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希腊》章节试读

《早期希腊》的笔记-同性恋与文化 - 同性恋与文化

古风时代的文化的一个方面已经接触，但尚需进一步探讨时，那就是对性的态度。自公元前570年到公元前470年，不仅是爱情是个最多产的时代，还曾经被描述为“色情瓶画得伟大时代”。事实上，对古风时代年代学的界定，最清晰的也许就是它对性的态度。
对性活动较高程度的表现，对爱情经验中性冲动的升华，以及通过色情艺术和文学精心刺激的性反应，一般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在古风时代，如同在当代一样，社会阶层和时尚在影响个人的性态度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古风时代对性的态度与贵族政治下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对上层阶级来说，婚姻创造了不同家族之间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从而提升改家族在各自城邦中或者国际贵族这一更大圈子中的地位，阿加里斯特的订婚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克里斯提尼在寻找的，不是他女儿的幸福，而是他财富和权力上的盟友，因此新郎不能让他觉得拿不出手。新娘并不重要，主要的关系出现在岳父和新郎之间，我们根本不清楚那"两心合一"说的到底是举行婚礼的那一对夫妻，还是两个男人和他们各自的家庭。由于各阶层的婚姻关注的是社会地位、财产、继承、或者是农民生存的实际需要，所以婚姻不是一个表达感情的场合。当西门尼德用笔来表达他对婚姻不可得的满腹牢骚时，他把妇女描绘成繁忙的蜜蜂，“正忙着生产那善良而值得敬重的幼蜂”。出现在安那克瑞翁酒会诗篇中追寻爱情的妇女无名无姓，她们是“列斯堡的姑娘”，“色雷斯的小母马”；她们是宴会上的奴隶和职业侍女；对她们的态度，是赤裸裸的性欲，又无任何意义。对妇女任何更深刻的感情都是下贱的女性化的特征。
希腊人的浪漫爱情观存在于同性恋之中。所有中世纪盛期和浪漫主义时代宫廷诗人教导我们要经历的对女性的爱情，在希腊特别是与同性恋有关，既存在于男性之中，也（通过扩张）存在于女性之中。爱情具有永恒性、毁灭性和不可抗拒性的观点；对被爱者的理想化、不可接触以及追求纯洁的理念；追求、征服以获得满足的重要性，还有嫉妒的折磨等，所有这一切全部都通过对同性成员的关系加以表达。这种态度是有古风时代的贵族确立的，后来也尤其是贵族圈子的特征。
同性恋的伟大时代的消失。表明与下述两种现象有关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种，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贵族的态度不再能够塑造文化，在国家的保护下，它已经变得民主了，因此其态度和前提更注重异性之爱，同性恋退缩到知识分子右翼那封闭的世界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哲学圈子里。第二个因素，在艺术和诸如悲剧之类的公共文学形式中，荷马和英雄世道的主题得以复兴，这也和异性之爱的回归有关。
如绝大多数性行为一样，古风时代的同性恋是由文化决定的，与现代的风俗几乎没有多少关系。它是一种过渡性的仪式，局限于精英集团中，让年轻的承认和少年从参与到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其目的是教育，以让年轻的男性进入战士群体并参加到酒会之中。在克里特，爱人向他的对象送上三份礼物——一见斗篷、一头公牛和一个杯子——以表示他新的地位。在雅典，礼物通常是野兔或者斗鸡。等达到结婚的年龄，这样的关系就不再重要了，而且这样的关系有明确的、行为适当的规范。用性历史学家福柯的话来说，它们是“问题取向的”，或者说，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远离性冲动本身。当时的人认为，在性上难以满足且难以控制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因此，控告男人“女人气”所说的不是他的软弱或者被动，而是指性事过度。
到公元前5世纪，贵族的世界不再牢固，品达的歌颂之中一直关注着有关嫉妒的主题。重装步兵读荷马式道德的反应表达在下述观点中：任何成功和杰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会引起神灵对人类的嫉妒。到古典时代，这种看法成为常规。在神灵直接干预人事的问题上，它甚至比这种信仰更加长命，因为在希罗多德关于历史世界的看法中，隐藏在幕后的就是嫉妒。但品达的嫉妒更加明确，让他忧心的不是诸神的嫉妒，而是人类的嫉妒。这种嫉妒不仅针对君主式的权力，而且针对全部的贵族。正是新兴的民主世界对他所谈的社会制度抱着嫉妒心理。

