时，有人曾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坦率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可见失败者的尴尬与无奈。
《非常道》中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袿，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云云。——这里有着那个屠夫枭雄另一个面相。
《非常道》中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历史有时候也让人感觉鬼使神差，啼笑皆非。
历史不仅仅是宏伟篇章，也有机遇和偶然，英雄不仅仅是叱咤风云，也有家常里短、儿女情长、个人算计的人之常情。思潮翻涌背后的是交锋和迷茫，沉浮变幻背后的是沧桑和无奈。
这些滴落的往事，往往被我们遗忘，《非常道》甄别了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中细细琐琐，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没有空洞的议论评价，没有乏味的道德灌输，但“述而不作”的本身，却强烈饱含着作者自身阅史阅人的兴味。好的史笔，是能将你从现世找到过去的影子，以真实求共鸣，从而能把你带回那个时代，让你在时光轴上感到人类绵延的连续。大而言之，这就是深邃的历史宗教情怀；小处观之，这就是一道螺蛳壳里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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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序余世存先生《非常道》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
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休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根据某种历史哲学预言，只有西方式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才能震撼东方，将亚洲和中国从自生自灭的黑暗地带推动和引领到世界历史破晓时分。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再三被指认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现实表明，这种抗衡尚未终结）。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唯一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的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历史表明，“旧”、“新”两个中国都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孙中山、毛泽东两人撒手尘寰时，仍是忧思重重，疑虑重重。其后，中国几度兵结祸连，内忧外患，直到坠入浩劫的深渊。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一百六十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
了解那些消息所带来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
民国笔记 -
现当代的世说新语。文人的故事特别喜欢 -
何以为士！ -
可以。 -
通过语录的片段看待历史人物
虽有偏颇之嫌，但管中窥豹亦有趣味 -
七年前三叔送给我一本，我对这本书没有那么热衷，其中讲学者轶事的部分尤其厌恶。 -
记非常时期，非常人之道。
仅仅是叙史，不加点评，更好。
很喜欢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出一些名堂，以一个回看得视角。
如果，身处现世，也可以有这样的眼界，那便是非常之人了。
这本书，我最获益的，是看读到了那些非常之人的人格。虽然，历史给与他们评价不一。但，他们的人格，都有光亮之处。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胡适，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钱钟书，陈寅恪；李敖，王小波等 -
XX，你看的书都好牛逼！！！ -
《非常道》出版已经五年，其际遇堪称奇异。有人看出它的另类，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伤心，有人看出它的示范……它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无论如何，我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为我个人行藏于时世的标志。
自我多少自觉地写作以来，已经二十年。对生命而言，这二十年可谓我的全部青春，自己的人生与所处的国家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变与不变，历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见仁见智。而对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数作品行世，实在惭愧。而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身心的安适始终不得其所。
十几年前，我曾感叹“在汉语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这一不安于今尤盛。这种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后内心的绝境中，开始以第一人称为老子作传。我希望向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并努力以他的精神回馈给我们当代社会。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已有三十余年，度过市场经济、都市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华人社会则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块社区，这些相当规模时空的人类存在，正在寻找跟文明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紧张刺激或悲剧闹剧，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相互之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远了，各自安于或不安于其位。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一时为众周知，一时为人淡漠麻木。
