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大传

作者简介

《王安石大传:从一介书生到国之柱石》简介：他从小就立下了报国济民的大志，他的为官之道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的主要策划者；革命导师列宁称他为“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毛泽东则说，他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他就是改变了北宋、以至中国历史的千古一相王安石。

王安石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年轻时参加科举与状元之名擦肩而过。为了积累从政经验，他多次谢绝朝廷征召，长年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年轻的宋神宗继位后重用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八年内，他在神宗大力支持下，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变法立制，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卓尔不群的个性和义无反顾的改革勇气，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变法的成败得失，也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历史财富。

书籍目录

推荐序  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第一章  天才少年第二章  进士及第第三章  小试牛刀第四章  舒州通判第五章  不开心的京官第六章  短暂的外任第七章  万言书第八章  新帝登基第九章  谁可托付大任第十章  千古君臣际会第十一章  踌躇满志第十二章  青苗之争第十三章  乘胜追击第十四章  强兵之法第十五章  君臣失和第十六章  天灾人祸第十七章  回光返照第十八章  息影山林第十九章  苏轼风波第二十章  晚年生涯第二十一章  变法在继续第二十二章  黯然辞世第二十三章  身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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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大传:从一介书生到国之柱石》：王安石，毛泽东、温家宝最推崇的改革家，列宁点名称赞的唯一中国政治家！《王安石大传:从一介书生到国之柱石》深度揭开北宋官场权力斗争的博弈秘密，独家解析王安石变法成败的深层原因。《王安石大传:从一介书生到国之柱石》生动讲述王安石从书生到国辅的传奇经历，最激励人心的励志故事！

前言

推荐序：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张宏杰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复杂更受争议的人了。从政治操守来看，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被列入清官廉吏之内。然而，清官廉吏仅仅是王安石诸多侧面中的一面。不通世故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改革家、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标新立异的文字学者、素养深厚的佛学居士，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为王安石做一部传记。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不可避免地最终涉及这个人的其他侧面。因为，只有把这些侧面综合起来观察，才能最终看清楚这个人。不论如何，基于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他写一部比较易读的传记是件很有必要的事。因为关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政治家、最有胆量的思想家，许多人都有以比较轻松的方式了解其生平的愿望。大大小小的书店里，虽然王安石传并不少见，但多数过于专业。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为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其实是普通读者十分陌生的名字之一。生前不被人认同，身后几百年来，王安石同样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是的，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到现在九百多年来，怎样评价他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从性格和气质来讲，王安石特立独行，言行一致，勇于有为；从道德操守来讲，王安石志行高洁、一尘不染，皎如冰雪。然而，从王安石的政治实践所为来看，他却是那样地离经叛道，提出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异端言论，并且推行了一整套让人无法理解的改革方案，搞得“天下大乱”。这样一个人，到底应该被列入君子之列，还是应该打入小人一党，这个难题让无数学者痛苦不已。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之相左，竟有天壤之别。王安石还没有执政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就大相径庭。那时候王安石文名传遍天下，却屡次拒绝升迁，而甘愿做个地方小官。有人说此人志行高洁，“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对王安石寄予高度期望，认为他就是当世圣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解决当时困扰朝廷的诸多根本问题。可同时有人说王安石言行不同常人，必是沽名钓誉、大奸大恶之辈。也有人说他“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如日中天，取得初步成效之时，神宗皇帝对他的崇拜达到了顶峰，竟当众称他为“今之古人”。这在崇古主义的古代，可不是个一般的评价。然而，他的政敌司马光却气急败坏地称王安石“妄生奸诈，荧惑圣上，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背常法，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讵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简直就是说王安石是想谋朝篡位的大奸大恶之辈。王安石去世之后，政敌司马光当政，学生故旧无人上门吊唁，唯恐为自己带来不利，身后非常凄凉，“恸哭一声惟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然而，司马光却大度地主张朝廷应该厚礼安葬：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伏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在此之后，大宋朝廷为评论王安石更是争论得天翻地覆。宋徽宗时，被后人视为奸臣的蔡京当政，大张旗鼓地抬高王安石，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并在孔庙中给予 “配享”的崇高地位。然而，到了宋钦宗时，朝廷又取消了“舒王”的称号，罢了他的“配享”。南宋之时，王安石更被指责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天下之恶全部归罪于他。自此之后，几百年间，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成为历史主流声音。《宋史•王安石传》对他是完全的否定，明朝正德年间的状元杨慎则把王安石列为“古今第一小人”，朱熹、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学者也纷纷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祸害人民。特别是王夫之，对王安石简直是恨之入骨，称为民贼。经俗儒村夫递相传承，王安石大奸大恶的形象渐渐成为历史上的固定形象。然而，在否定中还是有疑惑。王安石去世之后几十年，大儒朱熹的学生问他：“万世之下，当如何品评王安石？”朱熹说：“盖介甫是个修饬孝谨之人，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学生又问：“莫只是学术错否？”朱熹回答道：“天资亦有拗强处。”学生说：“若学术是底，这样天资却更有力也。”朱熹深深地点了点头：“然。”毕竟是大儒，朱熹没有对王安石全面否定，然而，对王安石如何品评，他的答案也是矛盾重重。到了近世，王安石才被人重新认识。梁启超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认为他几乎是古今第一完人。