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传

作者简介

《裕仁天皇传》

他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漫长的64年的执政生涯中，亲身经历了日本从发动“二战”到战败投降，从一贫如洗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全过程；他既对战前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最高责任，也为战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过积极的努力；他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历经胜与败、衰与兴的沧桑变化，而且至今仍颇有争议的重要人物，这就是裕仁天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皇孙裕仁降生 重臣精心培养

皇孙裕仁降生

寄养川村家

幼年时代的裕仁

裕仁与乃木希典

明治天皇去世

就读皇家学问所

第二章 结连理好事多磨 任摄政祸福倚伏

裕仁的婚事

初次访欧

就任摄政

行刺裕仁的“虎门事件”

裕仁与良子的婚礼

第三章 裕仁即位号“昭和” 精心炮制“满洲国”

裕仁即位

登基盛典

九一八事变

寻衅上海滩

炮制“满洲国”

第四章 法西斯主义形成 “二二六”裕仁发威

法西斯团体纷涌出现

后嗣危机与皇太子诞生

“天皇机关说”事件

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

裕仁与“二二六”事件

第五章 惊变卢沟桥 鲜血染金陵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不断督促增兵上海

血雨腥风陷金陵

裕仁与“和”、“战”之争

天皇的细菌部队

第六章 “南进”、“北进”之争 批准三国同盟

日本的北进政策

裕仁与日德同盟案

天皇对内阁的干预

确立“南进”方针

裕仁批准三国同盟

第七章 “熟柿”、“涩柿”争论不休 裕仁决意对美开战

“皇纪2600年”庆典

“熟柿”、“涩柿”之争

和谈烟幕下的战争准备

裕仁决定对美开战

第八章 裕仁由喜转忧 战争败局已定

偷袭珍珠港

发表宣战诏书

中途岛战败下的裕仁

瓜岛惨败后的忧虑

第九章 内阁走马换将 空袭皇宫起火

裕仁与东条内阁

过渡内阁与“特攻队”

美军的本土轰炸

裕仁对战争的苦恼

第十章 裕仁“圣断” “鹤声一鸣”

日本的乞降与美国的诱降

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

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流血的录音盘”事件

御音播送

第十一章 众大臣频频被捕 天皇制岌岌可危

日本投降后天皇的忧虑

维护天皇制的皇族内阁

重臣纷纷被捕

币原内阁与新宪法的制定

第十二章 三招“妙棋”实施“自救” 麦克阿瑟挽救天皇

拜访麦克阿瑟

发表《人间宣言》

巡幸全国

麦克阿瑟拯救天皇

缺席的第一被告

第十三章 “专制”变“象征” 皇室吹新风

象征天皇制

被降为平民的皇族成员

裕仁与皇太子

乔迁新皇居

第十四章 战后天皇 裕仁去世

钟情于生物学的裕仁

战后天皇的“皇室外交”

裕仁的晚年生活

裕仁天皇去世

附录 裕仁天皇年谱

编辑推荐

1、本书是国内唯一一部关于裕仁天皇的翔实传记，是历史类著作的精品。2、如今钓鱼岛风波再起，东海南海也是多事之秋。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一直没有低头，而为何“二战”后日本法西斯没有被清除，在本书中，可以找到答案。3、裕仁天皇是20世纪日本的天皇，当时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小时候内向羞涩的裕仁，后来如何变成侵略战争的总统领？在本书中，你可以找到答案。4、裕仁披着神的外衣，是“现人神”，同时又是“科学家天皇”、“学者天皇”。那么，他的科学家身份是真是假？在本书中，你同样可以找到答案。

内容概要

　　程永明，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及中日经济关系史。主要著作有《当代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研究》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

媒体关注与评论

裕仁是20世纪日本的天皇，很多大事都与他密切相关，比如侵华战争。他既是“现人神”，又是“学者天皇”。他小时候内向羞涩，如何变成侵略战争的总统领？他的科学家身份是真是假？ 他的功过如何评价？