这种往而少返的不能汇通之现象，带来了我们当代的罪与罚、错与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们文明的伟大个体都明白返本开新的道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有对时世具关键意义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绝境发出，经过时空的消息，而传到人们耳际，以给人以人生的坐标或安慰。西哲有言，启智明理莫如读史。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现实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时，人们可以回向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从而尽人事、知天命，从而推动我们自身的生命完善。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给人启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义。一方面，华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近一两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们自己的“常识”“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园”。另一方面，汉语知识也相当程度地犬儒化、异化，一些汉语人也像失去精气神的怪胎，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为号召，败坏了自己和汉语世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明白，脱离普通人生活，我们不可能过得更好。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们多有富贵病的原因。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义、社会道德，而以行贿送礼、信仰宣教、特殊国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灵魂或生活，一再被用来尝试挽救文明或社会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进的或乡愿犬儒的手段都证明是罪错参半，都证明了其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十几年前，我说自己“一向都是热爱生活、阅读、怠惰、冥思更甚于写作表达”；我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在卑微、平庸、残酷的生活中经受着考验，经历着成长”——这样的话，到今天仍适用。在沧桑巨变和亘古如斯之间，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间，我相信读者自有会心，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我自钟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为装饰的地面。我很高兴地发现，《非常道》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
在《非常道》再版之际，我愿意跟读者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诸君升平”中的一段话：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再问一句，善是否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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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双兔，不得兔 -
消遣读物。认得里面百分之六十的人物。这些人中但凡活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大抵都受到了迫害。 -
很喜欢～碎片化的历史，读起来很轻松，但却给人一种很丰实的感觉，书中的记叙让人耳目一新，很长见识～ -
真没想到今年竟然再版了，很为天朝的开明程度而欣慰。
书中采集了无数历史本身比文学创作更出彩的东西 -
文化人 -
好嘛。王序和余跋都审查通过了哦。 -
拍拍头，我以为你变异了 -
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是一部相当有趣的书！尽管有读者指摘其中有不少谬误之处，不过本书以小见大，从细微处着手反衬时人的机械、扣帽子式的历史观的种种不合理，实在是难得。 -
够杂，有点意思。 -
一言可闻一世之脉搏，尽然尽然 -
你为毛是xy染色体？ -
我每次闻到桂花香，就精神一振，最小的幸福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本书仿造《世说新语》的形式，将1840-1999间的中国话语小故事分为了32个主题，我觉得列出这32个主题非常有趣：史景第一，政事第二，文林第三，武运第四，革命第五，问世第六，人论第七，英风第八，意志第九，性情第十，骨气第十一，狂狷第十二，识见第十三，立言第十四，代言第十五，修辞第十六，世道第十七，敬畏第十八，信念第十九，自觉第二十，教化第二十一，命运第二十二，变异第二十三，神伤第二十四，限定第二十五，虚荣第二十六，无情第二十七，心智第二十八，廉耻第二十九，依附第三十，隔膜第三十一，荒诞第三十二。读这一百五十年间摸索者们的原话，真是觉得非常有味道，不难懂的文言仍然具有微言大义，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可能会让接受课本教育的人大吃一惊（如郭沫若等），但我对大部分人已经略有了解，因而不会太讶异，相反，至少我对几个以往不太了解的人又产生了更深的兴趣，比如聂绀弩，比如蒋百里，比如戴季陶，比如陈独秀，以及很早前见蒋方舟提到过的张竞生。当然我更希望在自己日后的日子里能够花时间多看些殷海光和傅斯年的文章，这本书里让我感动至深的是殷海光临死前在《海光文选.自叙》中写的一段话，“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我常想，我的生命是从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开始的，它之前150年再之前三千年是未曾变化的，而正是从150年前开始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甚至刻意为我避开了89年，它似乎一直等到150年后，才将将相信，我不会因言获罪了才让我开始我自己的生命，并且未曾拖延它的开幕。所以我想，我去反思这150年是自己的使命，我想我在大三开始喜欢读书是偶然的，因为你很有可能发现不了读书的乐趣和迫切性。也就是说在大学，你都很有可能不能自我启蒙，我们不能做到少年早慧，也应该尽力青年启蒙了吧！比如，唯物和唯心，从唯物的无条件的成立，到现在，唯心的合理性在我心中的渐渐加强，我不是说什么是正确的，只是这是我思考后接受的。这也因应了我自小就有的疑惑，眼睛就像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眼睛之外是光明的世界，是外在的世界，眼睛之内是黑暗的世界，是内心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虽大，我却觉得它总是有限的，内心的世界虽然落在一副小小的皮囊里，却让我觉得深不可测，所以我服从了我的内心，相信idealism的合理性是不会亚于materialism的。需要再阅读自然辩证法老师推荐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真实是你读史以及做人最难获得也最易懂得的，可历史偏偏毫不偏颇，极大褒扬不太可信，极大贬损也不太可信，作为人，因为有基本的共同的人性，这就像是一根中庸的绳子，即便在荒诞的年代，最终也会经历人性萌发之后的思考，之后的成为人。《非常道》中不少故事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意义不大，余世存的筛选价值有一些当我读到时我也有不敢苟同的时候，特别是在教化一章中。可读这本书的过程，由始至终，伴着我的是一股凄凉，即这150年给我的大印象就是凄凉，乃至神伤，于是我真的觉得不管苛责书中提到的谁，都觉得，算了吧，只盼着往后能越来越好，斯人已逝了，不管他们过去受过多大的委屈、唾骂、褒扬、贬损，得志也好，失意也罢，对人，就让历史带着他们东逝水吧，我们提着他们留下的言语精神，认真做人，好好继续下去。 -
