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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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7-27
ISBN:9787806579312
作者:雷蒙·阿隆
页数:329页

作者简介

《知识分子的鸦片》编辑推荐: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编 政治的神话
第一章 左派的神话
怀旧的神话
价值观念的分离
政治体制的辩证法
思想与现实
第二章 革命的神话
革命的含义
革命的威望
反叛与革命
法国的形势是革命的吗?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神话
无产阶级的界定
理想的解放与真实的解放
理想的解放的诱惑
真实的解放的单调乏味
论政治乐观主义
第二编 历史的偶像崇拜
第四章 圣职人员与信徒
党的永远正确
革命的理想主义
审讯与招供
论一种所谓的革命正义
第五章 历史的意义
意义的多样性
历史的单元
论历史的目的
历史与狂热
第六章 必然性的幻觉
偶然的决定论
理论性的预测
论历史的控制
第三编 知识分子的异化
第七章 知识分子及其祖国
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和政治
知识分子的天堂
知识分子的地狱
第八章 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
重要事实
国家的争论
日本知识分子与法国模式
印度与英国的影响
第九章 寻求一种宗教的知识分子
经济观点或世俗的宗教
积极分子与同情者
从公民宗教到斯大林主义
世俗的教权主义
知识分子的命运
结论 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内容概要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章节摘录

  推荐序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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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5条)

  •     政治的神话——《知识分子的鸦片》读书笔记一、左派的神话1.左派的流变及其本质左派因法国反对派坐在议长的左侧而得名,但左派并不总与反对挂钩。经典的解释认为,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左派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由法国大革命所分隔出的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一个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一个尊重由传统缓慢形成的秩序,一个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然而,经典的解释中两个阵营的理论是怀旧的,它的作用是掩盖导致各所谓的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理论。在1848年之前,从大革命中获得了各种荣光的左派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由此形成了左派与反对党之间的混淆)。而在此之后,反对资产阶级的左派继承了反对旧制度的左派,后者反对的是王权的专断、特权制度或行会组织,而前者则主张经济的国家控制,这两者在思想和目标上有相同之处吗?尤其是当左派掌握政权之后,左派所代表的不是与权力所对立的自由,也不是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抗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抗的特权阶级。当左派企图为平等的目标而推行扼制自由的方案时,右派与保守主义交融,试图维持由自由和代议制所构筑成的民主社会。左派的目标和手段上出现了疏离,而右派则在历史的流变中变成了它所反对的一面。2.左派价值的疏离使左派受到激励的是三种虽不相互矛盾但往往有分歧的观念:自由、组织、平等。自由意味着反对政权的专横,保证个人的安全;组织则是为了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的秩序,或是个人积极性的无序状态;平等则是反对源于自身和财富的特权。鼓吹组织的左派多少会变得“专制”,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也是民族的,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实现他们的纲领;有时他们也是帝国主义的,因为计划经济的推行者渴望拥有无限的空间和资源。鼓吹自由的左派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同时又会抑制国际主义的理想。鼓吹平等的左派不断地去反对富人,反对强者,但后者有时是相互对立的,有时又是混在一起的。人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在美国不存在类似于法国等国家的左派。因为在美国更多的是技术之争,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那么人们认为只有敌视一切正统性和能感受到一切苦难的人才是左派的理论,其立足之处又是什么呢?当怜悯本身只具有唯一的意义的时候,左派的精神实质上已经死亡。3.极左和极右的交汇之处无论是作为法西斯的纳粹,还是采取极权主义统治的苏俄,它们的共同之处要多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希特勒在混乱的德国中巧妙上台,首先通过对经济的管理而控制德国,随后通过意识形态来塑造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纳粹诉诸于暴力尤其是扩大警察的权力。苏联所采取的极权主义统治亦是利用经济困难的借口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旨向未来的乌托邦的设想在经济上推行国家化,把国家的恐怖统治归因于革命的激烈和工业化的需要,利用进步和发展的借口实行压制。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纳粹与苏联的不同之处或许仅仅在于一个主张民族的特殊性,另一个从历史所选定的阶级来强调其普遍性。二、大革命的神话1.革命的诱惑革命受惠于反抗的威望,同时被建构的理性主义所激化,被政治上的乐观主义所鼓涌。 反抗源于不满,进而被绝望所鼓舞。建构理性主义相信人类的智力足以在一张白纸建设起理想之国,第一步就是要擦除这张白纸上的脏污。乐观主义者相信只有革命能将那不理想的过去与理想的未来连接起来,只有革命能导向通往理想世界。2.革命的同谋者的不同命运美学的现代主义揭露庸俗的人,马克思揭示资产阶级的罪恶,这一相似性使艺术上的先锋派和政治上的先锋派有时会为共同的梦想而进行共同的冒险。道德上的不妥协主义否定传统道德,社会主义的活跃分子拒斥资产阶级的伪善,这一相似性使政治上的先锋派与文学上的先锋派结合在一起。那些揭示毫无意义的宇宙强加给人的命运的人有时也会与革命者汇合,因为只有“摧毁”才有可能抚慰绝望,只有反抗这种永不停止的运动才会赋予生命以意义。但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作为反抗者的左翼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就以一个精英集团而存在。统治者所追求的是稳定、权威和秩序。为了政权的延续,政治上的先锋者将会变成政治上的保守者,他们首要的镇压对象就是先前的战友——那些文学和艺术上的先锋派。(待续)