名人推荐

本书是国内唯一一部关于裕仁天皇的翔实传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皇孙裕仁降生重臣精心培养皇孙裕仁降生1901年，日本皇室迎来了一个大喜的日子。在这一年的4月29日，位于东京青山的皇宫内院，被紧张而喜悦的气氛笼罩着，年仅18岁的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的王妃——16岁的节子即将分娩了，皇宫上下无不焦急地等待着。助产婆岩崎、护士田中等人都神情严肃，紧张而忙碌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生怕在接生过程中出现丝毫的纰漏。据说这一天的天空一直阴沉沉的，可是快到傍晚的时候天空突然放晴，西方出现了壮观的火烧云。晚上10时10分，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打破了皇宫的寂静，满面喜色的女官跑出来报告：“王妃生了一位太子！”皇宫内顿时一片欢腾。日本又诞生了一位天皇继承人，皇统的延续终于有了保证，王妃节子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节子是嘉仁皇太子多名王妃之一，出身于显赫的藤原家族在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几个家族以其女儿先后侍候过八十多位天皇而闻名，藤原家族便是其中之一。。自从1758年桃园天皇诞生以来，所有的天皇都是王妃生的，而并非皇后所生。为了顺应西方的礼仪标准，从明治天皇开始就颁布了新的皇室法典，规定以后只有皇后所生之子才能成为皇太子，但同时对这一规定又附加了一条说明，那就是只有名副其实的皇太子的生育者才能成为皇后。因此，已与嘉仁皇太子订婚的节子，是否能与嘉仁结婚并成为真正的皇太子妃，将取决于腹中的婴儿。因此，这一男婴的诞生，也预示着节子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这位命中注定要与世纪同行的新生儿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裕仁天皇。日本在20世纪经历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将与这一名字紧密相连。他也将成为日本兴衰沉浮的整整一个时代的象征。得知皇孙降临的喜讯后，明治天皇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下令将香槟酒遍赐给寝宫的侍从。婴儿出生后的第七天，恰好是5月5日日本的端午节。按照日本的习俗，要为婴儿举行庆贺仪式和命名仪式。明治天皇为皇孙命名裕仁，尊号迪宫。名和号都取自汉籍《尚书》，“裕仁”之“裕”字语出“裕乃以民宁”（社会富裕，人民才得安宁）之句，而取“仁”字则是千年以来皇室形成的习惯，凡天皇家男子的名字大都加有此字。号中的“迪”源于“允迪厥德”（真诚地履行其德）一句。按照当时皇室的惯例，裕仁出生70天后，应该离开双亲，被送到外祖父九条侯爵家抚养。但明治天皇在与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商议后认为，应该把裕仁寄养在一个家庭环境好、夫妻健在，特别是武功显赫的家庭。据说明治天皇“钦定”武功显赫的军人之家作为皇孙裕仁的寄养处，主要是希望将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军事统帅。但也有另一说法，认为明治天皇想让皇孙离开患有精神病的嘉仁身旁，希望他能够健康、愉快地成长。但原因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日本皇室历来有许多陋习，对天皇周围嫔妃的称呼和地位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对这些妃子们来说，宫廷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在日本天皇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不乏女性称帝的先例。但1890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对皇位的继承作了明确规定，即只能由“皇子皇孙”继承皇位，实际上杜绝了皇族女性后裔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规定为众多皇妃们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博得天皇的宠爱并为其生育男婴，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在皇宫中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母以子贵”。因此，出于嫉妒心理，妃子们常常会彼此憎恨、相互羞辱，甚至做成纸人或草人，将对方的名字写在上面，放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或者把它们偷偷地钉在皇宫内的大树上，以此来诅咒婴儿。嘉仁皇太子的生母柳原爱子刚怀孕的时候，据说就有人在走廊上泼了油，想让她滑倒流产，在宫城内的红叶山上，也出现了诅咒她的纸人和草人。甚至还有人在她的住处放了一个水盆，里面泡着一个鼓鼓囊囊装满豆子的袋子，诅咒她腹中的婴儿难产，就像袋子里的豆子一样，再鼓也不能从袋子里出来。因此，为了将来作为皇位继承人的裕仁不致成为这种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牺牲品，明治天皇决定将出生不久的裕仁寄养在民间。明治天皇和宫内大臣最初选中的是大山岩元帅家，但大山岩或许是感到抚养皇太子的责任过于重大而婉言谢绝。无奈之下，明治天皇又选中了川村纯义伯爵家。65岁的川村纯义是旧萨摩藩武士出身，曾参加过幕末的尊王倒幕运动，明治维新之初任海军中将，曾三次出任海军大臣，其后又担当枢密院顾问官。而川村的女儿花子嫁给了嘉仁皇太子生母柳原爱子的侄子义光伯爵，所以川村家同裕仁也有姻亲关系。更重要的是，川村是一位笃信儒教和武士道、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元老。据说这一点才真正是川村被明治天皇选中的理由。考虑到大山岩元帅婉言拒绝的前例，为了能让川村接受这一任务而不便推辞，嘉仁皇太子专门召见了川村，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川村说：“我想让您抚养最近新出生的皇孙，天皇和皇后也认为您是最适宜担此重任的，您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孙子来看待吧。”话已至此，难以推辞的川村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任务。7月7日，裕仁在侍医、护士、奶妈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川村的府邸，明治天皇夫妇、嘉仁皇太子夫妇也一同乘坐火车前往。当见到早已在火车站恭候多时的川村时，平时不苟言笑的明治天皇此时也满面笑容地对身边的女官说：“今天朕心中非常高兴，川村前来车站迎接皇孙，看他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也感到很愉快。”显然，明治天皇为给皇孙找了一个满意的家庭而心存欢喜。寄养川村家裕仁在川村家度过了4年时光，在这4年中，川村一家对裕仁的抚养可谓尽心竭力。为此，川村本人甚至连唯一的爱好——打猎都放弃了。川村在自己的宅邸专门为裕仁新建了住所，并派了三个奶妈、两个护士昼夜轮流侍候。川村夫妇也经常睡在裕仁的邻室“侍寝”，帮助照料裕仁。为了使裕仁能够健康成长，川村一家常常带着裕仁随季节的变化而转移住处。夏天住在日光、箱根，冬天则住在沼津、叶山。可以说是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非常注重皇孙穿着的川村，请日本驻法国大使为裕仁在法国定做服装。这些服装都是仿照法国贵族孩子的服装式样制作的，有镶嵌花边的西服，也有用凸纹红条纹布缝制的水手装。但似乎裕仁并不喜欢这种红条纹的水手装，所以川村又特意为他定做了黑条纹以及白底紫条纹的水手装。裕仁的玩具大都是从外国订购的。日本的驻外大使非常留心，一旦发现好玩具便买来送给裕仁。为了从小就培养裕仁的尚武精神，他们送给裕仁的多是一些大炮、军舰、西式帆船等玩具模型。此外，对裕仁关怀备至的明治天皇还特意送给他一匹大木马。明治天皇认为，自己的皇孙将来骑马的机会一定很多，应该让他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锻炼。裕仁骑着明治天皇赠送的木马（时年3岁）虽然在生活上对裕仁百般照顾，但在教育上川村对裕仁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认为重点是要培养裕仁健康的体魄和克己的精神。川村曾说过：“花匠把花木扭弯，使其不能按自然形态成长，这就是诸侯教育的明显弊端。承担教育重任的人，应该启发孩子从小就养成大胆勇为、尊重他人、不畏艰难的性格。决不能让他蛮横任性、刚愎自恃。”［日］河原敏明：《日本天皇——裕仁》，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页。因此川村并不是事事都迁就裕仁。有时裕仁淘气撒娇，川村便会吓唬他：“你要再淘气，就别住在这里了。”有时，川村夫人精心做好的饭菜，裕仁却把筷子丢在一边，说不好吃。川村便假装生气地说：“如果你再这样任性，我就不给你饭吃！”从小就生活在川村家的裕仁，心里早就将川村夫妇当作自己的父母，所以这种方式很是奏效。