《早期希腊》的笔记-功能与残存 - 功能与残存

功能与残存这两个方面，已经在现代人类学中得到了说明。斯巴达制度的功能是统一：创造一支重装步兵军队。让这一点变成其唯一功能的压力，既突然又长久，其基本的推动力来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创建的平等者的经历，以及下述仪式：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只能通过连续的军事警戒来获得和维持。这种制度似乎过于复杂，不可能突然创立。它之非必然性，在重装步兵的斯巴达和19世纪沙卡.祖鲁建立的祖鲁国家之间存在的众多应对中，表现了出来。动力是一样的：武器和战略的变化导致了群体性的步兵方阵；其解决方阵也类似：通过利用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仪式和社会群团，以年龄集团、考验仪式、规范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基础，创建了一大批大众性军事精英分子。在数年中，沙卡控制着大约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月三万人的军队。斯巴达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个转变到底多么突然，因为美塞尼亚人的问题是永久性的，促成变革的直接动力以及它的连续影响稳定的存在。
残存问题更加复杂。严格地说，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古朴的，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所有社会”必然都曾经生活过，经受过，因此都变化过“。但一个社会可以在双重意义上被视为古朴的：就其内部结构看，它的制度可能少有变化；就其于邻邦的关系论，它的制度可能比邻邦更加远逝。在这两个方面，斯巴达显然比当时的任何希腊国家都经历得更多、更激进的变革。变革的方式是以其他国家正抛弃的”原始“因素为媒介来实现，在这里无关。但对观察者来说，它确实提出了问题：既然斯巴达总是利用回到过去的话语来表现当今的变革，那我们怎样把斯巴达和真正的古朴的社会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重建的两大历史发展的例证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斯巴达存在一种与阿尔特米斯-奥特亚圣地相关的原始仪式。在仪式上，年轻人企图从祭坛上偷走奶酪，其他年轻人则以鞭子和棍棒来保卫祭坛。这种仪式性的偷窃很常见，但在某个时候（或许非常之晚），它演变成了一种考验仪式，一种著名的承受力考试，普鲁塔克和晚到公元4世纪的成千上万罗马旅行者目睹过的仪式。旅游者坐在一座特别建造的石料剧场中，观看巴斯达裸体青年受鞭笞，从原始的丰产仪式转变成为一种耐受力考验，是在来库古制度下斯巴达节日变化的典型方式。
克里普提（秘密协会）制度甚至让斯巴达的钦佩者都感到震惊：精心挑选的年轻人群体秘密生活在乡村里，白天把自己隐藏起来，但到了夜晚他们就出来了，杀死任何他们能找到的黑劳士。这种风俗是典型的年轻人成人仪式，其中年轻的战士要在一段时间与共同体分离，同过完称各种英勇或需要技巧的工作，或者杀死其第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在希腊的其他地区，我们看到此类风俗存在的痕迹，但其形式部那么残忍。在斯巴达，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甚至对其加以深化，因为它可以被用来达到有效的社会目的——恐吓黑劳士。
两种仪式看来都原始，某种程度上都是残存，可是，两者都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功能。斯巴达实际上是一个“伪古朴社会”，其制度已经得到改造，以让其适应重装步兵国家和其经济基础的需要。最清楚地表现出斯巴达伪古朴特质的是她制度上的协调性，因为真正古朴或者传统的国家都是为古朴而保存古朴，只抛弃那些明确有害的东西，所以，真正古朴的国家是一堆矛盾的集合体。尽管斯巴达宣称她喜爱过去，却不可能与自身相矛盾。以至于这些改革的作者，我们或许可以引用普鲁塔克有关传记的开头作结：
“关于立法家来库古其人，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是没有争议的。”
他只是提醒我们，斯巴达社会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而已。

