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作者简介

《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

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

——英，哈罗德·帕金

书籍目录

序摘要Abstract引言1 关系现状：中国大学的生存发展状况分析1.1 政府超强控制与社会过分干预1.2 大学主体性与自我发展能力状况1.3 现状透析2 常规范式：解析的思路与平衡的策略2.1 常规范式的基本脉络2.2 常规范式的贡献与局限3 新的视界：在更高的境界上求解3.1 求解的理论基础3.2 求解的基本角度4 各得其所：有限的政府，开放的社会，自主的大学4.1 三位一体的关系系统4.2 三位一体中的三者形象5 根本出路：主体到位与制度保障5.1 培养和发展大学主体性5.2 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结语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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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　　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　　——英，哈罗德·帕金

前言

　　董云川是一位极有思想、极富个性的青年学者。他请我写序，我说：“我很不情愿。”他说：“一定要写。”我听到“一定”二字就很刺耳，但他那永在的天然的笑容又大大削弱了我刺耳的感觉。我想，假如他代表政府，我代表大学，那我可能会埋怨他“包办控制过强”，就像他在书中抱怨的那样。我觉得我的抱怨是合理的，因此也不认为他的抱怨是不合理的。　　另外碰到一位也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他要开个学术会，要我帮他请一位政府官员，我立即问道：“你这个学术会与他有什么关系？”这位青年学者有一个平常总可听到的回答，但仍令我惊讶不已：官与学的关系之混乱已影响到年轻一代学者。这是政府的责任还是大学自身的责任？大学要“恪守大学的独特性”（董语），这样下去，守得住吗？所以我很赞成大学要“反省自身的生存状态”（董语）。　　马克思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越是有思想、有才气的人恰恰越能显示这种特性。董云川关注大学的独特、自主、自由、自治，不也是这种特性的表现吗？但他是理智的研究，“政府是有限的，社会是开放的，大学是自主的”（董语），这大概是他的理智与激情共同构造出来的一个框架。　　政府是有限的，何以为有限呢？政府说，你大学的自主权够多的了，我已经很有限；大学说，你还干预得太多，我仍然有无限的感觉。在大学与政府之外，请谁来仲裁？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构想。靠谁来建？光靠大学，建不起来；光靠政府，肯定也建不起来。一起来建吧，可是，万一两者没有想到一块去怎么办？

内容概要

　　董云川，教授，1963年9月生；1983年毕业于云南财贸学院商业经济系，同年8月留校在教务处工作，1988年任教务处副处长，1995年任教务处处长；2002年调云南大学，现任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所长、云南省高教学会秘书长其间，先后两次存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T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于1995年获得教育学硕十学付，2002年获得教育学博十学位。

章节摘录

　　焚书坑儒——政治对学术的绝对压制。一把秦火，烧毁了无数先秦典籍，同时消灭了这些典籍的解释与宣传者，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许多教育史著作要么不谈秦朝的学校，要么认为秦朝的学校和教育已荡然无存了。其实，终秦一代，并非没有学术和高等教育，以博士制度为主体的官办学校的建立、发展和盛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是秦始皇出于政治需要的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只允许单一官学存在的举动绝不仅仅是遏制了秦朝的教育，而且影响到整个古代、近代，以至于现代的教育行为和知识分子的心态。秦始皇的狠毒之处在于不仅要“独尊”，而且要彻底“排异”。在这里，政治力量第一次显示出对学术力量的绝对支配地位。　　独尊儒术一学术和教育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依附。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建议后，汉武帝用禁绝诸子百家“异端”、“邪说”的办法来独尊孔子和六经，以实行思想统治。此举虽曾起到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也自此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思想中的统治地位，但在繁荣“太学”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自由发展及多样化风格的形成。它使中国此后的学校与学术极难突破既作为统治阶级文化又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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