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解释学》章节试读

《佛教解释学》的笔记-第1页

读了--亲鸾真宗的证据
不是获取，而是认识到已被给予了

《佛教解释学》的笔记-第176页

在《高僧传》中，通过对神异记述的删减及历史史料的补充（姓氏、生地、行年[1]），早期的传记被精简。另外，慧皎强调僧侣与当时政治与文学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以证明他们被中国上层社会所接纳。这种对佛教积极传播的关注同时也使佛教免于固步自封。[1]行年：历经的年岁，指当时的年龄；或指将到的年龄。（汉典）
本时期发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释老志》的出现，它是魏收编著的《魏书》（魏朝的历史399—550）的第144卷，即最后一卷。它是中国各种官方的朝代史中所给出的唯一一卷佛教史。佛教在中国知识与政治领域逐渐被接纳，遂有隋朝林馆（589-618）试图让天台智顗撰写整合佛教义理与实践的综论性著作。立足于国家与僧伽，以提供一种综合的、系统化、规范化的佛教历史与资料的叙述，这种情怀可能在宋朝赞宁（d.1001）的著作中有最好的体现。当然，这种国家与僧侣之间的汇合旨趣，不仅可以视为对一致性与合理性的诉求，也可以视为一种对制度控制的关注。作为一种解释动机，这种关注经常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净土宗与禅宗中见出。

《佛教解释学》的笔记-第139页

佛陀的言语是架构在超宇宙的整体与飘摇的生命残片之间的桥梁。因此从根本上讲，解释学根本不是学术性的解释，而是通向佛陀之桥的“物理学”。

《佛教解释学》的笔记-第175页

优秀佛教徒的传记著作，提供了另外一种限定与传授新的传统规范的方法。这一类型的经典著作当然是《高僧传》，由慧皎于公元530年前后编著。在其前言中，慧皎列出了十八种佛教史与传记著作，声称他的著作不是开创性的，而是史传著作这一长期进程的至高点。无论如何，亚瑟·怀特（Arthur Wright）注意到，慧皎抛弃了印度偶像传记的惯例，并对其时强调伦理与不可思议的大众化动人故事感到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