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

作者简介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学贯中西——李善兰。



　　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从小喜爱数学，“方年十龄，读书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窃取阅之，以为可不学而能，从此遂好算”，“三十后，所造渐深”。1852年到上海参加西方数学、天文学等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8年间译书80多卷。1860年以后在徐有壬、曾国藩手下充任幕僚。1868年到北京任同文馆天文学算馆总教习，直至病故。李善兰的数学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他自己编辑刊刻的《则古昔斋算学》之中，里面包括有他的数学著作13种。其中《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深源》3种，是关于幂级数展开式方面的研究。李善兰创造了一种“尖锥术”，即用尖锥的面积来表示Xn”，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数学问题。虽然他在创造“尖锥术”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微积分，但已经实际上得出了有关定积分公式。李善兰还曾把“尖锥术”用于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硖川岁月出生地与出生日出余技为诗文左图右史探今古雅志托算术第二章  天算名家不信鸳湖甘落魄疑义相与析(上)疑义相与析(下)发明尖锥术第三章  海上异民只身游沪渎墨海书馆诗酒徜徉浪迹叹飘零第四章  墨海译事西译中述之模式续《几何原本》《重学》《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植物学》《奈端数理》首创译名第五章  书馆译友伟烈亚力王张管蒋(上)王张管蒋(下)第六章  幕僚生涯上策论火攻失意苏州城重聘入戎幄金陵书局第七章  算学教习征人同文馆考数根四法合中西为一法大隐不在山林壮心不已余论：李善兰其人李善兰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内容概要

杨自强，196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8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新闻媒体，任主任编辑。出版有《烟雨楼台——南朝五史随笔》、《绝域雄风——辽金史随笔》、《天马嘶云——新旧唐书随笔》、《无规则游戏》、《激扬文字》等。

章节摘录

书摘　　这一段记载是很值得玩味的。　　这里的“麦先生”是指墨海书馆的英国老板麦都思，这里的“其书”，据说是李善兰的得意之作、代表当时中国数学界对数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对数探源》。李善兰专门在礼拜堂前等候麦都思，可见是有备而来，对西方的生活习俗进行了一定的了解。据郭嵩焘的记载，墨海书馆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堂。麦都思布道的这个礼拜堂完全可能就是这个礼拜堂，则李善兰在礼拜堂前结识麦都思，其用意更是昭然。李善兰把《对数探源》展示给麦都思，显然有毛遂自荐之意，但他问出来的话却是：你仃J西方也有这门学问吗?却又像有几分炫耀。李善兰一面有求于麦都思，希望他能赏识自己，一面却又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以表面上的自傲来掩饰内心的渴望。李善兰的这种委曲细致、面面俱到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式的聪明。　　这实际上也是李善兰当时的处境和心态的反映。李善兰的独“游沪渎”，既有主动的追求，也有被迫的无奈。　　作为中国顶尖的数学家，李善兰清楚地知道，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的差距有多大。即就李善兰的尖锥术而言，当时无疑是国内最为领先的，但也就相当于卡瓦列利的时代。显然，一个一流的数学家要在学术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就必须进入到数学研究的前沿，融入到世界数学发展的潮流中，而这，在嘉兴这样一个小城中是难于办到的。从西学传播的历史来看，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将活动基地从南洋的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渐渐转移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而当时的上海，借着地处富庶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的地理优势，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开埠以来，外国人日益聚居，著名的传教士如麦都思、雒魏林、文惠廉、伟烈亚力、美魏茶、艾约瑟、合信、施敦力约翰、叔未士、贾本德、慕维廉、高第丕、哥伯播义、杨格非等等，络绎而来。他们在上海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出版报刊，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西学传播的中心。有学者统计，从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十年(1843—1860)，香港、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城市中，共出版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书籍105种，其中香港23种，广州13种，福州16种，宁波20种，上海33种，上海出版的科学书籍数量名列第一。至于墨海书馆，在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的主持下，隐然成了中西文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基地，更是西方知识分子传播现代科技的一个窗口，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一起成为当时最大的两个西书出版机构。　　李善兰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学术上求得突破，就必须要深入接触和研究西方当代数学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而言，他来到墨海书馆是出于主动的追求。后来李善兰在京师同文馆的同事，著名汉学家丁韪良在谈到此事时说：　　听说上海来了外国人，他(指李善兰)前往寻求知识之光。在那里他遇见了伦敦传教会的伟烈亚力先生，并帮他汉译侯失勒的《谈天》(天文学)、棣么甘的《代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马窦译过第一部分)、罗密士的《圆锥曲线说》与《代微积拾级》。艾约瑟博士翻译胡威立的《重学》(力学)时也得到了李的帮助。这些书对李是一系列的启示录，他欣喜地发现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　　“欣喜地发现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正是李善兰这时候心情的写照。　　事实上，李善兰来到上海，还有谋生这一层意义在。他在嘉兴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这从蒋仁荣给他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与李善兰齐名的大数学家，如顾观光是名医世家，戴煦出身官僚大家庭，夏鸾翔做过詹事府主簿的小官，项名达家里是盐商，中过进士，做过国子监学正。徐有壬本身就官至巡抚，即使如张文虎一介书生，也有固定的可以一做30年的“校席”。而李善兰孤身一人在嘉兴，做着坐馆一类的活。从家谱看，他家里也无人做官或从商，他的两个弟弟心梅和心葵也在早年就去世了，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李善兰需要一份固定的同时待遇也相当不错的工作，来支持他专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简单地说，李善兰这时迫切的愿望无非两个：一，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二，能让他衣食无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而墨海书馆，正是这样一个能同时满足他这两个愿望的理想所在。　　墨海书馆的这些优势，肯定不是李善兰一个人看到了，但为何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作出像李善兰这样的选择呢?这显然是跟当时知识分子对外国人的认识有关。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二(1842)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十月，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直以来以“天朝大国”、“礼仪之邦”自居的清朝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战争与赔款，“夷”与“夏”的先进与落后，生存与灭亡，这些尖锐对立的现实问题，无情地摆在他们面前。空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深深地体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经验教训，发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图强御侮的呼声，形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意识。但同时，绝大多数传统的士大夫对仗着炮利船坚肆意欺凌中国的英美各国，还是视之为不开化的“蛮夷”，从心底里是瞧不起他们的，所谓“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即使迫不得已要向洋人学习“强兵富罔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但内心还足卜分抵触，脑子里还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甚至视之为是一种有失大国身份的屈辱。　　P62-65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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