  •     2007\10\05,晴书名:《知识分子的鸦片》,(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2006年6月第二次印刷,20.50元中国新左派的“政治脱嵌”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有一个很好的术语“脱嵌”,指的是原来“嵌入”社会的企业为了赢得最大的利益,从社会责任与义务中“脱嵌”出来,只要好处而不管社会责任。但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所表达的似乎是它的反义:中国的新左派从政治中“脱嵌”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是一种被动的政治抛弃。中国的新左派十余年来一直在与自由义义的论争中略占优势,但这种优势如今正在被削弱,其象征性事件就是2007年7月份的“《读书》换帅”。《读书》是新左派的主要阵地,它的主编汪晖是中国新左派的“带头大哥”,虽然十多年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被社会不屑地称为“茶杯里的风波”,但这次在中国思想界的“天鹅绒革命”,却被认为意味着新左派被打压,并有人将之形容为“20余年右翼在政治上实力成长的一次收割”。对中国思想界稍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新左派正在被“政治脱嵌”是既成事实,但为何新左派会在“茶杯里的风波”中被“茶杯”带球出局?一直占据着“道德优势”的新左派一向对时政开出了技术性的批判良方,并且“指出”了中国未来的理想走向,在媒体与网络中颇得下层人气,但却未曾想到在今年夏天里大本营遇到换帅,一时手足无措,申冤者有之,义愤者有之,骂街者有之,新左派的反应颇有被休的泼妇骂街的“风范”。其实,一切皆有原由。一个趋向自由化的国家,不会需要新左派去充当急先锋。中国现在的政体走向,虽然在政府言论上并未有口头上的松动,但市场经济的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已毫不含糊意味着这个国家正从以前的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从左倾变为自由化,甚至在中高层发言中,都提出了要防止“左倾”,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自由失去了它向为“急先锋”的历史作用。早在半个世纪前,法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其《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的认为,“左派”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神话”罢了,“不管怎么说,社会改良的愿望与对一小撮统治者的反抗之间的巧合,造成了左派神话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境。”阿隆如是说。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改良风向,让新左派得以产生与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获得发展,并且,在特殊的语境中自觉自愿地成为政党的急先锋,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美国的态度上。但是,如今的中国已发生某种意味深长的转型,偏“右”,所以,新左派已不再成为政治的有力武器,而这种武器已成为自己发展的阻碍,所以,新左派的出局势所必然。阿隆说:“教士和文人从不拒绝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权却需要那些擅长演讲的艺术的专家。理论家和宣传者由此相互结合:党的总书记在指引革命的同时,还要制定学说。”阿隆的这段话讽刺的是五十年代的苏联,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左派”同样吃香。但今天已经不同,作为正在向一流大国迈进的中国,它已不再需要左派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因为它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就连半世纪前对苏联恶感无限的阿隆,在谈到中国时颇有好感,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的问题时,认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唯一错误”。在共产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大于合作时,左派是有用的,它们提供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如同阿隆所指出的:“左派以反资本主义者自居,并把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对称为托拉斯的经济的集中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等等,拼凑成一个混乱不清的综合物。在单行道上向左靠,即意味着向国有化和收入均等的方向努力。”但是,目前共产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合作远大于矛盾,事实上两种“主义”的界限已变得颇为模糊,体制的区别不再是政府的“第一意识”,新左派却仍然努力攻击资本主义,自然不会得到政治的继续垂青。这就涉及到了新左派出局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当政治主体的合法性不用再证明的时候,左派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性帮闲作用。其实针对这一点,一向被看作是自由主义派的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在其《解读“新左派”》一文中如是批评新左派:“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作为上世界著名的右翼学者,雷蒙·阿隆自然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当时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当时,受苏联的影响,法国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热情地歌颂共产主义极权,而对自由化的欧洲持着批判态度,连大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正是对萨特等人的驳斥,在阿隆眼中,左派、大革命、无产阶级、历史决定论、民族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神话”。