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袁世凯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
出版日期:2004-12
ISBN:9787501314324
作者:廖一中
页数:439页
作者简介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人物，一代枭雄。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中国从一个封建大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存在于中国大地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开始解体，并逐步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在这块地地上出现，并得到了逐步发展。在沉沦与上升之间，充满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新与旧，开放与闭关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纵横交织，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人物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活动。个人的言与行，前与后，这个方面与那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也就难于避免。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充满着矛盾的人物。
书香门第，浪荡公子，随军入朝，锋芒初露。善始恶终，权变性格，官场沉浮，纵横捭阖。大总统‘非袁莫属’，一代枭雄，梦幻破灭。
书籍目录
引言一、书香门第 浪荡公子二、随军入朝 锋铓初露三、再度赴朝任职期间的活动与挫折四、善始而恶终，权变性格的显示五、苦心经营北洋班底六、“保境安民”，镇压义和团七、推行“新政”的有力人物八、推动立宪九、官场中纵横捭阖十、外务活动十一、罢官家居十二、东山再起的权谋与声势十三、大总统“非袁莫属”十四、走向独裁专制十五、帝制自为十六、一代枭雄梦幻的破灭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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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人物，一代枭雄。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中国从一个封建大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存在于中国大地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开始解体，并逐步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在这块地地上出现，并得到了逐步发展。在沉沦与上升之间，充满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新与旧，开放与闭关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纵横交织，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人物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活动。个人的言与行，前与后，这个方面与那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也就难于避免。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充满着矛盾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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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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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上对袁世凯的评价就是“卖国贼”“搞复辟”的家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枭雄。比如，“小站练兵”平定朝鲜之乱，推行线代教育制度，废科举。。。还没看完，看完了再写。。 -
该书讲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以及发生在中国极其悲壮的灾难，讲述伟大的历史变革是如何到来的。对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抱幻想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这就是百年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并将往事托举心头的原因。 载沣严重低估了袁世凯的智商。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是袁世凯五十二岁的寿辰日，不少亲朋幕僚齐聚袁氏庄园为他祝寿，高朋满座正是七嘴八舌的场合。袁世凯已接到朝廷让他上任湖广总督的上谕，幕僚们都说权力太小，还要受荫昌的指挥，看来朝廷还是有戒心，决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出山。 袁世凯给朝廷的回电堪称拐弯抹角的官场杰作。袁世凯首先表示受到宠信感激涕零，接着就以当年朝廷罢免他官职的理由———足疾———拒绝了朝廷给予他的湖广总督的任命。