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民的神话

作者简介

本书着重谈的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受到的民情的影响。正是出于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反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用，进而对美国的经济造成损害。本书是一部在美国媒体和政治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赞誉与批评兼而有之的一部作品。媒体关注它，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不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美国政府和公众一直引以自豪的东西——民主，而且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选民的“理性的胡闹”。而学界关注的重点则在于该书对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即“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的无知”(rationalignorance)，提出了修正和质疑。

作者认为，在美国，大多数投票者不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而且他们本身固有的观点甚至都是错误的。民众不仅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把选举搞砸，而且因为自己的投票带有“偏见”，更容易使国家政策走上歧途。因此，作者提倡“有水准的选民”，要解决美国的问题，要做的是减少民主的量而提高民主的质。

书籍目录

序

英文平装版前言

致谢

绪论  民主的悖论

第一章 超越聚合的奇迹

第二章 经济学的系统性偏见

第三章 来自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的证据

第四章 古典公共选择与理性无知的失灵

第五章 理性的胡闹

第六章 从非理性到政策

第七章 非理性与政治的供给方

第八章 “市场原教旨主义”对民主的宗教

结论  为愚昧研究叫好

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对《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卡普兰综合其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历史学方面的洞见，解答了时常困扰公共政策领域每一位研究者的一个难题。”　　国内学者薛兆丰（曾与卡普兰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同事，现为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认为《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在美国出版后，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07年度政治类最佳图书。在精装本出版一年后即出版了平装本。

内容概要

布赖恩·卡普兰，199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卡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所在的乔治梅森大学的公共选择研究因布凯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奖而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阵地。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心理学与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曾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杂志》、《公共选择》、《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本书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本书于200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07年度最佳图书（政治类）”，并获2008年独立出版社图书奖银奖。卡普兰本人也因为这本书而在美国声名鹊起，在本书出版之后不久便晋升为教授，而那时他还不到40岁。

