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

后记

这是我的第二本专著，前一本是关于现代文坛的，这本却进入了历史的视野，跨度比较大。我是学中文的，对于历史，是门外汉。所以这本书肯定有蹩脚之处，请读者多批评。走近袁世凯，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莫理循》一书，看到这本书，让我对袁世凯有了复杂的心情。此前，在我的印象中，袁世凯就是教科书所宣传的那样，是个窃国大盗，是个卖国贼，是个独裁者，还逆历史潮流当皇帝，外加纨绔子弟，镇压义和团运动，杀害革命者，等等。《北京的莫理循》虽然是写莫理循的，但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对袁世凯却作了有别于我们给袁世凯的这些评价。《北京的莫理循》对袁世凯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给了我新的思考。于是，我渐渐开始走近袁世凯。袁世凯的确是个复杂的人物，如果我们简单地以窃国大盗、卖国贼来定评袁世凯，就用这些棍棒把袁世凯一棍打死，不得翻身——这不是事实求是的历史态度。袁世凯的一生是复杂的，在近代中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甚大。纵观他的一生，可以归纳如下几个阶段。驻军朝鲜前。这一阶段，历史学家多称袁世凯不学无术，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纨绔不纨绔，主要是对个人而言的，对中国历史并无大影响。如果不是袁世凯后来的地位，或许后人也不会知道他纨绔与否。但袁世凯在纨绔中展现的志向是许多一般纨绔者所缺乏的，这也造就了他后来的辉煌。虽然自己科举名落孙山，但大丈夫志在四方，处处有用武之地。年少游手好闲并不可怕，有点纨绔也没什么要紧，可怕、要紧的是没有志向，一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袁世凯没有饱读圣书，骄矜大胆，但却心怀远大志向，并一直努力去实现。这自然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一般的小混混能相比的。驻军朝鲜期间，袁世凯驻节朝鲜时的种种表现，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笔端也几乎消失了。袁世凯在朝鲜期间为维护大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确做了许多贡献。但清朝都不在了，还提及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有的历史学家更是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无外乎就是专横、霸道，最后还引来中日甲午战争。但历史应该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不能因为清朝灭亡了，清朝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意义了，为清朝所做的事情就更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些所作所为有意从历史记录中抹去，那是遗憾的。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为巩固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不断吞噬，可谓尽心尽力。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展现出的“能”，展现出的独当一面的才华，不仅被李鸿章所器重，而且也为日本人所敬重。这可以从《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看出，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补充的是，袁世凯当时在朝鲜的种种努力，虽是“想象力”的东西(在辛博森看来是这样)，但袁之努力，袁之铁腕还是为其他大多数国家所敬重的。虽然有的还带有明显的敌意，比如美国、俄国等。袁世凯在朝期间的行动，维护了清朝的利益，也历练了自己。这对他性格的成型，以及后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无疑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从朝鲜回国至“开缺养疴”前。这一阶段是袁世凯权力不断攀升的阶段，也是袁世凯不断进行改革、苦撑晚清危局的阶段。这一阶段袁世凯对清朝乃至对近代中国的贡献，佐藤铁治郎已经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概括，“练兵”、“兴学”、“警察制度之设施”、“主倡立宪”，等等，其意义是不言而喻，不少有开创先河之意义。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些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记住的大多是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的“出卖”行为。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而出卖维新派呢？长期以来，答案是肯定的(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对于出卖维新派一事，当时与袁世凯有交往或对此事有耳闻的外国人多采取了避而不谈或不予评论的策略，赫德兰、莫理循、佐藤铁治郎、辛博森都是如此。对于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的行动，“对此我们无从置喙”。那么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袁世凯1898年的所作所为感到棘手呢？赫德兰的意见可为代表，因为他们觉得光绪帝的改革有操之过急的举动。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想为大清做点事情，心情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但光绪帝毕竟嫩了些，还是扳不过老佛爷的手。而袁世凯在其中所起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破坏了清的立宪进程，进而使中国与君主立宪擦肩而过呢，还是为避免光绪帝的草率行动作了贡献呢？谁人可以说得清楚？袁世凯在这一阶段的行动被人提及的另一事件就是镇压义和团运动。