《早期希腊》的笔记-婚姻、女子地位和同性恋 - 婚姻、女子地位和同性恋

「婚姻习惯」
家庭的父权不仅仅体现在继承制度上。婚姻由格诺斯的首脑安排，原因常常是政治的友谊。...婚姻的安排中，似乎涉及新郎家族向新娘家族支付聘礼，也包括新娘的亲属提供嫁妆。有人曾认为两种做法难以调和，觉得它们代表的是荷马描写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层次。但事实上在其他社会中，人们发现它们并存。嫁妆的目的是为了资助未来的家庭，聘礼的目的则不同。它既不是用来购买新娘的，也不是启动涉及新娘的交换，它毋宁是要给人们留下新娘家庭富有和新郎家庭地位高贵的印象。..求婚者们的竞争所献出的礼物不以得到新娘为条件，失败者丧失一切。因此，这里不存在给予共识的交换，仅仅是送礼的竞赛。(p.33-4)
在社会等级较低的人中，婚姻是一种更为实在的事务，与继承密切相关。赫西奥德认为，妇女是宙斯送来的诅咒，“她们是凡人的巨大痛苦，与男子一起生活，不愿分担可怕的贫穷，只想获得富足。...但为了避免外人分享家产这一更糟糕的命运，她们又是必要的。“...尽管神话表明乱伦禁忌有一定作用，内婚制，即在一个相当狭窄的亲属圈子里中通婚是希腊的通例，而且有助于维持现存的所有制模式。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一个女继承人可以合法地被父亲一方从叔父开始的最近的男性亲属娶为妻子，其程序包括让一个使者公开邀请竞争者前来。
「妇女地位」
...荷马表明曾经一度有那样的时期：贵族妇女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当程度的自由，她们可以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自由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与她们的丈夫讨论问题，甚至可以出席在大厅中举行的宴会；她们负责家庭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纺织、磨面、监督女奴隶和仓库。在后来的希腊社会中，地位高的女性大多数被限制在居所中，在家庭和公共场所，都很少参加男性的社会活动。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可能与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向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的转变有关：在绝大多数城市里，希腊文化的城市化伴随着日益增强地将妇女排除于重要的活动——例如体育、政治、酒会和思想讨论等——之外的措施。这些典型的男性活动还是导致了大多数地区典型的希腊贵族现象即男性同性恋的出现。...(但必须注意的是)，荷马所描述的早期希腊社会显然是异性恋的，婚姻习惯似乎也表现出同样的取向。在荷马史诗中非常突出的聘礼消失了，在古典希腊，只知道有嫁妆的存在。
换句话说，在家庭和婚姻联盟更加重要的时代，妇女一度是颇有价值的社会资产；在发达的城邦国家中，她们就不再是锦标了。(p.34-5)

