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宗教十讲

作者简介

《古埃及宗教十讲》讲述了：作者作为吉福德讲座的受邀学者，通过系统的历史学考究，对已经确凿的埃及宗教史实进行分析，摘取其中较富特征的若干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把古埃及宗教的存在基础、神明教义、动物崇拜、信仰理念、文本典籍、民间宗教以及古埃及宗教对基督教、希伯莱宗教的影响等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书籍目录

第一讲　简介

第二讲　古埃及宗教

第三讲　人的不朽与彼岸世界

第四讲　太阳神与九柱神

第五讲　动物崇拜

第六讲　古埃及的神明

第七讲　欧西里斯神与欧西里斯信仰

第八讲　神圣之书

第九讲　古埃及的民间宗教

第十讲　古埃及宗教在神学史上的地位

附录　古代埃及和中国历史年表对照

编辑推荐

　　世界最负盛名的吉福德讲座之一，拼合零散不完整的历史记录，揭开古埃及宗教的神秘面纱。

前言

　　《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宗教》并没有对这两大古代宗教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述，而是通过（尽可能）系统的历史学考究，对已经确凿的宗教史实进行分析，以探讨这些宗教的教义哪些与现在宗教的信仰与理念互相一致，哪些互相冲突。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古埃及的宗教”。第二部分探讨“古巴比伦的宗教”。　　在简单进行介绍后（第一讲），第一部分以对古埃及宗教的分析为开端（第二讲）。萨伊斯介绍了古埃及宗教的基础、它缺乏系统性的一面以及它对历史的尊崇。作者着重指出古埃及宗教崇拜动物与凡人（法老）这一特点，并指出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在第三讲中，萨伊斯讲述了对死后生命的信仰、精神世界的物质化特点、通往彼岸世界的途径以及对善人的奖赏与对坏人的惩罚——这一观念对后世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讲讨论了太阳神、九柱神与这些信仰对以色列的希伯莱神明的影响。第五讲与第六讲讨论了动物崇拜与古埃及的神明。在第七讲中，萨伊斯教授讨论了欧西里斯神与欧西里斯信仰，以及这一信仰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与要求。在第八讲中，作者着重探讨了古埃及的神圣文本、它们对宗教的贡献以及它们对后世宗教教义的影响（包括诺斯底教派）。在第九讲中，作者探讨了古埃及的民间宗教，尽管史料的缺乏导致他无法对古埃及的民间宗教建立全面而清晰的描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与古埃及典籍中描述的正统宗教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内容概要

萨伊斯，1845年12月25日，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出生于布里斯托（Bristol）附近的谢汉姆顿（Shirehampton）。他的父亲名为亨利·萨缪尔·萨伊斯（Henry Samuel Sayce），是谢汉姆顿卡迪科特（Caldicot）的终身助理牧师；母亲名为玛丽（Mary）。尽管童年时体弱多病，萨伊斯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十岁时就学习维吉尔（Vilgil）与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十四岁时学习希伯莱语与比较哲学。1865年，萨伊斯进入牛津大学女皇学院；尽管身体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他仍于1869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萨伊斯成为牛津大学教员，一年后成为学院讲师。 　　1876年，萨伊斯晋升哲学系副教授，成为该学术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为奈尼华圣经考古学协会（Nineveh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开设讲座，并为《时代》与《纽约独立报》撰写周报。自1874年开始，他代表牛津大学参与《圣经旧约》的校订，为期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及欧洲、亚洲、远东、北非与美洲。1879年，他辞去学院讲师一职，以便全身心投入探索工作，并于1890年，辞去教授的职位。第二年，他在开罗协助创建亚历山德亚（Alexandia）博物馆。在埃及生活一年后，他回到牛津大学，担任亚述学研究的教授直到1915年。与此同时，萨伊斯教授游历苏丹、埃塞俄比亚与远东，并在当地展开工作。退休后他奔波于爱丁堡、牛津与埃及之间，继续自己的学术活动。　　萨伊斯以其亚述研究的论著享誉学术界，被公认为是多个学术领域中的先行者与权威专家，不仅包括亚述研究领域，还包括东方哲学、考古学与许多相关学科。尽管一生疾病缠身，他的学术成就仍硕果累累。1919年，因为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萨伊斯当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933年2月4日，萨伊斯于巴斯（Bath）逝世，终生未婚。

