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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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1
ISBN:9787509715932
作者:达里奥·巴蒂斯特拉
页数:426页

作者简介

《国际关系理论(第3版修订增补本)》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作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在学术和历史的大视角下,对国际关系的各种主要理论范式作了全面的介绍,对国际关系学的各个领域进行逐一剖析。每一章的最后带有相关书目。
《国际关系理论(第3版修订增补本)》为第三版修订增补本,对前一个版本中所有分析文章以及参考书目在都进行了更新,并在新增的第四部分,对国际关系领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2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化对国际关系学理论带来的挑战作出了分析。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1
致谢1
第1部分 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
第1章 理论与国际关系
第2章 国际关系与政治思想史
第3章 国际关系学的演变
第2部分 基本理论
第4章 现实主义范式
第5章 自由主义观点
第6章 跨国主义构想
第7章 马克思主义分析
第8章 激进主义学派
第9章 建构主义计划
第3部分 分领域探讨
第10章 外交政策
第11章 一体化
第12章 合作
第13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14章 安全
第15章 战争与和平
第4部分 面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学
第16章 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第17章 国际关系学的现状与未来
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国际关系理论(第3版修订增补本)》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前言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句名言有两层含义:一切精神产品都是社会现实的体现,而社会现实所体现的则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原本是用来形容政治教义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毫无疑问,此话也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史。自不同的国家政治实体间出现经常性关系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便已经存在。也就是说,自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出现国家间体系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就已出现:最初它是以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到了20世纪才发展成为科学理论。从那时候起,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那些生活在国际舞台上主流国家的学者们所创造的:最初是欧洲的哲学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等),因为16~19世纪主宰世界的正是欧洲国家,它们甚至为争夺欧洲以外的社会而不惜彼此开战;1918年之后,正是英国的理论家们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搬进了英国的大学,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是——或者说人们仍以为它是——世界强国;1945以后,在美国或者移居到美国的理论家们的推动下,国际关系学实现了飞跃,因为自1945年以来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由此,斯坦利·霍夫曼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学就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反过来看,卡尔·马克思的话也意味着:独立的国家实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国际关系理论就会很少;而且那些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影响力的国家,在它们的学者当中也很难产生国际关系理论家。关于第一个观点,人们注意到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的政治哲学文献很少会关注到国际关系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著作是在希腊城邦国家发生战争的时代写成的——这些城邦之间彼此相互独立,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出现之前的形态。关于第二个观点,人们注意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继独立并十分渴望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但这些国家并未能创造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源自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学派,它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南北关系。对中国历史稍加回顾,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也将得以证实。早在战国时期,包括孙子或孟子在内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国际关系。秦朝一统天下之后,“帝国”终于稳固下来。中国自认为是“中央帝国”,视自己的疆域为整个天下。在万里长城的保护之下,这个天朝帝国不再与外界有任何往来:天子是所有周边地区的君主,其他小国都必须向我进贡。从这一逻辑思维出发,中国自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观,因为当时的中国与那些独立的政治实体没有任何关系。随着“帝国”的日渐衰落,情况并没有任何改观,从18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受到了欧洲列强的影响,先是闭关锁国,之后则不得不接受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和经济增长之路,并在21世纪重新获得了大国地位。因此,中国的理论家就国际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本以教学方式系统地介绍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将为中国产生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助一臂之力,也将有助于激发中国年青一代学者的使命感。如果真能达到上述目的,则本书的作者和译者将因完成这一使命而倍感欣慰,不胜感激。达里奥·巴蒂斯特拉2010年8月

内容概要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Dario Battistella),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雷蒙·阿隆研究中心研究员。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他还在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国际关系课程。此前,他还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University of Laval执教。
其著作包括《回归战争状态》以及《国际关系大词典》合著等。他的另一本有关后冷战时代的著作《一维世界:柏林墙倒塌20年》将于2011年问世。

媒体关注与评论

除雷蒙·阿隆之外,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及其作品似乎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知。实际上,法国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丝毫不亚于他们的英美同行。“主权”这一基石性的国际关系概念,便是法国哲学家布丹最早提出来的: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权学说,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全球主义学派的奠基作用,完全可与康德思想的传承力媲美:以戴高乐为杰出代表的众多法国政治家,常以其特立独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手段,造成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的各种冲击波,给法国国际关系学提供了丰富的当代源泉。读者现在看到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版修订增补本),便是一部漂亮精致的法式作品。它不仅继承了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思想传统,梳理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分析路径,而且敏锐地注意到当代全球学术的最新进展。与美国人有所不同,达里奥·巴蒂斯特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评介:同英国人不太一样,法国作者对一体化、和平理论等重大领域和焦点问题更加情有独钟。反复阅读这本书,你不禁会对作者的广阔视角和均衡立场击掌赞叹,对他提示的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前景及其挑战沉吟深思。这是一本好书,堪称法国精品,值得放景案头。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章节摘录

