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

作者简介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都在全球化这个漩涡中发生全面的接触，相互激荡。本书将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放在这一境遇下来加以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将限于这样一些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同时，除了某些比较简单的民间信仰之外，也没自己成熟的宗教。我们把这些特殊的族群称为“小民族”，将其文化称为“小民族文化”。本书最为关注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文化是靠怎样的机制自我传承的？这些机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会不会崩溃失效？本书还将进一步探讨：这些看似弱小的文化有其特殊性，它们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这些差异性会不会在全球化的强大语境下被彻底冲垮？这些文化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时所保持下来的东西，究竟是原初意义上的差异，还是在与异质文化混杂以后生成的新的差异？本书认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小民族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且极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主流话语与多元价值——论全球化的文化意蕴
  一  经济全球化及其文化意义
  二  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理论
  三  来自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挑战
第二章  解构同一与消融边界——以后现代视角解读多元文化
  一  自我建构中的“他者”
  二  反对同一性暴政与解放差异
  三  边界互渗与意义播撒
第三章  边界漂移的族群文化——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差异
  一  建构的自我和流动的差异
  二  变动中的“他者”幽灵
  三  文化变迁与无意识
第四章  变迁中的身份建构与重构——以贵州苗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变迁为例
  一  族源探寻与文化描述
  二  近代民族主义与文化互动中的身份建构
  三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化变迁
第五章  生存挑战与文化建构——论小族群文化的自我现代性发展
  一  生存环境的挑战与族群文化的选择
  二  族群认同感与文化适应力
  三  差异中的“自我”与“多元”中的现代性
  四  小族群文化的自我现代性
第六章  “他者话语”与自我选择——地方小族群文化自我现代性机制研究
  一  变异中的传承和传承中的变迁
  二  “他者”作用与自我认同
  三  文化创新与“第三空间”
第七章  文化变迁中的“试错法”——关于小族群文化发展走向的几点思考
  一  “语言是存在的家”
  二  混杂与流动中的身份建构
  三  告别本质主义
  四  主动趋向现代性
  五  “无意识”与“试错法”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人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生活被好莱坞大片、西式快餐、国际互联网包围的时候，我们身为中国人究竟还意味着什么？除了黑眼睛黄皮肤之外，我们在文化上跟西方人还有什么区别？换言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感到有一种身份认同危机，这种危机感和焦虑感不仅体现在民族国家层面上，也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亚文化层面上。　　我们认为，其实这种焦虑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民族，正像并没有什么纯粹的“自我”一样，一种文化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没有他人的凝视与关注，没有他性文化的对照与比较，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自己区别于他群的文化特性，也就不会获得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并且任何一种文化身份（无论是民族层面上的文化身份还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文化身份）的获得也都伴随着一个他者的幽灵，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的建构离不开他者的阐释，事实上只有依赖他者才能观看与认识自己。拉康的研究表明，所谓“自我”就像是一颗洋葱，当我们把其外表层层剥掉之后，发现其中只剩下虚无。不仅主体不是宰制者，相反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产物，是语言运用的产物；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他者”——镜像、无意识、父亲、社会文化秩序等等，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和纯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也指出，只有在出现一种依存关系，即通过拉康所谓的“他者”而处于一种从属关系中时，主体才成其为主体。因此，就如同纯粹的自我不过是一个空名一样，我们也不必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族群。　　以苗族为例。从历史上看，苗族、瑶族先民，先秦时与一些其他南方民族先民一起被泛称为“南蛮”，分布在江淮、荆州，即今两湖、豫南、皖南、赣北一带。春秋以来，楚国强盛，迫使其不断向今湘、鄂、川、黔交接一带迁徙。在隋唐以后，他们有的逐步融合到汉族中，有的成为苗族、瑶族和土家族的先民。因此我们很难说，苗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族群，从种族血统的意义上看，它与其他族群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事实上，“苗”这一称谓，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作为泛称包含了南方众多的少数族群在内。例如：清乾隆年间时任贵州巡抚的爱必达就指出：“苗之种类有百，上游则倮夷为多，下游则仲苗、青苗为多。”清代道光年间任贵州巡抚的罗绕典在其《黔南职方纪略》中记述的“苗种”就有52种，它几乎包括了贵州所有的非汉民族系的人们在内。从这一意义上讲，“苗”在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中国文明观中，是被置于与“华夏”相对应的野蛮的一极，它与其说是指具体的种族或族群，倒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区别概念。只是从清末开始，随着近代“民族”的概念传人中国，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对“苗”的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为标志，苗族才开始了从“苗”到“苗胞”、“苗夷”，再到“苗族”的演变过程。由此可见，苗族作为一个族群是被外部建构起来的——作为文明“华夏”的野蛮他者被建构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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