到了建国之后，王安石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的推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安石成了伟大的改革家，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唯物主义者，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历史进步力量的化身，并且因为列宁的著名评价“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而身价百倍。事实上，王安石身上所有的“光荣”与“罪恶”，都是来自他那特殊的个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政治家；他是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他是敢于站在“圣人”面前而不是跪在“圣人”面前的人。传统社会是不能容忍个性的。王安石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社会居然能生存下来，并且切实地推行了自己那离经叛道的变法主张，使这个陈陈相因的社会这样大面积地被惊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完全是他超乎寻常的强悍个性、自我竭尽全力的张扬所致。虽然他最终失败了，但已完全可以被称作光荣的失败。是的，他是那个最没个性、越来越缺乏创造力的时代为数不多的骄傲之一。试想，在孔子及其庸俗的解释者统治中国思想界千余年之后，谁敢像王安石那样把前人对经典的解释全部推倒，别出新意地加以重新解释？在一个崇拜先祖信服天命的社会，谁敢像王安石那样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谁有王安石那样的眼光和魄力，敢于推行一场彻底打乱社会现行秩序的带有国家主义和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变革？王安石的特殊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他出生的年代，社会思想空间还没有被皇权所彻底封闭，人们还有一丝精神上的呼吸自由。就是这一丝自由，成就了独特的王安石。王安石的家庭也是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王益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体罚孩子的家长，对王安石的阅读学习也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安石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把自己的思想地基大大扩展，并且对汉儒的注释产生了怀疑。从精神导师孟子那里，他汲取了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正和自己坚定固执的个性相契合，并坚守终生。在现存的王安石最早的一篇文章，做于二十二岁的《送孙正之序》里，他这样写道：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圣人之道在焉。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已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意思是说，时人认为对，自己也就这样做，是庸人，自己认为对才去做，是君子。君子在艰难困苦中，也不肯放弃原则，取宠于大众。这样的人如果被天子所用，治理好天下易如反掌。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正是按照自己的这些话去做的。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他最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他一再批评神宗皇帝意志不坚定，易为种种流言所动，而他自己则确实是不问成败，一意孤行。虽然他的自信达到了固执的程度，并且成为他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坚定自信对我们这个群体自大而个体不自信的民族来说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安石的孤介做为一个基本特征印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侧面，而他的个体生命又是这样有力地介入了北宋社会的大变革，这也就难怪他生前身后，被绝大多数人所攻击、所排挤、所诅咒、所污蔑。他是历史上最孤独的人，不但身后没有多少人理解他，在他生前，保守派官僚视他为怪人，在他改革派的同事之中，也没有自己真正的同道。这些和他共同扛起改革大旗的人，多数不过是为了找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利用他而已。不管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王安石的改革事业作何评价，王安石的个性永远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独特的闪光点。所以我鼓励妹妹写作这本王安石传记。当然，由于学养能力尚有差距，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对历史背景的研究把握还不够深入，这本传记还存在着太多难以让人满意之处。但如果它使你开始对王安石这个人物产生一点兴趣，我想她的基本目的也就部分达到了。……

内容概要

1978年生于辽宁，毕业于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就职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某单位。著名作家张宏杰的妹妹。1998年开始业余写作，笔触主要关注文学和历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要在尧、舜、禹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与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几个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们则有王安石。——梁启超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父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柏杨传统社会是不能容忍个性的。王安石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社会居然能生存下来，并且切实地推行了自己那离经叛道的变法主张，使这个陈陈相因的社会这样大面积地被惊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完全是他个性超乎寻常的强悍、自我竭尽全力的张扬所致。——张宏杰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义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义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需的基础精神。——高天流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才少年王安石这样的独特人物之出现自有其原因。首先，他看似平凡的家庭环境颇有特殊之处。他的父亲教育孩子也从不体罚，而是耐心地讲道理。这在中国家庭是非常少见的。平凡而又独特的家庭现在看来，王安石这样的独特人物之出现自有其原因。首先，他看似平凡的家庭环境颇有特殊之处。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江西临川军判官的衙门之内就已经是一派忙忙碌碌，临川军判官王益的妻子吴氏临盆了。生下的是一个结实的男孩子，皮肤异乎寻常地黑。王益二十七岁，母亲吴氏今年才刚刚十九，乃王益的续弦。第一个妻子留下两个男孩，早早去世了。这是吴氏的第一次生产，因此全家上下都非常紧张，好在孩子顺利地出生了，大家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王氏家族并非豪门大户，也不是名门贵族。在王安石出生之前，王家的家谱上找不到有名的人物。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个中层官员，一直在各地做知县、知州。王益很有魄力，所任之处，政绩大抵不差。他为官清廉，做了一辈子官，却不置田产，只靠有限的官俸维持家庭生活。由于没有田产，他每调任一处，就拖家带口，一起前往。王益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来王安石也在这个年龄登第），做了二十几年的地方官。他做官时对属下约束很严。和一般动不动就抡起板子打人的州县官吏不同，王益做官判案很少动刑，史载他“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他教育孩子也从不进行体罚，而是耐心地讲道理。这在中国家庭是非常少见的。小王安石一生下来就不缺玩伴，这就是过去大家庭的好处。王益前妻谢氏所生的安仁、安道这时已经成了大孩子了，他们对新出生的小弟弟非常照顾，安石刚刚会走，就成天跟在两个哥哥屁股后头。此后几年内，王安石的弟弟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和三个妹妹相继出生，王益官衙院子里一天比一天热闹，一群孩子整天在院子里过家家，玩各种各样自己编出来的游戏，打打闹闹叽叽叽喳喳。