《早期希腊》的笔记-斯巴达与重装步兵国家 - 斯巴达与重装步兵国家

...斯巴达制度成功地抵制了变革，并把权力保持在重装步兵阶段手中，造成对斯巴达的理想化。由于关于历史的重新解释如此普遍，以致某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对早期斯巴达真相，我们无从得知。更有建设性的做饭是两种相关态度的融合——对古代传统采取极端怀疑主义，对斯巴达神话为之服务的意图，则抱同情之理解。
这套神话是一个过度重视过去，并企图用过去来证明现在合理性的社会的典型做法。早在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人已经在宣扬他们自己那优良政制的优点，并宣布他们憎恨*主政治。后来，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他们试图把他们自己拿不便的社会变成美德，从而避免变革，甚至在变革已经压倒他们头上时，他们仍让其披上一层面纱，宣称那是回到来库古的祖宗旧制。
...在斯巴达之外，这个神话具有另外的功能。在古典时代，斯巴达各个寡头分子的避难所，保守派社会行动过与政治典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个人，其教育和私生活都服从国家的目的，总是让那些视秩序和一致高于自由的人，还有那些来自左右两翼的革命者，把斯巴达制度作为向往之地。
在欧洲的思想中，斯巴达在他们的理想中都居于核心地位。柏拉图理想的《理想国》就是对斯巴达制度的批判性解释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制度的问题不是她的方法，而是她的目标。斯巴达的目标创造的是仅有勇气的公布公民，但那还不够，他们应当根据斯巴达的方法，让人类在所有美德上都超群。因此，通过对教育和私生活的控制来创造全社会的美德，犹如现代政治思想的大量内容一样，已经成为希腊思想无可置疑的一部分。
美赛尼亚的土地在斯巴达人中分配了，当时他们的社会已经表现出排他性质以及制造屈从地位的能力，最终毁灭斯巴达的正是这些依附民。当时有一帮斯巴达人，名为Partheniai，意思是“处女之子”，被排除在土地的分配之外，原因可能是他们不曾参加战斗，也可能是他们乃斯巴达妇女和非斯巴达男性所生。我们不用相信有关的各种浪漫缘饰，例如，这些人是在斯巴达男人们在外作战时，因私通而出生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当有某些新的利益可以分配时，都会找到理由，将可疑的成员排除在外。
...由于这些资料，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亚里士多德有关于瑞特拉和补充条款之间存在差异的描述可能是正确的，至少政制上存在紧张的事实是清楚的。但任何重建精确政制历史的尝试，都依靠后世传统的猜想和发明，所以最好是承认我们在知识上存在的局限。
...监察官是斯巴达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他们与国王的关系，在观察星空的仪式和下述描写中体现出来：
当国王到来时，所有人都有从作为上起立，只有监察官例外，他们仍端坐在椅子上。监察官和国王每个月交换誓言，监察官代表城邦，国王代表他本人。国王的誓言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行使他的权力；城邦则宣誓，只要国王遵守誓言，就维持国王的权力。
斯巴达历史上的核心主题，是国王和监察官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让人惊奇。但监察官的起源完全是模糊的，后来的一份监察官名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4年，这可能让大多数作家将其与来库古的改革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他更早些，但这个名单很可能是伪造的。监察官的数量可能反映了斯巴达存在五个奥巴的时期，但这个职务本身是个悖论，它是一个古朴的仪式与民主功能的混合物，几乎不可能早于公元前7世纪重装步兵国家的形成。
...正是这场战争创造了为共同体服务的爱国主义和死亡理想，标志着重装步兵道德的兴起。历史的讽刺性在于，这样一种俄合作和平等的理想，居然首先是在一帮决心将奴隶制强加于他们的同胞并违反正义地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人中间产生的。
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文化开始衰落。阿克曼之后，再无知名的斯巴达诗人。约自公元前570年起，外国物品的进口日渐减少，到公元前525年，拉哥尼亚的陶器已经消失。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斯巴达此前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的成功，公元前576年以后的两百年中，不过只有十来个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来自斯巴达。造成这种衰落的原因是社会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为平等的要求所侵蚀，军事目的和斯巴达的教育体系所创造的社会，不再需要艺术家。在其他城邦开始打造银币而斯巴达仍维持铁币时，那是衰落的表现，而非原因，但那是最后一击。如普鲁塔克所说，商人、诗人和艺术家都需要付钱，“来库古的政制”已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