因为这本书,在当时的法国阿隆成为左派的主要敌手之一。自然,他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立场。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私有化是神圣而第一要义的。但左派并不这样认为,在左派以及现在的新左派眼中,平等才是第一要义(从这个意思上讲孔子也是左派,因为他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阿隆如是指出,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即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这也是如果的新左派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只反霸权不反极权。“平等”作为一个社会学理想是件非常好的事,但如果将它落实到生活中,导致的只能是暴力、社会动乱。但新左派显在不会承认这一点,如果把平等从它们的主张中去掉,它们存在的意义就会显得面色苍白。“工人生活水平的低下,地位的不平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些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揭示的社会生活中的罪恶;他们以提高生活水平、缩小阶级差别与扩大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来反对这些罪恶。”半世纪前的左派在阿隆眼中就已如此,而事实证明这种“对平等的痴迷症”从来于事无补,如今的新左派所力挺的平等,价值又何在?中国已经颁布了《物权法》,这意味着什么?恐怕连新左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意味着从此在中国私有财产的合法化。既然私有私产合法化,那么差别肯定继续存在,并且还会加剧。国有企业的改制走出了私有化的第一大步,让财产从实质上从国有、集体所有转为私有,而《物权法》更是从法律上肯定了这种私有的合法性。一旦私有,更不会“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才是终极意义上的“平等”,它不再是极权时代的那种平均主义,也不再是对创造的压抑。换言之,只有“不平等”的社会才是人道的、有活力的社会,而一个新左派眼中的“平等”的社会,只有是人类的乌托邦——数千年来人类为了乌托邦冲动而流的血还不够多吗?在此,我们涉及到了新左派出局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在财产私有化的国家背景之下,以强调平等为生命力的新左派,已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再是同一个方向。继续保持着马克思主义那“阶级(层)斗争”潜意识的新左派,虽然站在“道德立场”上博得一些人的同情,但毕竟已不再符合国家与社会的潮流。阿隆认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步骤首先是技术批判,这种技术批判更多表现在我们上面分析的第一点上;其次是道德批判:“以事物本来应该如何来反对事物的现状。”这种道德立场所建立是在什么上呢?阿隆没有明确指出,但从《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我们自然知道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神话”之上。但阿隆在分析“无产阶级的神话”时即已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不曾成为过主体,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甚至是缺失的,而在共产主义国家,它已被偷换概念为执政党。目前中国升于一个经济大幅度上升的阶段,中产取代了无产,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的“道德立场”就显得过于做作。那么,新左派站在道德立场上所批判的社会不平等情况一旦出现,他们会不会去“维权”呢,他们行动力如何呢?是因为道德立场而积极行动还是视而不见?答案是后者。学者徐友渔在长文《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中指出“他们虽然一直空谈人民民主、大众参与,但那是一种对应于巴黎公社、苏维埃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概念,他们拒斥个人权利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当农民被剥夺土地,在村委会选举中遭到压制时,当城市里的拆迁户被剥夺时,新左派可能认为受害者是在捍卫个人利益、私人财产,他们不是那种大写的‘人民’;这更有实际的道义勇气方面的原因:新左派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从来都是避实就虚、舍近求远,他们可以唾沫四溅地痛骂另一个半球的美帝国主义,而对身旁的不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而阿隆对当时法国的左翼如是讽刺:“总之,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的知识分子更少与实际行动相联系。”不独法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可以推到新左派出局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它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然缺陷。诸如对平等的过分痴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极端化……当然,这些缺陷极成了它的主要特点。但被中国民众所以不能接受的,却是“言行不一”,徐友渔批判的在具体事件上的言行不一只是一方面,李劼所批判的新左派的“表里不一”也是另一方面:“就其思潮而言(不是指个人),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派)不同于老左派的地方在于,他们并非是封闭锁国的产物,而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他们当中不少人走出过国门,无论是短期的访问,还是长期的求学,有的还在西方大学里谋得了学位和教职。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会模式和那种模式对于中国社会的借鉴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会无论怎样商业化也必须承认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个人自由价值系统是如何的不可动摇。