说袁世凯因出卖维新而血染顶戴，升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山东这个义和团的兴起之地主政，跟义和团有了密切的接触，在慈禧太后还在纵容义和团发展的时候，袁世凯却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对付义和团。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的确有爱国的一面，但“刀枪不入”的神话自然是可笑的。义和团后来从山东打到北京，给了外国人点真颜色。但仅仅凭借“刀枪不入”的神话，跟外国人的枪炮搏斗，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清廷来说，就是羞辱的外迁逃难，还有沉重不堪的赔款，八国联军给了清廷狠狠的一巴掌。而袁世凯因为早早就对付起了义和团，他在外国使团中自然是掌声一片。在清廷已经腐朽无能、外国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刀枪不入”显然是无法抵制列强的。也许是袁世凯狡猾和残酷，对义和团下了狠手；也许是袁世凯有自知之明，早就知道义和团对付洋人将给整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当时的外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袁世凯自然是给予赞赏，称赞袁世凯的智慧和远见。而我们的历史学家站在同胞的立场上，批评袁世凯的残忍、狡猾、耍两面派、镇压爱国运动，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只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记录而已。这一阶段的后期，袁世凯因为对付义和团在外国人中赢得了声望，在朝廷中也获得了晋升，特别是当李鸿章死后，他接过李鸿章的衣钵，成为李鸿章的传人，成了晚清中少有的重臣。李鸿章在晚清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绝不是今天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个卖国贼，他跟列强签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对于李鸿章苦撑晚清危局，并进行的各种改革几乎忘却。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群众张灯结彩、争先恐后、排队目睹这位大清帝国的总督，并且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的情景我们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外国人热捧李鸿章，视李为大清帝国的杰出代表，而我们对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三个字。袁世凯不仅在权力上继承了李鸿章，并且把自己推向了比李鸿章更为显赫的位子。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的声望并不逊色于李鸿章。佐藤铁治郎把袁世凯和曾国藩、李鸿章作了比较，认为袁世凯将超过曾国藩、李鸿章：“就其思想与魄力言之，袁尚在曾、李之上。……袁之功业，又非曾、李所能望其肩背也。”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1908年4月20日采访袁世凯时，称袁世凯“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是李鸿章最杰出的接班人，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开缺养疴”期间。这一期间，袁世凯几乎是个“废人”。后来我们的历史学家说他表面上钓鱼、作诗，其实并未死心，心存幻想，关心朝政，总想有东山再起的一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还不到五十岁的人，正值权力顶峰时却被开缺回籍“养病”了，能甘心吗？不甘心归不甘心，袁世凯毕竟“退隐林泉”了，要不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要不是清廷重新召唤他，袁世凯也不知道真有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辛亥革命爆发至袁世凯当上总统期间。载沣赶走了袁世凯后，以为可以大干一场了，他不断加强皇族权力，将权力集中于皇族内阁。集权的结果就是民反，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因为北洋新军是袁世凯一手创办的，高级将领大多为袁世凯的“子弟”。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轻的载沣虽然是清军的大统帅，但却指挥不动这些袁世凯的子弟兵。虽然载沣知道请袁世凯出山将后患无穷，但无奈也只好认了。袁世凯知道要扑灭革命的火种，非自己不可，要不然这十几年自己不是白干了吗？于是袁世凯开出了条件，等待最好的时机出山。袁世凯出山后，率领自己的精锐部队，先给革命军点颜色看看，革命军被打得节节败退。本来袁世凯或许可以一鼓作气把革命军打败(这在《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朱尔典眼中的袁世觊》中均有论述)。但此时，革命、民主的呼声已经四起，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知道，清朝的寿命到了终点。他作为清朝的大员，自然不会也不敢把枪炮对准清廷。于是他开始了和革命军的谈判活动，希望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实行君主立宪，既保留清王朝，又推行民主政治。袁世凯的这个设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行的，当时许多列强国家也是君主立宪的政体(比如英国、日本等)，其经济、政治在当时都是先进的。加上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有个皇帝才觉得心里自在，有归属感。但还没等袁世凯回过神来，孙中山已经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是以他的声望获得临时大总统这个职位的，虽然他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领导者，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还流亡在海外。