每当川村警告或吓唬裕仁时，裕仁都会变得很听话，连说：“是我不好，我吃，我吃。”1902年10月，裕仁的弟弟淳宫雍仁亲王（后来的秩父宫除了皇太子之外，其他皇子在成年或成婚后，会经宫内省批准建立一个宫家。宫家不同于作为幼年称号的宫号。以裕仁的二弟为例，名雍仁，年幼时号淳宫，成年后建立的宫家为秩父宫。）出生后也被寄养到了川村家。这样，川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川村为了不辜负明治天皇以及嘉仁皇太子的信任，竭尽全力抚养两位亲王。1904年8月，69岁的川村因患肾衰竭，怀着“抚养之责未竟”的内疚之情逝去。川村的儿子铁太郎以财力不足为由，谢绝继续抚养皇孙。无奈之下，裕仁和弟弟被送回到父母居住的赤坂离宫。虽然回到了赤坂离宫，但裕仁依然未能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进了一个小院。明治天皇委派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领导人木户孝允的养孙、宫中顾问官木户孝正负责抚养皇孙。这也使得裕仁和木户家的关系非常亲密，木户孝正之子木户幸一后来成为裕仁的心腹宠臣，曾担任宫内大臣和内大臣之职，深得裕仁的信任。幼年时代的裕仁1906年春天，6岁的裕仁开始和其他同龄的亲王子弟一同到专门设立的皇家幼儿园上学。当时，久迩宫邦彦亲王的女儿——后来成为裕仁妻子的良子也在这个班里。据说，每当吃午饭的时候，裕仁和弟弟坐在饭桌的一边，而良子则和妹妹坐在饭桌的另一边。裕仁常常笑嘻嘻地看着良子，弟弟吃完饭便会起身离开，而裕仁仍和良子相视而笑。当时担任幼儿园主任的幽香小姐见此情景，曾说道：“他们两人将来说不定有缘吧。”没想到这句无意中的话后来竟成了事实，良子果真嫁给了裕仁。在这所皇家幼儿园内，上课的老师都来自贵族学校，虽然他们面对的都是出身显赫的皇子皇孙，却敢于严格管教，并热心传授知识。其中有一位叫槌谷的教师，酷爱生命科学和海洋植物学，常常带孩子们到动物园、植物园、神社、公园等地方去开展一些有趣的课外活动，这对裕仁后来走上研究海洋生物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对这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来说，玩耍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捉迷藏、夺旗帜等游戏，有时也到院子里摔跤、捉虫子。日俄战争后，他们又增加了“日本海大海战”的游戏。裕仁常将自己的铅皮玩具军舰拿出来与伙伴们玩耍，把军舰分为两列，然后互相冲撞。到了暑假，裕仁他们还到叶山行宫避暑，分成两伙玩打仗的游戏。在与伙伴们的嬉闹中，裕仁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相反，与同龄的儿童相比，裕仁显得虚弱、瘦小。他走起路来有些拖脚，这也许是从他祖父明治天皇身上继承的缺陷。由于脊柱侧凸，他不能挺直腰板，眼睛也近视。这些缺陷使得裕仁在游戏中常常显得笨拙，动作不灵活，再加上他所处的未来天皇的地位，使得他与同学们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与裕仁相比，弟弟雍仁则个头大，力气壮，性格外向，爱当孩子头，其他孩子也愿意和他一起玩耍。裕仁和雍仁朝夕相处，难免会有斗气打架的时候，每次都是雍仁将裕仁摔倒或是把裕仁弄哭。有一次，雍仁甚至趁哥哥不注意，拿起大炮玩具冷不防砸在裕仁的头上。这次可闯了祸，雍仁不但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还被罚在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像前请罪，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干了。成人后的雍仁曾回忆说：“说起来我是老二，却总爱吵架。我知道自己经常爱和哥哥吵架，弄得他没法对付。”然而唯独在相扑上雍仁不如裕仁，虽说裕仁个头比较小，但在相扑时从来不服输。裕仁对相扑的酷爱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由于裕仁所处的特殊地位，众人都对他这位未来的天皇群星拱月般地精心呵护。当裕仁从稍高的地方往下跳时，侍从们会赶紧伸手将他从半空接住；裕仁摔倒后在自己爬起来之前，侍从也会赶紧把他抱起来。也难怪弟弟雍仁经常讨厌地说：“哥哥摔倒了，自己爬都爬不起来。”在这种呵护下，裕仁也养成了一种旁人所不及的优越感。在和同伴玩打仗的游戏时，裕仁必定当“司令官”，而总喜欢当孩子头的雍仁则只有做“先锋官”的份儿了。由于裕仁与雍仁性格不同，即使在成年后仍在许多方面观点不同，以至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秩父宫雍仁公然支持叛乱的皇道派一方，使裕仁非常被动，这是后话。裕仁虽然生性孱弱内向，但有时也有过人之处。据说，有一次，裕仁正在与伙伴们玩“骑马游戏”，首相桂太郎恰好前来为他祝贺生日。这位在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首相，当时身着陆军大将服，胸佩闪闪发光的勋章，显得威风凛凛。但裕仁对他却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央求桂太郎道：“老爷子，来得正好，您当马让我骑骑好吗？”对皇孙的请求，年过半百的桂太郎无法拒绝，只好四肢着地驮着裕仁在地上转了一圈。另外，据说有一次裕仁和两个弟弟裕仁的三弟光宫宣仁亲王（后来的高松宫），于1905年1月3日出生。去给皇后请安后便留在那里玩耍。不久，元老重臣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七人走了进来。他们一个个身着盛装，佩戴勋章，等待天皇的召见，室内气氛严肃庄重。裕仁的两个弟弟赶紧退到了一旁，只有裕仁还站在那里，盯着他们不动。伊藤见状，就俯身问道：“你是皇孙陛下吧？”裕仁立即答道：“是的。”接着又反问道：“您是谁呀？”“臣是伊藤，今天承蒙令祖父厚赐，特来拜谢。”“那这位又是谁呀？”裕仁把脸又转向其他人问道。于是，伊藤便把与他同来的几位元老的名字一一告诉了裕仁。接着，裕仁又指着伊藤佩戴的勋章问道：“你戴了这么多的勋章，今天获得的是什么勋章呢？”伊藤忙回答道：“是这个。”裕仁又指着其余的勋章追问：“你佩戴的这些又是什么勋章呢？”“这些都是外国颁发的勋章。”伊藤于是一一向裕仁解释了这些勋章的来历。看到年仅6岁的裕仁谈吐如此从容，在场的各位元老既感到惊奇，又十分高兴。裕仁与乃木希典1908年4月，已到学龄的裕仁进入了专门为皇族和华族子弟设立的贵族学校——位于东京四谷的学习院初等科学习。学习院不属文部省管辖而是由宫内省管理，是专为皇室培养栋梁之才的学校，拥有许多特权。例如，在明治和大正年间，学习院的高中生可以免试直接进入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院初等科编为两组，东组约30人，西组13人，裕仁被编入西组。明治天皇为加强对裕仁的教育，特意任命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伯爵为学习院院长。乃木对天皇忠心耿耿，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效尽犬马之劳。在日俄战争中，他亲临战线指挥旅顺攻坚战，双方死伤10余万人，战场上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战斗中殒命。由于旅顺要塞久攻不下，据说曾有人提议撤换乃木，但被明治天皇阻止，乃木为此对明治天皇感激涕零。在明治天皇看来，乃木不仅具有传统武士的“优秀”品质，而且还精通儒学，擅长书法，具有高深的个人素养，是负责未来天皇教育的不二人选。而乃木也深感明治天皇的信赖和恩宠，把培养裕仁看作自己生活的全部，也是自己最后的应尽之责。学习院表面上气势华丽壮观，但在教育上却似乎有些软弱无力，缺乏质朴刚健。乃木的忧虑也正在于此，他认为对未来的天皇来说，接受这种教育是不太适当的。于是新上任的乃木院长一心要改变校风，为教师们制定了教育皇孙的几个方针，包括健康第一，对不良行为要及时予以纠正，对学习成绩不能庇护，养成勤奋的习惯，生活朴素，注重军事方面的教育等。乃木还为前来就学的其他贵族子弟也制定了12条戒律，以使他们将来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他期望的那种优秀的武士。乃木除了负责学习院的全面工作外，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裕仁身上。大到任课教员的选择、意志品质的塑造，小到穿衣走路、言谈举止，事无巨细，无不过问。学习院与裕仁居住的赤坂离宫相邻，只隔一条马路。开始时，裕仁常常穿过赤坂离宫的鲛桥抄近道去学习院上学。乃木知道此事后便告诉他：“应该与其他人一样上学才好。”此后，裕仁便改从离宫正门出去上学。每天早晨，当裕仁来上学时，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乃木总是要到学校门口恭迎裕仁。此时的他一改过去那狰狞的战神面目，白须垂飘，笑容可掬，用标准的军礼向裕仁还礼。为了把裕仁培养成为一名一丝不苟的军人，据说有一次裕仁要回皇宫，乃木送他到门口，裕仁举手敬礼，但乃木并未马上还礼，而是待裕仁纠正姿势并再次敬礼时才予还礼。乃木总是让裕仁穿着普通的衣服。他曾吹嘘说，他和裕仁从来不知道穿贴身丝绸内衣的感觉。那时，裕仁跟随乃木学习相扑，裤子和袜子经常磨破，乃木便让裕仁补好后再穿。此后，裕仁改变了破了就换新衣服的习惯，常穿补过的衣服去上学。他还常对身边的女官说：“院长说了，衣服破了当然不能穿，但补好再穿，也就不算丢人了。以后如果衣服破了，就补好了再穿。”