然而,他们出于某种生存策略,某种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动机和需要,一面享受着没有出国的学子们难以享受到的种种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悦民众当中因袭的一时难以克服的仇视西方心理和仇视美国心理,以此煽动粗俗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在《重建人文精神讨论的更正发言兼论新左派思潮——致〈读书〉杂志公开信》一文中,李劼如是指出。而阿隆早就指出过,如果不是法国的自由言论环境,哪里还有左派自由批责现状的机会?同理,如果没有新左派赖以成长的资本主义环境,又何来的新左派?但一向以道德立场为底色的新左派,却没有能过“道德”这一关。对于中国民间视点而言,恐怕正是这一点,让新派左被打压在民众中激起的更多是鼓掌而非同情。“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左派呢、永恒的左派呢?”阿隆如是问,不过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提问,“唯一的左派,总是忠诚于自己的左派,是那些使人想起博爱,即爱,而不是自由或平等的人。”不过,他转而言之:“当怜悯本身只具有惟一的意义的时候,永恒的左派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虽然“历史上的左派的语言或许会在当代会受到喝彩”。作为一个充满了爱的右翼(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左翼),1983年阿隆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http://blog.sina.com.cn/myf1975
  •     引言:大众基本上都认同萨特是偏重于感性和理想的,而阿隆则是一个始终头脑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但是阿隆在著述立说的过程中也难免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文字之中.没有绝对的理性,正如没有彻头彻尾的完美,没有完完全全的绝望.我在欣赏雷蒙•阿隆的作品的时候禁不住为了其缜密的理性的辩证的思维而惊叹同时也发现了阿隆理性背后一些不能让我认同的一面。后人在自己的角度看待前人的著述时,虽然时代不同也可以共鸣也因为跳出那个时代才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像卞之琳所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后人再次看阿隆,总会有别样的风景。一、驳左派的神话阿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第一要义是神圣私有,而左派的第一原则是平等.阿隆认为左派的平等只是一个理想境界,而要真正实现平等,那么则会导致暴力和动乱.同时他还指出左派的改革或者是革命特权者之间力量的重新配置,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精英集团.“左派中的几乎所有的人虽然在理论上大胆激进,但是行动上却是审慎的。他们一般具有乐观主义倾向,认为摆脱创痛、传统与狂热,社会的秩序就会自然实现。”与之相反,另一些人则强调夺取政权和颠覆。他们信仰暴力,认为暴力才能塑造未来。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精确的与事实相对应。然而我认为,平等是一个理想境界。纯粹完美的平等大同世界诚如阿隆所言是不存在的。但是追求平等并且与平等无限接近却是左派的目标,而且左派一直在和这个目标接近。在私有化逐渐得到更广泛程度上认可的情况下,对于平等的追求成了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争取平等的路程上必然会出现阿隆所预言的暴力和动乱,可是如果没有暴力和动乱,一盘死水一样的社会哪里来的前进的缘由呢?我们是在追求平等的路上,这条路的畅通则是通过动乱和和平的交替来维持的。和平的稳定的路上会积累起层层灰尘,只有恰当的时间,有动乱的铁蹄踏过,问题才可能被解决一部分。左派内部政见的分歧,我认为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双方又都是偏颇的。因为社会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对暴力程度的需求也不一样。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我们可以寄希望于社会自我的调试和修补。正如一部分左派所言,这个时期拜托了创痛、传统和狂热,社会的秩序就会自然实现。恰如汉初统治者的约法三章,休养生息。也可以类比现代中国的文化现象。五四时期白话文成为知识分子提倡的文学形式,而发展到如今要求文言文和繁体字回归的呼声出现了而且声势日增。我们的社会有极强的自我修补能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仅仅靠社会的自我修补又是不够的,暴力的作用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都是决定性的。当年六祖慧能允许马祖倒一马踏天下人,开始我甚是不解。后来渐渐醒悟。佛祖是采取一种极端血腥的方法来实现一种极端的善。在旧体制已经腐朽而且已经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众人皆憎却又无能摧毁的縲绁时,我们需要狂风骤雨般的革命来实现秩序的重整。我们不能否认不管是社会自身的调试还是暴力狂风暴雨的摧毁,确实只是特权者之间力量的重新配置,是一个精英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精英集团。即使是底层阶级走上宝座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平等的政策,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这个事实。但是这种重新配置是平等的需要,是社会得以前进和健康的需要。因为变革是平等要求的,我们就无法否定平等的存在,也就无法否定左派奉为圭臬的平等目标的实现。“左派”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神话”罢了,“不管怎么说,社会改良的愿望与对一小撮统治者的反抗之间的巧合,造成了左派神话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境。”阿隆如是说.可以完全可定阿隆整篇著作是严密的理智的,但是全局的统摄,难免部分偏颇.这个论断至少我不能赞同.社会改良的愿望的出现是平等呼声的日渐强盛所致,这种愿望和统治者的结合恰恰是社会变革的契机.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我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历史的契机都贬低成凑巧,那么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必然的巧合.而且一小撮反抗者的小不足以否定整个契机和变革.就是这一小搓人最先感觉到春江水暖,嗅到历史转折的香气.然而我十分肯定阿隆一个观点,那就是想要用一种单一的体制来实现天下大同是不可能的。