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作者简介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作者通过多年收集和地域之利，第一次全面解读胡适、钱穆、梁实秋、林语堂等九位大师移居台湾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之后在台湾的境遇，其中有不少情节属于首次在大陆披露。随着两岸关系的回暖，文化界的开放，一些文化大师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台湾档案终于得以解密。

书籍目录

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钱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

蒋梦麟 经世济国与晚年孽婚

殷海光 “五四之子”的自由悲歌

雷震 与国民党恩怨难分的一生

傅斯年 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

胡适 文化大师最后的腥风血雨

编辑推荐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全面解读移居台湾的前因后果。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些文化大师，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重新修复我们的文化史上的断层。

前言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彷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慧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脚迹。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随后移灵台北。雷震1979年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声望，丧礼稍嫌冷清。1987年，梁实秋病逝台北，留下了后人难忘的学术典范。钱穆，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鳞……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负在学术与政治两岸间不得自拔，但如同一篇推定胡适先生身后的断论所称：　　“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而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又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功成。当年钱穆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学术终难脱逃政治使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登陆，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的痕迹，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而那位雷震先生，所推行的主义则成为后人追认他的方式。这些从一九四九年后就与故国大陆脱离开文化传承的学界大师，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大陆学界追认与传承。　　历史的吊诡与传承启合总会有自己的迷样通道，他们不过是符号或者是传奇部分的音符。更多的政治的外表退去，在今天，对于中国一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们迷样的背影。年代不过是背景。　　文化断层，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沉重并且隆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是更多地因为了知识屏蔽的结果。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这种遗忘居然很清晰地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7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记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了“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给予你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九个个案是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编着这本书的初衷。

内容概要

师永刚，著名出版策划人，主要作品有《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切•格瓦拉画传》等，在中国掀起画传热潮，发行总量达上百万套。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

媒体关注与评论

　　政治变局中的生命离歌与文化乡愁　　——读《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在政治的巨变中，一批知名学人身不由己地漂移到了台湾。胡适、傅斯年、梁实秋、罗家伦、钱穆、蒋梦麟、殷海光、叶公超、雷震、王世杰……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故园别离，或至多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利弊抉择；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还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文化飘流，一种精神家园的无奈迁移。他们此后经历了怎样的悲喜？中国的文心学脉，在无奈的政治纷争中又遭遇着怎样的改变？……

