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共产国际

作者简介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前言

第一章 简要的历史回顾

第二章 同样重要的年份-1919年

第三章 登上国际舞台 国民党出师不利

第四章 孙中山、陈炯明矛盾公开化 共产国际再选择

第五章 孙逸仙博士考察团遥取他山之石

第六章 围绕党的改组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初现不睦

第七章 不平静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八章 国民党党军建设 蒋介石将“蔚为大器”

第九章 应对共产国际的传统策略

第十章 孙中山高调北上和最后表态

第十一章 国民党右派挑战共产国际理论

第十二章 国民党要求加人共产国际

第十三章 国民党韬光养晦

第十四章 国民党首批军政干部的产生

第十五章 向掌握全国政权迈步

第十六章 国民党在国内外的两种博弈

第十七章 大结局

尾声

鸣谢

附录：

一、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中国代表的发言和文献

二、人名索引

三、参考文献

四、缩写词

编辑推荐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李玉贞，女，1937年生。山东青岛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先后执教于该校和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1977年起在中国社会与中国、中苏关系研究和史料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德国、韩国、美国等做学术访问或担任客座研究员。撰写专著《十二春秋爱与恨——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马林传》等。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等。翻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等著作，共约350万字。发表学术论文《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孙中山与列宁关系的几个问题》、《孙文越飞联合声明的幕后台前》等50余篇。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玉贞先生推出的新作《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系统探讨了1919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在记叙这段迷离曲折的历史时，李先生选择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视角，以苏俄和中国国民党各自的利益诉求为分析的主轴，探讨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及限度，双方分歧的由来与矛盾激化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国民党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会引起普通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也会引起学界同仁对这段历史更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章百家李玉贞教授积三十年之功，写成《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该书除了吸纳国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大量地使用国外新近公布的原始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特别难得的是挖掘和使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许多档案。这些资料足以支撑作者的理论探索和史实考证，进行严谨周全的理论阐述，真实正确的历史叙事，从而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给读者送上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具反思意义的历史读物，并在已经问世的同类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铁健1994年5卷本俄文版《联共I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出第一卷，是有关共产国际史料解密的集成。适逢李教授因撰写《马林传》搜集资料访俄，其专业素养得到俄国学术界肯定。遂后李教授被委以第一卷中译之重任，其书于1997年4月出版。李教授在上述研究和译著基础之上，又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完成了比《孙中山与共产国际A涉及面更为广泛、研究更是深入的姊妹篇《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允为当代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之作。——原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之子 邹达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无独有偶，同盟会原会员中万福华曾经在上海刺杀前两广总督王之春。1904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军国民教育暗杀团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后来参加该团的蔡元培也认为“革命只有两前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甚至与人一起研制过炸药。张继不仅积极参加军国民教育会，而且与何海樵、杨笃生共赴天津，谋炸西太后与光绪。从现有资料看出，早期同盟会对俄国政情中的兴趣，多半表现在俄国人民如何“斩木揭竿”，革命局面如何“风起云涌”，而对沙皇的改革——无论其成败——却很少兴趣。这与同盟会领袖人物孙中山有直接关系。孙中山的革命倾向由来已久。19世纪末期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表述的通过发展实业的途径达到社会改造，使国家富强的目的，他明显地寄希望于清廷采取各种措施以达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后来见“和平之法无可复就”，“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易以强迫。”特别是1900年后，“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程之赔款九万万两……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在改造社会的观念和道路的选择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窃以为未必要用什么“进步”来界定。这不过是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脚步。同盟会从成立伊始，其主流领导人就有“以俄为师”的明确倾向。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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