真的很一般，没接受过大陆以外系统教育的作家真的很差劲。 -
首先，余世存是个读书非常多的人，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如此多犄角旮旯里无人知道的轶事奇情他是从何收罗来的。 其次，尽管尽管许多人许多事仅仅那么小段文字，然而却可以引你观人性之至真，观人生之况味，观中国之沉浮，观历史之无涯，你可以捧书笑，执书怒，掩书悲，其中五味感慨唏嘘，非读，无以评说。 -
历史人物的小故事集锦，多则千字，少则几百字。这本书很奇怪，当当四千多评论，豆瓣也是四千多评论。 -
这两版具体有哪些不同啊？ -
《非常道》后记：关于类人孩语
余世存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包括身边的现实，我经常会有疼痛、羞愧、耻辱之感，会有呼天抢地之意。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目的或人生秘密，让我们流这么多的血，犯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大的冲突和仇恨？能不能让这个目的或秘密显影定形？我们走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受这么多的磨难坎坷，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他们没能进身成为现代国家公民。在文明眼里，他们，包括今天的我们，是无能进行有效沟通的原子个人，是不解返乡或不能返乡的浪子。文明社会的成年理性交往，乡愁状态的文化身份归宿，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的不自知，他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马克思站在一起，明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明知自己的处境而无能改变，如晚年的郭沫若，如晚年曾嚎淘大哭过的周恩来，如今天的我。最悲惨的，是那些有着善意的类人孩知错就改的行为，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或说，法治不是万能，德治最是有用。所以我们在最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至于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人代表的文人议政的报人传统，同样沦入类人孩的状态而不自知，如徐铸成为人很称道的一句话，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以为一入党就像女人嫁人了一样，他要保住自己的自由，人们多以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或他很懂得人贵独立、名节的重要性。可惜，五十年代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类人孩在认知层面上是何等一致。
我年轻时“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那条蛇蜿蜒着一条路跟踪｜人生就为你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你们何辜，你们何苦”。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但这种代言的心智作为效果并不大。因为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这种种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历史既然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就有必要从历史上的先辈们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椎心之痛。
当然，如盛洪先生说的，把类人孩放在价值判断里不应低估其心智的高尚一面。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并不都是好的或都是坏的。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何况他们的人身权利仍多有缺失，他们认知多变也试验游戏了万千亿兆民众。更多的中国人，是掺杂在人生和民族的罪与苦体制里不能自拔，不得自由。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参与。对我们历史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这一人生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的生命自我完善。我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在信史中间留白，让读者参与理解。尽量避开逞才使气，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天何言哉？予欲无言。虽然，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何况今天并不是一个“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时代。是以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最后要罗嗦的是，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还有，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我拒绝体制谋职，是我的妻子刘燕的支持，以及一些朋友的援手，如《南风窗》的秦朔先生、陈初越先生，让我在无业的生存状态里稍能平静地读书写作，不消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念；如果说这本书是一次还愿，我还愿把这一愿心奉献给李慎之先生、茅于轼先生，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的父母和转型的祖国。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 -
怀念民国,一如怀念魏晋。怀念林语堂金震岳,一如怀念嵇康王导...恨不生同时...
道是<非常道>,其实亦可道
民国和魏晋一样，是个奇妙的时代。处于战乱之中，却有最活跃的思想，和最潇洒的气度。而民国拥有最后一批受完整的国学熏陶和最新一批受西学教育的人，那个时代，产生了前世没有，后世也不可能产生的大师。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辜鸿铭、林语堂、黄侃……也有那些后世再也看不到的官僚和军阀，他们的气度和修养不该被忘记 ......
乍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原来那场"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吉光片羽而已.将历史沉淀的碎片以最原始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异文突起,其此文哉.