王益忙完了公事，有时也出来和孩子们玩一会儿。和一般家庭里的“父严母慈”不同，他对孩子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很少有疾颜厉色的时候，相反，吴氏对孩子管教得倒严厉一些。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王安石后来回忆说“（父亲）从没有发怒体罚孩子的情况。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和颜悦色地为我们讲做人为什么要孝悌仁义，讲历朝历代兴亡治乱的缘由，讲得很动听”。而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她识文断字，喜欢读书，知识颇为广博，而且做人有决断识大体。王安石的好朋友曾巩称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常人所不能及者”。吴氏是王益的继室，却对前房所生的安仁、安道关心照拂得胜过自己亲生，由此可见她的品质和为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王安石和兄弟姊妹们的个性都得到较为自然的发展。王益的七个儿子中有四个中了进士，这在整个宋朝乃至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三个女儿都读书能文，而且颇有诗名。王安石长妹长安县君诗名最著，名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流传至今。王益虽然为人果敢，颇有政绩，敢于打击大户豪族维护底层人民利益，但并不是热衷功名利禄的人。他为官一直有功成身退的思想，对仕途上的升迁腾达并不是十分在意。他做过这样一首诗：灵谷神仙宅，言归肆目新。山光远如画，秋色老于人。世事棋争劫，人心海变尘。功成思范蠡，湖上一闲身。应该说，他的这些特点在王安石身上或多或少有所体现。王安石步入仕途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汲汲求进，应该与此不无关系。王家在临川并没有待太长时间，王安石出生之后不久就开始随父亲宦游各地，足迹几乎遍及南中国。从江西临川到新干再到庐陵，他们走遍了大半个江西。九岁那年，他随父母到苍翠遍野的广东韶关，十二岁时又到山清水秀的四川新繁。十六岁去过首都开封，十七岁随父乘舟东下江宁。可以说，王安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不断的旅行中度过的。读万卷书的同时能行万里路，遍历名山大川，周览各地人情，体察各阶层人的生存状况，对王安石眼界的开阔，注重实际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天姿超迈《宋史•王安石传》对王安石一生基本是负面评价，可是对王安石的天赋，却无法否认。《王安石传》一开头就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王安石智力超群，记忆力出众，虽然九岁才启蒙，但学业进展得异常顺利。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四年才读到《尚书》，他不出两年就读到了。私塾里，老师对他实行特殊政策，给别人限定课程，对他则实行放任，允许他根据自己的兴趣扩大阅读范围。私塾老师不止一次当着王安石的面对王益说“此子断非池中物，迟早必成大器。”天才与刻苦是分不开的。王安石从小就对知识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由于家庭教育和天性的原因，王安石不是那种爱玩的孩子，他有着浓重的哲学性格。下课了，当别人急急忙忙跑出去荡秋千或者摔跤的时候，他还是静静的一个人坐在教室里，读书读得入了神。这个早慧的学生，经常让老师为难。因为他经常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老师头疼不已。然而老师是不会生他的气的，因为这个学生的文章出众，小小年纪就气概不凡，议论别开生面，让他击节不已。毕竟是初生牛犊，王安石也颇以自己的天才自负。展现在少年面前的世界是宽阔的，灿烂的，好像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愿望都能够实现。王安石贪婪地在书籍中咀嚼，日渐扩大的视野反而更加激起他的好奇心。历史上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伟人们那些激动人心的业绩，都让他心潮澎湃。少年的他凭空生出一股强烈的自信，只要他刻苦努力，以他的才能一定会做出一番超越古今的大事业，管仲乐毅不足自比，贤明如诸葛亮一生也有许多遗憾，即使是孔子孟子也是只能立言不能立行。小小年纪的他，充满豪气地希望自己能超越这些前贤，成为千古完人。也许只有王益家中那种宽松民主的气氛，才能培养出王安石这样锋芒烁烁的少年。登进士后，王安石做过一首《忆昨》诗，生动地描述自己那睥睨一世的少年意气：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墙盘盘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生，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大意是说，回忆少年时在风景如画的临川城内读书，红花绿树，黄蜂白蝶，围绕房前，少年王安石恃才自负，意气凌云，以伟人自许，丝毫也不顾忌别人的讥笑。觉得凭自己的诗赋博取功名应该易如反掌，即会践行孔孟之道，又不会像孔孟那样终生寒饥。一个孤傲不群的无所顾忌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这正是少年王安石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少年王安石确实是以天才自任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直觉经常盘旋在这个少年的心头。他的梦想是做名垂青史的伟人，但朝什么方向努力，他却还没有头绪。十五岁那年，岭南少数民族发动叛乱，西北的西夏也趁机大举攻宋，一时举国惶然。少年王安石心潮激荡，写下一首《闲居遣兴》：惨惨秋阳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愁消日月忘身计，静对溪山忆酒樽。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骄虏此时奔。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这首诗是他现存的最早的诗作。诗中说的是秋阳惨淡，绿树薄荫。他身居荒城高处的家中，小小年纪像一个老夫子一样闭门读书。但是边关的烽火和号角让他心旌动摇。他要去亲身抵御南下的干戈和东来的骄虏，以一身而任天下之安危。“少年心事当凌云”，王安石这时所想的已不再是用诗赋去博取功名，而是跃马扬鞭，建立武功。伤仲永少年时代的一件异事给了王安石一生的影响，那就是有名的“伤仲永”。方仲永的家就在他舅舅的村子。这个五岁的 “天才神童”被发现天资超常后，他那个粗鄙的父亲把他当成了生财之道，整天带着小仲永在乡里从这个大户家到那个大户家，表演“做诗”才能，却不让他及时入学，结果不出几年，这个“神童”就“泯然众人矣”了。王安石十三岁那年，在舅舅家见到了这位闻名已久的“神童”，那时，“神童”已经十二岁了，王安石出了个题目让他写诗，结果大失所望，远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出色，只不过是尚能文通字顺而已。又过了几年，王安石向舅舅打听方仲永的情况，得知此人现在已和村子里普通农民一样，忙着下地干活，侍鸡弄鸭，学会的那几个字早忘光了。这件事在王安石头脑中印象深刻。事实证明，没有什么真正的“天才”“天命”“天之安排”，上天是不会对一个人负责到底的。后天的努力要比先天的禀赋更重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忆昨》诗中他继续写道：丙子从亲赴京国，浮生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西月挽舟江上矶。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意思是说自他到江宁（今南京）之后，端居家中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男儿如果不及早确立明确的志向，待好年华流去，徒剩遗憾。于是谢绝庆吊俗事，也不再流连光景，而是闭门苦读。尽管自己才疏命贱，却以古代的圣贤自期。这是王安石十六岁的事。从那之后，王安石一连五年，在江宁家中闭门苦读，这个孤傲少年的毅力和才气是惊人的。“桃花石城坞，饷田三月时。柴门常自闭，花发少人知。”在这五年中，他主要靠自学，阅读了大量典籍。随着眼界越来越宽，加上他对自身才华特殊的自信和王家那种比较宽松自由的学习气氛，王安石渐渐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所谓 “离经叛道”，是指他越来越讨厌历代俗儒们对传统经典的庸俗化解释，越来越反感他们泥古不化，刻板教条眼界狭小。他在熟读儒家经典之外，用更大的心力去读被时人认为是“旁门邪说”的先秦诸子之说。正是在韩非、墨子、老子这些被排斥的历代大思想家那里，王安石发现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接受了这些智者营养丰富的精神遗产，他对当时腐儒“白首章句”“老于雕虫”的做法更加不屑一顾。他向天地万物求学问，“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而且还经常在出门时访问农家和市井之人，“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对一般儒者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佛经，他也认真去读。