在陈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他一会儿说“数年宿疾，难望痊愈”，紧接着又说“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一会儿说“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紧接着又说“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患为易”；一会儿说“委顿情形，实难支撑”，紧接着又说“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那么，对于朝廷的任命而言，到底是能出任还是不能，到底是拒绝还是同意？ 这就是袁世凯，一面把婉拒的话说得冠冕堂皇，一面又暗示他随时可以出山。至于出山的时间，与其说“赶加调治”，“筹备布置”，不如说是等着朝廷给出令他满意的“价码”。 就在袁世凯与朝廷玩智力游戏的时候，武昌的起义者们正忙着改朝换代。 十月十一日上午，武昌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革命党人聚集在阅马场的省咨议局开会，商量如何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个新政权被取名为“湖北军政府”，全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军政府不成立，起义者就无法以新政权的名义通电全国响应，那么单独一个武昌城支持不了多久。 军政府首脑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无论政治资历和军事能力都足以服众并有强大的号召力。在排除了起义过程中那些起过决定作用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后，革命党人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供他们选择了：孙中山远在大洋的另一边；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革命派的首领此时不是在香港就是在上海；原来武昌的革命派领导人，孙武在医院疗伤，蒋翊武避险出走后再无音信，刘公此时在长江北岸的汉口过不来。这时候，有人提了一个建议：请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 这个著名的立宪党人虽然被迫出面，但他已迅速作出了自己的政治判断，那就是无论对于个人安全还是湖北大局而言，他都不能站在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上。不过，时局尚未明朗，目前还要打仗，只有军人才可能镇得住局面，并与即将到来的清廷军队对抗———立宪党人出面的时候还没有最后到来。于是，汤化龙在表示支持革命的同时，拒绝了让他出任都督的建议：“瑞瀓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 于是，临时军事总指挥吴兆麟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这是一个令辛亥革命史骤然复杂起来的建议。如果提议立宪党人汤化龙出面，至少从立宪党人与大清王朝离心离德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湖北新军的一位军事将领，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都没有关系，这个人凭什么突然闯入历史？核心提示：国民信任他的爱国精神，信任他处事果断、驭人有方、铁腕治世，这对东方人而言尤其难得，使得他在如今这个各方势力分崩离析的特殊时刻，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各方注目的关键人物。本文摘自《共和十年·政治篇》，主编：郑曦原，本文作者：理查德·巴里，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万众瞩目的袁世凯（1911年11月19日理查德·巴里（Richard Barry））满清朝廷委任他为总理大臣，南方革命党人拥戴他为民国大总统，在这个东方大国的此次危机中，袁世凯左右逢缘，步履轻快而平稳，成为了当前中国最具实权的人物。在过去三年中，袁世凯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从1898年起，他就已经是四万万中国人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结合他以往的政治经历和目前来自中国各方面的声音判断，在这场动荡的革命结束后，整个世界将发现，无论袁世凯的头衔是总督、总理大臣或总统，这个人将成为他们处理对华事务时无法回避的大人物。为什么一定是这个人呢？他出身卑贱，所受教育有限，知识浅薄。他从未走出过国门一步，不会说母语之外的任何语言。那么，为什么是他成为了中国人中最具有革新思想、同时又在改革者中最具有传统思维的中国人？既获洋人尊重、又能统筹国内各派势力的惟一人物袁世凯十分推崇日本政治家儿玉源太郎①，后者先任台湾总督，后供职于日本军部，死后被誉为新日本最杰出的治国能臣。袁世凯效仿他的学习吸收能力，深通为人处世之道，并拥有治国天斌。他们两人都未到国外游历，但又都为西方文明所折服。袁世凯无疑正在证明他是一个比李鸿章还伟大的人物，而后者常被西方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中国人。李鸿章深受慈禧太后宠信，他通过对慈禧太后阿谀奉承、向她恳求而达到政治目标，就像前英国首相迪斯雷利②（Disraeli）对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所做的一样。与当年李鸿章被慈禧太后提升为直隶总督一样，袁世凯也因慈禧太后的赏识而平步青云。过去，袁世凯曾被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实现满清统治的中兴大业。而此时此刻，幼年皇帝溥仪正通过皇亲贵族恳求他重新出掌内阁。毋庸置疑，回溯至1898年，在那个时候，袁世凯就是中国政坛上既能获得外国人尊重、又能统筹国内各派势力的惟一人物了。这里没人认为袁世凯重新出山是因为他的形象和蔼可亲，虽然这是西方政客惯用的伎俩。李鸿章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调停者，但袁世凯不是，他是一个独裁者，明智、稳健、自信，有政治魅力，但不追求个人权势的扩张。至少，他将个人权力野心成功地隐藏了起来，到目前为止，他的个人权欲没有显露。事实上，全国上下普遍相信他是一个爱国者。由此可见，他对他的同胞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国民信任他的爱国精神，信任他处事果断、驭人有方、铁腕治世，这对东方人而言尤其难得，使得他在如今这个各方势力分崩离析的特殊时刻，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各方注目的关键人物。