孙中山自知新生的共和政权要驶向安全的港湾，袁世凯的支持是关键。而且孙中山也承认当时只有袁世凯才是最合适的领导，新生的共和政权只有在袁世凯的领导下，才能立于世界。孙中山的召唤对袁世凯来说，多少有点诱惑力。于是，袁世凯就敦促清廷退位，自己顺利地当上临时大总统。我们后人在表述这段历史时，多称袁世凯是窃取革命果实。这“窃取”把袁世凯列入了“盗”的行列，是“窃国大盗”。但应当公正地说，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是当时历史的必然选择。要想尽快统一新生的共和政权，要想尽快结束南北对峙的状态，要想让封建时代就此告别历史，没有袁世凯显然是不现实的。对袁世凯并没有多少好感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孙博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他认为自己没有从政的经验，而袁世凯大概是中国最有经验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孙中山的让位让袁世凯得了个“窃取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的骂名。袁世凯到哪里去喊冤呢？无奈！袁世凯当总统后至称帝前。袁世凯获取革命果实，当了总统，这是袁世凯个人的幸运。当然，对于从腐朽中走来的新生政权，可谓百废待兴，人民生活疾苦，国内动荡不安，列强继续侵略……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也不是好当的。对这一时期，我们后人记住的大概就是这两条：对内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加强独裁统治；对外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成了卖国贼。对于这些，本书前面已经作了阐述。的确，刚刚从封建权力中走出来的袁世凯，你要叫他多么民主，多么开放，那有点苛刻。中国旧时的统治者都喜欢“我说了算”，袁世凯也不例外。其实谁人不喜欢“我说了算”呢？你国会要跟我唱反调，你还公开骂我袁世凯，报纸用漫画讽刺我，我堂堂的大总统岂能遭此羞辱，而且你们这些大多是些空谈的闲人。于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加强独裁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成了卖国贼，这大概冤枉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始终没有跟日本帝国签订“二十一条”，并且，袁世凯在对付日本无理要求的“二十一条”上，也作了努力，把“二十一条”通过对外泄密，让列强对日本施压，等等。当然，弱国无外交，袁世凯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也是事实。袁世凯在这一阶段的作为，有一点也常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所忘记，那就是袁世凯大力提倡发展工业，致力于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在内困外患、民不聊生的民国初年，袁世凯通过大力发展经济，保护民间兴办企业，促进民族资本蓬勃发展。“袁世凯在中国丁业化近代化问题上极富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意识，并能见诸实践。”由于袁世凯的努力，形成了民初民族资本的黄金期。黄金期带了给国家的富强，带给了百姓的实惠。这些也是应该为我们所重新认识的。袁世凯称帝运动开始至死。袁世凯显赫一生，但最后被国人普遍痛骂，大概就是这一阶段的行动了。袁世凯的称帝虽然有当时的客观因素，一些外国顾问以及他的儿子、“筹安会”都起了很坏的作用。但袁世凯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袁世凯逆历史而动，最后落得千古骂名。真是不值得呀！好在袁世凯能从反对声中停止了帝制，虽然这离他的死期没有多少日子了，但毕竟他不是在洪宪帝的位子上死去，他没有把位子留给自己的儿子也算还有点脑子。后人在评说袁世凯时，对于其称帝自然是嗤之以鼻的。说袁世凯你再怎么有贡献，但你称帝了，你就不是好东西。这是宏观的历史观点，有他合理的地方。但也不能因为袁世凯这一重大错误，在其他方面也都是错误的。人都不是完人，谁人能不犯错误呢？我们还是实事求是，是好的我们说好，是错误我们批评，这才是公正的历史观。要公正地看待袁世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需要有公正、科学、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外，还需要有接受这种历史观的胸襟和胆略。我是一个小字辈，自然还没有这胸襟和胆略，所以对袁世凯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的一些肤浅认识。但通过叙述这些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勾勒他们心中的袁世凯形象，把这些肤浅的认识形成文字，给自己留一份存稿，也请专家、读者批评，以提高认识。非常感谢著名历史学家、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先生给我写序勉励。我跟骆先生此前并无交往，更未曾谋面。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骆先生，电话中与骆先生交谈了几句，骆先生就欣然同意为我写序，真让我有一股暖流遍布全身的感觉。什么是大家风范，什么是长者风范，骆先生作出了最好表率。我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是他们让我有机会与读者交流思想，交流心得，否则我的书稿只能留给自己看，那样我的思想就永远也得不到提高了。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给我不断的鼓励，为我分担了许多事情，使我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最后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刚刚上幼儿园小小班的女儿，是她让我觉得天天都充满了快乐。

作者简介

《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主要内容：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说：“袁世凯可谓能矣！”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美国传教士赫德兰认为，袁世凯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是“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