王安石走上了和当时大多数人迥异的治学之路，这正是时人大多随流俗而去，而只有他事业影响千载、文章流传百世的原因之一。在儒家圣贤中，他最为景仰的是孟子。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是孟子和他一样，都有百折不回的坚毅性格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惊天大勇。孟子的两句名言，成了王安石一生的指南，那就是“自反而不缩，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真正有勇气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复思考之后觉得自己是错的，那么即使对方是乡野村夫，我也要认错；反复思考之后确信自己是对的，那么即使对方是千万人，我也要昂然前进，毫不退缩。这种有点书生气的执著贯穿了王安石的一生。在学习上，他的执著更是突出，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一时想不明白，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而是会昼夜苦思，一定要有个眉目才罢手。如果时光回转一千年，来到当时的江宁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学生气很重的青年，埋首于狭窄的书斋中，孜孜不倦，一读就是通宵达旦。经常是头忘了梳，脸忘了洗，衣服脏了也不知道换。有时候，拿一本书，走到院中，因什么问题想得出神，母亲从面前走过也浑然不觉，直到母亲喊他才反应过来。第二章 进士及第王安石刚刚入仕，满心期望能有所作为。到了任上，却大失所望。原来，“淮南签判”的职责不过是做些收收发发整理文件的工作。一天的工作一个时辰就完了，剩下的时间都是空闲。其实，像王安石这样的职务在当时还不算是清闲的。有许多官员平时根本不用上班，一样拿俸禄。这就是困扰北宋政府的冗官现象。入都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王安石十九岁，父亲王益病逝于江宁，年仅四十九岁。王益的死对王家的打击是巨大的。王益一生为官清廉，不治产业，江宁知府的官俸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一去世，王家立刻陷入了贫困当中。举家从此只好遣散仆人，节衣缩食，靠手头不多的积蓄艰苦度日。王安石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贫困的滋味。虽然以他素来的志向，并不以物质享受为念，但数日不知肉味毕竟让一贯衣食无忧的他不太习惯。和鲜衣怒马的同学朋友们比起来，他深切体会到自己本属寒门素族。他在同母兄弟中居长，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同时，王益与王安石父子关系相当亲密，父亲的死在王安石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冲击，安石一度悲痛欲绝，深感人生无常，他对佛学的兴趣就开始于此时。在《忆昨》诗中他写道：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精神游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息。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大意是说，苍天突然降祸于我家，父亲去世了我们依靠谁呢？突然的打击使我精神恍惚，母亲和兄长呜呜哭泣着相守，整整三年我们在贫困中度日。王益的死给王安石的另一个影响，是耽误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本来，以王安石的学力和才华，是很有希望早一点北上应试博取科名。但这时只能等三年孝满才能入都了。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离开江宁北上，入京应试。这次北上经历，在王安石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路过淮河的时候，正值淮河水灾。洪水淹了沿河四府十二县。由于道路不通，王安石和家仆只好沿灾区边缘绕道而行，一路所见尽成水乡泽国。平原之上，大片大片的农田被淹在水里，刚刚灌浆的稻子浸在水底，成批成批的死去。经常能看到整个整个的村庄被洪水包围，许多农居都被水泡塌了，委弃在水里。逃难的农民成排地站在路上，向过往的行人讨要食物。无人收拾的尸体一天要见到好几具。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施粥棚，没见到其他的救助活动。王安石不禁深为骇异。据他所知，大宋非常重视荒政，历代以来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救灾措施。在各地都设有常平仓和广惠仓，用来储存粮食，供灾荒时使用。可是沿途他并没有见到赈济机构。他向一个老农打听，老农一脸无奈：“各县的常平仓和广惠仓都是空的，哪里拿得出粮食来！里边的粮食早叫那些贪官们卖给粮商了，得了钱都进了老爷们的私库了！”“这些贪官污吏胆子太大了！这可直接关系老百姓的性命呀！怎么没人告发他们，难道他们不怕丢官罢职被绳之以法吗？”老农用惊异的眼光瞥了王安石一眼，一脸的不屑：“这话也就你这样读书的小相公能说得出来。我们小民能告倒官家吗？我们向谁告？知县得了钱，倒有一多半是送了知府！”王安石默然了。半晌又问：“那你们怎么办？也不能这样等死呀？”“再挨些日子就好了，过些天，官家该来征兵了。等几个孩子当了兵，留给我几两饷银，这个冬就可以过去了。”过了几天，快走出灾区的时候，他们果然见到了路上设的征兵处。征兵的绿旗高高悬挂，下面几乎像集市一样人头攒动。几千名衣衫褴褛的饥民聚集在这里，希望能到军队中去混碗饭吃。这个队伍中不仅有健康的青壮年，还有四五十岁无处可去的中年人，甚至瘸子侏儒也混迹其中。而这样的人竟也有被录用的，简直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到灾区招兵，是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太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安抚饥民，又可以增加兵员，实在是一举两得。太祖对自己的这一措施是颇为得意的，他曾说：“吾家之事，唯养兵为百代之利。如此，则凶年无叛民矣。”太祖没有想到，军队数量的增加并不等于战斗力的增加。随着北方辽国的强大和西面西夏的崛起，宋朝历代皇帝都大举扩军，以增加武备。一遇灾荒，为了维持社会安定，更是放手招兵。太祖开国之初，全国兵力不过二十万。如今全国军人已达九十万了，每年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供给军队，可是北宋的军队战斗力却似乎每况愈下。立国之初，北宋尚能以二十万军队主动向辽国发动进攻。而现在拥有百万之兵，却每年都要向北辽和西夏送去大批财物，买来一个勉强的和平。这真是每个大宋子民的耻辱！前些年，西夏军队入侵河湟地带，二万西夏兵杀得宋朝十五万大军一溃数十里，少年王安石当时便大惑不解。现在他多少有点明白原因了。朝廷这样滥招兵力，看起来主要并不是为了国防，因为现在的军队已经过于庞大了。招兵只不过是维持社会稳定，防止饥民叛乱的权宜之计。可是招了之后，国家就要长期供养，养兵之费还不是同样出自对百姓的穷征暴敛！现在据说朝廷经常入不敷出，只好增加苛捐杂税，如此治民只能更加民不聊生。可是政府好像从来没直面过这样的问题，一遇饥荒就沿用这样荒唐的办法拖延矛盾，如此下去，只能使矛盾越积越深，早晚有一天会破坏性地爆发。想到这里，王安石不觉叹了一口气。过了淮河，旅程变得顺利起来，一路上翠野弥望，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间辛劳。望着他们被汗水湿透的衣背，王安石深有触动。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也就是说，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如果风调雨顺，全家辛劳，农民才可以维持温饱。否则，就会衣食不周。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大宋朝农民的境况和孟子时代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普天之下，能开垦的土地几乎都开垦了，可是人口不知比战国时增加了多少倍。所以在好年景，老百姓辛苦一年所得，也不过是衣食饱暖。一旦发生水旱兵荒，就难免流离失所。难道这就是那些饱读诗书的衮衮诸公遵循圣贤之道治理天下的结果吗？王安石不禁想到，这次进京取中的希望能有多少？自己将来如果有一天能为君所用，要拿出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致君尧舜上”呢？说实在的，年轻气盛的王安石对于科举取士的方式颇不以为然。靠死背圣人之言，靠写诗词歌赋选取人才，选出来的怎能是真才实学之士？可这荒唐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了，你要想为君所用，想救世济民，就必须得用这块敲门砖。有多少人为了中第，困窘终身。但愿他能一次敲开仕进之门，不要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大好时光！十月中旬，王安石抵达东京。虽然他待过的江宁也是东南大城市，一入东京，他还是为这座大都市的繁华而惊讶了。还没到城门，往城外汴河码头取送货物的马车就已经挤满了道路。一进城门，各种商店酒楼的招牌旗旌立刻让人眼花缭乱了，可并排通行五辆马车的天宁市街人潮汹涌，车水马龙。