此外，乃木每个月还要在院长室与裕仁谈几次话，有时跟裕仁讲自己在打仗时的经历与奇闻，有时给他讲一些作为未来天皇应有的品德等。最令乃木担忧的是裕仁那瘦弱的身体和笨拙的举止，他认为这会妨碍裕仁将来正常履行天皇的职责。为此，他经常教裕仁相扑和游泳。冬天，他们到外地避寒时，乃木不让裕仁围着火炉烤火，而是让他去跑步，甚至让裕仁像自己年轻时一样，赤着身子站在冰柱下，直到他能控制住发抖的身体安静地站在那里为止。他还常常向裕仁灌输这样的观念：“凭借锻炼和意志，就没有改变不了的东西。”为了督促裕仁的学业，乃木还经常亲临教室，检查教学。这使得性格内向的裕仁特别害羞和难为情，担心在回答时出错令院长失望。有一次正在上音乐课时，乃木走进了教室。裕仁向来对音乐和手工不感兴趣，任课的小松耕辅老师竟然指名让他唱《楠木正成》楠木正成（1294—1336年）是后醍醐天皇时的一名武将。他推翻了镰仓（北条氏）幕府后，天皇才得以重返京都，改年号为建武，故称建武中兴。后来日本历代统治者都将楠木奉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甚至誉为“军神”。之歌。当时裕仁唱得虽然不是很好，却很用心。乃木不禁连连点头，感动得流下热泪。在学习院期间，年幼的裕仁已将乃木“敬为神灵，尊为严父”，不允许身边的人称乃木为“大将”，而必须称“院长阁下”，以表示对恩师的尊敬。对于乃木的教诲，裕仁更是言听计从，并尽力做到使乃木满意。经过数年的锻炼，裕仁已出色地掌握了游泳技巧，并成为高于一般水平的高尔夫球爱好者以及同龄少年很难战胜的相扑手，自信心也大大增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乃木的教诲和影响。裕仁小学时期的成绩并不算优秀，只能说是中等偏上。音乐和手工的成绩最差，国语、作文的成绩也不太好。教他历史课的大森金五郎教授曾向记者坦率地透露：殿下的成绩开始时不如他的弟弟（淳宫雍仁亲王），后经努力，成绩才算有了提高。但这种率直的谈话犯了忌讳，因此这位教授很快便被免职了。不过，裕仁勤奋好学，做事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却也是事实。其他成绩虽一般，但裕仁对生物却有着浓厚的兴趣。1913年6月，裕仁上六年级时，曾经毫不畏缩地抓住了一条菜花蛇。后来这条蛇被装在玻璃容器里，以他的名义送给了学习院，如今还陈列在生物标本室里。每逢暑假，同学们总爱拿着捕虫网在附近的山野里捕捉蝴蝶、昆虫。在盐原的行宫度假时，裕仁还曾在附近的田野抓到了一只附近一带很少见的、被称作“大紫”的大型蝴蝶。平时在制作标本时，其他孩子们只是将昆虫按图案摆得看起来漂亮一些就行了，而裕仁却要将标本认真地进行分类排列。这种小学时养成的爱好，无意中使他后来成了有名的生物学家。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天皇从1906年就患上了糖尿病。1911年秋天，明治天皇前往福冈县视察日军大演习时，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病情加剧。1912年春季后，又并发尿毒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三浦谨之助和青山胤通两位医学博士作为御医，日夜精心地为天皇进行治疗。1912年7月20日，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省发布公报：“自19日下午以后，圣上精神略呈恍惚状态。”对一向把天皇奉若神灵的日本国民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从这一天起，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便纷纷聚集在皇宫的广场上为天皇恢复健康而祈祷。同时在日本各地，更多的人拥向当地的神社祈求天神保佑天皇。接到明治天皇病重的消息后，正在外地度暑假的裕仁和雍仁连忙赶回皇宫探视。此时的明治已进入弥留阶段，认不出面前的两位皇孙。当裕仁探视出来，大家问起他祖父的情况时，他只说了一句“今天晋见爷爷的时间很短”，说完便失声痛哭起来。裕仁把乃木尊为“严父”，但对明治天皇的形象，更多的是“畏惧”和“尊敬”。在裕仁的脑子里，似乎并不存在诸如“亲热”和“撒娇”之类的感情。明治虽然平时对自己的皇孙非常关心，但那种感情却是深藏不露的。祖孙见面也仅仅只是在参拜仪式上，相互间说话的机会很少。因此，裕仁即将失去祖父的痛苦，与其说是出于亲情，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对祖父的尊敬。1912年7月30日零时43分，在日本天皇史上享有盛名的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0岁。让我们回顾一下明治天皇及其时代：明治前期（1868—1894年），正是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明治天皇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式的立宪君主制、推动日本建立近代工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明治后期（1895—1912年），也就是日本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明治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以及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负有重要责任。明治天皇去世后，嘉仁继位，在皇宫偏殿举行了登基典礼，并接受了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八坂琼钩玉。按照传统，根据中国《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新年号为“大正”，嘉仁成为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大正天皇即位后，指定皇太子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裕仁生于父母结婚之前，身体又有不少缺陷，但大正天皇和大部分朝臣都希望指定裕仁。出乎意料的是，被裕仁奉为崇拜偶像的乃木却纠集了少数人，主张推选裕仁的弟弟秩父宫。乃木并没有什么使人信服的理由来为他的立场辩解，而只是凭着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难以名状的意识。但他的意见最终被否决了。9月9日，裕仁被正式封为皇太子，并任陆海军少尉。在为明治天皇举行国葬前的9月11日，乃木希典突然晋谒太子。在祝贺裕仁成为皇太子后，乃木向裕仁赠送了《中兴鉴言》和《中朝事实》两部书，都是根据神国思想鼓吹天皇具有绝对权力的著作。接着乃木叮嘱裕仁道：“重要的地方我已画了红线。现在阅读可能太难，但这是有用的书，我请求您要更加努力学习。您现在是皇太子了，又是陆海军中最年轻的军官和全国未来的总司令，恳求您要恪守军人的本分……为自己和日本，好自为之。”从9月13日开始，日本政府为明治天皇举行了为期6周的隆重国葬。13日晚8时，载着明治遗体的灵车驶出皇宫朝青山练兵场（现在的神宫外苑）进发。半小时后，灵车从东宫皇城前经过，身着旧式朝服、臂戴挽章的裕仁含泪在门前相送，这对年仅12岁的他来说，无疑是有生以来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送葬的队伍从皇宫出发后，乃木步行回到自己位于麻布的别墅，遵照武士道的精神和古代的先例，乃木与夫人一起沐浴洁身，穿着崭新的白色和服，在挂着明治天皇签字的照片前跪下。乃木夫人静子按照规定的礼节，将一把匕首刺进自己的颈部流血而死。乃木希典则把短剑刺入自己的胸膛，划了一个十字，剖腹殉死。乃木之死，无疑给少年裕仁以极大的震动。据说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呆若木鸡，表情平静得可怕，良久才说道：“日本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也许这时的他才明白“院长阁下”的那次造访和赠书竟是最后的诀别。关于乃木之死，对外界公布的消息是乃木夫妇双双自杀是要追随明治天皇，但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乃木的地位还没有重要到足以把自己看成是明治不可缺少的家臣。了解内情的人的看法是：乃木曾提出反对立裕仁为太子的意见，受自尊心驱使而选择了自杀，他不能眼看着被自己的学生抛弃。究竟自杀出自何因，或者是多种原因都有，那就只有乃木自己知晓了。就读皇家学问所在明治天皇去世两年后的1914年，裕仁晋升为陆海军中尉。也就在这一年，他从学习院初等科结业并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入了位于东京高轮皇宫内的“皇家学问所”。皇家学问所的总裁由在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担任，副总裁是宫内大臣波多野敬直，干事由海军大佐小笠原长生担任，其他所有教师都是当时日本的知名学者，还选任了一批东京大学毕业的一流学者前来授课。在皇家学问所期间，裕仁每天早晨6点起床，先向伊势神宫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供奉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的方向遥拜祖先，然后就是跑步、进餐、学习。东乡元帅希望将皇太子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而特设了军事课和马术课。