“政制”一词不足以在翻译中表达politeia的意思，它指的是该国全部的政治、社会和教育组织，创造斯巴达偶像的正是她制度的全面性质。(165/174) 关于这些制度的特点，我们的两篇主要资料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受理想化倾向的败坏。色诺芬曾充任斯巴达雇佣兵队长，公元前4世纪曾在斯巴达作为流浪者生活了近30年，他的小册子《斯巴达制度》是一篇毫无批判眼光的赞美诗，缺乏细节，而且对研究她的历史发展毫无用处，它甚至省略了斯巴达制度最核心的特征(除一处模棱两可地提到外)：它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目的（控制、剥削数量远超过公民的、危险的农奴人口。）
...即使从这样的资料中，也能清楚显现出成熟的巴斯达制度的特点来：公民全身心地为国家服务。出生之时，与其他地方由父亲决定不同，这里是由“部落长老”根据健康情况决定这个孩子是应该养育，还是扔到那特别为此设计的山崖下。从7岁开始，出王太子外，所有人都开始了由国家组织的”养育“。男性儿童在一个分队长的领导下，在一个”分队“中登记。分队由官员和年龄更大的孩子监餐，依次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名称模糊而古朴的年龄层次。到12岁时，他们开始公社生活，用芦苇制作他们的床铺，并精致奢侈品，一年到头不得穿鞋，且只有一件斗篷。赖以为生的饭食有意分量不足，所以偷窃食物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正式的教育包括音乐、军事和体育。较长的青年队那些比他们小的孩子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它拥有属于有此类青年准军事组织的一般特性。它鼓励的是纪律、自助、社会和谐、忠诚、服从和一致性。它造就独特的、显然古老但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复杂仪式以及独特的私密语言。一致是生存的前提，那些较大的孩子对年轻的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以让他们坚强起来，这种折磨和它的反面——不可避免的同性恋——乃得到公开的鼓励。
20岁时，那些已经通过了”养育“的人有资格当选进入公餐俱乐部或斯巴达人的餐会共同体。属于某个公餐俱乐部是一个”全权公民“的标志，他还构成了军事训练的基础。这在里，每一个斯巴达公民一直生活到30岁，甚至在那以后，人们也期待他们每天吃标准餐，包括大麦面包、加热过的调料、葡萄酒、几颗无花果或者奶酪。他需要提供公餐的月供。
全权公民被认为是平等的，只在年龄和取得的荣誉上有所差别。他们的平等包括出身和财产上假设的平等，基础是属于每个公民的最初的份地。可是，某种类型的贵族显然继续存在，因为土地属于私有，且按照一般的规则继承。少数斯巴达人甚至能够训练马匹，赢得奥林比亚赛会战车赛的胜利，那在传统上是拥有超常财富的标志。斯巴达平den过的主要表现与其说是经济的，还不如说是儿童团和公餐俱乐部城了斯巴达人生活的中心，因为在那里，出身和财富几乎不起作用。斯巴达人对全权公民的称呼：”平等者“，准确地表现了平等这个特征，因为他的意思与其说是”平等的人“，不如说是”一样的人“，”那些相似的人“。这个制度是通过一致来达到平等的。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公民的后代因为这样的定义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这就是那些未能完成儿童团训练、那些不能成为公餐俱乐部提供月供、那些在战争中被击败和幸存下来的，以及那些出身可以的人。不同时代，都存在着失去或未能获得充分公民权的斯巴达人。有些名称模糊不清，有些则很明显，例如”处女之子“，”低能者“，”颤抖者“等，但这些集团的永久性和正式性相当不清楚。
在这样一个根据年龄层次组织起来的、分离式教育体系中，家庭必然贬值。成年男子的生活以餐桌为中心，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妇女的地位。从本质上说，这让她们获得了解放。”妇女所构成的社会是对男性社会的复制，模仿的是男人的教育体系和入门仪式，在社会生活和崇拜仪式上，它与男性社会并列。“她们经历的成长过程与男孩类似，并像男孩一样公开裸体操练。这种对普遍的希腊性禁忌的漠视，让外来的观察家感到震惊。在成人后的生活中，她们在法律上的权力以及社会地位都相应高于其他地区的妇女，男性的纪律和女性的自由的反差让亚里士多德颇不以为然。但婚姻风俗最能清楚地表明，这种自由源自家庭的贬值和妇女对男性精神的屈从。在这种分离式年龄集团中，集体的性权利的兴起是典型现象。在斯巴达，根据有关任何一方的建议，妻子都可以被借给第三方使用，通奸似乎不是罪过。

