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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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名人之司马迁:史家之绝唱》采用“以图读传”的形式，辅以专题、名人名言栏目，并与内容同步，配以生动、有趣、丰富的“知识链接”和“资料链接”，精选大量与司马迁紧密相关的各类图片，以简洁大方的版式将图片与文字有机结合，再现了司马迁传奇的一生，使读者看到一个全新、立体的司马迁，并能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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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名族司马氏出生地龙门史官世家司马氏重操祖业的司马谈游历东南寻史料道、儒、法学说的交锋大将军卫青、霍去病东南大游历追溯屈原、贾谊寻访孔子、刘邦的故乡侍从君侧为郎中担任郎中飞将军李广之死汉武帝热衷封禅奉命出使西南父亲的含恨亡故护驾东游继承父业任太史令出任太史令《太初历》和《史记》“李陵案”受腐刑李广利征讨大宛李陵攻打匈奴被俘为李陵申辩腐刑 完成《史记》悄声隐退巫蛊之祸《报任安书》龙门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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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名人之司马迁:史家之绝唱》由晓树编写。

章节摘录

龙门名族司马氏出生地龙门公元前145年，距今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以前，古代中国正孕育着一个震撼性时代。这一年以刘邦为首的淮泗集团所创建的大汉帝国，已经度过了它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由一介草莽英雄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一方面是时势所趋，另一方面是本身能力不足，六十年来一直以黄老之术为最高的治国指导原则。这种不干涉主义使战国时代不少余风在社会中复活了。分封在各地的王族诸侯，纷纷吸收一些游侠人物，养士自重，对中央政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最后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这一年，“七国之乱”已平定了九年，再过五年，文景之治就要结束。这个治世，为汉帝国蓄养了强大的国力，同时在它结束以前，把黄老之术引发的副作用也加以割除了，使汉帝国真正成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在等着一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来挥霍这笔可观的财产，这个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这一年，他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太子。资料链接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入更为有利；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这一年，一位东方帝国盛世的见证人司马迁，就降生在长安东北方的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附近）。他的一生，耳闻目睹了整个汉武帝时代的盛况，巡礼了春秋战国，甚至黄帝以来的古圣遗迹。在那个承先启后而富于开创性的时代，他将汉以前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的整理，把当代史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以他当时的世界性眼光，旁及亚洲邻国，完成了一部震古铄今的史学巨著——《史记》。一部《史记》除了展示司马迁个人的才华、见识以外，它还包含了西汉文化的浪漫文化色彩，但也隐含着这部巨著背后的血汗、辛酸。前面，已经大概指出司马迁步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地理位置，这告诉了人们那将是一个伟大时代，它会造就一个人作为大国臣民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眼光。但由于汉朝皇帝祖传的猜忌、刻薄，却注定那个大时代的大天才所要面对的大危机。司马迁出生在龙门。滚滚黄河从青藏高原流到陇西高原，然后转向东北绕个弯儿，形成奇妙的河套以后，再向南流，将晋陕高原割裂成山西、陕西两部分，而再转向东，下太行山之前，有个不容易通过的水险。那就是龙门。相传是大禹治水所凿，原来是一座山，就叫龙门山。它被一分为二后，分跨黄河两岸，黄河过了这个龙门口，就山开峰阔，河水豁然奔放，声如雷鸣。河中鱼类都无法游过去，说是游得过去的就是龙，所以世称登上高位或科场得意就叫“登龙门”，或“鲤鱼跳龙门”等等。又因为司马迁出生在这里，也有人以“龙门”称呼他。在龙门南方，黄河转折向东，其支流渭水的弯道附近，有一关和一山是自古以来极重要而明显的政治与文化之分界线，那就是被称为“彀函之险”的函谷关，和杜甫诗“诸峰罗列似儿孙”的西岳华山。人们常常听说的“关东”、“关西”和战国以来所称的“山东”、“山西”，就是分别指这个关和这个山。在《战国策》或司马迁的《史记》中，那些专门爱论天下大势的纵横家，分析起局势来，都会提到这个分界线。大体而言，在上古时代，关东是已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族中原文化的活动区域，关西则是以游牧为主的戎狄文化的活动区域。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秦襄公协助周平王东迁有功，升格为诸侯。经过几代努力，不但把西边蛮族（西戎）地区统一，而且把势力向东拓展到华山。不过，公元前630年前后，秦穆公大力推行的东进政策，终于在一次决定性的交战中被晋国所阻挡。从此，秦国专心在关西地区发展，称霸西戎，一直到战国初期。两个世纪当中，关西的秦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关东诸国还时常把它当成蛮族看待。后来关东地区在丰富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产生了百家学说，关西则在几位卓越的君主领导下，吸收关东文明，并且独尊法家，励精图治，配合在边地长期培养出来的尚武精神，最后征服了关东诸国而一统天下，并把政治中心设在关中（指函谷关至陇关之间，也可说即今陕西省），这个政治中心风光了一千多年而不曩。以现在的省份区划来看，关东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关西则包括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在内。据史学家傅乐成先生研究，一直到汉代，关西仍然是个特殊地区，文化上与关东截然不同。