此外，东乡还选用了一批陆海军军官和官僚来负责裕仁的军事课程。裕仁对军事课很感兴趣，尤其倾向于战术和后勤方面，他同军事课教师终身保持联系。1915年10月，日本第一舰队在伊势湾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时，东乡元帅还特意让太子乘“香取号”战舰随同见习，以便他能看到舰队的大炮击沉目标的情景。在皇家学问所，东乡元帅精心选定狂热的国粹主义者杉浦重刚担任被称为“帝王学”的伦理学教师。杉浦系官僚出身，曾担任过文部省参事官兼专门学务局次长。杉浦利用古今中外饶有趣味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为裕仁教授帝王之道。杉浦在教学中所贯穿的一个主线是：竭力宣扬以儒教为本的皇室中心主义、政治主义、与外国竞争主义、日本优越的世界第一主义以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在7年的时间里，杉浦为裕仁授课200余次，在当时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像这样明目张胆地对皇太子进行保守教育的，恐怕只有杉浦了。为了使裕仁的谈吐更能显示其作为天皇的尊严，皇家学问所对裕仁在演说时的发声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其结果是，裕仁在演说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先高后低、抑扬顿挫的声调。这种声调不仅与日本普通国民的说话声调迥异，与其他皇室成员也完全不同。此后裕仁在各种场合的致辞都是使用文语体，郑重地用这种奇特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的，以至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时，第一次聆听“御音”的日本普通国民不仅感到吃惊与可笑，甚至连天皇所宣读的内容都未能听懂。这就是“帝王学”的成果，三笠宫裕仁的四弟澄宫崇仁亲王（后来的三笠宫），出生于1915年12月2日。称之为“造神学”。在皇家学问所，裕仁除了系统地接受如何做好一个帝王的教育外，比较喜欢的科目还有历史以及自幼便怀有浓厚兴趣的生物学。裕仁曾对学友说过，自己若不是皇太子就打算专攻历史学或生物学。他曾认真地阅读了日本历史学者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世界大战史》以及宫内省编纂的200余册的《明治天皇纪》等历史读物。在服部广太郎的指导下，裕仁对生物学的爱好，在这一时期也继续发展。服部指导裕仁注意周围世界中奇妙多变的自然界，这大大激发了裕仁对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每逢暑假，他都要到叶山、沼津、那须等地的行宫去采集标本，并在显微镜下进行长时间的观察。服部常常为裕仁安排钓鱼和潜水活动，这培养了裕仁对日本海湾昆虫和贝壳的终身爱好。裕仁还酷爱生物学中的分类学研究，这种认真的精神也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东条首相和木户内大臣都是既无信念又无方针的谨小慎微的官僚，但其长处都是严格、认真，所以深为裕仁信赖，是天皇最喜欢的臣下。经过7年的学习，裕仁1921年从皇家学问所毕业。综观裕仁从童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人们便会发现，尽管这一时期裕仁受到自然科学的熏陶，对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政治上，历经川村、乃木、东乡等人多年特殊而严格的军事教育，又使裕仁具有了独特的军人气质。他外表威严庄重，从早到晚身着陆军军服，在公共场合经常是纹丝不动地站立。如1928年12月25日，已是天皇的裕仁在二重桥前检阅关东地区数万名武装的学生和青年队伍时，天下着小雨，参加大会的人冷得直哆嗦，不得不竖起大衣领子，使劲地搓着手取暖。在会场正面的观礼台上，搭着缀有皇家纹徽的帐篷。可是即将开会时，跑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帐篷拆了。正当人们以为因雨要中止检阅而发出阵阵欢呼声的同时，传令官跑来报告：“大家淋雨，陛下不安，特决定拆去帐篷,圣驾光临检阅，仍按预定时间从两点开始。”青年们深为感动，也不知是谁带头脱下了外套放在地上，全体青年毫不犹豫地都跟着脱下了外套。按预定时间到达会场的裕仁，看到青年们的那种姿态，也立即脱下披在身上的陆军斗篷。分列式开始后，裕仁冒雨而立一动不动，长达1小时20分钟，令在场的人都大为感动。天皇身着陆军军服，足以说明当时日本重视陆军胜过海军的特点。天皇和皇族只有在视察海军学校和舰队以及乘军舰时才穿海军服，这说明天皇并不是总揽统治大权的文官，而是一名陆军武官，是“陆军天皇”。第二章结连理好事多磨任摄政祸福倚伏第二章结连理好事多磨任摄政祸福倚伏裕仁的婚事大正天皇即位后，已逐渐长大成人的裕仁皇太子的婚事便成了上至皇室、下至国民关注的焦点。以往，皇后几乎都出自皇亲国戚或者贵族家庭。1917年，为太子裕仁选妃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负责此事的侍从官们搜遍了全国，将符合条件的少女编制成一份候选人名单，上呈给皇室会议成员和裕仁的母亲节子皇后。热心的国民也争相购买《皇室画报》，试图从中找到符合自己心目中标准的皇太子妃。开明的节子皇后虽对裕仁的终身大事非常关心，却并不愿意一手包办，而是坚持要裕仁亲自挑选。1917年夏天，皇后在皇宫嫔妃阁内接见了候选女子。十几名妙龄女子按照顺序一个个单独进入房间，跪坐在节子皇后面前，小心翼翼地回答皇后的问话。与此同时，在与该房间相连的滑门后面，皇太子裕仁正透过窥孔，仔细地端详着这些候选的少女。几番周折，并经宫内省的秘密考查，最后皇后和太子都选中了久迩良子,也就是裕仁在皇家幼儿园时的同班同学。久迩良子是久迩宫邦彦亲王的长女，1903年3月6日生于东京的久迩宫中，是赫赫有名的伏见家族的后代。伏见家族原是皇族的一个支系，因其祖上有功于皇室，而被皇室依其居住的地名（今京都市伏见区）封为伏见宫，其后代也因此得势，历代天皇的女儿不少下嫁于这个家族。良子的曾祖父伏见宫邦加亲王成为第119代天皇光格天皇的养子后，其家族势力更加扩大。良子的祖父曾担任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的枢密顾问，并被明治天皇封为久迩宫。良子的父亲是皇族中少有的海军专家，官拜海军大将。良子的母亲也出身豪门，是在勤王倒幕的斗争中立下战功的萨摩藩主岛津忠义公爵的第七个女儿。从血统和门第来看，良子被选为皇妃是无可挑剔的。皇后和太子的这一选择随后也得到了大正天皇的赞同。1917年年底，宫内大臣波多野亲自将皇后欲选良子为太子妃的意思转告给了久迩宫亲王。久迩一家自然高兴万分，一口应承下来，并在1918年的元月正式内定了婚约。宫内省在久迩宫内为良子紧急修建了两层小楼，并设立了专门的学问所。这个学问所的主任由后闲菊野女史担任，为裕仁传授“帝王学”的杉浦重刚主讲最重要的修身课，同时还有10余名知名学者负责讲授其他课程。其目的就在于要把良子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符合皇室要求的皇太子妃。在此期间，皇室的御医还对良子的身体做了全面的检查，以使未来皇统的延续能够确保。从内定婚约到两人正式举行婚礼，在这6年左右的时间里，裕仁和良子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仅有的几次见面，有的是为了拍摄订婚照片以供报纸发表，有的是在一些社交场合，偶尔他们也会被允许单独在宫内的花园散步。尽管这样的单独相处很短暂，但仍使他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婚事将会在日本政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由于皇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各派政治力量都把皇太子妃人选与自己未来政治上的荣辱联系在一起，进而招致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古代围绕天皇的婚姻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屡见不鲜，裕仁与良子的婚事也不例外。对裕仁与良子的结合最先发难的是长州藩元老、因建立日本常备军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有功而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良子的祖父朝彦亲王在幕末的倒幕运动中曾镇压过长州藩的倒幕派，是长州藩出身的山县的宿敌。良子的母亲又出身于萨摩藩的岛津家族，也使山县担心萨摩藩阀会由此扩大势力，故而决定阻止这桩婚姻。当然，精明的节子皇后和裕仁选择这门亲事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长期以来，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长州藩阀势力依仗其显赫战功，飞扬跋扈，钳制内阁，甚至不把皇室放在眼里。当时皇宫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皇的话是金子，可是无冕天皇的话可以炼金。”而这“无冕天皇”指的就是山县有朋。节子皇后和裕仁希望通过政治联姻，借助萨摩藩和伏见家族的势力削弱长州藩阀。