保定秋操上的新军统帅我曾于1905年观看中国军队在保定举办的秋操，见到引领全军的袁世凯。他那时负责提领6万新军，颇为自豪，但与正规的日本陆军相比，他们的确显得寒酸。特别是这支军队的统帅更不敢恭维。袁世凯的佩剑在两腿之间不停地摇晃，让他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似乎每走一步都可能被绊倒。他那个硕大的肚子相当可观，军裤也不合身，骑在马上十分滑稽可笑。当他终于可以下马时，看起来如释重负。随后，我们通过他军队的翻译、挪威人盖德科（Gadke）上校进行交谈。总督说，他知道新军操练还有许多欠缺，但他补充道，如果十年后再来，将会发现新军将焕然一新。提到他的军裤时，袁哈哈大笑，解释说除了军事场合，他是从来不会穿这种裤子的。当时，他正在帐篷中，仆人送上来一件长袍。他将长袍裹在身上，看起来明显轻松很多，就像一个刚刚穿着男装跳完化装舞会的女人，急于寻找一件舒适的外衣。随后，他取下军帽，换上一顶圆帽，帽顶插有蓝色的总督官穗。当他换帽子时，辫子顺着后背滑落了下来。“为什么不把辫子剪掉呢？”我想到一些新派的中国人已开始改革，就冒险询问他。“会的，时间到了就会的。”他迅速回答，脸上挂着微笑。这只是采访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可从中看出他的个性。他完全明白，男人留辫子是多么荒唐，也知道时代发展的潮流。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在1908年到1911年的三年中，他被罢免了权力，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去世后，满清贵族的贝勒们终于找到机会报复他。慈禧太后曾将袁世凯强加给他们，压在他们头上，如同八国联军将袁世凯强加于她一样。袁世凯从未善待过他们，总是不断逼迫他们削减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用于操练新军、改革教育。袁世凯之前的总督们习惯于以权谋私。不管袁世凯是否有政治野心，归根结底，他在心中或多或少在为国民谋福利。与各派打交道都游刃有余袁与皇族的矛盾最终导致1908年的“足疾”诏令。袁世凯的腿部受轻伤，使得他需要在官邸休息几天。然而，完全出人预料，也让每个了解他是满清铁腕人物的外国人深感惊奇，摄政王颁发谕旨，非常遗憾地宣布，皇帝陛下“忠诚的大臣袁世凯将归乡疗养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治疗足疾。”因此，三周前，当朝廷匆忙召回袁世凯时，他很方便地找到托辞“臣足疾尚未痊愈，无法遵命回京”。同时，他对朝廷圆滑地表达了感激。如果拒绝回京，他将失去保皇党人的支持；而如果立即奉召回京，他又将失去革命党的支持。现在，他保留住了双方的支持。看来这似乎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有些可笑，但其实意味深长。它显示了今日中国最足智多谋的政治人物的特色。他熟悉自己这一方的人，也了解其他派系的想法，恰当地把握分寸，在与各个派系打交道时都显得游刃有余。自始至终，他既不谄媚，也不虚伪，如同预言家一般洞察未来，并坚定地发挥着主导作用。铁腕镇压义和拳他是从哪里开始发迹的呢？他的力量来自何方？有一件事发生在义和团起义之前，可对此给出解释。这也是袁世凯集大权于一身之前，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引起众人关注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狡诈的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正集中研究中国事务。那时，袁世凯仅是山东省一个小地方的道台，那里有中国最好的丝绸，同时也居住着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比远东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在袁管治地区的附近，拳民首先暴动。有人宣称是袁世凯煽动了这些暴动，他想藉此飞黄腾达。这种说法十分荒谬，虽然对于袁世凯这种专横跋扈、不择手段的精明政治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义和拳迅速蔓延山东全省，许多名望极高的政治人物几乎就要加入这场运动。值此关键时刻，不论是出于爱国心，或为在慈禧太后及外国使团面前留下好印象，袁世凯决定采取强硬行动，坚决扼制住这个让最保守的中国人也观念动摇的秘密会社的狂热发展势头。义和拳狂潮初起时，鼓吹只要盟誓入会即可刀枪不入，洋鬼子不再能够用火枪伤害你。宣誓后，这个古老帝国的保护神将会福佑你平安无事。一些义和拳领袖联络袁道台，邀请他入会。他不敢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有影响力的人大多数都已入会，或对其抱有同情。但是，他内心又不想加入，因为他预见到这场狂热运动终将失败，他希望能够站在胜利者一边。最终证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机会。马蒂尼·享利步枪的试验袁世凯对义和拳领袖说，“我不会加入你们，除非你能够向我证明，你不会被洋鬼子的子弹打伤。”“好！”他们说。“在我的衙门里有一支洋鬼子的火枪，”他继续说，“我本人并不相信它的威力。但是，我想向这里所有迷信西洋火器的人证明，这里有些人的立场正在摇摆，他们所相信的洋枪是靠不住的。”“因此，明天下午，如果各会的帮主们能够到我的花园来，我们即可进行这样一个小小的试验。请帮主们沿衙门墙壁站成一排，我将在他们身上试一试洋鬼子的把戏。如果西洋火器没有伤害他们，我将加入义和拳。”这一邀请被接受了。第二天下午，城里万人空巷，市民们都涌到道台衙门。这是一个重大时刻，它象征着一个全新的中国在经历分娩的阵痛，同时也标志着机智聪明的东方人终于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令人奇怪的是，最终只有一位拳民领袖参加了试验，他是最坚定的暴动领袖。然而，聚集而来的百姓们却似乎愿意将此视为义和拳运动的证据，哪怕只有一个人从西洋火器的子弹中幸存。这位狂热的拳民极端盲目地坚持着他的信仰，他在阳光照耀下的官署花园里，神态安祥地靠墙而立。不久，满面微笑的袁道台出现了，他神情温和，面带歉意，手握一支闪闪发光的新式马蒂尼-亨利步枪③（Martini-HenryRifle）。袁道台彬彬有礼地解释道，他只是由于好奇才进行这个小试验，并且感谢这位参加试验的朋友。