这么一个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借着战乱,终于有机会将堆积千年的庸俗主义,顺从主义,妥协主义摒弃,接上魏晋遗风,回到自己.人格思想日趋自由,在这么一种大自由大解放的背景下,无怪人心的美丑,贵贱,善恶,同样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还是余世存的《非常道》，都是聆听华夏民族语言文字所道出的种种人性情境而著成的，记录人性，观察人性，理解人性，同情人性，包容人性。
要说<世说新语>给了我们一个精神的世外桃源:亲近自然--"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鱼虫亦亲人";追溯本体生命情调---“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怀想历史---“但恨殊世不可追”;探索命运---“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而《道可道》却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历史，京剧脸谱下原来还有另一张面孔:既便是世人唾骂的军阀头目中,也有宁死不为日本人效力的张作霖,终生茹素为三一八谢罪以致营养不良而死的段祺瑞,还有"宁因但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的吴佩孚,"卖国”的李鸿章在外交场上为寸土而力争,”晚节不保”的老僧在苦雨庵中度收几万藏书,甚至是被骂为卖国贼的汪精卫,也有过"引刀成一笑,不负少年头”的意气风发史…而文尔雅的蔡元培居然会冲着学生大喊“决斗”，狂妄的哲学家熊十力竟然在争论哲学问题时与废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举宴为其过生日，没想到蒋介石年轻时候也曾经历过那种痛苦的理欲冲突，而代表反动势力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于在秋瑾被处死后百日自杀身亡，更有吴宓的爱情笑话、戴笠的家乡受辱……俞平伯等人被游斗时得挂牌，写上“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字样，大家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田汉在监狱般的医院里去世之际，没有人来跟他告别，而当时的广播里却狂热地播放着他写的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为保卫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吴晗激烈争吵，梁被骂得哭了，林则在肺病严重的情况下据理力争至于噪子失声。陈独秀为保全大气节在贫病中度过最后时光，临死前为乞食为一地主抄写家谱.。所谓的正史之外，中国自古就有“掌故”的传统，那也是被称为“野史”、“笔记”的，其中也许多多少少有演义的痕迹，但这些有着“山海经”风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本体，因为它们并未受到主流价值观或逻辑常道的无情修剪，它们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挠自在绽放的生命力。
历史之流绝非清澈而是始终有些浑浊的，历史之树绝非如修剪过后那般整齐而是枝枝桠桠的，历史之路绝非曾经以为的那样“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满了种种别的可能性的，历史之墙也绝非严整贴合恪守逻辑而是有着许许多不为人所察觉的缝隙的。所谓历史单调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人为的架构，历史的决定论也只是一根强行楔入的木桩，人们借以可以系住许多东西。而那绝对的真实本体就像“物自体”一样藏匿，永难得到显现。但是复调多调的叙事话语可以尽可能地还原本相，对于细小之处、对于支路和缝隙的重视，能够让我们朝着真实之境趋近。
文人或政客，英雄或枭雄，一直觉得,他们骨子里都怀着对这个多灾多难民族最深的脉脉温情…又天真如赤子,有热情如烈火,有无愧于心光照千古,也有忍辱负重哪怕遗臭万年… .他们不该离我们远去,即使被粉饰,被废墟掩埋,被人们淡忘,被时人不齿,总有一天,那些伤痕累累的灵魂,会踩着历史的废墟,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苍鹰,麋鹿,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包容于,同一段历史.
而那些可怜又可爱的人们,及认他乡作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为他人做嫁衣裳.然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能说他们心中不是幸福而无憾的呢?正所谓"之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求 -
呔！我可是个正经人 -
海明威电报体。 -
学《世说新语》没学好，似段子不机灵，类微博无图片。 -
如果港版可以打四星，那内地的阉割版只能打三星了，呵呵。里面的很多段子都出自其他书，作者应该也没有仔细考证和研究，书中错误还是有点多，随便当做八卦书看看还是可以的。内地版少了很多猛料，看起来估计没港版带劲。 -
某些章节比较精彩。但是由于引用的东西比较杂乱，野史正史都有，所以能发现些明显的错误。很多内容比较雷人。 -
是故意曲解的吧，我觉得这跟符合历史。伟人么总要色一点的 -
原谅我是个大俗人…… -
向来惧怕历史，各种迷糊，但此书有些内容即便过后忘记，当时读时还是值得玩味的。读了五分之一，立此为据。 -
摘了一些喜欢的故事，真实性尚存疑，权作旁逸斜出的野史读。
宋美龄不顾凶险营救蒋介石：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请原谅XX染色体的我毫不犹豫将此故事排在第一位】
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吾辈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也。”
像不像苏格拉底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还有很多，怕被删，不摘了 -
这本书和历史相结合，但是里面的描述个人感觉太突兀了，没有前因后果，印象不强~就是许多片段结合起来的一本书，只能是作为其他读物的辅助参考材料。如果，把它当做一本书来看的话，我觉得只有枯燥和你相伴而行了 -