至少要在历史的天平上存在两极,即使这两者是本质上的双胞胎。因为没有敌对势力的体制不仅缺乏进步的动力,同样不会有内部团结一致的健康身体。更是因为,我反对用一种普世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呵护整个地球。如果否定形势和学说的多元,无疑否定了和平和繁荣。二、驳无产阶级的神话阿隆在分析“无产阶级的神话”时即已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不曾成为过主体,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甚至是缺失的,而在共产主义国家,它已被偷换概念为执政党。目前中国升于一个经济大幅度上升的阶段,中产取代了无产,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的“道德立场”就显得过于做作。诚然对于无产阶级的界定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只是以一个收入或者财产水平做标准来判断无产阶级就显得过于幼稚。就类似于近代中国阶级成分的划定,这本身就是一场闹剧。我认为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无产阶级,不是看它的财产和收入,而是要看革命性。我想阿隆如果听到这里一定会说,革命性的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及其模糊的概念。诚哉斯言!我认为无产阶级不是一个可以清楚划分出的阶级。阿隆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最先接受而且传播的是知识分子,是那些在图书馆或者书房里的学者,不是无产阶级。我想这个论断就暴露了阿隆潜意识里对无产阶级的划分,他默认了无产阶级就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但是我认为那些知识分子也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一部分。因为这些人具有革命性,他们在千创百孔的社会中寻找出路,为了自己信仰的学说不惜用汗水甚至泪水血水来以卵击石。他们才是无产阶级。相反那些在各种剥削和压迫下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人才不能算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否在美国已经缺失,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身在何方?我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理想是美好的。但是这种革命性恰如幼童的好奇心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不断的消磨殆尽。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为了推进社会的进步,推出的各种福利制度软化了这种革命性。而且各种快节奏的竞争机制把人们限制在各种荣誉、职称、竞赛等等活动上。只要无产的人将精力灌注到革命以外的谋生的事业上,他们的生存就会得到保障。那么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怎么能不被软化呢?然而,只是软化这种精神不会被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火山喷发只是个时间和机遇问题。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爆发,就没有阶段性的国泰民安,人民幸福。阿隆认为对一个事件的定位是理解这个事件的必要条件,如果意义或者界限含混不清那么研究就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对于无产阶级的解释使其归于含混,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阿隆是在逃避和狡辩呢?三、历史的多样性、特殊性与不可知论这一节里我不否定阿隆的历史观,只是想谈论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阿隆谈到历史,谈到存在本身.阿隆认为每个事件看似孤立,但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不断延展,因此所有的事件事实上和整体本身一样. “忽略特殊意义致力于简化哲学使其成为一般人意识中的意义.接着人们根据其称为占支配地位的事实来解释实际意义.最后赋予已经被简化了的单一维度的世界以历史学家宣布的特殊意义.”“历史的重构必定有不完善的特点,因为它既无法理出所有关系的头绪由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意义.解释的这种不断更新导致了一种相对性影响了他对整体性能更特殊意义的确定.特殊意义的相对性取决于作品之间关系的本质.或者说是历史本身的相对性.只有超越这种多样性又不至于超越这种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才会最终显现出来.”承认历史的多样性并不难,但是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难免把自己认为的本质误当作历史的本质。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一些学说为了便于大众接受,确实存在阿隆所说的情况。即一些人把哲学简化成一般人意识中的意义,紧接着那些接受这些简化哲学的人根据占支配地位的事实来解释实际意义。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历史被单一化。萨特为首的知识分子表面并不否认历史的多样性,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却违背了历史的多样性。阿隆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确定的,我们不可以将已有的经验无限推演从而得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但是萨特他们却一直相信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是有规可循的。有些人认为历史发展是螺旋上升的。可是螺旋上升和直线发展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都是站在萨特营垒的知识分子。可是历史发展为什么不是圆形的呢?为什么不是抛物线形的,最终归于虚无呢?我认为阿隆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归于了不可知论。历史确实存在偶然性,而且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偶然的集合。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些偶然的背后没有必然呢?没有人可以站在历史之中判断历史。我们不能穷尽对历史的认识,我们的脚步一直是在片面的认识指导下前进的。换言之我们的历史一直是在试错的过程里。阿隆说我们不可以把小范围小空间内得到的认识无限扩展,可是我们走过的路就是从前人的经验里得出来的。