他本人对于义和拳运动抱有极大好感，但他认为，对于他本人和广大百姓来说，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义和拳领袖提出的要求，证明洋鬼子的玩意只是自吹自擂，以彻底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才是最公平的。顺便说一句，山东半岛插入中国黄海（ChinaSea），包括由英美控制的芝罘和由德国控制的胶州等市县，富饶丰产，并且比中国其它地方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了解西方文明。然而，即使在山东也仍然有中国人相信，北洋水师16年前之所以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主要在于舰首没有画上眼睛，因此不能看到日本人对它的攻击。直到今天，仍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认为，弓箭比步枪和子弹更厉害。现正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4年前。在看起来非常友好的袁道台鼓励下，这位执着的义和拳领袖同意由中国未来的总理大臣（或总统）举起新式马蒂尼-亨利步枪向他的胸部射出子弹。随后，袁道台带着极度的悲伤和遗憾，对殉难者进行厚葬，并出资邀请许多和尚为其守灵一百天。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尽管那里没有电报。这样，当时的中国和满清政府所急需的治世能臣，一个有胆识、狡猾、奸诈、精明的政治人物横空出世。显然，今天，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袁世凯又被重新发现。技能2——拉一派打一派袁世凯最终用高超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结束了清朝200多年的历史。袁世凯被赶出北京后，并没有回到老家河南项城，因为庚子年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因严厉剿杀义和团而遭到朝廷大臣的弹劾，结果袁世凯把他的长兄、时任营官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结果本已是候补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袁世凯毁于一旦。袁世敦灰头土脸地回到项城老家后，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但袁世凯希望将生母葬入祖茔正穴的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当时已是朝廷红人的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由此，袁家兄弟彻底闹翻。袁世凯一怒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可如今北京容不下他，老家又不好意思回，袁世凯后来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在此安身隐居。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的取意。不过，从那幅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界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是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说句实话，小小的湖广总督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呢。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袁世凯是可以不急，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他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嗐！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要什么价。袁世凯见是熟人，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不然绝不出山。清廷无奈之下，只能全盘接受六点要求，袁世凯才勉勉强强地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袁世凯出马，北洋军的表现果然大不一样，很快便攻下汉口。随后，袁世凯又返回北京，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200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但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决定再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随后，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并很快攻下。正当前军指挥冯国璋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时，袁世凯却命令暂时停战，这就让冯国璋没法理解了。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来说去，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用高超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结束了清朝200多年的历史。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当没有规则的“市场”失灵、没有规则的“市长”缺位后，一场“钱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刚当上疆臣领袖的袁世凯该如何应对？ 一场大规模的“钱荒”，席卷了京津地区。 因为货币供应严重不足，京津地区的主币，使用的是所谓的“银钱票”——钱庄在没有准备金基础上任意出具的票据；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 市场一片混乱，“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1902年，43岁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疆臣领袖”。