1920年夏天，山县依据日本前红十字医院院长提供的材料，在东京的一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从遗传学的角度追溯了萨摩藩岛津家族历代色盲的遗传史。由于良子的母亲出身于萨摩藩岛津家族，如果裕仁同良子结婚，神圣的皇室血统便带进了这种不良的遗传因子，将来的天皇便有可能出现色盲。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良子的外祖母（岛津忠义公爵的侧室）便是色盲。到了良子这一代，虽说良子的眼睛色能力正常，但她两个兄弟的辨色能力却都很弱。由于良子担负着养育未来天皇的重任，因此这一问题非同小可。紧接着山县又策动西园寺公望和松方正义两位元老，以维护皇室血统的“圣洁”为名，要求宫内大臣波多野取消原来的决定，同时又以调查不力为由免去了波多野宫内大臣的职务，而代之以山县的党羽——陆军中将中村雄次郎。山县这种阴险而蛮横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原敬首相和久迩宫的不满。新任宫内大臣中村秉承山县命令，挑选了5名医学专家对良子的视力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终作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良子的眼睛完全正常，但其后代出现色弱、色盲的概率在50%。对这一结论仍感不满的山县等人继续步步紧逼，决定请伏见宫博恭亲王为说客，劝说久迩宫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对此，良子的父亲久迩宫邦彦亲王断然予以拒绝，并声言：“提出要娶我家姑娘的可是皇室方面，既然要解除婚约，那就该由皇室来履行。我顺便奉告一句，如果硬要这样做，我首先杀死良子，然后我和我的全家都将因受辱而剖腹！”为了与山县等人抗争，深受裕仁喜爱的老师、右翼理论家杉浦重刚干脆将此事交由右翼团体“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来处理。杉浦同头山满交往过密，在杉浦的授意下，头山满的党羽五百木良三写了《呈山县公书》，并向报社和知名人士广为散发，以便将这一事件告知于国民。北一辉也散发了反对山县的文章，五百木和岩田富美夫等右翼分子还制订了一个暗杀山县的计划。平时憎恨山县的前首相大隈重信和山本权兵卫此刻也坚定地支持邦彦亲王，将山县蔑视大正天皇和皇族的行为作为攻击山县的材料。与此同时，皇后和太子也明确表示无意改变婚约。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只有皇室作出最后裁决才能平息这场纷争。在原敬首相的授意下，1921年2月10日宫内省发表文告：“关于良子殿下内定为东宫王妃一事，尽管世上有种种传闻，但以上决定并无任何变更。”至此，这场争执了一年多、被称为“色盲风波”或“宫中某重大事件”的闹剧才告收场。四面楚歌的山县引咎辞职，并在一年后去世，他的亲信中村雄次郎也被免去了宫内大臣的职务。自此，以山县为代表的长州藩势力逐渐失势，萨摩藩军阀逐步控制了军部大权。但长州藩与萨摩藩派系之间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在以后的日本历史发展中，它们之间的斗争又逐渐演化为皇道派与统制派、北进派与南进派之间的斗争。1922年6月20日，宫内省宣布：“圣上已经恩准了皇太子的婚约，随后的纳彩仪式预定在7月上旬进行。”所谓的“纳彩仪式”就是由皇室向女方家馈赠彩礼的仪式，是皇族成员举行婚礼前必需的一道程序。由于皇族中的最长者东伏见宫依仁亲王于6月26日去世，纳彩仪式延迟到9月28日才进行。这一天，风和日丽，金秋送爽。侍从长德川达效携带礼品驱车来到久迩宫家，将纳彩通知书递交给久迩宫邦彦亲王，并将纳彩礼品一一呈上，包括2坛清酒、2条新鲜鲷鱼、5匹西服布料以及御佩宝剑和勋一等宝冠章。纳彩仪式表明裕仁与良子已正式结成婚约。初次访欧1921年裕仁从皇家学问所毕业后，当时的首相原敬就曾提出应趁结束学业之际，让裕仁出访欧洲。他认为新时代的君主应该周游世界扩大知识面，同时拜访各国元首，加深同欧洲各国宫廷的友好关系。此外，原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尽早让裕仁接触立宪君主制下的国家和社会。对原敬的提议，当时对裕仁与良子的婚姻持反对意见的山县也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是希望利用皇太子出国旅行而使激化到计划暗杀山县的事态缓和下来。裕仁本身也一直打算以一次欧洲之行结束自己的学业，并且已经同英法政府拟定了各种安排。但裕仁出国旅行的消息一经传出后，便受到了种种阻力。由于当时社会上谣传山县有朋想把裕仁送走，以使他对良子的热情冷下来，进而破坏婚约，因而久迩宫邦彦亲王首先发起了反对皇太子出国旅行的运动，皇后也为之所动，借口“病魔缠身的天皇万一有个好歹那就麻烦了”，表示反对。裕仁的老师杉浦重刚认为日本的皇太子没有必要向外国学习。反对原敬内阁的在野党以及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分子更是借机制造了种种流言飞语：“父皇陛下龙体欠安，却置之不顾，居然出国漫游，岂非不尽孝道？”“‘神国日本’的皇太子漫游‘夷狄’之邦，这是为何？”“如果年轻的皇太子沾染了民主主义的危险思想，岂不危及日本的将来？”“山县会在裕仁离开时杀死良子！”“朝鲜的刺客将在特拉法加广场把裕仁砍倒！”“西方人会嘲笑裕仁在喝汤时啧啧做声的日本习惯。”火药味越来越浓烈，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分子还在纪元节纪元节：在每年的2月11日，纪念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那天纠集了2500人到新建的明治神宫前，以祈祷“天皇病体康复，东宫中止旅欧”的形式举行示威游行。1920年2月27日，支持原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儿子、皇太子的侍从官西园寺八郎在家中被一帮暴徒打得遍体鳞伤，原敬首相收到的恐吓信和建议书也积案成堆。但原敬首相和元老山县有朋并没有动摇和屈服，而是煞费苦心，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不断派出说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说服了皇后和头山满等人。1921年3月3日11时半，皇太子裕仁以及由15名亲信侍从官和陆海军军官组成的随从人员，乘坐“香取号”军舰，在“鹿岛号”战列舰的护航下，从横滨出发，开始了漫长的海上旅行。当南下行驶到三浦半岛的顶端时，航道改向西北航行，从相模湾的深处向叶山开去。这是根据皇太子裕仁的要求，从海上向在叶山行宫疗养的父亲道别。“香取舰”以最慢的速度通过叶山海面，裕仁身着海军少佐礼服，站在后甲板上，向天皇和皇后居住的叶山方向以及富士山的方向鞠躬遥拜。此次作为顾问陪同裕仁出访的是几位忠于皇室的老臣，他们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担当起辅佐裕仁的重要任务。如珍田舍已后来担任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奈良武次后来担任裕仁天皇的武官长，负责天皇与陆军之间的一切联系。孝明天皇的养子闲院宫载仁亲王是日本陆军大将，作为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的老资格成员一直跟随裕仁，亲身参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山本信次郎因在皇家学问所教授过裕仁法语，此次也一同随行。随同裕仁一同出访的还有两名宫廷御用文人，他们的任务是将皇太子出访的盛况记录成书，以便流传于世。山本信次郎在旅途中一边教裕仁法语，一边讲授西餐的用法和礼仪上的一般知识。尽管山本费尽了气力，但由于裕仁学东西比较笨拙，进步很慢。裕仁的舰队前往英国，一路以当时英国遍及世界的领地为停靠港。在香港，裕仁出席了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几次盛大宴会。在新加坡，他以私人身份参观了当地著名的植物园。在科伦坡，他欣赏了当地的土风舞和40头训练有素的大象所作的表演。在马耳他，他观看了由意大利歌剧团演出的威尔第的剧作《奥塞罗》。历经75天的航程后，裕仁一行终于到达了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在英日两国结成同盟、图谋携手称霸亚太地区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以隆重的仪式欢迎裕仁的到来。爱德华皇太子前往军港迎接裕仁皇太子，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前往伦敦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欢迎裕仁，并与裕仁同乘华丽的宫廷马车前往白金汉宫。在英国，裕仁以英国国王私人客人的身份，在白金汉宫住了3天。他看到英国皇太子爱德华可以脱掉军装，在街上游逛，随便去剧院看戏，在公共场合观看体育比赛，在夜总会喝着香槟酒和美女跳舞等场景，是那样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真是羡慕极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授予裕仁陆军大将军衔，送给他一套大将军服，还向他传授帝王之道，并向裕仁介绍了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裕仁在皇家学问所学习时掌握的丰富的“一战”史知识此时派上了用场，也许是有共同谈论的话题，裕仁同乔治五世国王相处甚欢，似乎是一对忘年交友。