那么阻止我们从以往的经验里得出未来的衣袂一角也自相矛盾了吧。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和历史真正的解决方法混为一谈,阿隆这么说既是承认了我们是在不断试错的道路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凭的就是经验,就是经验的推广,至于历史真正的解决方案,那是一个理想。只要我们置身于历史中一天就不可能得它到除非历史终结。四、国家宗教正如阿隆所言,无产阶级的界定是模糊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还占主流的社会里,所谓无产阶级政党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话,集权就是不可避免的手段。种种悲剧的出现的原因除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就是这种阶级划分的不确定性。所谓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找不到具体的代表对象,在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情况下,暴乱和悲剧极容易发生。“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他原有的众多的美德已显得过于保守和不合时宜.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提供冠冕堂皇或者含混不清的学说,而官僚们利用这种学说形成一种国家宗教.”宗教本身并没有善或者恶的属性,宗教只是单纯的教导人们向善赎罪。但是宗教一旦被教会教皇利用,那么发展的久了变成了社会的毒瘤。一些政治学说也是如此。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辨和拓展,本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是这些理论在应用到实际中的时候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才成了绊脚石,成了某些官员借以维护自身贵族统治的护身符。由此,关于未来的美好蓝图也成了乌托邦。宗教的含义包括了形而下的教义和教规也包括形而上的代表。儒家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是因为它缺乏一种形而上的代表。而阿隆所批判的国家宗教则完全具有了这种两种材料。索性如今人们对这种宗教的狂热程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我认为很可能是一种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弊端和优点都呈现出来。人们的思想在独立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普世的制度完美的城邦都是飘渺的。五、辩证法的因果与联系阿隆对辩证法的评价是模糊而神秘。对于辩证法的因果分析法他也不予赞同。诚然即使所有因果关系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无法保证最后的结论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把每一个原因看成了确定不变的存在,但是每个原因都是在变化中的。没有绝对严密的因果逻辑,因为逻辑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无可能达到完美。重要的是在种种因果与逻辑之外还有各种不确定性。阿隆在这一篇中对共产主义从辩证法的角度进行批判,只是形式和角度的不同。然而在本质内容上,却和历史的经验那一篇类似。阿隆在之前说过我们不能从片面的历史中推断出以后的历史的发展趋势,不能从局部的经验出发得出我们现在的阶段和任务以及未来的理想蓝图。在这里他只是阐明我们不可以从局部的因果出发,来否定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他指出贸易、自由包含着竞争,而竞争是各种冲突的一种类型.一旦国家负责私营公司利益的并在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内拥有垄断地位,这些冲突就会危害和平.不过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和平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的.资本主义的存亡从来不依赖于这类摩擦,而是根据明智的考虑。他以竞争为例来论证局部因果的局限。竞争是贸易的一部分,也是各种冲突的一个类型。但是恶性竞争也是竞争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副产品。而且恶性竞争的存在压迫了一些合法的商人和弱小的国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像阿隆一样在竞争的冠冕堂皇的掩护下,从弱小的国家那里榨取利润。但是我并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此类行径。任何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最大限度的谋取利益。之所以给人们造成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竞争打压弱小国家的印象,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是占主流的,众多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谋求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的存在,则给了资本主义一种惶恐感,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团结和联合。换言之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活动依旧是通过竞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的。如果资本主义因为竞争导致冲突,冲突导致灭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也会重蹈覆辙。我认为这种逻辑错在把普遍性的竞争压缩到了资本主义身上,而不是错在把局部的因果推广到了整体范围里。关于辩证法联系的观点,阿隆指出,凭着一种具有意义的联系或者最多是凭着一种偶然决定论含糊不清的联系,两个时期、方式或者两种文明就可以互相联系在一起?这句话本身就是依据含混不清的论断,貌似严密的推理其实经不起推敲。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好,资本主义利润的递减性也罢,这都是具有意义的联系,而且这种具有意义的联系不止一种。关键在于无论这些具有意义的联系数量有多少,都无法确定一种制度会因此最终走向毁灭。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条制度的破船向前行驶的过程里,他会自我纠偏的。而且不是只有这一条船身上有这些漏洞,他的敌人同样因此而纠结。