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为家

作者简介

为纪念当代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我们邀请海内外数十位考古、文史领域的家学者及其亲友撰文，编辑了这本追念文集，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并彰显他的业绩。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张光直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书籍目录

一 悼念张光直

二 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

三 往事追忆

四 三秋风雨祭光直

五 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

六 怀念我的朋友张光直

七 漫天风雪哭雪痴

八 张光直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九 忆张光直先生二三事

十 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

十一 张光直先生与北大

十二 深切怀念张光直先生

十三 追思张光直先生

十四 倍觉惆怅

……

附录一：张光直先生生平事略

附录二：小人物的速写

附录三：张光直作品目录

编后记

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为世界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光直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界永远纪念张光直为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贡献。

媒体关注与评论

写在前面的话张光直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他走后，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可是没有见过他的人呢，他们除了读张先生的书，要想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就比较困难了。为此，我们编了这本纪念集，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彰显他的业绩，让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摞书，张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有件事也许应该特别提到。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在那里，他看望过一些“故人”，勾起难忘的回忆。后来，他以“吴襄”为笔名(此名恐怕是“无乡”的谐音，正像他母亲易名“心乡”，是个寄托乡愁的名字)，在《秋水》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见本书附录二：小人物的速写》)。小说中的人物，从角色类型讲，我们都很熟悉，但和张先生的记忆对比，反差太强烈。这些故事，有些就是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当真人真事讲，其实是属于历史性的东西。张先生笔下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真诚、有理想，舍身忘我。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结局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好像很惨，至少是命途多舛，让这个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台湾蹲过监狱的他，有一种不知家在何处的悲凉。    第三篇小说的结尾，“老张”递给主人公“我”的杂志上，那个《万世师表》剧中对旅美学人提出的问题令人震动：      将来若是你们的孙子孙女——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问你说：爷爷，你在中国最  艰苦的时候，给中国干了些什么事呢?请问你们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让置身局外，独善其身的主人公“发怔半天，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又会想起，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后说的那段话。他说他是受了50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讨“人之所以为人”，但50年代以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还在思考他的问题。    他既预言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也批评过“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张先生是个四海为家的考古人类学家，但他心中还是有个属于他的家。                                                          编  者谨识