《早期希腊》的笔记-贵族生活：体育竞技和酒会 - 贵族生活：体育竞技和酒会

由于失去了军事上的重要性，竞赛集中在体育上，因此希腊社会成为第一个崇拜运动员的社会。...这些重大赛会上的奖品分别是象征性的橄榄冠（奥林匹亚）、月桂冠（德尔斐）、松树冠（伊斯特米亚）和野芹冠（尼米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靠为运动员创作赞歌的诗人中，最伟大的是品达。他本人分享着国际性贵族的生活方式，贵族是他的保护人，常常还是朋友。...布克哈特曾写道，“我时常发现那时的宴会上存在众多让人鄙弃的行为，品达则费尽心机地去追求。”...对于品达来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个体取得胜利的贵族个人，是作为诗歌的自身和雇主的关系。他的道德本质是贵族的成功道德。
贵族的酒会显然不仅是一种饮酒的场合，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其习惯由仪式和传统规定。...有关酒会的资料大多来自与葬礼有关的背景，因为绝大多数完整的陶罐发现于墓葬中。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伟大收藏（现存慕尼黑古迹博物馆）就来自于西西里岛阿克拉加斯的墓葬。在其他伟大的陶器收藏中，都来自伊达拉利亚人的墓葬。事实上，毫无疑问的是，伊达拉利亚文化借鉴了希腊人的饮酒风俗，并利用它们创造出一种精美的墓葬艺术。艺术作品中的死者躺在希腊式的男性的房间中，似乎是在继续享受着酒会的快乐。同样，现存古风时代晚期绘画中最优秀的作品，是1968年发现与意大利南部帕厄斯图姆，属于公元前5世纪初期的“潜水艇之墓”，其棺材的四个内面为死者生动地刻画了一场酒会的场景。
但伊达拉利亚人的死亡观不同于希腊人。对希腊人来说，生活的快乐即酒会带来的快乐与它们在阴间的缺失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古风希腊的艺术大量与酒会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了酒会，该时期的主要艺术形式——陶器，几乎就不会存在了。