谈到偶然决定论,当然我说过在小范围的到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但是我们是在一个试错的历史中前进,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至于严密的逻辑推倒出来的未来社会图景,我们不能轻易加以否定或者肯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前途迷茫就裹足不前,我们需要理性的选择一种道路并且为了它所期许的图景而奋斗。选择和坚持或者放弃都需要理智。六、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曾经追问过是什么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是什么在背后无形的指挥者社会人和经济人?得到的最满意的答案是:人的自保性。人做什么都是出于自保性。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大概也是如此。经济的发展,国家宗教的束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被束缚在特定的领域和项目上。知识分子异化成了技术工人和国家的雇员。只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可是知识分子的异化是一种趋势,在大环境稳定个人却可能朝不保夕的年代里,寻求国家或者权威机构的庇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做出一种妥协,正如阿隆所言,要对现存的制度表示赞同。当年柏林洪堡大学的科学精神依旧让人神往。五四时期兼容并包的学风还是那么朝气蓬勃。但是复古只是浪漫左派的神话。从纯粹的科学精神走到现在,我们回不去了。即使我们可以回得去,那么回去了以后走那个方向呢?是继续向着知识分子世俗化的方向走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怎么走呢?这条路使我们自然选择的最优方案。只是我认为这条路是一个极端,没有给世俗的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即纯粹的知识分子留下生存的余地。而单极的体系又是极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期待一种调整的出现。作为知识分子的阿隆一直以介入的旁观者的身份冷眼看世界,我认为阿隆的在乱世的平衡感可以为知识分子们提供借鉴。既不能在国家宗教的大潮中妥协,也不能转向毫无作为的犬儒主义。同时知识分子如果缺少了斗争性,那么就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在某些强权以自由为名采取残酷的手段时,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站出来为公众的利益登高一呼了。班达曾经批判过二次世界大战中弃笔从戎的知识分子,称其为背叛的知识分子。班达用一种苛刻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这是一种理想,不是一种神话。记住罗曼罗兰的人远比记住二战英雄的人要多很多。正如霍金所说,即使身在果壳中也是无限空间之王。可是我不是完全赞同班达的说法,我认为这种学说是一种极端。而极端的学说又是不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得观点更加接近中庸。投身现实的洪流而不能自拔,即使是以自由、平等作为幌子,往往会走向功利主义。而一味的皓首穷经,信奉万般皆下品很容易走向犬儒主义。中庸的思想不是没有原则,相反的中庸要求人有强大的向心力,在极端的诱惑下保持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我不赞成任何情况下都不走极端,在倾向功利主义和纯粹知识分子的良知不可兼得的时候,不做出极端的选择才是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知识与经验在大学编辑部和政府部门和议会之间的相互流动.政治家 工会领袖 企业经理 教授 或记者既不能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一个垄断权利的政党,也不能因为偏见与无知而相互分裂.”总结让我们狂热的怀疑,同时也理智的相信。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未来的是不确定的,因为任何人的逻辑都是有瑕疵的,任何认识都是有局限的。不变的是作为知识分子,要朝乾夕惕,知行合一,恰如康德所言遵守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令。

精彩短评 (总计49条)

  •     翻译的比较一般。如果在两年前读的话或许收获更大。
  •     谢谢老师
  •     中国没有知识分子
  •     未完待续
  •     历史何其相似,口头上理想主义,实践上保守主义
  •     深邃的了解
  •     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精确地与事实相对应。因为前者的界限是严格地划定的,而后者的界限是不稳定的。
  •     难得一个法国知识分子不是左派
  •     。。。。。。。。。。。。。。。。。。。。。。。。。。。。。。。。。。。。。。。。。。。。。。。。。。。。。。。。。。。。。。。。。。。。。。。。。。。。。。。。。。。。。。。。。。。。。。。。。。。。。。。。。。。。。。。。。。。。。。。。。。。。。。。。。。。。。。。。。。。。。。。。。。。。。。。。。。。。。。。。。。。。
  •     看的不是很深入
  •     依然对阿蒙的思想肖像没有概貌式的了解
  •     每次重讀,就覺得自己當時選擇了Aron,討厭Sartre是有深層原因的。
  •     很认同书中的一句话: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善弱势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确保社会公正,那么,美国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太牛的书
  •     呜,我居然都忘记内容了。
  •     好赞的一本书!!嗯,沧海遗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反正边看边有感触,(鲜有的共鸣和激动,有想要一气呵成读完的冲动!)莫名激动,之后读完一定补上读书笔记!雷蒙·阿隆!认识太晚啦~~也可惜他好多作品都没有中译本,遗憾。
  •     其实也没太看懂
  •     对本人来说,这书讲的都是早已清楚的常识,收获不大
  •     重读一遍
  •     针对性很强的文论,但思路并不是清晰,说服力也不够强。考虑到自己阅读也比较草所以持保留意见。
  •     是好书不假,扣一颗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看明白OTZ等看懂了我再加上去吧(喂……)
  •     无甚营养啊 没有干货
  •     世俗宗教,商品拜物教批判和历史弥赛亚主义的二律背反。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     他已成为我的新晋男神!