章节摘录

书摘    这是我首次出国，外语又不是很好，张先生给了我特殊照顾。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张先生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我。因为要转机飞波士顿，催我马上去办理转机事。我带的行李较多，想请个搬运行李的工人。张先生马上说：“不用，要节省点。”他立刻扛上我那笨重的箱子。大概他渴了，半路上扭开路旁的自来水管喝了几口凉水，接着又走。堂堂哈佛一位系主任，就这样成了我的一名搬运工人，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哈佛，张先生一切都给我安排妥当，还派了一名研究生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如买菜等。我在哈佛半年，生活是很优裕的。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李卉女士都非常关心我，几乎每隔两周都约我上一次餐馆。特别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夫妻二人约我到唐人街游玩，还有他的好友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共同观赏了耍狮子舞等，然后共进午餐方返校。    我每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先生总是自己开车送我至机场，并再三嘱咐机上服务员仔细照顾我，好像我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当时才五十多岁。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为了消除我生活上的寂寞，张先生有时约我参加研究生举行的周末Party，或是参加他们的远游，每次都是尽欢而返。他还给我介绍过哈佛的一些名教授，如杨联陞、费正清等。以后我同杨教授每周相会一次，成了难舍的好友。费正清的夫人经常开车约我参观波士顿的名胜。她喜好艺术，同考古多少有点关系。    张先生的英语实在太棒了。我看到他翻译《左传》，一面看着原文，一面就用打字机直接打上，很少修改。不止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张先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超出一般的美国人。这大概同他的中文水平有关，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时他给我介绍他学习英语的经验，特别是口语。他告诉我：“胆子要大些，只管说，说错了，外国人是不会笑你的。”    张先生邀我去哈佛，本想同我合作编写“商周考古”的，可是我到达美国，比他预定的时期晚了三四年，且当时我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单独撰写“商代文明”了。他看到我写的《商周考古》中，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乃同我商量，提议共同合写一部“夏代考古”，并很快拟出了提纲。他自己负责古文献方面，要我负责考古方面，两人并照了合影，准备刊登在书上。此后，一直等待二里头报告的正式出版，因为材料不全，所以没有动笔，成为我终身的憾事，实在有负于张先生的厚望。    我回国之后，张先生曾多次来中国。有一次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我俩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其中也有观点相左之处。譬如张先生很相信商汤的亳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我则认为在今郑州市。两人甚至争执起来。他要同我打赌，我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就输多少!”为了证实他这一说法，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作了几年的发掘，找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他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张先生是非常重友情的。他想在中共中央党校找到一位小时候的女同学；他们当年都曾是邓颖超同志的学生。我爱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他非常高兴。他们二人在我家畅谈了一个来小时，谈得十分亲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张先生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真是佩服。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1975年5月。当时他是以美国古人类学代表组成员的名义回国访问的，由夏鼐先生负责接待，宾主双方作了详尽的交流，并从此建立起经常的文化联系。当时张先生精力充沛，机智灵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嗣后，他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国访问，我们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接触。他所作的《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便是一篇有名的学术报告，后来以韩起的笔名发表在《考古》杂志1979年第3期，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从1989年起，他不幸患上帕金森氏症，从此身体日见衰弱，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但仍始终不懈地坚持工作。直到晚年还与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河南商丘的田野发掘工作，这种超人的毅力，是一般人士所难能做得到的。    张先生经常关注国内考古学的发展，每次回国都要带来国外的信息。同时也充分注意国内学术界的动向，如我在《考古》发表的《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便被他译成英文刊登在《早期中国》第5期(1980年)上，表明他对该文给予特别的重视。尽管我们在研究方法、分析的视点以及文化体系的认同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他仍全文译出向国外介绍，不失求同存异的学者风范。    在我手里保存了张先生的一批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痴迷以及培养青年学子的热情，从而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心向祖国和勤奋的一生。他1991年9月来信说：“我自去年三月去北京以后，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国了。我正在等贵所关于合作计划的消息，好决定行程。今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考古文物涉外条例，中外合作已有法律规定。不知为何我们这个计划迟迟不能实现?”接着同年12月他又来信说：“我自1950年起，便投入中国考古学阵营，虽然还是您的后辈，却也有四十余年的历史。自1975年初次回京以后，我便从各方面为中外在考古学上的交流而努力，这您应该是熟知的。最近为共同调查研究计划花了不少心血，惟一的目的是促进学术进步，没想到又碰到不能了解的困难。反正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能作多少尽力而为，求心安而已”，可见他急于回国参加共同发掘的迫切心情。这个愿望终于在1994年实现，开始在河南商丘一带合作发掘，并两次亲临工地操作，试图对先商遗址进行有关的探索。    张先生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他对他们的殷切教诲和热心帮助，造就了大批的人才。我的几个研究生，像傅宪国、陈星灿和焦天龙等人，在哈佛大学进修或读书期间，张先生均为他们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并亲自指导学习和帮助争取奖学金，花费不少的精力。正像他1991年9月来信所讲到的那样：“只是近两三年以来美国经济不景气，学校的奖学金很少，给外国学生全部奖学金(每年近三万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最好能申请到政府公费或基金会的奖学金，申请入学就比较容易了”。事实上他为每个学生积极创造机会和争取奖学金以完成学业。同时在来信中还多次通报有关他们的学习进展和具体安排。当我女儿安家瑶去美国访问时，他也热情接待，并安排专题讲座。以上表明张先生对于青年考古工作者的热情爱护和积极关怀，因而受惠者甚众，决不限于这里所举的区区少数。    张光直早年曾积极参与西方“新考古学”的讨论，为现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一份贡献。他的《考古学的反思》和《聚落考古学》两书都有深远的影响。1963年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面世，该书以人类学的观点，系统地综合了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不但有详尽的资料，也有很多他个人独到的见解，是西方学者学习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的经典，同时也是世界考古学者从事研究的参考。此书一版再版，已经出了第四版，每版都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发挥了新观点。可见先生自强不息，从不故步自封。《美术、神话与祭祀)是一本小册子，由为哈佛本科生讲课提纲整理而成。本书以有限的篇幅，生动地阐述了中华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特点，反映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思。    张光直先生近二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代历史，他的《商文明》一书游刃于考古、文献和甲骨文之中，功力深厚。他的最后一个田野课题是“大邑商的考古学探索”，是在河南商丘周围进行调查和发掘，试图寻找早商都城和宗庙遗迹。黄河下游是黄泛区，考古工作极为困难，张光直知难而上，正因为此课题最具学术价值，最具挑战性。    哈佛大学是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中心，这当然与张光直先生的功劳密不可分。他除了以个人的学术造诣发挥巨大影响外，更以感人至深、孜孜不倦的精神教育学生，不论是不是哈佛的学生，只要求教于张光直，他从不拒绝。我无缘当他的门生，但近二十年来一直得到张先生的教诲。年前亚利桑那大学的约翰·奥尔森(Jolm01sen)教授来哈佛大学东亚考古论坛演讲，会后在张先生办公室，奥尔森谈到当年学习中国考古学时遇到很多困难，给张先生写了很多信，先生是有信必回。张先生听到这里，随手就在文件柜中抽出一叠厚达三寸的信札，对奥尔森说：“我们的通信都在这里!”可以想见，张光直一辈子在扶持后学上花了多少心血!    张光直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代文明原生地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有其重要的地位。张光直的理论就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定了位，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提供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这个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199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给先生颁授了杰出贡献奖，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张先生走得从容、安详，在他身后却是巨大的回响。世界各地的唁电不断，来哈佛人类学系查询悼念活动的电话不绝。先生的著作给我辈设定了很多考古学课题，我们有责任以他那献身精神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之业。    ……插图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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