因此,经济增长不均衡的特性迟早会对那些二流强国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它们当中有一个国家认为改变现有调节体系会对自己更有利,其潜在收益可能超过为改变现状而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国家会毫不犹豫地向霸权国发起挑战。①这就引发了所谓的霸权战争——即为塑造新的国际秩序而发起的全面战争:“当维系霸权帝国所需要付出的沉重负担与这个霸权国手中所掌握的资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一场霸权战争就会爆发,并最终导致国际新体系的问世。”②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在顶端的或是那个站出来挑战昔日霸主的新兴强国,或是曾经与昔日霸主结盟的另一个强国——在昔日霸主走向衰败之时,这个新强国得以取而代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一德国曾经两度试图向英国发起挑战,结果霸主的地位最终落到了美国手里。无论如何,这种新格局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增长、繁荣、衰败。发展不均衡的法则最终会导致实力的重新分配,上一次霸权战争之后形成的现状将逐步打破。新的不平衡取代昔日的平衡,世界将迈向新一轮的霸权战争。”③强国的兴与衰④、成本与收益的估算、霸权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强国与处于衰退阶段的强国之间必然会发生霸权战争,正是它推动了国际体系系统变化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以兼收并蓄的折中方式将摩根索和吉本(Gibbon)所认可的历史观、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理性选择理论”那里借鉴而来的微观经济学推理法以及带有新马克思主义⑤附含意义的概念化方式等综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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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5条)