叫卖声、车马声、酒楼里的丝竹声一下塞满了耳朵。一路走过去，纸札铺、衣服铺、铁器铺、花店、药店、腰带店、玉器店一个挨着一个，看样子生意都很红火。走过这条长长的大街，前面是一个 “人市”，也就是今天的人力市场。在这片街的每个路口，都团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匠、挑夫、砖瓦工、漆工，还有一些中年妇女也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王安石不禁有些奇怪，妇女在大街上抛头露面，这可是江宁没有的风景。向路人打听，才知道这些人是“女侩”，也就是专门的女工经纪人，谁家里需要雇保姆、妈奶之类的女工，可以到这里来找她们。过了人市，又走了一段路，只见前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好像在看什么。走近了才知道，这里原来是食市。讲评书的、演杂技的、相扑的都在这里摆场子，引得逛市场的人驻足观看。周围卖饼的、卖肉食的、卖茶汤的到处都是。在市场边上还有一大片空地被围了起来，原来是潜火铺在演习。所谓潜火铺就是消防部队。由于京城店铺众多，火灾时有发生，所以每个城区都有一个潜火铺。每铺二百零六人，有水军队、搭材队、巡检队等分工。今天是搭材队正在练习搭架子，架子已经搭到了几层楼高，引得许多市民在这里围观。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名都！好像天下的财物，都聚集到了这里。而这些商贩百工为了生计，似乎把所有赚钱的门路都想到了。在东京街上走一趟，你会产生这样的印像：这里没有你买不到的货物，也没有你得不到的服务。只要你有需要，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专门满足这种需要的行业。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代，在东京城周围，有专门为供应城市而建的菜田、果园、饲养场，城东的汴河码头上，大商人从全国各地贩来各种各样的货物，城内的各种作坊里，从家常日用到奇巧的玩具应有尽有。商业性农业、手工业生产乃至说书卖唱竞技比赛等文化产业都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大多自发地成立行会以调节产量与价格，这些是今天的读者所难于想象的，更让当日初入京城的王安石感慨不已。看来只要有利益刺激，人能创造的东西远远多于衣食两项。同样的百姓，在穷乡僻壤中每年只能守着几亩薄田，勉强温饱；在这里却可以从事多种行业，每年所得，是前者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衣食之外，可以邀朋引伴去酒楼品茶听曲，可以享受天下各地的奇珍特产。天下财富并不是一成不变，如果朝廷能采取主动措施创造条件，适当引导，让百姓们都发挥自己的潜力，是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的。财富增加了，国家的税赋也就相应增加了，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赈济灾民，可以增加军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抵抗外侮，大宋的困境不就可以摆脱了吗？王安石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激动起来了。背景：大宋王朝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篇传记的时代背景：大宋王朝。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宋代是前承汉唐，后启明清的转折时期，终大宋一朝，外患内忧相伴始终。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个中原王朝在绵延了320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曾一统江山者，唯有宋朝。宋王朝文化非常发达，但国力却异常衰弱，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宋朝历代皇帝的“家法”。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防止别人效仿他也来个陈桥兵变，他创造了一整套重建集权统治秩序的措施，在整个宋代被称为“祖宗之法”，两宋的历朝帝王，大抵被要求恪守这一家法，使宋代成为有别于汉唐的转折时期。研究历史的人，过去大都认定唐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高峰，对宋代的历史评估，则肯定其“文治之盛”，“风物恬熙”，哀叹其“国势之弱”，“被征服于人”，从而认为唐宋两代“乃强弱之枢机，盛衰之际限”。这样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然而，宋代的经济发达水平，文化繁荣程度，政治制度的规范与完备等等，都是明显高于前朝的。自唐至宋的历史转化体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文明体制的转换，而不能简单地定论为“走下坡路”。宋代的经济繁荣与开国诸君的发展政策分不开。纷争与战乱的治理，内忧外患的防范，都要求宋代开国之君在经济策略上下大气力，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来维持庞大的帝国生存的需要。宋初君王十分注意发展生产，积极劝课农桑、鼓励垦殖和增加人口。宋太祖连下诏书，鼓励民间植树和垦荒，对有成就者奖赏，伐桑荒地者论罪。宋太宗下令在地方各县设“农师”，由懂得生产技术的人担任，负责指导农民种田。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宋代农业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在土地制度方面，宋初制定“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政策。宋君认为，“富者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就使贫富变迁可能靠个人努力来实现。“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钱”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便使超经济强制渐趋削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商品经济方面，宋政府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管理和调控。宋太祖曾下令明立“商税则例”，并且公布于众，不许官吏擅自增税。宋太宗也不断重申政府的商业政策。政府还制定不许勒索刁难商贾、严格市场管理、统一度量衡器、保护私人财产等等政策法规。这些办法后来在执行中虽有变化，但最初奠基者的初衷的确是要促使经济发达。积极的经济策略，确实促使宋代经济有所发展。唐代一般亩产粟二石左右，宋代则达米二三石，发达的明州地区每亩产谷可达六七石。垦田面积增长，耕作技术进步，水利事业发达，农产品商品化和专业化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空前高涨，促进了全社会的经济繁荣。当时汴京人口达到约一百五十万，在中世纪城市中是无与伦比的。城市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以往的“坊市”制度（即按时间、区域和行业进行贸易），贸易更为开放，商品市场有了划时代发展。十世纪末，在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它标志着宋初商品经济的发达，为货币史写下新的一页。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复兴，宋初政府实行“重文”政策。士人受到礼遇尊重，知识文化得到弘扬发展。太祖皇帝曾立下誓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这对于宋代的文化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宋代的文化复兴，突出地表现为儒、释、道三教合流，奠定了理学形成的思想基础。不同学派的并存与诘难，书院中各家学说的弘扬与争辩，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理学逐渐成为此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空前繁荣。一代文豪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几乎同时登上宋朝文坛。成熟于北宋时代的宋词，或婉约清新如柳永，或磅礴磊落如苏轼，或壮怀激烈如辛稼轩，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然而，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同时，宋代的军事却空前衰落，中原大国在外夷面前步步退缩，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赵匡胤是靠着兵变而立国的“马上天子”，鉴于唐末以来整整两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赵宋王朝建国伊始重建新体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止分裂、战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宋太祖登基后的第二年（961年），他在戎马倥偬时，就已考虑怎样建立稳固的基业。