媒体关注与评论

　　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把理性无知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卡普兰的“理性的胡闹”会是下一个吗？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度最佳图书（政治类）　　卡普兰综合其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历史学方面的洞见，解答了时常困扰公共政策领域每一位研究者的一个难题。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事务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格里高利?曼昆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超越聚合的奇迹　　对所有普通大众相信的事物，我均表示怀疑。　　——H.L.门肯（H.L.Mencken）：《门肯文选二》　　关于选民所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装满整整一个大学图书馆。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对人民的治理能力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重新表示忧虑，出于自利考虑，他们指出选民是不会犯错的。由于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一个现实的利己主义者是不关心政治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会选择理性的无知（rationally ignorant）。　　这一经济学观点，对于那些将民主奉若神明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羞辱。糟糕的是，选民们恰巧确实知之甚少。不过，只要选民的无知是一种过去式，这还尚可容忍。舆论常常批评民众对那些特别平庸的候选人漠不关心。而稍加思考的人会发现这种冷漠在年复一年地继续，于是他们谴责选民无视民主本身的缺位。对此，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曾经这样阐释：　　随着投票和直接政治让位于筹款竞选式的财阀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即投票权，已被逐渐销蚀。……民众的退出与政治被特殊利益资金、金钱指使下的攻击性广告以及民调与目标群体导向的战略等所左右有直接关系……人民由此发现，政治　　已将自己排除在外。　　不过，只要细细咀嚼“理性无知”这一思想，你会发现所谓“解决民主问题的出路在于更民主”的口号有多么空洞。选民无知是人类自私天性的反映，而不是暂时性的文化异常现象。因此，任何倡议、竞选筹款改革或者任何试图“修复民主”的通行办法都很难增强选民使自己了解真相的动机。　　随着理性无知这一观念的传播，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条思想分界线。经济学家以及具有经济学头脑的政治学家和法学教授，通常站在同一立场。　　他们把选民无知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市场结果持怀疑态度。有益的政府行为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如何指望那些彻底无知的选民选出能真正将此付诸实施的政治代言人呢？其言下之意是：“选民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把一切交给市场吧。”站在相反立场上的一派则对怀疑政府干预的观点不以为然。一旦把选民无知问题看得不那么严重，那么从“理论上有益的政策”到“实践中民主国家所采纳的政策”不过是一步之遥。　　理性的无知理论很快衍生出了诸如公共选择、政治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等众多学派。5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民主的缺陷几乎被视为异端，但其研究路径却很难被根除。到了70年代，对愚蠢的政府政策的抨击成倍增加，从而为反规制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　　但是，随着上述观念开始改变世界，对其理论基础的严峻挑战也日益浮出水面。早期的批判主要来自那些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缺乏理解或认同的思想者。而新的质疑则是以清晰的经济学逻辑展开的。　　聚合的奇迹　　设想一下，如果让100个人去参加百米竞赛，然后把他们的成绩平均一下。这个平均值肯定不会好于跑得最快者的成绩，而要比最好成绩差……但是，如果让100个人去回答一个问题或解决一个问题，所得到的平均答案却往往至少和最聪明者的答案一样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平均意味着平庸。但在作决策时，却常常效果非凡。这就好比大家都不约而同被设计成同样聪明一样。　　——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urowiecki）：《群众的智慧》　　一个人如果对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没有任何想法，那么很难指望他能实现这个目标。他有可能交上好运，但常识告诉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与成功地去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普遍存在的选民无知，似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运转失灵的民主。那些最终主宰命运的人们——选民——连基本的解剖学原理都未掌握，却在操刀进行脑外科手术。　　很多人试图对这一类比进行有力的反击，但是其中最有见地的观点认为，无论选民无知达到何种程度，民主依然能够运行良好。何以见得？那就是假定选民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尽管他们总在不断出错，但他们的错误却是随机的。如果选民对X和Y一无所知，却要在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盲目的选择，他们选择其中任何一者的概率是均等的。　　结果会怎样？如果100%的选民都无知，可想而知结果会有多么糟糕。候选人可能是一名隐形的炸弹爆炸者，意在密谋摧毁人类文明。因此，如果选民的选择是随机的话，隐形爆炸者将有一半的概率胜选。的确如此，假定选民完全无知，其结果必然十分可悲。知情的选民尽管很少，但确实是存在的。这似乎能让我们聊以自慰。100%的无知会造成灾难，99%的无知是否要好很多？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答案是肯定的。选民无知所导致的消极后果不是线性的。与完全无知相比，99%无知条件下的民主要更接近完全知情条件下的民主。　　为什么？首先，设想在所有选民100%知情的情况下，谁将赢得选举？显而易见，谁赢得多数知情选民的支持，谁就将在选举中获胜。接下来，看一看只有1%的选民知情的情况。也就是说，其余99%的选民都是糊涂蛋，他们的投票是漫无目的的。