eveything in the details -
还行吧 -
没谁是完美的 -
通过只言片语，发现了我们未曾真正认识的一个人、一件事、一段历史，其实事情总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只是我们常常一元化看待一切，非黑即白、非忠即奸。
摘一句话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 -
（日本名相）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
答：革命！推翻满清。
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
孙注目犬养毅太太，笑而不答。
犬公催问：答答看吧。
答：女人。
犬公拍手：很好，再次呢？
“书“。
这一故事没完，后面还有：
犬养毅嚷道：这是很老实的话。我以为你会说最喜欢看书，结果你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你。
孙中山见犬养毅曲解了自己的意思，便说：不是这样的。我是想，千百年来，女人总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应该和母亲是同义语，当妈妈把她身上最有营养的乳汁喂给孩子的时候，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丈夫的时候，她们的牺牲是那样的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我们好些人却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见《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0页。)
我不是搞考据的，书中到底有多少这样断章取义的例子，我也不清楚。所以奉劝各位还是小心点为好…… -
很解闷，还带点小八卦，读起来有意思。 -
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八卦流氓故事会 -
啧啧啧 -
还是有点不喜欢这种零碎的只是片段。 -
段子手，微博君 -
还行。历史的边角料。看过后，一笑了之即可。 -
这也是一种方式 -
全书翻了翻 完全读不来 -
新《世说新语》 -
这是一本既没有起始也没有结束的历史话语集，本书你可以随意翻到任何一页开始看。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非常道”；读一千遍非常道，就会有一千遍不同的滋味萦绕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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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此书效《世说新语》之体，记民国言行，趣闻，史实，八卦……尽悉收之，以片段的罗列来展示民国的文政军商各界，讲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民国 -
上次跟余老师聊天时提到，十几年前读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非常道》，余老师很开心的说，那个版本已经不发行啦，现在黑市上已经炒到200多块钱一本了。这本书我买了三次，两次纸质版，一次电子版。对我叙事风格影响非常影响大。 -
八卦书。 -
写这本书需要呕心沥血，一辈子怕只有一次。读那么多的资料传记便很难，筛选甄别归类更难。有些话语经不起后来人推敲，也是必然；执针刺血易，铸盔织甲难。
几年前读这书，震动多于佐证；现在看，差不多四层内容已经读过，有些还做过功课，花过功夫。算是我的一点点欣慰。 -
在傅国涌先生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有他和余世存的对话。写道：
“傅国涌：我在浏览中发现了一些错误，因为是札记，可能是原书的错误。比如“性情”第三则黄兴的诗，其实是一首七律，而且其中有多处错误。比如“修辞”中有一则《杨将军不写九宫格》一文应是《新民报》的张友鸾所写，不是《大公报》的张季鸾所写……还有其他一些错处，由于你选择了不注出处，责任就变成了你的。
“余世存：这个非常抱歉。去年11月底把书稿给了朋友，书的命运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今年我又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书送印之前的校对情况我一无所知。听说书稿有很多人看过，很多人提出意见，也校出了错误。但我拿到书时，还是发现了一些错误，有一两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即目录中把“心智”写成了 “心志”，两处涉及梁效班子，其中一处把冯友兰先生写成了汤一介先生。说实话，我在医院里拿到书时很羞愧书的粗糙。后来发现把冯友兰先生误成汤一介先生，更是难过了几天。我向汤一介先生道歉。想到这些前辈，我总是有一种自家文化的温暖感觉。好些人曾劝我注明出处，做一个索引。但我没有做。主要是想到这本书的材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就没有做。而且这本书重在社会传播，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近现代史的兴趣，事实也是，通过这本书的线索，很容易回到历史，可以得到比一则对话更丰富的史实。注明出处也没有必要。”
——对于余世存说的：“把书稿给了朋友，书的命运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很鄙视这种态度，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说法，自己偷懒就是自己偷懒嘛，干嘛把责任推脱给朋友，你自己孩子不管，让别人管呀？什么逻辑哟。 -
野史戏说，不足全信 -
极其适合现在的忙碌和浮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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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诱人 -
我是个不太看书的大俗人…… -
A，你少寒掺我 -
有趣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