  •     CYD推荐的书,迫于还书的压力一口气读完了,虽然就这么囫囵吞枣地过了一遍,感觉收获还是很多。记得上学期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了,今日再次重温一下国际关系的理论脉络,似乎感觉和自己的专业又更亲近了些,也好让自己以后能显得更专业一点。。。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是个法国人,因此说“重温”并不完全正确,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以往学习的英美学者有诸多不同。而且感觉他把当下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介绍全了,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因为刚刚出版所以无论从学术界理论发展还是联系现实两方面来说都很新,另外让自己很海贝的就是书也很新,能从图书馆借出一本没被人家划得乱七八糟的书我总是心存感激。。。
  •     “如果一个政治研究人员开出的药方能够取悦某一强势集团,那么他就会被捧成是科学家:如果他提出的建议十分逆耳,那么他永远当不上教授。”——查尔斯·A·比尔德“骑兵的最大乐趣在于远赴疆场,驰骋旷野,沐浴在清净的空气中,并且远离那些该死的权力中心。”——迈克尔·沙拉本文缘起于阅读法国学者达里奥·巴蒂斯特拉的著作《国际关系理论》(Theorie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这是一本相当有意思的书,其中关于IR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界与政界的关系同样值得深思。书中第16章谈到,在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决定在2003年3月18日发动 “自由伊拉克行动”之前,美国的现实主义学者们几乎人人都反对战争。凭借在战争原因与理由等领域所取得的显赫地位,华尔兹、米尔斯海默及其同僚甚至在2002年9月26日的《纽约时报》买下专版广告,刊登声明反对华盛顿所选择的动用武力政策。这些国际关系学家包括贝茨、戴尔·科普兰,罗伯特·杰维斯、考夫曼、杰克·列维、米尔斯海默、波森、兰德尔·施韦勒、斯奈德、范埃弗拉、沃尔特和华尔兹......这份名单的豪华程度足以让每个熟悉IR领域的人感到吃惊。更有趣的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还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场不必要的战争》(An unnecessary war),刊于2003年2月第134期,这同样是发生在战争之前。两位当代现实主义大师的合作堪称“攻守兼备”,在学理逻辑和叙述流畅方面均无可挑剔。他们承认“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为了“应对来自伊拉克的威胁,使用成本更为低廉的威慑政策就已足够”。国际关系学家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名叫“探寻理智外交政策的安全学者”的反对小组。虽然他们大都来自美国,但所信奉的却是各种不同的范式。为了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决策无需经过任何民主辩论的现状,他们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借此表达自己反对政治精英的声音。(这封公开信也得到了851名国际关系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布恩诺·德·梅斯奎塔、詹姆斯·德·代元、亨廷顿、辛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不过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韦伯式的行动主义不可能在普通公众之间产生多大反响”。而媒体对此也几乎从未作报道:“正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由于没有图像资料,电视台对此毫无兴趣。一些国家级的平面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甚至都没有登过一篇报道。”而伊战最终的爆发也表明了国际关系学家所做努力的无济于事,或者说,对政策的制定缺乏推动力。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IR理论研究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测(如9·11事件),也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施加任何影响,那么这种研究还有什么作用呢?IR理论的目的,用汉斯·摩根索的话来说,不正是“知晓和领会当前事件的意义”(描述和理解功能),并且“预测和影响未来(预测和指示功能)吗?在理论的预测方面,冷战的结束便是所有国际关系学家所始料未及的。加迪斯描述道,“冷战的突然结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为了创造一门能预测未来时局走向的政治学,所有的理论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行为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以及进化论学派这三大研究路径都未能真正预见到冷战是以这种方式收场的”。勒博也这样讲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方和解给IR理论提出来巨大挑战。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制度主义者还是那些从事“和平研究”的专家们都没有预见到会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所有的理论家们都十分绝望地试着用自己的理论来对这一切作出解释”。至此,结论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国际关系学家们实际上并不能对未来作出任何预测—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认为预测未来是有用的,而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同样存在着互补的作用。因此,尽管辛格承认“一种理论的主要作用是解释而不是预测”,但是他同样认为“一种强大的解释性理论在预测未来方面,要远远强于那种建立在对共变现象的观察或事后陈述之上的理论”。而拉西特则认为,“预测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与未来结果进行对照,就好比自然科学领域通过实验验证一样,这种实验验证能使人们对不同理论所具有的启发性价值进行一一对比,并作出批判:那些所作出的预测与实际完全不符的理论,价值当然要低于那些预测已得到检验或者未遭否定的理论。因为如果根据某种理论的基本公设推断出来的预测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就说明这些基本公设及其解释也是有问题的”。关于世界的不可预测性,科学哲学家们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三个原因,并且这些原因是呈积累式的。其一与卡尔·波普尔在认识论中就“解释逻辑有别于预测逻辑”所作的阐述有关。以冷战的结束为例,如今我们可以将它归因于美国与苏联实力对比的变化,也可以归因于苏联在阿富汗“过长的帝国阵线”,还可以归因于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苏联人民的侵蚀,归因于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不同政见者的暗中破坏,归因于计划经济因无法适应工业化革命而出现的停滞,归因于苏联的诸多加盟共和国出现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感方面的要求,归因于共产党高层的资本化倾向,等等。如果当时能够预测到冷战的结束,那么就必须将自然科学界所说的“古诺效应”考虑进去,即认为它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互为因果的理性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些进程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相互聚合、相互强化才导致了终极事件的出现,如东欧事变、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等等。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阿达玛效应”,即在构成最初条件的要素中,即使是某个很小的变量也会对整个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比如说戈尔巴乔夫的两位前任相继很快地离世后他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在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性方面,国际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体系而使其不可预测性变得更加明显。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掌握一切有用的变量,并且总是准确地测算其效用。其二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社会学中就“一个科学学科的功能”所作出的解释有关。