《早期希腊》的笔记-神话、历史与考古 - 神话、历史与考古

1870-1890年，德国人海因里西•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掘特洛伊(Troy), 迈锡尼(Mycenae),以及希腊大陆的其他遗址，以证实荷马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和希腊英雄世界的真实性。他发现了一个以“阿伽门农”(Agamemnon)在迈锡尼的宫殿为核心的青铜时代伟大的宫殿文化。后来的考古学家将中、南希腊的遗址增加进来，并确定迈锡尼的影响远达希腊诸岛和小亚细亚。英雄时代反映了一个失传文化的存在，其时间约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主要宫殿遗址被毁之时。
阿瑟伊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1900年以来在克里特(Crete)的发掘，揭示了一个更早的、非希腊人的宫殿文化。其鼎盛时期约从公元前2200年延续到公元前1450年。根据克里特传说中的国王，希腊第一个立法家和阴间的判官米诺斯(Minos)的名字，它被命名为米诺文明。米诺文明的影响为相对落后的希腊大陆地区宫殿文化的崛起提供了解释。自约公元前1450年起，迈锡尼人似乎实际上接管了克诺索斯(Knossos)本身。因此，希腊领土上最早的文明的存在，以及关于英雄时代希腊传说历史内核的存在，成为确定的事实。米诺文化肯定是非希腊的，但迈锡尼文化被鉴定是希腊历史的一个部分。
对于迈锡尼文明的考证，它的历史得以重建的方式，都与古典希腊的文明世界不同。虽然在克诺索斯废墟中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泥板文书，但是迈锡尼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字文化。迈锡尼世界几乎要从以物质遗存的方式完全从考古中重建。如果说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希腊神话中包含着历史基础，那我们仍无法用神话大规模地补充考古资料。因为“神话并非是历史，它毋宁是一种排列人类经验的方法，主要与那产生并保存了神话的时代的兴趣有关。”…因此，对迈锡尼世界详细的重建有赖于考古写，而且一般来说，限于其物质文化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借用通常所做的区分，迈锡尼时代属于史前史而非历史时期。公元前8世纪以来的希腊世界正好与此相反，它是充分的历史世界。在那里，考古资料可以与当时个人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结合起来，创造出有关他们的行为所受到的压力和局限相对完整的叙述——不仅叙述他们所做的，而且能够叙述他们为什么那么做。进行这种区分的理由乃文字社会的兴起，所以，与其说我们谈论的是史前史和历史时期的对比，不如说是讨论我们有关非文字社会和文字社会的知识时间的差别。
迈锡尼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属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下属现象的例证：一个尚武的民族落入一个更先进文明的影响之下。早期拜占庭世界的那些蛮族王国，比如意大利北部的东哥特人和北非的汪达尔人，或者中世界的诺曼人，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比较对象。影响迈锡尼的是克诺索斯的世界，而克诺索斯本身又是已经繁荣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化、东方专制主义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边远地区。迈锡尼文明与这些文化的联系远甚于与希腊后来的发展的关系。
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50年是东地中海区大范围毁灭的时代。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the Hittite Empire)土崩瓦解。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了人口的迁移，移民严重干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历史。
在迈锡尼世界本身，特洛伊VIIa在公元前1250年至1200年间的毁灭，一般被视为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基础，而且被理解为迈锡尼人最后一次重大的行动。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派罗斯和其他中心被大火烧毁，迈锡尼文化的残余力量在公元前1150年后再度遭到攻击，宫廷经济的整个军事和政治组织消失了，与它一起灭亡的还有优美的艺术和文字。
迈锡尼文化崩溃的结果是延续了大约300年的黑暗时代，它与过去的中断几乎是彻底的。…公元前8世纪以降的希腊文明不是迈锡尼的产物，而是黑暗时代的结果。他的黑暗在于一个几乎没有多少物质文化的原始社会，因此，几乎没有给考古学留下多少痕迹。
在重建黑暗时代的历史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有三类：
1） 传说。
「传说中记载的两大事件，对历史具有莫大的重要性。——虽然传说需要慎重对待，不仅仅因为民间传统为适应后世的兴趣而被歪曲，还因为我们重建传说的资料本身就是零散并且非常晚近的，常常经过改铸和扩充，让它们适应文化或者准历史的需要。因此，重构早期希腊实际存在的传说更加完整和系统的叙事，存在非常大的危险。」
第一个传说是多利安人起源的解释。半神的英雄赫拉克列斯曾从迈锡尼遭流放。后来，他的后代和多里安人一起返回，以取得他们的祖产。有关“赫拉克列斯后代的回归”的传说是一个宪章性的神话，用以解释一个英雄世界显然不知道的民族根据什么权利继承了迈锡尼希腊人的领土，并奴役了其中的部分人口。
2） 希腊方言的分布（略）
3） 考古学。但它的贡献更加捉摸不定。
迈锡尼文化崩溃后100年左右，出现了再觉醒的第一线曙光。雅典和塞浦路斯——希腊世界在考古学上与迈锡尼最具连续性的地方——的联系恢复了。它从小亚细亚的南部带来了一项重要的技术进步：铁的冶炼。约自公元前1050年起，铁取代青铜成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技术。大约同时，雅典出现了一种新风格、质量远比以前要高的陶器——原始几何陶。它饰以简朴、重复的几何形花纹，以及宽宽的黑色与亮色线条带。
黑暗时代最能显示其发展的遗址——勒夫坎地，是优卑亚岛上一个面向大陆海岸地区的小而低的突角。在这里，有一个掘入岩层8.5米的洞穴，几乎包含了从早期迈锡尼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经黑暗时代到公园前825年连续的人口制品系列。
勒夫坎地，最著名的发现出现于1980年。当地一个校长利用“八月银行节”的假期雇了一辆推土机，以清理其花园中令人厌烦的、尚未发掘的遗迹，他挖出了截至当时所发现的最重要、最令人困惑的黑暗时代的建筑，同时也将遗迹毁了一半。…这显然是一座公共或者宗教建筑，其建筑结构上的意图是清楚的。建筑之时，住房间位于中央，相邻两侧同时掘有坑洞。在第一座坑中，有四匹马的骸骨。第二座坑中为两个墓葬，一为火葬。青铜瓮中为一男性的骨灰，瓮口饰有狩猎场景，瓮上覆以青铜瓷，碗下覆盖的尸布被折叠了起来，仍然被保存了下来。瓮旁为被火葬战士的铁剑、矛尖和磨刀石。另一墓中的死者为女性，未火葬，双手和双脚交叉放平。她头上有镀金发带，颈项处有一金饰耳环和一条黄金与彩色陶珠项链，胸前覆以黄金盘，且与一大片金片项链，身边有饰针，头边是一把带象牙柄的铁刀。…
我们正处在迈锡尼世界和历史时期希腊之间的中点上，面对如此“仪式性的谋杀”，这在后来的神话中经常令人恐怖地重复发生。它所揭示的世界，是在它前后的两百年中其他地区都不曾出现过的财富与权力的世界，是它在前后的两百年中其他地区都不曾出现过的财富与权力的世界。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现还是唯一的，而且我们应当牢记，勒夫坎地表现出的迈锡尼时代以来的连续性在其他地区不曾发现。但它表明，如果能够全部发现勒夫坎地的定居点，那黑暗时代可能就不再如此黑暗了。