一天，宋太祖召见辅弼大臣赵普，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为什么？”又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天下兵事，建国家长久之计？”赵普不愧是一位颇有深谋远虑的大臣，他对这些问题早已有所准备。皇帝问完话，他立即回答道：“陛下问及这些，真可谓天地人神之福啊！前朝造成分裂战乱局面的原因不是别的，关键是方镇（指藩镇武将）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要想治理那些拥兵自重的武将，防止他们为患，只需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也就安定了。”赵普的话还没讲完，宋太祖就连连说：“卿不必再说，朕全明白了。”兵权是政权赖以存亡的关键。宋太祖稳定统治的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具体措施是从建隆二年（961年）开始的。这年春天，宋太祖下令把统率精兵——禁军的殿前都点检慕容延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成德军节度使。从此后，宋的禁军就由皇帝直接统率了。接着皇帝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三年一换。地方官不仅由中央委派，而且直接向中央负责，不再受节度使节制，这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当年七月初九，宋太祖宴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拥有重兵而又功劳卓著的大将。宴席之中，宋太祖劝他们辞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买歌儿舞女，天天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约为婚姻，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太祖的话虽然娓娓道来，关怀亲切，却内含警诫、开导、威胁，由不得众大将再有他想。次日，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赵彦徽等将军先后上表，要求解除军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至此，宋太祖牢牢地控制了兵权，除去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解除了权臣的兵权，宋太祖和宋太宗仍然不放心。宋太宗曾经说过：“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些话里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对外即使打败了也不过是割地赔款，到底儿皇帝还有得做；要是闹起内患来，那么有朝一日失掉了皇位，想做个平头百姓也不可能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北宋皇帝在禁军中实行经常调动军事首领的办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样，带兵的将领就失去了拥兵自重、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既要防止叛乱，又要保持军力，宋代皇帝只好增加军队数量，在军备方面开支浩大。宋政府运用大量人力、物力供养和增置军队，但宋军之弱前所未有。史书上记载其步兵站不成列，骑兵上不去马，更有甚者“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其原因主要在于将不传兵，兵不识将，训练无素，指挥无方。“赏重于罚，威不逮恩”的传统，既耗费了无数钱财，又滋长了兵士的骄惰，加上军事体制的不合理，北宋朝廷规定将领在前线必须按照皇帝事先定好的战图作战，不得随机应变，因而北宋军队在对辽夏战争中经常大败而归。真宗景德年间，辽军大举入侵，兵临开封城下。宋廷一片惊慌，真宗不知所措，此时竟有人主张迁都成都，一走了之。幸亏有寇准力排众议，逼真宗督师，才遏制了辽人的攻势，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甘心示弱，以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代价，换得了一个苟安的局面。宋朝在这次战争中损失的绝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丧失了民心，暴露了国家的软弱无能，给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更多的可乘之机。果然，辽人得寸进尺，不断要求宋朝增加岁币，宋朝只好一次次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西北的党项人乘宋朝虚弱，也成立了西夏国，和宋朝战争不断，宋朝也是胜少负多，只好也屈辱求和，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才换来西北边境暂时的安宁。文强武弱，是王安石时代大宋王朝的显著特征。结识曾巩王安石投宿的庆远客栈里，住的大多都是举子。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客栈生意最红火的季节，从全国各地千里迢迢赶来的举子聚集一地，为自己的一生前途做关键一搏。整个庆远客栈里到处都是南腔北调的喧闹，有的在夸张地寒暄，有的旁若无人地大声读书，也有的已经找到同好，聚在一起稀里哗啦地打起了牌。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王安石想：“这些人里面应该有些许人中龙凤吧！毕竟，他们都是读书人中的精英人物。”这次来京，在王安石心中还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交几个值得交的朋友。到目前为止，除了自己的兄弟之外，王安石还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投合的朋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潜心于学，交游不多；另一方面也是他择友的标准很严，对俗流之人看不起，所以能够倾心相结的人很少。而在中国士人中，寻找志同道合的好友，以相互激励相互切磋，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在早年的一篇文章里，王安石说：“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从二兄入学为诸生。常感古人汲汲于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于涂之人而已邪？为此忧惧。”人生无知己，落落竟何如。他多么希望能在这次天下士人的聚会中找到一个出类拔萃的朋友，相游相伴研讨圣人之学呀。所以对于这些举子，他特别注意观察，看看其中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奇伟之士。那一天，王安石正在自己的房内温习制艺，门外一个江西口音的说话者吸引了他的注意：“国朝积弊之深，已有积重难返之势了。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缺少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之才，以大气魄，引导天下人心，起衰振敝，励精图治。我倒是希望我们这科里能选出一两个真正的济世之才！”说话者的声调不高，语气平和，但声音里却有一种特别的沉毅坚定，让人不能不注意。这个人也许是个真正有些见地的人！王安石想。再想听他说些什么，只听足音橐橐，此人和另外一个人进了隔壁的房间。王安石有些读不下去了。他颇想结识这个人，可是怎么才能办到呢？他想等这个人出来时上去打个招呼，可是半天也不见动静。行大事不避小让，干脆，我进去自荐算了！站起身来他又有一丝犹豫，毕竟这样有点太唐突了。可他立刻把这点犹豫压制下去了，毅然走了出来。自从十六岁那年立志苦学以来，也许是为了克服自己天性中的软弱，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只要是决定了的事，不管成功与否，一定要做。如果对方真的是君子，是不会挑剔这些小节的。他这样鼓励自己。敲开对方的门，他在一片诧异的目光中找到了那个人。只见他也是二十多岁，面庞消瘦，目光炯炯。王安石朝屋里的人行了一揖：“在下江宁王安石，刚才在房里听见这位兄长的高言雅论，深刻犀利，颇觉契合吾心。因此唐突而入，想识兄一面。”那人缓缓地站起身来，满面含笑地说：“在下曾巩，今天来这里看望同乡，不意能认识王君，幸会！”寒暄过后，王安石得知曾巩是江西南丰人，字子固，与自己家乡不远。叙过坐下，王安石立刻切入正题：“刚刚听兄长议论天下乏才，我深有同感。如今天下能真正以圣贤自期的士人为数不多，大多数人十年寒窗不过是为了博得一个功名，作为得官食禄的资本。一旦做了官，整天想的就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已。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能有几个！所以朝廷治国行政的大略，没有人认真研讨，举朝上下，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听任堂堂大宋，与辽国数十战，屡战屡败。