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韩非子》右手《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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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韩非子〉右手〈道德经〉》内容简介：从表面上看，道家与法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两个极端。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将老子、韩非合并列传，并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说明韩非的基本思想源于老子的思想。《左手〈韩非子〉右手〈道德经〉》特将《道德经》与《韩非子》一起解述，将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和人生智慧充分展现给读者。他们的思想与智慧，虽时隔数千年，仍熠熠生辉。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韩非子》的智慧　第一章　惟法独尊，融会贯通法术势  　崇法根源，一切从实际出发  　今不法古，与时俱进顺潮流  　国富民强，奉法治国是根本  　以术御人，事半功倍最无形  　抱法处势，鱼肉熊掌可兼得  　义利之争，因功论赏“利”为先　　众口铄金，三思而行察实情　第二章　为君之道，大权独揽睨天下  　独道之容，神圣权威不可犯  　身系天下，成由俭来败由奢  　虚静无为，明察秋毫洞隐情  　深藏城府，韬光养晦待时机  　心容天下，和谐统一乐融融  　明辨是非，偏听偏信酿祸害  　善听忠言，一意孤行尤可哀  　诚信树威，一诺千金得天下　第三章　以势压人，靠势力解决矛盾　第四章　驭臣之策，正名责实弄权术　第五章　赏罚分明，确保律法执行力　第六章　明断决策，雷厉风行大智慧第二部分　《道德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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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上看，道家与法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两个极端。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将老子、韩非合并列传，并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说明韩非的基本思想源于老子的思想。本书特将《道德经》与《韩非子》一起解述，将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和人生智慧充分展现给读者。他们的思想与智慧，虽时隔数千年，仍熠熠生辉。

章节摘录

　　明辨是非，偏听偏信酿祸害　　君主只有从多方面听取意见并加以参照比较，才能判断对某事物的说法是否诚实可靠。如果不是从多方面观察和听取意见，就听不到诚实可靠的意见。如果君主有门户之见，臣下就可以阻塞他人进言之路，造成“臣闭其主”的严重后果，推演下去就可能酿成臣下弑君之祸。　　韩非认为明智的君主不应偏听偏信，而要用参验的方法来判断事情的真伪，使聪明的人不能欺骗领导，愚蠢的人不得占据官位。想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往往并不容易，有时君主会受到身边人的蒙蔽，有时会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有时会只见其一，不及其余。因此在做决策之前，君主一定要好好调查，全面分析。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做决策。　　君主不偏听偏信，还要能听取与自己相反的意见。韩非指出“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人而已己之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外储说左上》）。用一句俗语来解释，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既然不偏听偏信，听取众人的意见是不是就一定可靠呢？不一定。韩非用一则历史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鲁哀公问晏子：“俗话说‘办事不和三个人商量就会迷惑’，现在我办事总是和群臣商量，可是鲁国还是混乱，这是什么原因？”晏子说：“古人说‘办事不和三个人商量就会迷惑’是指一个人的意见可能错，两个人的意见大致对，众人的意见会更加合理，所以说做事不和三个人商量就会迷惑。现在鲁国群臣都听季氏的话，众人所说的话都是季氏的私意。这样一来，人再多，说的也是同一个人的意见。”（《内储说上》）这充分说明，众人所表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众人真正的想法，有权势者可以操纵众人的意见。　　在听取众人意见时，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韩非在《八经》中指出：国家有事时要集合各方面的智慧，先分别听取各人意见，然后再集中讨论。如不事先一一分别听取意见就集中讨论，后面发言的人就会不独立思考而故意与前面的意见不一致以标新立异，这样就分不出智和愚。如不集中讨论也会因众人意见不一而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就会把事情拖下来，结果最后还是由君主自己来解决。如果先分别听取意见，就不会上别人的当。依附权势者的意见和故意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不同，都不能代表发表意见者的真正想法。韩非认为这些名为听取众人意见，实际上都没有听到众人真正的意见。这个见解相当深刻。　　西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用心考察钦定的接班人，刘弗陵年幼即位，其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心里很不服气，老是想着夺位自立。辅政大臣霍光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燕王勾结霍光的政敌上官桀等人密谋先除掉霍光，再废掉刘弗陵以自立。　　一天，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上官桀等人乘机以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昭帝上书，状告霍光乘坐的马车与皇帝出巡时乘坐的一样，严重违反了礼仪规定，不是人臣所为。还说霍光擅自做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同时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保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刘弗陵看了上书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　　第二天早朝时，霍光知道自己被上官桀等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不敢擅自上朝，而是留在偏殿里等待刘弗陵的处置。刘弗陵上朝发现霍光不在，就派人去叫霍光进来。霍光入朝后，脱下帽子叩头请罪：“臣该万死！请皇上发落。”　　刘弗陵说道：“大将军不必紧张，戴上帽子，快请起来。朕很清楚上书是假的，你没有什么阴谋。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选调校尉入府也不过十来天罢了。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就算能够知道马上就写信过来，现在也赶不到京城啊。再说大将军真的要作乱谋反，调一个校尉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这件事很明显是有人想陷害你。朕虽然年幼，但也不会上这种当而怀疑大将军的。”　　一席话说得大臣们惊讶不已，霍光也放下心来。聪明机智的刘弗陵接着下令追查冒名伪造上书的人。上官桀等人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就劝刘弗陵：“这件事可能是有人故意造谣，既然皇上已经知道是假的，就不用再追查这件小事了吧！”刘弗陵一听，嘴上虽然没有坚持，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怀疑上官桀等人了。在诬告霍光这件事上，如果刘弗陵偏听偏信而不明察实情，那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可能已经得逞了。　　君主分辨言论的真假，还得依照一定的准则。《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然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此人主所以长欺，而说者所以长养也。”意思是说：没有一定的标准去对照游说者的言论，那么能言善辩的人就会吹得天花乱坠；如果设置了一定的标准来把握它，那么即使是聪明的人也还会怕有失误而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游说者的游说，不用一定的标准来对照它而喜欢他们能说会道的口才；不用实际的功效去衡量，却只是赞赏他们的行为而不把它们纳入一定的规范去考察。这就是君主长期地被欺骗，以及游说者长期被供养的缘由。　　韩非对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这些游说者非常反感，把他们归为五蠹之一，认为他们不过是夸夸其谈，中饱私囊而已。因此韩非设计了一些听取言论的方法，其中一条就是设定一定准则来衡量游说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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