《早期希腊》的笔记-希腊史上的两个时代 - 希腊史上的两个时代

历史分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而人为创造的，历史上的某些时代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或者结构上的互相联系非常明显，我们几乎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实体，有它们自己独立的存在，甚至是“生命周期”。文化史家尤其会意识到此类问题，因为他们关注的就是一个社会中不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的总体特征如何随着时代变迁发生变化。也许界定文化分期的最好方式，是宣布它由一系列互相联结的生活方式构成。由于这样的文化阶段经常是由主流艺术中一种或另外形式中风格的变化表现出来，时代的名称常常就是那些最初用来代表某种具体艺术现象的名词。
在希腊史上，我们已经区分出两个这样的时代，即荷马或几何陶时代与东方化时期。两者都在文化的不同领域中表现出特殊的对应的现象，其基础是生活方式上的明显互相关系。尽管前者是一个静态的分期，后者则包含其动态的方面，导致它常常被错误地称为“转折的时代”，毫无核心文化特性上的一致性。可是，希腊文化上的“古风时代”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人们可以论证说，那是希腊艺术最伟大的时代，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古典时代；在文学上，它的抒情诗唯有中古欧洲12世纪的诗歌可与之比肩。这是一个西方哲学、科学和神秘主义奠定基础的时代。那支持了这些艺术和思想成就的文化约从公元前600年延续到公元前460年，其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但这些事件对文化的影响居然相当的微小。...
整这一时期，尽管存在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重装步兵阶级，政治领导权（与政治权力不同）仍掌握在贵族之首，社会形式为他们有关的生活方式所支配反映了这一点。贵族战士精英军事职能的丧失以及重装步兵战术的引进，既引起了荷马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变革，也是对变革的适应，其中大量的古老态度仍然保留。对于该时期，所有文化史中最伟大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将其最恰当地称为“竞争者的时代”。竞赛(agon)扎根于荷马时代人们的竞争伦理中，那时它构成了其军事首领角色的基础。但在古风时代，它被转变为文化活动——一种为竞赛而进行的竞赛，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优异与出身被等同起来，“贵族政治”一词的本来含义是“最优秀者的统治”，他们的优异要通过竞赛中的成功来证明。

《早期希腊》的笔记-荷马史诗的伦理基础 - 荷马史诗的伦理基础

口传史诗是为社会中一个特定的集团创作其英雄的过去，并荣耀其价值观的。由于荷马史诗已确立其作为希腊人圣经的地位，它们所描绘的伦理给希腊人的道德以恒久的影响。它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伦理，用格劳库斯的话说：”总是在众人之中最好的、最杰出的，不要让前辈的龙种遭到羞辱。”（《伊利亚特》第6卷第208行以下）。荷马的道德语汇主要关注的是成功和技术，一个好人会擅长某种东西，擅长战斗或者提出建议。Arete一词的含义，更接近于“优秀”而不是“美德”，它是根据他人授予一个人的荣耀(time)的多少而进行的公开测试，荣耀本身又通过份额，即归于他的战利品的多少作为外在的表现。它也是一种个人化的伦理：一个人的荣耀是他自己关心的事情，即使是诸神，也很少关心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荣耀，对于这种自我评价伦理的唯一例外，是帮助朋友的义务。
有人曾把这种文化描述为羞耻感文化，而非罪恶感文化，因为认同保护道德的不是内在于个人，而是外在于个人的，原因是这种羞耻感来自一个人在同僚面前的身份的丧失。集体的惩罚以财产损失来衡量，因为财产是荣誉的另一个方面。诸神与道德无关，惟在诸神也要服从道德这一点上例外。只有宙斯对正义的胜利有某种一般性的关怀，至少是要保护诸如客-友关系之类的基本准则。在这种文化中，典型的做法是，几乎不承认内心的冲突，而且很难让人们承认错误或者是失败，因为那意味着公开丢脸。荷马的英雄们不否认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他们常常宣称，应到负责的是外在的神圣力量，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描述心理现象的全部词汇都是物质化和外在化的，心理状态被等同于他们的生理特征，头、肺、肠胃和膝盖都被视为感情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