后来，裕仁在回忆起乔治五世国王时说：“乔治五世陛下像慈父一样，在各方面盛情相待，使我终生难忘。”接着，裕仁又以英国政府贵宾的身份在切斯特菲尔德大厦住了下来，3天作为王宫的贵宾，5天作为政府的贵宾，前后享受了8天的优厚贵宾待遇，可以说是开了先例。在身着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赠送的名誉陆军大将军服的裕仁这8天中，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裕仁出席了各种欢迎仪式，参观了各地名胜，还会见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离开切斯特菲尔德大厦后，裕仁动身前往苏格兰，在身世显赫的贵族阿苏尔公爵的布莱尔城堡逗留了一周。在这里，没有了那些繁缛的礼节，裕仁的身心得到了放松。阿苏尔公爵陪同他打猎、钓鱼，乘车游览风光如画的苏格兰高地，并招来自己领地的农民为裕仁举行了盛大的狂欢宴会。所有参加宴会的成员不分主仆地跳起欢快的舞蹈。这种开放、随便的风气，以及不分尊卑贵贱的亲密关系，令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皇室长大的裕仁非常吃惊。也许是受到英国王室这种自由风气的影响，后来裕仁在回国后举行的庆祝出访归来的晚会上，也想创造出一种自由和谐的气氛来。他在赤坂离宫招来了与他年龄相仿的亲朋好友和一些艺伎，在书房外面摆放着阿苏尔公爵送给他的苏格兰陈年威士忌，打开留声机播放出欢快的舞曲。他要求所有来宾不必拘泥礼节，随意跳舞喝酒。客人们忠实地执行了皇太子的命令，结果一些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忘乎所以，口吐狂言，与裕仁称兄道弟，在皇宫中自由出入。对裕仁举办这样一个“伤风败俗”、不成体统的晚会，在场宫廷官员很震惊，随后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第二天，西园寺便从乡间别墅风尘仆仆地赶到赤坂离宫，礼貌而语气坚定地对裕仁进行了规谏，从此裕仁也就放弃了体验这种自由气氛的想法。5月31日，裕仁结束了在英国的访问动身前往巴黎。法国以在位君主的规格款待这位皇太子，法国总统米勒兰还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欢迎裕仁。裕仁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参观了举世闻名的卢浮宫艺术博物馆，凭吊了坐落在巴黎荣军院中的拿破仑陵墓并捐赠了400美元。此外还在“凡尔登英雄”贝当元帅的陪同下，参观了法国的圣西尔军校以及凡尔登、索姆河等“一战”时的战场遗迹，并观看了坦克和飞机表演。离开法国的前一天，裕仁微服出游，前往闹市区为皇室和未婚妻良子选购礼品。他为良子选购了一串价值昂贵的天然珍珠项链，为自己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作为纪念品。后来，他把这座雕像连同达尔文的头像一起摆放在了书房里。结束在法国的访问后，裕仁又访问了比利时和荷兰。7月7日，裕仁乘坐火车返回法国南部的土伦，在那里乘“香取号”战列舰归国。在归国途中，他又于7月10日至18日顺访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罗马，参观了圆形竞技场和西斯廷教堂，拜访了伯努瓦十五世教皇。1921年9月3日，裕仁在出访欧洲半年后返回日本。当他步下舷梯踏上日本国土时，受到了日本民众隆重的欢迎。当天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和提灯游行，整个日本热闹非凡。这次出访是20岁的裕仁初出国门，在历时半年之久的旅行中，他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5国，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款待。这次旅行按预期目的，不仅促进了同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声望，在国际上展示了日本未来天皇的形象，同时也使年轻的皇太子在各种应酬中得到了实际锻炼，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日本政府及元老重臣们对这次出访的结果是十分满意的，欧洲舆论也普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日本未来的天皇谦虚、镇静，具有机智的素质。就任摄政在日本人的眼里，与“光荣的明治”相比，大正天皇可以说是“不幸的大正”。这是因为他在位15年，论“功绩”远不能同明治天皇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终生为脑病所困。大正天皇出生时因难产几近夭折，后来又患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据一些接近他的人回忆，大正天皇继位时就出现了精神病症状，在沼津和叶山时经常从行宫跑出来在大街上游走。有时在院子里骑着自行车乱转，只要保卫人员稍不注意，他就会一下子溜出去。但当时病情还没有发展到妨碍他履行天皇职责的程度，至少在他当天皇的前期，日本还是继续沿着明治时代的侵略扩张道路迅速发展。大正天皇在位后期，精神异常的症状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变得喜怒无常、举止怪异，而且行走困难、记忆力衰退。元老或首相前来晋谒时，他总爱把桌上的香烟乱抓一把分发给大家。到了晚上，特别喜欢军歌的大正天皇经常跑到院子里，用筷子当指挥棒，指挥士兵唱歌。当他无所事事时，武官长还让皇宫的卫兵在他的面前表演诸如两人三足、兔跳、蒙眼竞走、倒立竞赛、跳木马、爬越障碍之类的游戏，以此来愉悦天皇。在一次检阅陆海军演习时，大正天皇居然跑下检阅台，先是用马鞭抽打士兵，然后又命令士兵打开行囊，翻乱里面的东西，而且还非要亲自收拾好行囊不可。1915年，大正天皇在议会开幕典礼上，把讲演稿卷成一个圆筒罩在眼睛上当单筒望远镜，对着议员和前来观礼的外国使节乱看一气。这种大出洋相的举动，让在场的元老重臣十分尴尬和反感，认为这有损天皇的形象。他们把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了裕仁皇太子身上。1919年12月，依照惯例，天皇要出席议会的开幕式。但由于当时的大正天皇连朗读文件都很困难，最终还是取消了出席计划。到了1921年，大正天皇的病情继续加重，既不能接见外国使节，也不能主持各种国事盛典了。皇室典范规定：“天皇因长期病症不能亲政时，经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商议设置摄政。”摄政就是以天皇的名义行使最高权力。已经成年的皇太子或皇太孙一旦奉命摄政，在其任期内便具有了天皇的权力。由于裕仁时年已满20岁，按规定已算成年《皇室典范》规定：天皇和皇太子以满18岁为成年，而一般人则以满20岁为成年。，而且学业也已结束，元老们便把裕仁摄政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裕仁从欧洲出访回国后，对裕仁出游非常满意的元老重臣们更加坚定了尽快将裕仁推上摄政宝座的决心。首先行动起来的是首相原敬，他积极奔走于皇室和枢密顾问之间，磋商裕仁摄政的有关事宜。看到大正天皇已病入膏肓，节子皇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同意让丈夫交权。遗憾的是，积极策划裕仁摄政的核心人物原敬并没有能够看到裕仁就任摄政，就于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火车站的检票口附近被扳道工中冈艮一刺杀身亡了。11月25日，皇族会议和枢密院会议决定让裕仁代替病中的大正天皇就任摄政。他是日本近代以来唯一的一位摄政王。实际上裕仁从这时起，就已经接管了一个拥有5600万人口、发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享有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开始了他长达50多年的统治，其时间之久超过了明治天皇执政的45年。这时的大正天皇尽管病魔缠身，还时常神志不清，但对让出皇权仍是心有不甘。当时担任侍从武官的海军大佐四灶孝辅曾生动地记叙了这样一个插曲。正亲町侍从长去拜见天皇，希望天皇能将御用的印章盒（装有刻有“可”、“闻”、“览”的御玺的小箱子）转交摄政，但天皇并不情愿交出。后来侍从武官长又去找天皇，可天皇却说刚才侍从长已拿走了，弄得侍从武官长也不知如何是好。裕仁出任摄政后，日本国民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摄政宫”，他们期望裕仁上台后能给他们带来好的生活。但是裕仁担任摄政前后的国内外环境处于一种多变、动荡的状态。从国际形势来看，1919年，在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了要求收回山东权益的“五四”反日爱国运动。