随便问一个等着投票的人，你就会吃惊地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简单统计显示，在大规模选举中，每个候选人都能获得大约半数的随机选票。也就是说，双方都能获得大约49.5%的胜算。但这还不足以取胜。为此，双方都必须将精力集中在那1%的知情者身上。谁赢得多数知情者的支持，谁就将获胜。就如同佩奇和夏皮罗（Page and Shapiro）所强调的那样，此处的经验是，在选举中研究平均选民（the average voter）是错误的：　　即使在民意调查中显示的个人回答只是部分随机，存在很多测量误差，并且是不稳定的，但当加总为一个集体答案时，举例来说，表示支持某项政策的人数比例，这一加总的结果却可能十分有价值且稳定。　　假定有一个政客从“烟草巨头”那里获得了巨额贿赂，从而对一致要求加强烟草管制的呼吁嗤之以鼻。他的这一支持烟草公司的倾向并不会损害其在无知选民中的地位——因为后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更别提他的政治立场了。但是他在知情选民中的选票将迅速减少。如果涉及的议案数量增加，而要取胜的关键并不改变——说服大多数知情选民支持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这一结果被恰如其分地誉为“聚合的奇迹”（the miracle of aggregation）。11听起来就像是一份炼金术的配方一样：99份愚蠢加1份智慧，得到的化合物跟纯智慧一样。几乎由完全无知的选民投票产生的决策，结果竟然跟完全由知情的选民投票产生的决策一样——炼石成金了，的确！　　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巫毒政治”（voodoo politics），或者，像H.L.门肯所嘲讽的那样，“民主就是可悲地相信个体无知可以转化为集体智慧”。　　其实，这既不神秘，也非悲哀。詹姆斯？索罗维基搜集了很多聚合的奇迹，或与此类似的成功案例。13在猜一个公牛重量的比赛中，787个人猜测的平均值跟公牛的真实重量只相差一磅。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的节目中，观众席中最普遍的答案，其正确率可以达到91%。集成大多数人猜测的金融市场对动态的预测往往要比一流专家更准确。赌博的投注赔率是对从体育赛事到竞选结果的任何事情的很好的预测。14在每个案例中，正如佩奇和夏皮罗所解释的那样，都适用了同一个道理：　　这不过是多数原则的一个例子罢了。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测量误差是独立随机的，因此往往会相互抵消。一个方向的误差往往会抵消另一个方向的误差。　　民主的拥护者在第一次面对理性无知时，通常就会以为严重的选民无知将使民治政府举步维艰。因此，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或者否认选民存在让人不安的无知；或者把选民无知解释为一种不稳定的临时现象。说客气点儿，这类反应“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几十年来的研究显示，这些观点的错误是　　显而易见的。　　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知道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3/4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任期有多长。大约70%的人能说出哪个党控制着众议院，60%的人知道哪个党控制参议院。17超过一半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议员是谁，40%的人不知道两名参议员中任何一位的名字。知道其推选代表所属党派的人数比例还要更低一点。　　此外，从进行民意调查开始至今，民众的这种低知情水平一直是稳定的。从国际上来进行比较，美国人的总体政治知识仅处于平均偏低水平。　　当然，你可以坚持认为上述信息并不能说明问题。或许，选民们不约而同地都具有藐视调查的一致立场。但是，对于民主的推崇者来说，这一策略是没有出路的。“聚合的奇迹”为民主提供了一个更安全的基础。它让人们在相信事实证据的同时，也相信民主。　　理性无知观念的传播曾经经历了不短的时间，但最终变成了一种传统智慧。“聚合的奇迹”目前正处于一个类似的传播过程。有些人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奇迹。有些守旧的学者寄希望于人们能忽略这个挑战，让它自然离开人们的视线。但是它的逻辑有很强的说服力。除非有人能够发现其逻辑的漏洞，否则社会科学领域的分野就将不存在。经济学家以及用经济学思维思考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对民主的质疑，回到理性无知之前的假定，即如果民主选择了X，那么X就是一个好主意。　　（略）　　理性的胡闹　　如同我们从未停止指出过的那样，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根据其发现何者更为有利来进行生产或者交换。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经济学谬论》　　观念偏好是调和理性选择理论与选民胡闹的现实的一个重要概念。何以见得？假定人类既看重其物质财富，也重视其世界观。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们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两个变量：个人财富和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如果人们要在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理性地进行权衡取舍的话，会发生什么？　　在所有理性选择分析中，价格即是信号。如果你既喜欢肉也喜欢土豆，你需要了解用多少肉才能多换取一个土豆。但是，在消费过程中仅看价格标签是错误的。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但价格标签却丝毫不能反映这一点。经济学家把一项经济活动的全部成本——显性和隐性成本——称作“完全价格”（full price）。尽管没有打印出来的价格标签那么醒目，但完全价格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价格。　　你的观念越不正确，你的行为就与现实情况越脱节。　　信奉某一意识形态的完全价格是什么？就是你为了你的信仰而放弃的物质财富。假设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意识形态告诉他，类似“星期五”的土著居民不会种地。这一理念迎合了他认为只有欧洲人才懂农耕的自豪感。如果克鲁索的这一理念事实上正确的话，那么他专事耕种，而让“星期五”去干其他工作，这种分工就是明智的。但是如果克鲁索的理念只是一种盲目的偏见，那么不让“星期五”参与农活，就会减少总产出，从而使两个人都更趋贫困。因此，克鲁索潜在的生活水平与其实际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他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完全价格。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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