章节摘录

　　第一讲 简介　　在我接受邀请，要在本大学开设系列讲座时，究竟它能否符合吉福德爵士的遗愿，内心实在忐忑不安。这一系列讲座的主题不仅宏大广泛，而且难度极大。各讲座所列举的材料几乎全是古代的文物，由雕刻、绘画、墓葬物品、神庙废墟之遗存及古象形文字构成，这些文字在一个世纪之前，仍全然不为人知。这些材料的残损不全可想而知，无须本人赘言。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古埃及或古巴比伦文字与历史上曾存在的文字相比，无异于沧海之一粟。然而，即使仅有的这些，仍有待时日进行发掘。事实上，就古巴比伦文字而言，现存于欧洲与美国博物馆的绝大部分文字仍未被译解，距完全解读之日仍需多年的努力。已经复制并破译的文字也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一段文字似乎即将为我们阐明某个历史或宗教问题时，文字破损或缺漏造成的阻隔令我们头痛不已；而且，正如一部书的单一章节会使我们对作者的思想与全书的主题产生全然错误的理解一样，一部长篇巨著如果留给我们的只是断简残编，我们都知道，脱离全文而凭空解读这一段文字将会造成多么荒唐的谬误。然而，研究古代宗教的学者不得不依靠这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开始自己的工作。古代经典对我们的帮助可谓微乎其微：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古巴比伦与古埃及的宗教已几近枯朽，其赖以建立的思想及观念已被改变或遗忘，剩下的不过是虚壳或画虎类犬的模仿。亚述诸王以神明之名义南征北伐，尼布查德拉扎（Nebuchadrezzar）以神明之荣耀为名创建了古巴比伦的宫殿与神庙，而那些神明，当其时，已沦为巫术的靠山；那些祭司，一度在东方呼风唤雨，执掌国君废立之大权，已沦为查尔德亚（Chald.a）的算命神棍。古巴比伦为后人所记得的宗教与科学仅有占星术，这一古老传统在古埃及得以保存，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即使在古埃及，宗教信仰的传承与传播更注重表面性而非实在性，外部性而非内部性。尽管托勒密王朝与早期罗马君主依据古书重建了各座神庙，让自己重披法老的着装，向那些连他们都叫不出名字的神明献上祭品，然而一切都只是徒有其表，空有宗教的外衣，里面的精神与生命已烟消云散。　　因此，在研究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时，我们只能回到考古人员发掘的碑铭文字，以极艰辛的努力与莫大的耐心对其进行解读与拼合。每一步我们都必须面对不完整的历史记录，并在内心知道，要解读的何其之繁多，而史据却又何其之匮乏、史料却又何其之零散。我们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与临时性的，在获得新的材料或对已知材料有更得当合理的组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结论作出修正更改。我们不得不依赖现在去解释过去，用今日之人去判断昨日之人，以文明人认为普遍自然的观点去解释古人的信仰。　　不用说，这种种尝试必定会产生主观臆断。最难之事，莫过于探索一个民族之宗教的真实特性，即使这一宗教仍然存在。我们或许能描述其外部特征（即便只是如此，仍时有争议），但对构成其精髓的宗教观念却极难把握与界定。事实上，对个体而言，对其本身持有的宗教信仰要作出哲学与科学上精确的描述也绝非易事。我们的宗教观念与信仰来自于过去的传统，但它们会被我们的经历和接受的教育，尤其是时代的知识和趋势所影响和改变。我们很少会去尝试将这一切归纳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调和里面的矛盾，将一切整合为相行不悖的体系。宗教信仰可以追溯到野蛮时代，但却几乎一成不变地流传下来，与最新的科学理论并存。从宇宙不过是覆盖在地球表面的苍穹，到天文学让我们认识到宇宙无垠，拥有无数的世界，我们精神世界的观念是各种历史残余的大杂烩。如果说，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我们现在的宗教已经很难，那么，即使研究材料就在手头，要理解和把握过去的宗教，其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一直误解了历史上的宗教。例如，我们正在发掘、书写早期基督教的真实历史，也正在重新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动机和信念。一个地区的早期宗教历史很快就不为后世所理解，如果我们要理解它，不仅需要史料记载，而且更需要用理解的心灵和眼光去体察，让自己回到过去，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去观察世界，与他们感受同样的信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古代宗教的真正含义，包括其精神内核与外在形式。　　而如果不是研究和描述一个仍然存在的宗教的历史，而是研究和描述一个已经消失的宗教信仰，我们的任务将变得更为艰巨。我们没有一种延续性的准则作为引导，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它的基本观念与所处的环境对我们而言是新奇的。古巴比伦的多神论与古埃及的动物崇拜会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与我们身处的世界截然迥异的天地。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世界：那里的人认为宇宙并不存在和谐，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里的人甚至相信牲畜是神明的化身。