  •     想不到萨特曾经如此丧心病狂的拥苏反美,在他知道苏联的谎言的情况下,还有梅洛·庞蒂,可以说人格完全破产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成了歌颂和倒向共产主义的白手套。这本书里看到两个常见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和蛋头学者。还有一个论断,对知识分子而言,遭到冷落,比受到迫害更难受。他们嫉妒盟国的强大更甚于普通人,不能忍受自己国家被置于二等地位。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在世界各国左派中比比皆是。据说中译本有删节。文章琐碎,对马克思主义思辨上没有波普尔的哲学深度,但对知识分子心态的了解上,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实际问题上非常周到。
  •     希望应该做到的人都能做到保存、传递或扩散知识。
  •     猛然惊觉最近法国左派的书看得有些多,看到雷蒙·阿隆就冷静了一些。
  •     想到王小波的那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     骂娘都骂不舒畅。。
  •     此书内页标注内部发行,其实现在还有什么内部发行,当时觉得出版社既然采用这种手段自我保护,那么应该内容无删节了吧,可是后来听说还是有删节的……又不注明,以后只能对照原著了,现在变成无头公案了……
  •     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苏联极权制度的批判不无道理,有些话放在中国语境下也说得通。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认识似乎还是肤浅了点,整个批判缺乏厚重感。
  •      关于进化论的必读
  •     对左派知识分子及其他们信仰的乌托邦神话的全面解构。
  •     看完这本书我很佩服我自己,太晦涩了
  •     : D095.655.32/7272
  •     法国知识界的《通往奴役之路》
  •     12现代僭主制是不稳定联盟:受掠夺性法律威胁不安富人+公民中被中产阶级抛弃被追债最穷人16左派上台:与另一对立的权力、特权阶级19左国有化改革:特权者间力量配置变动23各政体(传统、资阶、社会主义)都未始终保证思想自由与人类团结。惟一左派使人想起博爱而非平等自由31激励左派的有分歧观念:自由、组织、平等54萨、加:非党员、非大西洋主义、认两阵营罪,加揭两罪,萨只揭西罪67暴力的吸引力迷惑力大于排斥力76工人的不满与所有制无关164政治始终是坏处最少的暴力216知分似源于19世纪俄国,大学毕业受西方文化。科学自由令其敌视民族遗产倾向革命219知分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形或历史批判230法统治阶级组织差,政经教无联系238法知文人美知专家264西 宗史 自社266神位空-进步主义323法知爱普世
  •     大三下,景观学老师推荐读的,认真的做了读书笔记。热闹过后,重回理智。也许阿隆当时是孤独的,这样的人对于自己,可谓是无愧于心。
  •     人文社科必读
  •     作者非常讲道理- -
  •     鸦片不可怕,可怕的是鸦片烟!!!吕思勉先生真知灼见啊!!!
  •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尽管是立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与知识界而对萨特这帮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现今读起来仍然能给左翼小清新一个响亮的耳光。准备二刷三刷吧!
  •     虽然萨义德不怎么同意阿隆,但阿隆在各种论述上的确比萨义德更值得推敲
  •     卡尔波普+罗兰巴特,非常值得尊敬的高师学生
  •     其实就算阉割版,至少也能从对苏联的论述反观天朝
  •     2016-11-21
  •     看看
  •     了解阿隆在萨特之后,比起萨特的知名度,阿隆确实有点被掩盖了。书中对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思,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公知——有些是彻底的民主教徒,一如左派对乌托邦对革命的推崇和迷恋;有些猛烈抨击市场经济,典型的矫枉过正。似乎这也侧面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知识分子到底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知识?本书引申出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     极度拗口,如果译者自己能流畅读一遍,那他一定是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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