让我们通过《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了解当时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书籍目录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下)
赫德兰眼中的袁世凯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上)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下)
朱尔典眼中的袁世凯
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
辛博森眼中的袁世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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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是一部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评价袁世凯这一历史上备受国人诟骂的人物研究书籍。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英国传教士丁格尔等均在书中给出了个人评价。

前言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袁世凯其人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热潮。其标志是：第一，发表和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著作，冲破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窃国大盗”的定式，做出了许多符合历史实际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评论和介说。第二，先后出版(或影印、或标点整理)了一大批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未刊档案和稿、抄、孤本公私收藏，许多当时人物的文集，史料、资料专辑，乃至稀见史料笔记、报刊等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刊布，厘正了那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传闻，想当然的臆断，以及无意的附会，有意的伪造。人们惊诧地发现，许多已经成为国人常识的成说和定论，竟然得不到史实的支持。第三，是境外当代学者以及时人著述的译介。它们成为打破学术界数十年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局面和僵化思维的模式，促进思想解放的润滑剂。袁世凯所处的时代，外国人已经普遍介入中国社会。在目前林林总总的关于袁世凯的著述中，似乎缺少一种与其同时代的外国人综合评述袁氏的书。青年记者编辑工作者汤伏祥先生的《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可谓一个应时的新颖选题。作者在许多翻译书籍中，择取了佐藤铁治郎等七个东西方人士的著述，综合评介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的袁世凯。这七个人中，有新闻媒体的记者，有传教士，有外交官乃至政客。他们都有相当的文化和思想品位与观察能力，长期居留中国，像辛博森已是父子两代了，有的还同袁世凯有直接的亲密交往，如朱尔典、芮恩施，莫理循还当了晚年袁氏的政治顾问。他们对袁氏的观察，颇具一定的代表性。这些著作多系个人见闻，并非严肃的史籍，缺乏准确的史料依据，失实之处，在所难免。但是，这些外国人，有其与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背景，他们的观察视角，对于信息的捕捉与判断、意义的理解，都有其特异的个性，因而对于袁世凯的评判也往往独具只眼之处。当然，在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时人与今人、国人与外人，也不乏一致与共识。例如，光绪末年，立宪运动兴起，已是权臣的袁世凯公然以倡导者自居，声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陶湘向盛宣怀的报告语)。在野的立宪派首领张謇，许袁如日本政坛的大久保利通、伊藤、板垣，“亿万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张謇致袁世凯函语)。明尊袁为朝内立宪的领袖。而站在袁世凯对立面的人们则直指，袁是“立宪为名”，“暗移神器”(御史赵炳麟语)。安一个谋逆的罪名，这是古往今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最狠一招。于是，“京中各衙门，无上无下，……茶寮酒市，所谩骂者皆袁氏也”(杨度《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之描述)。日本人佐藤铁治郎也说，“袁世凯身为汉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竞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袁世凯》)如此等等。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言：凡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其实，这也可谓治史论人的通则。汤伏祥先生的著述，展现了当时外国人对袁世凯言行的记述与评论这一个侧面。使后人不论读史者，或以历史研修为职业者，对于袁世凯其人的认识与研究，拓展了视野，开辟了另一个观察的角度，增添了人们对于袁世凯所处客观境界的了解，减少了对袁氏评论的隔阂与肤廓，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一书的作用与价值所在。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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