真宗年间，辽军大举入侵，举朝上下惊惶失措，竟有人主张迁都成都，举中原与人，一走了之。幸亏寇准力排众议，逼真宗到澶州督师，才勉强挡住辽军南下，而最后结果也不过是订了 ‘澶渊之盟’，大宋甘心示弱，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而且还要与夷狄之国称兄道弟。这真是有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凡有血气者莫不切齿。可是订了条约之后，朝廷上下居然一片欢天喜地，认为逃过了一大劫！更可气的是在此之后，也没有人痛定思痛，提出什么增强国力抵御外侮的办法，大家熙熙然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依旧歌舞升平如故！当年我父亲每次向我讲起这件事，都扼腕长叹。今天听了兄的议论，觉得兄长确实一言中的，大宋天下虽然目前无事，但危机重重。非英雄豪杰出现，不能遏此颓势。”曾巩注视着神情激动的王安石：“王君所言极是。现在像王君这样关心国事的读书人不太多了。不过有一个消息不知你听到没有，原来和辽国议定的条约又要有变化！”王安石睁大了眼睛：“是吗？”“辽国前几天派来使臣，要我朝割让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他们说那本是他们的故地，是被前周世宗从他们手中抢去的！”“这不分明是讹诈吗？燕云十六州都被他们占了，还说十六州以南的土地是他们的故地！朝廷对此事是什么态度？”“朝廷已派富弼丞相出使辽国了，什么结果还不知道呢。”“唉，这就是举朝上下不思进取、因循苟且的后果，这就是圣人之学不明于今世的后果。”谈到大宋国势的衰落，谈到士人没有士节，两人越谈越投机。转眼天黑下来了，曾巩提出要看看王安石的文章。一番客气之后，他们来到王安石的房间。随俗从时，众人也；独持己见，君子也。独持己见，非刚愎也，因己所见乃圣人之道也。夫君子处穷困之中，不肯屈己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一旦为君所用，则澄清天下，变时从道，易如反手也……曾巩看着看着，不禁读出了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响亮。“介甫！真乃千古雄文！气势逼人！再拿一篇我看！”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此文情理互见，虚实相生，节奏鲜明，简洁自然，在修辞上固然是一流。更主要的是这篇文章显示出来的见识，断非凡俗之辈能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就是个有大气魄的济世之才！介甫你不要过谦，我是不轻易许人的，我们交往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几篇文章我拿去看看行不行？我想推荐给欧阳先生。”王安石有点惊讶：“你是说文坛泰斗欧阳修先生吗？我的东西好像不好污他的法眼吧？”“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给我吧！欧阳先生非常乐于汲引后进，我与他原本素不相识，只是久仰他的大名，此次来京就贸然前去拜访。没想到欧阳先生非常热情，看了我的文章之后，讲了好多鼓励的话，还认真地提了好多意见，长者之风，让人可感可佩！我觉得欧阳先生一定会赏识你的文章。”曾巩走了之后好久，王安石还不能平静下来。看来此人确有真才实学，如果能和此人成为朋友，定是终生之幸。几天之后，曾巩又来了。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对王安石说：“介甫，欧阳先生非常欣赏你的文章！”王安石不禁也大喜过望。欧阳修是当今天下众望所归的文坛泰斗，被天下文学之士奉为宗主，开一代新风。目前又在朝廷担任要职，乐于汲引后进、推荐人才是举世皆知的。得到他的肯定，确实让人大喜过望。“欧公是怎么说的？”“欧公看到你的文章，一读之下，激动不已。他当即把你的东西留下来，说要细细阅读。今天我去时，他正在澄心堂纸上写你的文章呢！我问他为什么写，他说如此美文，书写在澄心堂纸上实在是一种享受呀！”王安石不禁兴奋得脸发红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欧阳修竟然会对他的文章如此赏识。曾巩接着说：“欧公说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这样的文字不被天下人所识，是吾徒之耻也！所以他准备把你的文章编进他编写的《文林》里，传布天下呢！”王安石说：“世说欧阳公乐于奖掖后进，今日才知道此言不虚。只是安石的文章实在不值得欧公如此揄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去拜会他老人家，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曾巩说：“介甫不要急，欧公已经想到这一层了。只是由于马上就要举行考试，欧公和主考官又有师生之谊，此时去也许影响不好。欧公说了，等成绩公布之后，请你立刻去他府上！”“太好了。子固，今天就住在我这里吧，我要与你秉烛长谈！”“我们想到一块去了！”两人相对大笑。原本是状元欧阳修果然一言九鼎。他的褒扬传出去之后，王安石立刻名满京城了。他的作品开始被人们传抄，很多举子也慕名前来想和他结识。王安石从一个普通举子一下子成了小小名人。虽然从小在地方上就有文名，可是名动京师还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一开始的兴奋过去之后，他立刻就批评自己没有定力。大丈夫当以圣贤之心为心，一点点虚名算得了什么。他强迫自己收下心来，认真准备考试。文章与命运并不同步，虽然文名已起，可并不能保证你就能高中，多少文学之士一直考到白头也不能中第呀。庆历二年（1042年）初，举子入闱。王安石三场下来，自觉还算发挥了水平。高兴之余，他写诗一首，表达了对科举的感受：少年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颇自轻。圣世选才终用赋，白头从来试诸生。王安石这科是庆历二年三月发的榜。虽然对自己的考卷还算满意，王安石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毕竟在考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主考官不喜欢自己的文风，或者正好批到自己的卷子时主考官疲倦麻木，草草一眼就掷到一边了，他就只好等到下一科再来一试了。自己的卷子的一开头可是略显平平呀。如果是这样，失望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是对自己期望甚高的母亲和兄弟们呀。就像历科考试一样，发榜前都会出现种种传闻。这些传闻出自何方没人知道，不过往往惊人的准确。就在发榜前两天，王安石听到有举子告诉他，他极有可能高中本科状元。在送给仁宗皇帝御览的卷子中，据说王安石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仁宗首肯，那么王安石就是一甲第一名进士了！这可是真正光宗耀祖的事，王安石再有定力，也不觉有一些激动了。不过这毕竟只是传闻，王安石宁愿不信。发榜那天，王安石没有去，他派自己的书童去看。倒不是害怕自己考不中，而是不愿和那些赌徒一样的人到榜前去挤。书童的脚步声出现在门口。王安石站住了。他不想让书童看见他焦急的样子。“咣”的一声，门被推开了，书童兴奋地跑了进来。“相公！你中了第四名进士！”第四名？连三甲都没进。看来不是传闻不确，就是皇帝不太喜欢自己的文章。当今皇帝出名的仁柔，对于他矫健刚硬的文笔不欣赏也不出意外。再说，以诗赋取士的今天，中了状元也说明不了什么，自己又何必失落呢？不论如何，自己算是可以扔下这块敲门砖，从今以后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了。同时他也给了家庭一个满意的交代。在《忆昨》诗中他这样回忆这段经历：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意思是说，到了科举考试的日子，他从江宁入京师，中矩中规地写了几篇词赋，换来了仕途前程，安慰了母亲的心情。王安石又问书童：“曾子固中了没有？”书童回答：“好像是没中吧，我在上面找了半天，也没见到他的名字。不过也许我看漏了也不一定。”王安石急忙穿好衣服，来到曾巩住的客栈。一进门，就觉得气氛有些压抑。原来，曾巩果然落第了。王安石急忙安慰曾巩：“以一场定胜负，这种取试之法本来就不合理。连你都没有中，更可见衡文先生们的水平了。子固不必过于在意，一个人不会总是运气不好，三年之后，你肯定会中！”曾巩洒然一笑：“介甫一片心意我领了，不过三年一试，落榜了怎么看也是有些心气难平。罢了，不谈我了，你知道吗，原来你是第一名。”曾巩讲了从欧阳修那听来的消息，原来在进呈御览的时候，王安石的卷子确实被排在了第一名。但仁宗皇帝览读之下，不喜其文风刚硬，而且其中“孺子其朋”一句，让他颇为不悦，因而御笔定为第四名。“皇帝的宽仁温厚历代所无，因此不喜你的文风也是情理之中。你千万不要失望，天下读书人大多还是喜欢你的文章的！”曾巩恳切地安慰道。王安石望着朋友恳挚的面容，不禁深为感动，自己落第了，却还这样关心别人，真是少见。王安石笑笑说：“君实不必这样安慰我。并非我矫情，我对没中状元确实没有丝毫失落。中了状元，其实并不足喜；未中状元，自然也就不成其为忧了。国朝历科数十个状元，最后真正出色泽被于世的又有几个呢？”曾巩也笑了：“介甫此言确实明白，看来是我多虑了。对了，还有一个新闻，出使北辽的富相国回来了。”“是吗？”王安石急忙问：“结果如何？答应辽国的条件了吗？”曾巩摇了摇头：“条件没答应，但是和答应了也差不多。富相国在辽国迁留一个多月，苦苦谈判，最后答应每年再多给辽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啊？这也太过分了！这个先例一开，以后岂不是辽国想要什么，陈兵塞上一吓唬，就能要什么了吗？”“谁说不是。可是这样，朝廷还是非常满意！仁宗皇帝说富相国立了大功，可与当年的寇准相比，给富相国加了一级爵位。