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首要敌人，已不是扛着梭标大刀的义和团，也不是扛着毛瑟枪的八国联军，而是“钱荒”。 畸形的“手” 这场“钱荒”，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 在这场动乱中，义和团、政府军、八国联军等多个武装集团，在京津地区进行了拉锯般的屠杀、破坏、劫掠。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之后，于19世纪末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11.270,-0.18,-1.57%)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了。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银钱帖”泛滥。 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所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时候，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银钱帖”的泛滥，是大清国混乱的金融货币体制的冰山一角。当时的货币制度，实行的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收，便推出了所谓的“铜元”——铜币上标注了币值，但那币值远远高于铸币所需的铜的价值，这在晚清剩余的10年内，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导火线（参阅本报4月22、29日历史版《铸币机上的宪政》）。 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下，发行“银钱帖”的准备金，并无强制要求，完全靠发行者自行掌握。钱庄为牟利往往超额发行，这就常常造成票据的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钱荒”，史称“贴水风潮”。 钱庄滥发票据，除了血管里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种中国特色的“非常规”应对。 天津华资所开的钱庄，大多数的资本金不足1万两（约相当于如今200万元人民币），最多只能算是小型企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有大银行，如大清银行、交通银行(6.440,-0.02,-0.31%)等之外，还有不少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两相比较，钱庄毫无优势，不惜竭泽而渔也就成了不少从业者的选择。 天津钱庄超额滥发的票据，在1900~1901年的大动乱前，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拳匪尚未肇乱以前，约计各华钱行所开钱票有2000万两之多。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年，增至3000 万两。”短短两年，票据发行猛增50%，中国商人竭泽而渔、没有底线的特性再度充分表现。因为没有确切的天津市场存银的数据，后人难以核对票据总额与现银的差额，但3000万两的数额，已经与当年从日本人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赎金额相等。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战乱之下，本就羸弱的监管机制彻底失灵。“市场”的失控与“市长”的缺位相互激荡，一场“钱荒”便随着“兵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 上海之鉴 在天津“贴水”风潮爆发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并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与“贴水”，本质上都是银根紧缩、票据信用崩溃的产物。“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原因也是“钱荒”，钱庄用这种超常规方式吸收存款。显然，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的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赌博——“合会”。 “合会”（或钱会、摇会、标会），本是大清民间、尤其是江南一带盛行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由亲戚朋友乡邻组成，召集人称为“会首”，参与者称为“会脚”，订立会规、会期、会额以及会款，定期交纳会款，集腋成裘，作为投资放贷的款项，会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轮收、拈阄摇彩、投标、抽签等)，将这笔款项放给“会脚”们使用，按照会规收取利息。这种“合会”，传到上海后变成了赌徒们“金融互助”的赌博工具。 “贴票”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协和钱庄”率先推出后，立即被业内广泛模仿，不到10年的工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钱庄都做贴票生意，甚至专营贴票生意。而钱庄之间为了争夺储户，不断抬高贴票利率，最高的达到月贴20%——存入80两，一个月内可取回100两。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不少人将毕生的积蓄都投入到了钱庄换取贴票。 随着贴票规模日益壮大和成本急剧攀升，泡沫终于在1897年11月破灭。许多钱庄因到期无法兑付现金，开始大量退票，引发市场恐慌，1个月内居然造成了几十家钱庄倒闭，媒体报道说，涉案的“贴票”金额“约有洋圆百数十万之多，甚言有二百余万者”。 伴随着这场贴票风潮的，是不少钱庄老板要么“跑路”、要么自杀，引发了无数的经济纠纷和暴力冲突，整个上海被贴票搅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师们生意爆棚。 