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天佛地（全八册）》书评

梵天佛地 译序

译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 Tucci)的著作，原著题名为Indo-Tibetica， 即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印度－西藏”，汉译本更名为《梵天佛地》。翻译这一著作的最初想法孕育于距西藏不远的崇山峻岭中。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诸位师生在云南剑川石窟进行考古调查期间，在旖旎的山色中，翻译计划脱胎而出。回到北京后，我们与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谈及了这一项目，他们从一开始就充分信任这一项目，并且在这些年中一直予以支持。诸位襄助人士中尤其需要提及的是马利尼(F. Marini)和米拉尼(D. Milani)。在此，我们诚挚地感谢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没有他们的支持，《梵天佛地》的汉译工作就无法展开。感谢意大利猞猁学院院长威森迪尼(E. Vesentini)为《梵天佛地》的汉译提供了免费版权；感谢意大利亚非研究院院长尼奥尼(G. Gnoli)对这一项目自始至终的支持，为工作的最终圆满完成提供了诸多专门帮助。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翻译工作，尤其在最后阶段提供的诸多便利条件；我们也非常荣幸译本能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梵天佛地》的重要性对于藏传佛教、藏地考古、藏族历史、艺术等领域的研究者自不待言，书中提供的图版资料价值也弥足珍贵，它们记录了上世纪前半叶藏地部分寺廊古迹的状况，这些古迹在随后的岁月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甚至损毁殆尽，使得部分图版成为它们所留下的唯一图像资料。鉴于原著所附图版质量不高，汉译本尽力利用了原始底片来冲印出版。《梵天佛地》前三卷的底片所有权属于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现保存于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图齐照片档案室的负责人纳莱兹尼(O. Nalesini)不辞辛苦地帮助我们搜寻相关资料，查找底片档案，并予以修复冲印。《梵天佛地》第四卷的底片所有权属于马拉依尼(F. Maraini)，他是1937年随同图齐入藏考察的摄影师，老先生虽年逾九十，但仍然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出版所需的照片。获得版权和图版资料后，在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和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汉译工作得以顺利展开。随着翻译的进行，在尽力解决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译本也逐渐呈现出其特有的性质和定位。图齐原著为意大利文，涵盖了考古、艺术史、佛教学、文献学等众多主题，而且引用了大量的梵文、藏文、汉文文献，翻译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鉴于国内学术界的现状，我们在各个阶段，从各个方面和众多学者进行了通力合作，因此，该译本是诸多学者辛勤合作的结晶。初稿所据的底本是《梵天佛地》的英译本 ，李翎翻译了第一卷、第三卷；何利群翻译了第二卷，并由李翎修订；熊文彬翻译了第四卷，并由陈庆英修订。初稿完成后，接下来的工作则依据意大利原本进行。首先，我们根据意大利原文对初稿进行了初校，除魏正中(G. Vignato)负责意大利文外，李志荣承担了第一、二卷的初校，萨尔吉承担了第三卷第一册、第四卷的初校，郑国栋承担了第三卷第二册的初校。在核对意大利原文的过程中，我们的翻译理念也逐渐成熟：其一，为保持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原著所引的梵、藏文献需再次校对核实，同时，书中的一些疏漏、不确之处也需核实订正；其二，原著问世已逾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我们也尽量在汉译中予以参考和体现；其三，原著探讨的是东方宗教哲学，受众则是西方读者，因此许多概念、论述以西方宗教哲学为背景，汉译本则尽力想将这些概念、论述还原至东方宗教哲学，尤其是藏传佛教哲学的背景下来理解，并为这些概念、论述寻找合适的汉语表述。因此，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而是翻译加上校订和注解，这也是我们为何称汉译本为译注的原因。因此，基于以上考虑，接下来的工作由萨尔吉和魏正中承担。为了核实、规范原著所引藏文文献及其出处，我们前往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查阅了图齐收藏的相关藏文文献。除了极个别藏文文献无法找寻查阅外，我们对原书所引的藏文文献逐条进行了仔细核对。《梵天佛地》第四卷第二册主要是对江孜十万佛塔题记的转录和译注，在处理题记的过程中一些问题凸显而出，因此有必要予以核实。在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江孜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的许可和支持下，我们前往西藏江孜实地考察了原始题记，对每间佛殿的题记进行了仔细核对，不仅修订了图齐的录文，而且发现了图齐录文的多处遗漏，这些遗漏从个别词句到整间佛殿不等，总量约占整个录文的三分之一。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题记予以了转录，题记的汉译则根据藏文予以直译，为了体现藏文行文的风貌，藏文的偈颂部分汉译用偈颂体翻译，字数亦与藏文的音节数一致。我们相信，完整、忠实地转录和翻译十万佛塔的所有题记也是图齐发表题记的初衷。由于条件所限，关于塔波寺部分题记的核实，我们参考的是新近的研究成果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修订了原著所用资料中的不确和疏漏之处，相应地，这些引文资料的汉译也直接依据的是原始文献，除了原著没有特别指明文献出处的极个别的例外。 逐步地，译本进入了精审校注的阶段：我们对照意大利原文，逐字逐句地对译本进行了重校。以译者注的形式添加了图齐本人在后续著作中对原著的修订、补充和说明，以及其他学者所指明的原著疏漏，还有我们所能尽力参考的引用文献的相关汉译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原著中描述古迹的不确和疏漏之处根据文献和实地考察结果予以修正，明显的印刷错误则直接予以改正。原著对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多为简略标注，我们则遵循当今的学术规范统一处理，予以补充完善，这项工作由达仁利(F. D’Arelli)和萨尔吉承担。原著参考的藏文文献中有些是珍本、孤本，在国内很难寻获，为了嘉惠学人，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同意我们影印出版原著未予刊布的部分藏文文献。出于便利阅读此书的考虑，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插图。为了正确定位原著提供的十万佛塔各间佛殿的壁画图版，也为了更容易理解图齐对此的描述，根据实地考察成果，我们在汉译中增添绘制了十万佛塔部分佛殿示意图。为了统一各卷册的译名术语，我们将全书索引单独成册，并予以补充完善，增添了梵藏汉词汇对照表。在长达十年的翻译工作中，我们从诸多机构和个人得到了慷慨的资助，他们是：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北京中国学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钦哲基金会、罗穆阿尔多•德•比安科基金会、胡玉川和刘蕊伉俪，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诚挚地感谢。翻译工作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大力襄助，孙华、菲力贝克(E. De Rossi Filibeck)、克莱门蒂(M. Clemente)、斯菲拉(F. Sferra)、冀洛源、汪夃、林敬和(E. Rossetto)、田沛(P. Field)等人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不同的支持，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还有诸多人士对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各种建议，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推动学术，与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共同承担了译本的出版。在编辑校对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出版社同仁在处理这样杂有诸多文字的繁难译本中不辞辛苦、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此我们向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虽然我们多方努力，力求精准，但由于我们学识浅陋，译本可能还存在着过错疏漏，敬请方家不吝赐教。魏正中 萨尔吉2009年11月5日