然而，除非我们能像他们那样看待世界，否则古代世界这两个伟大文明古国与现代文明先驱的宗教内涵，对我们而言，只会是绝望的谜团或没有线索的迷宫。　　要找到线索，我们必须先摆脱自身的现代思维。我们必须回到古老东方的思维，与之共鸣，并尽量忘记之后历史的发展、东西方观念与道德的差别这一系列干扰。我说的是“尽量”，因为这种摆脱的可能性是相对的。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时代与祖国的影响，没有人能抛弃所接受的教育与训练，或消除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无法令时光倒流，正如埃塞俄比亚人无法改变其肤色。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摒除心中的偏见，不妄自猜度，不先入为主，而是准确地、诚实地去解读手中的史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拥有与历史共鸣的能力，拥有历史的想象力，让它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并在某种程度上，去经历和感受过去。　　宗教史学家必须牢记的第一件事是，道德与宗教并非密不可分。确实，西欧宗教的近代历史令我们很难将道德与宗教分开，确实，西欧宗教的爱代历史令我们很难将道德与宗教分开，尤其是在道德体系已融入宗教的今天。尤其是在道德体系已融入宗教的今天。但道德与宗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宗教解答的是关于人类外部力量的问题，而道德解答的是关于人与人如何共存的问题。世界上各文明国度经常会认为统治宇宙的力量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并由此将道德置于宗教的引导之下。但这种力量也可以被认为是非道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根据古希腊的信仰，命运是盲目而不受控制的，连神明也无力掌握，因此，主宰宇宙的力量是非道德的。在诺斯底教派的教义里，根据邪恶的存在，他们认为造物主并不完美，其本质也是邪恶的，由此得出主宰宇宙的力量是不道德的结论。事实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现实与道德律的要求大相径庭，确实会使人认为，允许与支配这一切发生的力量与道德毫不相干。索罗亚斯德教派将世界分为善神与恶神，并认为现今的世界，在整体上，是恶神占了上风。　　原始人敬仰、崇拜、恐惧的是力量而不是美德。在挣扎求存的早期历史，身体的力量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古老的追求力量的本能让我们的祖先得以战胜大自然与猛兽，顺利长大成人。小孩子会残忍而开心地扯掉落入其掌中的飞虫的翅膀与腿脚；学校操场上的英雄都是最强壮的运动健将，而不是学习成绩最优秀或最乖巧的好学生。诸如法国大革命之类的政治暴动表明，文明人用于掩盖激情的传统道德是多么地脆弱；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至今仍将战场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与低等动物一样，人类仍受到“强胜弱汰”这一规律的支配。无论道学家如何布道劝善，力量，而并非道德，才是世界的主宰。　　因此，我们无需感到惊讶，在宗教的最早期找不到道德的痕迹。事实上，道德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是集体生活的必然结果。在人类离群索居的时期，道德并没有表现或发展的机会。但随着集体生活的出现，道德随之发展起来。毫无疑问，在许多实践的细节方面，早期的道德法则与我们现在遵从的道德法则有很大的区别。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婚姻纽带或家庭生活的神圣性，要经过漫长的进程才获得承认与接纳。在埃斯奎玛斯（Esquimaux）的某些部落，两性之间滥交的情形仍然存在；而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允许一夫多妻。另一方面，至今仍有某些部落与种族奉行一妻多夫制度，孩子连合法的父亲都找不到。在斐济人皈依基督教之前，儿子在双亲年老力衰，无力工作的时候，将他们杀害被吃掉并认为是在尽孝。而在古埃及的皇室及继承者托勒密王朝，兄弟在法律与风俗的要求下，必须与其姐妹结婚。事实上，家庭道德在发展进化方面要比集体道德更为缓慢。伦理道德意识首先出现于集体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再通过集体将新生的道德准则传递到家庭。在与所归属的集体交往的过程中，人类产生了自己是道德人的意识，这种意识要比自己是独立个体的意识要早得多。　　宗教的历史与道德相反，宗教起源于个人，再由个人传递到集体。个人感受到外界的力量，对其顶礼膜拜，再将这种力量上升到部落神明的概念。在家族演变为部落，滥交演变为一夫多妻制之前，原始人已在崇拜偶像，祈求祖先。因此，宗教与道德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要一直等到人类历史的晚期才出现。而事实上，两者的结合远远没有完成。正统基督教仍然认为，信仰的正确性与行为的正确性同等重要。就在不久之前，仍有人因拒绝接受教会的教义，而不是因为不道德行为而遭受惩罚，乃至被处死。在教会组织的眼中，深奥的形而上学的正确表述要比道德法则的践行重要得多。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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