大清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永远都不会汲取教训。上海“贴票风潮”，居然在5年后几乎被复制到了天津。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当没有规则的“市场”失灵、没有规则的“市长”缺位后，一场“钱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年轻的袁世凯该如何应对？ 袁世凯救市 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尤其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下，天津钱庄滥发“银钱帖”已经成为经济毒瘤。 袁世凯在190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描述道：“承平时，（天津）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经庚子之变，地面久未归还，官吏无从过问。于是奸商恃无限制，乘便逐利，作伪售欺，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国难当头，本就形同虚设的监管更是无影无踪，终于令天津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奸商”们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天津，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贴”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终于成为袁世凯所痛斥的“买空卖空之市面”。 袁世凯深知，博傻游戏之下，“岌岌不可终日”，只要击鼓传花的鼓声停下来，定时炸弹就立即引爆，那时被殃及的，绝不仅仅是怀抱炸弹的人，或许还将搭上整个天津、乃至直隶的维稳大局，当然，还包括袁世凯这位刚刚成为“疆臣领袖”的政治新星的前途。 市场几乎崩溃，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机获利的“贴水”，是这场危机的罪魁。袁世凯在写给中央的报告说：“自臣接收天津之后，中外远近各商，咸纷纷以禁止‘贴水’为请。” 袁世凯的第一个救市动作，就是增加流动性，先稳定住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他设立“平市官钱局”，筹集现银100 万，以月息5厘（0.5%）借给重要的钱商，以资周转。与之前动辄高达30%的“贴水”相比，这是个相当低廉的利率。 随后，袁世凯在1903 年1 月下令，严禁“贴水”。作为金融票据的“钱银帖”，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如此一来，票据的信用迅速上升，但那些已经将“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断了财路，相继倒闭。后人因此指责袁世凯的救市用药太猛，导致危机扩大，而这正是其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迅速淘汰了一批“无本之商”，市场参与者开始变得相对纯净，袁世凯随即注意，一些真正的钱商，也受到了池鱼之殃。袁世凯坦承：“殷实钱商与若辈（无本之商）交易往来者，亦或受其拖累。”因此，他放缓了力度，一方面宣布“旧欠推缓”（放缓清理之前的三角债的步伐），另一方面则严格票据管理，规定只有拿到特别执照的钱商才能出具票据；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计划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据各钱商环请拨借官款以资接济”，给金融业输血。 但是，此时的天津财政，空空如也，袁世凯向中央发出了求援报告。他说，之前地方财政已经给天津市面注资“现银不下百万两”，但是“积困之后，空虚已甚，区区之数仍属不敷。” 袁世凯的求援理由，一是哭穷，天津财政空虚，且暂时难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二是维稳，将救市与维稳的大局挂钩，而这是大清国中央最为关心也是最为担心的，一旦涉及维稳，只能算政治账，而不能算经济账。 中央核心犹豫了很多天，袁世凯的报告是5月1日提交的，光绪皇帝过了11天（5月12日）才批转“户部速议具奏。” 户部倒是雷厉风行，3天后（5月15日）就递交了一封长长的报告，核心内容也是哭穷。 户部计算，进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之后），从正月到三月底，中央财政当期实收218万余两，当期开支309万余两，又耗去了部分存银，库存银下降到478万余两，而应付未付的工程款有200多万两，如果将这些应付未付的款项都减除，实际库存白银只有200余万两。 户部因此理直气壮地说：“部库所存只有此数，支左则右绌，顾此则失彼，实属莫可如何。” 户部认为，袁世凯要求中央财政拨款救市，绝无可能，“现在京师银根亦甚短绌，业由臣部电知各省关应解京饷迅速筹解现银，毋得汇兑，以实京师，岂有转将部库存储无多、待用方亟之款，空其所有拨付天津之理。” 户部甚至警告说，袁世凯也不可指望兄弟省份来协助天津救市，因为要筹集庚子赔款，各省已经累计欠缴京饷270多万两，“纷纷告匮，屡见奏章，是其无力协助天津。” 户部最后将皮球踢回了天津，建议说，天津的事情应该在天津本地、依靠天津人自己解决，“就地筹款接济”。 商人“出血” 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将户部的报告批转袁世凯，而这就是表态：别指望中央了。 5月26日，袁世凯将户部报告抄送给天津商务公所的所有成员，这是一种十分明确的压力，商人们必须为救市“出血”。 6月5日，袁世凯发文，任命了一批商人负责筹款自救的工作。他在发给天津商务会所的札文中说：“天津市面，情形异常绌滞，非得本地富绅招集股本，辅以官款，开设银行，不足取信于人。”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天津商人同意筹集100万两，袁世凯则同意官方对等筹集100万两。商人们要求，这件工作“任大责重，似须选择殷富为之领袖，方与招款放款交有裨益。”袁世凯因此任命杨俊元担任“银行总董”，石元士、卞熠光、王文郁、李铭堪担任董事。 同日，袁世凯也批复了天津商务公所宁世福等关于挽救市面的大纲。