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疑

作者简介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书籍目录

前言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北伐战争史研究中的些许遗憾——简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大陆抗战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

莫斯科与延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读《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

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忽视历史背景——对《周恩来传（1898-1949）》若干史实的辩正

“纪实”也应严谨些——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大历史，小道德——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

国民党代表谁？——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价所想到的

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印象谈——评《中国共产党70年》

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

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读胡绳遗稿札记

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

附录

内容概要

杨奎松（青石），1953年10月生于北京。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已出版专著多种并发表论文百余篇，已出版专著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合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对外关系》（合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失去的 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杨奎松难题”——读《开卷有疑》一册以近现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思想为主题的读书札记，让人读出惊喜来，不易。札记16篇，除考察中共46－48年土改政策一篇外，13篇独立书评，2篇综述性书评。除个别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出自最近10年，又以近5年居多。文章集起名“开卷有疑”，十分地恰当。写书评，时下潮流是讲“友谊”，“有疑”不易，杨著可贵，此为第一项。杨“开卷有疑”，是有史观背景的，简明有力，便是“拿出证据”，或曰“让史实说话”，因其简明，往往难以做到，做到几分，便有几分力。以我涉猎史书为限，10分满，我给杨打9分。杨著可贵，此为第二项。拿出证据，就价值中立、超然物外？杨著，非也。杨自己也说，不可能，只是力求做到不预设褒贬好恶，带着情绪说人论事。当证据说话时，结论便如秋天落叶，布满小径，有心人拣起，里外横竖，凭的是各自的眼光。就此一点，杨著可称出神入化，其可贵为三了。可我认为，杨著真正的贡献，还不是以上三者。以上三者，努努力，或许还可做到。难则难在，史家于历史隧道的幽微处，走钢丝，发洞见，提出不易断下结论之两难问题。若非长期浸淫、往来穿梭于某题，很难想像得此功夫。作为史家的杨奎松先生，其著述高妙，妙不可言之处，正是提出了不止一个“杨奎松难题”。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开篇讲“孙中山爱不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杨奎松难题”。说孙中山不爱国，多数人不会同意，可说他爱国，为什么又主动与日本人签订堪与袁世凯“21条”相比的“卖国”条约？孙文是革命者，袁氏为当国者。说当国者比革命者还“卖国”，可能事实与逻辑都难支持。同样的“卖国”条约，为什么袁氏签了就是卖国，而孙文签了，就是爱国？这一层就特别难解。杨是倾向得出孙不卖国结论的。作为革命者，为取得政权，特别是要“打倒”一个政权建立另一个政权的时候，那个政权所代表的国还是革命者要爱的国么？如果是，那为取得外邦支持的所有行为，不是卖国是什么？如果不是，那用于交换外邦支持的国土、权益等等，最后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父祖之土地、父祖之家当？但以此得出结论革命者往往是卖国者，事实与逻辑亦不会支持吧。杨的办法是，试图回到当时的情境，甚至回到人物的内心、由心而发的言论、由言论而形成的政策主张、以及政策主张所带来的实际效果。这一层就更难了。“杨奎松难题”不独此一项。遵照杨奎松“开卷有疑”精神，我亦发现杨著“有疑”之处，仅举一例。在“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一文中，杨谈到胡乔木1951上半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出版署署长”，经查，当时有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没有新闻出版署，前者于1951年12月7日撤销，部分管理职能划归出版总署，后者1954年11月16日撤销，业务划给了文化部。

章节摘录

null杨奎松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   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个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当然，话虽如此，要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仍旧是困难重重。想当年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于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结果，2003年6月24日中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于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进一步联系到前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提议，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立项与结项工作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广泛质疑，均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   上个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同样的情况，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学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论事，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争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观冷静的学术研讨反而不大看得见了。说起来，日本当局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于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使然。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包涵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制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来也是深以中华民族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话！）。他曾写过一篇叫《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于雍正之辈战功的颂扬。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对此，鲁迅却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即俄罗斯——引者），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下面这段话，也是鲁迅讲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很奇怪的是，鲁迅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这即是本书题名“开卷有疑”的一个初衷，也是笔者读书时一向坚持的态度。   只不过，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读书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而且所评之书多半还是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因此，就本书所提及的问题而言，还远不足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重要。但是，只要能够在带着问题读书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点作用，在笔者就已经是很大的一种满足了。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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