第一手资料

目前研究西藏艺术的人，基本上以这套书为蓝本，主要是集中在14世纪初期和中期的西藏佛教艺术研究，以夏鲁寺的考古内容为主，详细阐述（猜测）了印度佛教艺术对西藏13，14世纪佛教艺术的影响。后续现在研究西藏佛教艺术的论文多少都会引用本作。虽然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作者的第一手资料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当时还存在的寺院后来毁于文革）。

游历版的藏地佛教

美妙的、动人心魄的游历。由对藏地佛塔的开始，次论仁青桑波对佛教中兴的意义，以及西部寺院的分布和艺术特征，再由对藏地佛教曼荼罗表征的十万佛塔的事无巨细的综述作结。图齐对藏地佛教与印度教结合实况的了解颇为中肯。这也是他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论点。第三卷综论寺院分布，亦称详实，然对寺院与壁画风格的变迁缺少深入的分析。第四卷纵论江孜寺院，以江孜白居寺十万佛塔为中心，层层梳理，着墨甚重，蔚为壮观。卷前的导论佛塔中巨大的壁绘曼荼罗与本识的关系，又照应第一卷对佛塔与擦擦普及的内因；其中微意，俨如暗示此即”世界的图示”，深契藏地佛教中佛陀所开示的”密意图集“。书的译名颇见匠心。赞。2014.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