1921年，美国为抵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发起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另外，由于出兵西伯利亚遭到惨败，日本在国际上也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从国内状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景气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1918年便爆发了经济危机，饥寒交迫的民众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1920年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已广泛传播，同时人民群众要求实现普选权的民主运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而在统治阶级内部，明治维新时期的元勋相继谢世。作为元老，只剩下了西园寺公望和松方正义二人。面对如此凄凉暗淡的形势，裕仁摄政任命西园寺为最高顾问，负责推荐任命下一届内阁的人选。从此以后，直到1940年11月病逝，西园寺担负起了辅佐裕仁的重任，切实体会到了如履薄冰的滋味。行刺裕仁的“虎门事件”裕仁担任摄政后遇到的第一桩棘手政务就是处理关东大地震事宜。1923年9月1日，是立春以后的第210天，就像西方人认为13日、星期五不吉利一样，日本人把这第210天也视为不祥之日。上午11时58分，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突然发生了79级的强烈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变成了一片火海，大部分街市化为灰烬，整个东京被烟雾所笼罩。东京市483万户中的30万户房屋被震坍或烧毁，东京265万人口中的170万人遭灾，死亡、失踪者多达14万人，相当于美国后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致死人数的总和。地震时，裕仁正在赤坂离宫举行国宴。由于这所离宫是按抗震要求设计的建筑，因而经受住了地震的冲击。裕仁和来宾跑到院子的空地上，眼看着东京被摇晃得东倒西歪的惨景。大正天皇和皇后当时正住在日光，所以安然无恙，皇宫建筑也是按抗震要求设计的，只遭到了一些轻微的损坏。震后的东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在公园、广场、马路上风餐露宿、啼饥号寒。9月3日，裕仁摄政向灾民恩赐了1000万日元的赈灾款。但亲临受灾地区视察，却是两周后（9月15日）的事情了。那时，四处已响起了重建家园的钉锤声，原来的灾难情景已经淡薄了。而且在3个多小时的骑马巡视中，裕仁不仅没有给灾民以慰藉和鼓励，反而撵走了沿途的人，等于在无人的旷野中兜了一圈。原定于11月为裕仁与良子举行婚礼，由于地震的发生，皇室不得不在9月19日发表了推迟婚礼的公告。按照日本传统的迷信观点，地震是由躺在日本下面的一条巨大无比的鲇鱼引起的。每当天照大神对她在位的皇子皇孙不满时，这条鲇鱼便会躁动引起地震。在古代，大地震后天皇常以退位来谢罪。但这次地震发生后，日本统治阶级没有让因病让权的大正天皇退位，而是找到了新的替罪羊，那就是旅居日本的外国侨民。为了把群众的愤怒情绪从天皇身上引开，日本决定拿当时在东京、横滨地区从事土木建筑的朝鲜人开刀。这样既可以发泄对朝鲜“三一运动”的仇视情绪，又可以防止“不逞之徒”与灾民联合起来发生“骚动”。据事后调查，有6415名朝鲜人在这场人为灾祸中丧生，大约100余名中国人被残忍地集体屠杀，10余名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惨遭杀害。裕仁摄政试图用暴力手段来稳定动荡的社会秩序，结果却适得其反，他本人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行刺的对象。“虎门事件”险些让他命丧黄泉。关东大地震后不到4个月，1923年12月27日，裕仁要去出席帝国议会开幕式，当上午10时45分裕仁乘坐的汽车经过虎门公园时，一名青年从下跪的人群中突然跃起，用肩膀撞开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向裕仁的座驾开了枪。子弹穿破玻璃，碎片从裕仁的右耳掠过，稍许渗出些血来，司机加快车速后才躲过射来的第二枪。行刺者一边高呼“革命万岁”，一边追赶汽车，随后被群众抓获交由宪兵处理。行刺者是一位23岁的青年，名叫难波大助。他的父亲难波作之进是山口县的大地主、众议院议员、皇室中心主义者。难波大助自幼便反对父亲家长式的统治，热衷于普选运动，政府的严厉镇压和原敬首相的横暴，使他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大地震后政府的高压政策使他充满了敌意，当他得知自己崇拜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被杀害的消息后，决心暗杀皇太子为其报仇。12月23日，难波从故乡山口县到达京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裕仁将于27日出席议会开幕式的报道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刺杀行动。他连夜动身于27日8时20分到达东京火车站，随身还携带了一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拐杖。这并不是一支普通的拐杖，而是一支经过改装的拐杖枪，是他大名鼎鼎的同乡伊藤博文出访归来送给他父亲的礼物。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厕所里，难波在拐杖枪内装上了子弹，然后来到裕仁前往议会必经的虎门公园附近。于是便上演了上面所描述的一幕，被称作“难波事件”或“虎门事件”。遭遇刺杀事件后的裕仁，仍按预定计划出席了议会开幕式。司法当局认为，无论如何按照难波的行径终归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为了向外国和日本国民显示“日本并不存在真正反抗皇室的人”，大审院院长横田秀雄等人对难波进行了各种劝诱其变节的活动。但在遭到难波的坚定拒绝后，当局还是以他的名义发表了悔过的声明，并宣布犯人是在病态的情况下行事的。当局的目的在于极力隐瞒犯人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事实。在此后长达一年的酷刑审讯中，难波拒绝承认有罪，并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而感到自豪。第二年的11月15日，难波被判处死刑。行刺未果的难波大助被处死刑后，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返回故里终日闭门思过的父亲，甚至不愿去为自己的儿子收尸，只好由监狱出面将其草草安葬于监狱附近的公共墓地。而经过这次刺杀事件后，裕仁更被严密的戒备所封锁，变成了“被囚禁的人”。在以后的出行中，裕仁所乘坐的汽车两侧增设了骑跨斗摩托车的警卫。裕仁与良子的婚礼“虎门事件”后，宫内省主张再次推迟婚礼，但这次遭到了良子父母及良子本人的反对，原因是婚礼因为各种原因已被多次推迟，拖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皇室经过研究，为了冲洗日本列岛上空弥漫数月之久的悲凉气氛，一扫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决定在1924年1月26日为摄政裕仁和良子举行婚礼。然而就在婚礼的前一天，一名朝鲜义烈团的成员在皇宫二重桥附近扔了一颗炸弹，好在并无人员伤亡，但仍引起了日本当局极大的不安。婚礼当天的早晨，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的久迩良子早早起床，在侍女的帮助下梳妆打扮。随后，她向父母告别，感谢父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上午9时许，裕仁和良子分别从各自的住所出发，前往举行婚礼的皇宫，沿途两旁盖满了简易防震的木板房。为防止意外，日本当局对来自朝鲜的船只都进行了检查，对朝鲜船员和旅客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并提前拘留了一大批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以及流浪者。同时，在前往皇宫的沿途除派出大批警察外，陆军大学的立花小一郎、国粹会总裁大木伯爵等人还组成大日本国粹青年团，与东京、横滨一带的千余名赌徒和黑龙会的十几个团体共同担负警戒任务。由于震后流行性感冒传播，警视厅甚至不许沿途有稍患感冒的市民出现。裕仁和良子的盛大婚礼在皇宫内的贤所举行，共700多名皇族王公、文武高官应邀参加了婚礼。原定的庆祝酒宴因震灾原因推迟到5月份举行，因此婚礼显得有些冷清。按照皇室的传统，大正天皇夫妇也没有参加裕仁结婚时的宫廷礼仪活动。到达皇宫的裕仁和良子，换上了自平安时代便流传下来的礼服。裕仁身着黄丹色的御袍与白绫和服裤，头戴垂着菊御纹红缨的皇冠，手持玉笏。良子则身着华丽的十二单衣，外罩宽大飘逸的绸绢长裤，头发依照平安时代的式样高高地拢起，手持折扇，两人都佩戴着皇室的菊花纹章。整个婚礼按照皇室典范的规定和古老的传统进行。司仪由九条掌典长担任，在日本乐器奏出的舒缓庄严的乐曲声中，裕仁和良子在司仪引导下缓步进入供奉着日本列祖神灵以及神器的贤所正殿。在贤所神像前，裕仁皇太子和良子分立左右，行四巡叩拜大礼，再由司仪将玉笏传给内掌典，供奉于八咫神镜之前。接着，裕仁用专用的皇室祭祀语向列祖神灵诵读了成婚告文，随后走出贤所正殿。早已迎候在贤所外的九条掌典长连忙向他们献上被视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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