章节摘录

　　傅斯年：从北大校长到台大校长　　摘自《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一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师永刚等著　　代理北大校长？1949年赴台接任台大校长？“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振兴台大？“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是真性情自风流？偷偷去打牙祭？“被郭国基气死”？永远的“傅园”？敲21响的“傅钟”？百代之下望见其人，仍光芒万丈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大、南开等校纷纷复校，必须再次大规模迁徙；此时兼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公滞美未归，面临大学复员回北京的难题，然而抗战期间，由日本傀儡政权扶植的伪北大，也有教职员安置问题，酿成伪北大教职员街头抗议事件。胡适与蒋介石属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挑起复员迁校回北京与接收重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多次声明，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指大学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后代青年们看看，让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甚至痛斥为接收日据时期伪校产与伪北大教授打过招呼的陈雪屏，“汉贼不两立，连握手也不应该”。　　燕京大学对参加伪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说，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没脸见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舍不得离开的人如果不受谴责，对不起那些长途跋涉到大后方，拋家别子，坚持国家民族大义的教授与学生。强硬手腕终于敲定北大复员难题。在开除依附日军的伪北大教职员，并上书指责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未能严审、严惩汉奸后，傅斯年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乡愿”！　　傅斯年虽接手北大，化解伪北大教职员难题，却认定胡适适合当全国最高学府校长职务，始终定位自己是暂代校长。他努力不懈，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当开路先锋；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让胡适重返北大，毫不留恋，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8年12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政府即将全面迁台，蒋介石决定由具学界硕儒身分的傅斯年出掌台大。拗不过蒋介石与教育部长、老长官朱家骅连番游说，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赴台接任台大校长，行前傅斯年却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　　傅斯年之所以受老蒋器重，一方面因其学术地位，也因为行政干才与魄力非比寻常，为大学校务，他可以放下身段到处奔走，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要钱，除陈诚、吴国祯两任台湾省主席外，甚至直接找老蒋，绝不空手而回。傅斯年曾自负地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出掌台大，傅斯年绝非想和稀泥、作烂好人，而是捐弃民初以来建“大学堂”的观念，树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成为学术重镇。　　在傅斯年推动下，台湾大学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基本原则的一所大学。上承胡适等人在五四运动提倡的启蒙观念，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并将追求真理当作大学存在目的与指针，力求以具体行动矫正当时教育制度流弊。　　傅斯年在台大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治校经验，便是他用极短的时间，为这所学校建立起长远的制度以及校风，形成学术独立精神与传统。大学自由学风能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坚持下去，实不容易。　　傅斯年对独立人格的重视，藉北大台大教育精神形成传统，傅斯年个人也因为对权贵不买帐的作风而闻名。1949年，美国将领、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盛大欢迎，所有政要在旁恭迎，唯独受蒋介石之托而来接机、素称自己“坐无坐相、立无立相”的傅斯年，硬是翘着二郎腿、抽着烟斗，坐在蒋介石与麦克阿瑟旁边的沙发上，以大学校长身份与两人平起平坐。　　傅斯年本人却是个人情味很浓的自由派学者，台大多名教授回忆，度量大、肯认错、不记仇是傅斯年的特质。他乐于接近学生、关心学生，以平等观念对待师生，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甚至以被学生敲竹杠而请客为荣，对学生的请见与回信，绝不假手他人。据闻他有次踱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地说“吹牛”，傅斯年则大笑而去。他也争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避免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由台大拨给宿舍暂住，且有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公费照发，并加发菜金三十元；在资源困难时代，他也要求台大农场硬挤出鸡蛋、鱼肝油、奶粉等补给品定期供患病学生疗养。　　傅斯年早年丧父，全赖父亲门人提携照料，因此他毕生乐于帮助故人子弟。胡适夫人与钱思亮一家来台后，没有地方居住，都是由傅斯年先提供自己位于福州街二十号的台大校长宿舍暂住，再想办法帮朋友找栖身之所。为帮助穷学生，傅斯年积极设立多项奖学金，鼓励清寒学生继续奋斗，以求人人机会均等，避免大学教育成为阶级、有钱人的专利。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回忆，他于1948年来台后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想降级转读新成立的文化人类系，因此找傅斯年商量，争取打破规定让他保留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傅斯年仅训示他研究考古、人类学、从事田野调查都是苦事，需耐得住寂寞与辛苦，也立即同意他的请求。　　傅斯年虽是台大校长，但两袖清风，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俞大彩有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但他曾为了董作宾等几位更穷的朋友，把自己藏书卖了换钱救急。　　随手一个烟斗、一顶呢毡帽、一袭长袍是傅斯年标准造型。但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傅斯年在台湾都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好过过瘾。傅斯年身前最后一篇文章稿费，原想拿来作条棉裤，最后他还是指示台大，查查看哪个学生最穷，就把钱送给他。最后只拜托留下二十块，打算请学生吃顿锅贴。　　傅斯年一生虽然清贫，却从不为兼职领双薪，利与官场之名之于他十分淡薄。甚至蒋介石赠他“总统府资政”头衔与名位，连他的秘书都不曾听他提起。