满朝文武的心这回又安下来，又可以平平安安地享太平了！”拜会欧阳修曾巩所言确实如此。和平的消息传开，加上进士榜开，整个东京沉浸在了一片喜悦的气氛中。战争的阴云一扫而去，整个城市都为这些高中的举子庆祝，那些更多的落第者似乎被人遗忘了。王安石和众进士一起，到各处谢恩，举行各种宴会，拜谒朝廷名公巨卿，忙了足有半个月。王安石气质超迈，神情严肃，在众进士中特别显眼。他出色的文才和状元得而复失的经历，更加让大家对他加以注意。因此，许多名卿大老对他特别加以青目。和众进士到丞相富弼家谢恩过后，富弼单独把他留了下来，说了许多揄扬的话。还恳切地留他晚宴。在席上，富弼对王安石说：“介甫，我虚长你几岁，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但愿你不觉得冒犯。你有这样的才华，又早中科第，执政中枢是迟早的事。不过你既然行高于众，难免就有落落寡合之处。为政之日，这些可是大忌。我愿你能修炼气质，早成大器。送你一句话吧：‘能容于物，物亦容矣。’交浅言深，但愿能于你有益而已。”回来之后，王安石把富弼的话讲给曾巩，并且说：“富公此言固是，不过我却觉得朝廷几十年来因循苟且，正是因为没有落落寡合之人”。曾巩说：“富公自是一番好意。现在不止是他，大部分公卿都认为你志行高洁，将来必有大用。富公为人虽过于和平了些，不过此言也并非全无可取，你的气质却也是太刚了些。”王安石默然不语。第二天，王安石在曾巩的陪同下，拜会了欧阳修。作为文坛宗主，欧阳修果然让人如沐春风。这次会面是十分欢洽的。在晚宴上，欧阳修即席赋诗一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何流连。意思是把王安石比作李白和韩愈，盛赞他人品高尚，才华无人能比。并且说期待这次见面已经很长时间，终于相逢，快慰之至。王安石当即回赠一首：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坐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这是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学得孟子学说的真义，为天下造福。又说自己才能平庸，本不该承蒙欧公赐赠佳作，因为这样会使自己获得虚名。在一系列的拜会之后，朝廷的任命终于下来了。王安石被任为“淮南签判”，任职地在扬州。告别了曾巩等朋友，他即日乘舟南下，开始了地方官生涯。无聊的首任王安石刚刚入仕，满心期望能有所作为。到了任上，却大失所望。原来，“淮南签判”的职责就是为淮南知州韩琦做幕僚，具体不过是做些收收发发整理文件的工作。一天的工作一个时辰就完了，剩下的时间都是空闲。其实，像王安石这样的职务在当时还不算是清闲的。有许多官员平时根本不用上班，一样拿俸禄。这就是困扰北宋政府的冗官现象。宋代的政治体制已经比较规范，官衙设置也日趋完备，科举制度促进了官员素质和文化水准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分裂擅权而施行的一系列分化事权、互相牵制的措施，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也窒息了官员的奋发热情，而助长了因循苟且、人浮于事、互相推诿的官僚作风。优厚的经济待遇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使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员们，一方面感恩报国，“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却因专制制度和制衡策略而很难实践其宏图抱负。唯唯诺诺，敷衍行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风气，体现了官僚政治压抑人才的必然弊端。“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用优厚的生活待遇养起来大批大臣。以后，官阶和待遇就成了朝廷恩赐大臣的一种方式。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只拿钱不做任何事的官员。北宋诸君多以宽仁自尚，这样的官员就越来越多，许多人成了只挂名不做事的闲散官员，甚至出现了官员本身记不清自己的正式官名和搞不清该在哪个衙门办公的笑话来。此外，宋朝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也比前代大为增加。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取士仅二百零五人，而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科举得官者就近一万人。所有这些，都使得宋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宋朝给官员的俸禄特别优厚，名目繁多，有俸钱、禄粟、职钱、元随、茶、酒、厨料、薪炭、盐及马料等，真是像赵翼所说： “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这样，北宋朝廷就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这也是大宋朝廷头痛的事之一。“养官”以安内的政治需要，使宋初官僚机构的膨胀与官员人数的增加，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包拯曾说从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到宋仁宗皇佑年间的四五十年内，官员总额从九千七百多员扩大到一万七千三百余员，这还不包括待安置的官员在内。有人计算从宋初到仁宗时代，官员增加了五倍之多！史料记载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皇帝下令“减天下冗吏一万九千五百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这种“纡朱满路、袭紫成林”的“冗官”压力，势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需求。宋廷在压力之下已经摇摇晃晃，难以自持了。可是，“祖宗之法”的“养官”政策，却被后人变形地发展着。到仁宗时代，大行赏赐，动以万计。从皇帝开始，奢侈之风大盛，改变了开国之时，宋君“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的好传统。皇室的靡侈挥霍、燕宴赏赐，郊祀兴造，“肇荒淫之基、发奢泰之端”；群臣“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加深了“冗费”的时弊。优厚的待遇，本该使官吏们知足勤勉、克己奉公，而事实上奢侈之风日渐，“高薪养贪”。他们贪取无度，仕风日坏，造成吏治与费用的恶性循环。没有事做，王安石只好收起雄心，专心读书。那时的许多读书人一入仕途，读书的任务即已完成，就开始诗酒笙歌，放任自己了。王安石却很少参加府里其他幕僚们的宴饮，大多数时间依旧力学不已，显得有点不合群。这时的读书没有了应试的任务，完全是兴趣所在，所以读起来兴致盎然，往往通宵达旦。第二天快天亮时略睡一会，时辰已到，匆匆擦一把脸就去上班。王安石平日对自己的衣着就不太在意，经常穿得比较邋遢。有几次，读得太晚了，第二天起不来，脸也来不及擦，衣服带子胡乱系着就去上班。好几次都被知州韩琦撞上。韩琦对这个第四名进士本来颇有好感，现在也不禁有些生气了，有一次索性就叫住王安石教训了一顿：“介甫，你正年少，有时间的话不妨多读读书，这样放逸自己太可惜了！”王安石知道韩琦是以为自己夜里和同僚们喝酒赌博了，不禁有些气闷。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只好一笑了之了。韩琦也是当朝名臣，曾作过多年丞相，早有官声。他是仁宗天圣年间的进士，在当谏官时，一次弹劾了宰相和副宰相四人，一时名动天下。前几年曾和范仲淹共同为相，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自己请求到淮南任知州。他原也是个毅然有为的人，只是现在从政失意，有些心灰意冷，而且平日做高官惯了，对下属难免有些轻慢，恰巧王安石自尊心比较强，因此两个人相处得并不很亲密。庆历三年（1043年），王安石二十三岁。这一年他请假回家，一为省亲，一为成亲。同那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妻子是王安石母亲的亲戚，姓吴，当年十九岁。王安石是个讲究礼法的人，婚礼如仪，婚后的感情和谐而平淡。王安石谨守当时的道德规范，于女色无所用心，终生未娶妾，也终生没有写过一首关于妻子或其他关于男女感情的诗。吴氏为人比较拘谨，个性不强，因此与王安石倒颇合得来。只有一点，王安石“性不修饰”，读起书来经常脸不洗，头不梳，一件衣服穿上去没有人提醒就不会换下来，而吴氏却素性好洁成癖，因此两人经常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好在问题不大，最后多是以“拗相公”王安石强词夺理成功而结束。结婚第二年，王安石得了一子，取名王雱。王雱从小就很聪明。一次，王安石家里来了位客人，指着园子里的两只动物，故意逗小王雱：“哪只是獐，哪只是鹿？”小王雱从未见过这两种动物，却灵机一动，脱口而出：“獐旁是鹿，鹿旁是獐！”客人对这个机敏的答案赞赏不已。唯一的儿子如此聪明可爱，王安石寄予厚望。王雱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仅弱冠时，就已“著书数万言”。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声誉鹊起，是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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