就人才而言，关东出相，而关西出将。但由于秦始皇的过激政策，使关东六国后裔揭竿而起，并使关西人变成被征服者，因此，虽然这个尚武文化区域出了不少卓越将领，却在偏差的地域观念作祟下，没法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摊开地图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正好就在关东、关西交界线接近中央的位置。是的，这是一道门，它可以尽窥关东、关西的一切，如果说上天把这位旷古奇才送上历史舞台的位置，对台下的观众有所暗示的话，也许这就是个看天下事、记天下事的最佳位置吧！可是，上天安排的这出戏似乎将是一出悲剧。因为龙门虽在交界地带，但仍属关西地区，以当时的地域观念而言，他是被征服者秦人的后裔。上天赋予了他的浪漫个性，同时伴随着“命运”交响曲三短一长的不安音符。他是注定要卷入一件关西军人世家所发生的案件中，而无助地接受了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个悲剧是不是不够悲壮呢？因为他没有为受冤枉慷慨而死，却受辱求生。不是的，人们不是也能从他的巨著《史记》中，感受到那个“壮烈”的余震么？因为他的求生，是回过头来，重拾那“乱臣贼子惧”的史笔，指向千古，面对万人。这岂不更壮烈？史官世家司马氏“公元前145年”及“龙门”的启示暂且按下不表，当作伏笔。那么，先来看看司马迁的家世。首先引起人们兴趣的，该是他的姓“司马”，说明姓氏的源流，那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只能说，中国到了周代，由于人口繁衍渐多，原有的单纯封建制度无法适应社会需要，于是由姓演化出氏族系统来。姓是原始族号，氏就是它的分支，最初也是由分封而来。有以官职为氏的，也有以封邑为氏的，司马就是以官为氏，司马是宫名，掌管军事。司马迁对司马氏的起源，在《史记》的自序中曾有所叙述，但留下了不少问题，他的家族谱系也很难追踪。粗略地说。他的老祖宗虽然是个管军事的官儿，但后来不知到哪一代改行，做周朝王室的太史了，后来逐渐分散到各诸侯国，那就各行各业都有了。在秦国的司马错，是司马迁比较早而可信的一位祖辈，大约早他一百八十年，是那位一上台就杀死商鞅的秦惠王手下的大将。他曾经和主张连横的张仪，为了攻打韩国，还是攻打当时在今四川成都一带的外族小国蜀国的决策问题上，在秦惠王面前展开辩论。张仪认为攻打韩国可以乘机胁迫邻近的周王室，然后可以挟天子以命令天下的人遵从秦惠王的号令，是进行王业非做不可的一步。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而且挟持天子，会引起六国的反感，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借口以合力对付秦国。因此，他主张伐蜀，不但有具体的经济利益，而且不会引起六国的注意。这个有远见的论调，当场获得秦惠王的同意。就在那个时候。蜀国正好和在今重庆一带的另一小国巴国相互攻击，于是司马错就轻易地把蜀国消灭并吞掉了它的土地。司马错可以说是汉族经营四川的第一个人。他在劝秦惠王攻打蜀国的时候曾提出了“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即青海、指成都一带）而天下不以为贪”的经济策略，后来秦国能够兼并六国，他这个富国以强兵的经济策略也占有一些功劳。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九世祖。司马错以后，人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有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他是曾在长平之役坑杀了赵国四十万士卒的秦国大将白起的部下，长平之役他也参加了。也许是因为与白起的关系相当密切吧；所以后来白起高呼“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被秦昭王赐死时，司马蕲也陪着被赐死。司马蕲的孙子叫司马昌，曾在秦始皇的政府担任相当于现在矿务局长的官，主管铁矿事务。司马昌的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曾祖父，叫司马毋怿，他做过“汉市长”，所谓“汉市”，有人说是地名。“长”呢？秦汉的县官，治理万户以上的叫“令”，万户以下的叫“长”。这么说来，他就是个县太爷。可是另外还有个说法，说长安城内有四个市（市场），他是这种“市”的市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公务员，官不大。司马迁的祖父叫司马喜，他似乎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司马迁只说他曾获得下“五大夫”的爵位。接下来，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整个看起来，他可知的祖先，除了司马错曾经有过显著的功劳以外，其余大都是中下级的官吏。他们是司马氏离开周朝王室以后奔向秦国的一支，世居龙门一带。说起来，他的祖先成了秦人以后，似乎没有重操他们更老的祖宗在周王室担任史官的事业，一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才又重操旧业。资料链接姓氏姓氏中的姓是“别婚姻”，氏则是“明贵贱”。正如《通志·氏族略》说的那样，“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中国的姓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作为一个血缘家族的称号，氏隶属于姓。自秦汉以后，姓氏不分，合二而一。姓在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逐渐增多，来源极广。主要来源于封国名、谥号、爵位名、官名、居地、职业等。姓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依等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又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曹、斟、芊等姓。这些是远古有代表性的一些姓。夏、商时期，贵族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赢、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春秋以前，贵族之姓承袭自远祖，因此百代不变；氏为贵族得自与自己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先人，则数代即发生变化。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如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至战国时以田为姓。以往贵族才有姓，平民仅有名，战国以后，平民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姓氏制度的演化，反映了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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