这是一连串的救市动作： 发行新式的机器铸造铜元，严禁制钱铜元离开天津境内及私炉销毁，要求各级地方官严查。最终，袁世凯向市场投放了10元面值的铜元1000多万枚，用公权力强行建立的准备金。铜元的流行与坚挺（但是这种坚挺没有能够维持多久），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银票、钱票银票、钱票则选择“上中等殷实钱商数十家”开据，其他机构一律不准再出具金融票据。6月11日，袁世凯批复天津商务公所提交的40家钱商名册，明确宣布只有这40家可以出具金融票据，“除此40家外，非由该公所议允，禀明遵照盖戳章程，不准擅自出票，违者严究不贷。”同时，第一批耗资4万两白银铸造的铜元到位，要求各钱庄前往铜元局兑换，尽快进入市场流通。 至于商人们提出的裁减征收税负的关卡、免除海巡等，则责成天津海关道与税务司共同商议。 多管齐下后，“钱荒”危机终于渡过。袁世凯于6月15日向中央报告说，各项救市措施“粗有端倪，市面渐就安稳”。 “钱荒”解决了，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轻松多久。这个总是要走极端的帝国，随即又开始进入下一轮危机——“钱涝”。 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因为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而成为财政的新的增长点，全国各地方政府都纷纷上马铸币项目，终于达到了16亿枚的年产能，4亿中国人人均40枚。连老外们都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仅袁世凯的直隶银元局，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铸造的各种铜元，足足有6亿8000万枚；而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铜元不久后就开始大幅贬值，最高跌幅达到了80%，再度引发物价飞涨，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铜元为主的草根阶层。 从“钱荒”到“钱涝”，无论是“市场”还是“市长”，最为缺乏的都是“技术”层面的规则建设。但是，当一些人还在努力修补着这艘破旧航船时，另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附录：纽约时报采访袁世凯速写袁世凯 李鸿章改革事业的接班人，推动体制内的保守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 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 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双胶鞋。在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皇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她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袁攀升到他现在的位子，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子，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皇太后和军机处：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 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 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大清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可真够慢的！清日战争和“义和拳”的叛乱，使大清国动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政府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她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改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进行联系，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心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即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望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袁世凯专访 文/托马斯.F.米拉德 美国体制和清国接近 清国改革不需要外国顾问 清国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会欢迎美国舰队来访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 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 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 “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您对清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 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百姓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民将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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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 -
比较客观，史料详尽 -
写的太简单了，没有意思。 -
很好，尽管作者经常采用70岁人当年习惯的语言，但实际上总是说出了自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