傅斯年在海外没拿到博士学位，有记者尊称他“傅校长博士先生”，傅斯年就说，他的博士头衔不过是海外颁发哲学荣誉博士，还是以“先生”称谓为宜，博士头衔“不值一道”。　　当时发生一起轰动台湾社会的年轻男女殉情事件，男子获救，女孩陈素卿香消玉殒。陈女绝笔书经报刊披露，优美文采让人一掬同情之泪。傅斯年因此与数名台大教授提议将这名女孩葬在台大校园立碑纪念，后虽因殉情案另有内情打消念头，由此却可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他以校长之尊，仍经常自顾自地在其它教授前戏谑吵闹、做鬼脸；他的生活态度随便、俭朴，不爱狗，只爱看书，靠薪水过活。据他的夫人回忆，傅斯年脑子里全是“书本、书本、工作、工作”，不喜欢家人办生日，更不记得自己生日，但母亲生日时，傅斯年却总是身穿长袍下跪磕头，展现孝道。　　傅斯年晚年糖尿病与高血压严重，夫人早就下了禁口令，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饭、青菜与半个木瓜，也不给零用钱，避免到处乱吃，坏了身体；但傅斯年嘴馋远近驰名，尤其爱吃鱼翅，只要有人以鱼翅请客，傅斯年不问是谁，绝不缺席。钱思亮的儿子，日后当上台湾国大议长的钱复，小时后寄住在傅斯年宿舍中，他回忆，每次傅斯年领到稿费，都会偷偷找他去打牙祭，最喜欢吃卤猪脚沾上许多酱油。傅斯年不摆架子，爱下棋的他，他的司机杨国成就是棋友，也就是这位棋友，常偷偷带他到南昌街等地吃些小吃解馋，全是杨国成付帐。　　傅斯年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加上宵旰从公，每天在台大工作十多个小时以上，欠缺休息，在外邀约演说不断，让他高血压与糖尿病病情持续恶化，并患有胆结石毛病。他的司机说，傅斯年不是不知道身体不好，需要检查；但就是怕检查后需要休息，而傅斯年就是不肯休息。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上午先参加蒋梦麟主持的农委会会议，争取保送大量的台大学生出国深造，下午出席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一向问政激切的台湾省议员郭国基提出一连串质询，包括教育部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遭窃问题，质疑台大想搞“秀才教育”？不打算普及于一般民众？傅斯年疾呼：“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资质好、有才能、有智力而肯用功的，仅为了钱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绝对要扶植他们，不能让他们被摒弃在校门之外”，“办学应先替学生解决困难，让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才能要求他们勤心用功，不替他们解决困难，要他们尽心用功，是不近人情的”。　　未料他深恶痛绝的盗窃教材器具案，让傅斯年情绪激动、无法平复，步下讲台枯坐到散会时，仅说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随即跌倒昏迷，抢救至深夜十一时无效瘁逝，享年55岁。　　傅斯年深受学生爱戴，“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的流言四散，台大学生情绪激动，差点串联包围省议会找郭国基算帐。也由于傅斯年已成为台大精神象征，身后安葬就在台大校门旁空地，这座小型墓园被称为“傅园”。　　当年“傅园”地处僻静，紧邻着占用校地的一排违章木造屋。傅斯年生前认为违章建筑的主人都是做小生意过活，没必要为难人家，也就默许书店、豆浆店、钟表店在校门旁营业，傅斯年过世后，台大直到1978年才将违章木造屋拆除。　　傅园是由台大邀知名建筑师吴炎设计，有十六根圆柱的希腊式纪念亭，大理石制墓墎放置其中，一旁几何形水池、埃及方尖碑，呈现浓厚西洋古典建筑风格，展现当时学术界对西方大学的仰慕。如今的“傅园”和台大校园融为一体，提醒上下课的钟声就是由傅园内的“傅钟”传来，数十年来不停歇。最特别的是，每节上下课，“傅钟”都是敲21响，这是源自傅斯年的一席话，“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要留下3小时作为沉思”。　　创办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与语言历史研究所；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北大复员；开台大之先河，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是胡适认为傅斯年毕生的四大成就。　　1943年，英国知名历史学者李约瑟到中国访问，由傅斯年接待，这位日后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闻名的学者，回忆傅斯年是个外型相当胖、头型奇特，而又健谈、西化、有趣的人。李约瑟回国前，傅斯年在一把折扇上写了《道德经》相赠，李约瑟日后则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册献给傅斯年与俞大维，见证这段奇异的东西方历史学者的相遇。这是傅斯年的温文儒雅。　　因为傅斯年的真，让他敢于包容朋友，给予温情与照料，让他敢于说出真话，为被捕的陈独秀辩驳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直言批评从容就义的李大钊不是“就刑”而是“被害”；直斥批评胡适者，“你们不配骂胡适之”。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蒋介石，让目不识丁的军阀老粗张宗昌掌理孔孟故乡山东政务，“以为山东无人了吗”？　　综观傅斯年一生起起伏伏，虽波澜壮阔，却也充满矛盾。他早年力主全盘西化，反对旧传统、旧学问，批判封建道德，鼓吹个人自由，甚至说保存国粹相当可笑，需全面废除文言文；他期待藉文学革命达到思想革命目的，建立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信仰，寻找让中国启蒙契机。　　但傅斯年侧重文学革命层次的议论，仅停留在书生论政与学术圈生活，无论政治与社会改革等议题上均缺乏有力行动。到了中、晚年，国家遭遇变动之际，他坚持国家气运是匹夫无可逃避的责任，展现的却是传统知识分子格局。而且傅斯年虽未任官，却与蒋介石、国民党关系深厚，介入政务过深，都让他对外难以辨明。　　傅斯年的局限，正凸显五四以降，知识分子的不安与矛盾，以及中国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混乱。傅斯年的分量与影响力，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明显遭低估。这位五四健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最后被局限在孤岛一隅的国民党做小了，更是大时代悲剧的剪影。　　无论如何，傅斯年一生在民族原则与精神上的坚持无庸置疑的。他坚持抵御日本侵华，注重培养学生民族气节，面对日本入侵华北，施以恐怖与威吓统治，傅斯年在北京仍毫不畏惧，鼓吹抗日，以“不屈服”的立场对抗军事强权；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以北大历史系主任的身分，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质疑；为彰显民族气节，以保国家气运，以及国家必需有史鉴提振民族精神的主张，促成北大教授编纂属于中国人的通史，也就是钱穆的巨著《国史大纲》。　　毛子水誉他有“浩然之气”，傅斯年有话直说、不惧权贵，即使面对亦师亦友的胡适也一样。日军入侵华北、热河之际，胡适反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论调，主张积极对日交涉，保存实力，遭傅斯年激烈反对，扬言退出独立评论，贯彻“老百姓第一愿望是让国家统一”主张。他期勉儿子，做人之道必发端于正气，“若不能看破生死，必为生死所困”。　　尤其是虽仅治校年余，奠定学术自由风气让傅斯年受台湾大学后人景仰，一如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性言论的知识来源，傅斯年的个人风格形成对大学的想象，在威权统治时期，他化身学术独立的神圣性，成为台湾抵抗政治高压的共同荣耀。其后五十年，台大数次校园抗争事件，都在傅园内的傅钟前、杜鹃花旁慷慨上演，纪念傅斯年的“傅钟”成了台大自由校风的重要象征。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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