科学活动的特性在于它是在一些范式的框架内进行的,因而大部分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对那些被同一范式的成员们认定为有用的事实进行研究,并用得到普遍认同的合理概念或方法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可以说,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些概念和方法具有启发功能,而科学家的目的就是证明某一现存理论的有效性并对它加以完善。其结果是,科学活动变成了对“研究对象进行打造,使之能装进某一范式预先设定的、不可调节的箱子中”。常规科学把目光仅仅集中在那些已经得到证明的循环现象和因果律相一致的进程上,在多数情况下此举本身没有太多问题。不过,一旦出现新的形势或者事件的进程发生逆转,情况将完全不同,因为任意变化中所隐藏的因果律可能是制度化的科学实践、规则所无法察觉的,正如在9·11事件后,安全研究才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向一样。其三与罗伯特·默顿在社会学中就“一切社会行为体的自省性和一切社会研究对象的主体间性”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即自我实现式预言或者自我否定式预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新功能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预测:欧洲的政治统一将是溢出效应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一说法的提出使得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阻挠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措施。同样,又因为戴高乐将军等人的行为反过来使得那些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加强合作,重新启动一体化进程。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无从知晓事件的发展趋势是会背离还是会证实新功能主义者的分析。在以上的文本中,作者讨论了关于IR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接下来则讲到了学术界与政界间所存在的分歧。具体地说,学术界的目标是发展和检验那些能够用来理解、解释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而政界的目标是今天或明天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因而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基本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建议。所以,对政界人士加以影响的是实际操作因素而不是知识层面的因素。他们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从而倾向于综合各方面相互矛盾的需求并动用有限的资源来解决各种问题。而那些被视为“惊奇观察家”和“语出惊人者”的知识分子,则一心想揭示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实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普遍规律。可以预见,学者们通常会对决策者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他们深信行政部门很难接受那些对政府行为提出质疑的分析。于是,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关注的是那些与其学术成就相关的标准,如出书的数量、论文的研究方向、参加研讨会的次数和加入学术机构的数量等等。而决策者则瞧不上理论家,认为他们整天只知道钻在象牙塔中、充满了“我聪明你笨蛋”(me-clever and you-stupid)的优越感、所创造的知识并无多大用处且经常使用一些只有圈内人士才明白的晦涩专业术语。总之,从政府的角度看,快速决策的需要以及对决策过程中保密问题的担心,使得决策者不愿意与学者接触。同时,自认为客观的决策者也一直在怀疑那些以专家自居的学者试图将个人的观点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从学术界的角度看,对于个人学术成就的追求、担心自己的研究被认定为官方政策以及对官僚行为的抵制等,这一切都使得学者避免与政界有太多接触。然而,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学当初正是为了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而产生的,因此其目标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自国际关系学问世以来,许多重量级的学者也投身国际政坛,如米特兰尼和鲁杰均在联合国系统任职,而爱德华·卡尔、基辛格和约瑟夫·奈则分别服务于本国的外交机构。更有意思的是,当汉斯·摩根索在其反对越战的努力失败后曾直言,自己“还不如去收集蝴蝶标本”。其次,IR领域科学活动的抽象程度常常被过高估计,或者说是缺乏对不同形式的学术知识加以分类。大多数的“中层理论”,如决策研究和战略研究、针对国别和区域的政治比较研究等都能够被决策者直接利用。按照克鲁索的说法,如果美国的决策者能够给予比较政治学更对的重视,对索马里有着更多的了解,那么“重建希望”行动的失败就可以避免。而民主和平论所具有的实用价值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正是“学有所用”的要求使得IR理论必须强化其政策相关性,尽管在现实中政治人物倾听“真相”的可能性并不高。当然,IR领域本身所具有的范式多元性和相互竞争性,恰恰也使得政策的选择权落在了决策者身上。他们将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来作出选择,而这些标准就是韦伯所说的,领导者对于其所代表的集体所承担的“责任伦理”。但是,这些选择标准与学者的身份特性没有任何关系——学者是世界性的(知识独立于任何私人利益)、令人质疑的(一切知识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评和驳斥)、同时也是谦逊的(一个学者首先知道的是,有许多东西他不知道)。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远离中心的自由”,而是国际关系学家注定要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必须做到“正直与无私”。正如斯特兰奇所说,创造理论的本身就是目的,其前提是这种创造必须“关注理论用来解释自然与世界变迁因果的有效期”。换而言之,要忠于“理论”一词的本义,即通过观察现实世界,以期能够达到更好地描述、解释和理解它的愿望。摩根索曾经说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到联邦主义者,马克思和卡尔霍恩,他们对政治学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在面对政治现实挑战的时候持续不断地给出回答。”在韦伯看来,沿着这条传承轨迹,国际关系学家们将有幸成为“那些能够永远保持年轻的人”当中的一员,因为“始终处于动荡状态的文明进程会不断给他提出新的问题”。
  •     当今之国际关系可一字以蔽之:利。引书中之句则为:“国际机制的创建和维持最终将取决于‘机制缔造者’(regime-maker),即霸权国的相对收益。”(P292,倒数第四行)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其观点脱离美国霸权形式下的国际视角,因此我们得以从更为开阔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并且其宽泛的罗列各种对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和出发点,比较全面,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为我们打开一扇国际之窗,既有对历史的总结,又有对现实的解读,更有对未来走向的猜测,当然猜测是比较保守的,不是信誓旦旦的。比较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我想一定颠覆了诸多人的对其立场的猜测,他是支持侵略的,这样说似乎有些片面,但他的确允许这种形式存在。 正本清源,任何研究都有其必然性,但国际关系窃以为过于复杂,如果用一种理论全景式囊括,很难,并且现实的诸多因素并不支撑。 首先是维度。国际关系的维度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党执政,其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作为执政党的代言人,受强大的利益群体制约,受在野党的制衡,更兼其公信力大小不一,很难一脉相承。近年如日本之鸠山由纪夫,重视与中国关系,有改善的进展,但冲绳美军迁移未能兑现到县外,被迫辞职,继之上台的菅直人选择日美优先,抛弃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其次是地缘矛盾。国际关系一个显著特点是邻国之间的矛盾多与少,中国自不待说,邻国众多,有矛盾者积之日久,非一日能争短长,又突显南海问题。 第三宗教问题。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最能说明这一点。还有就是利用宗教问题的事端,如达赖问题。 归结起来还是一个“利”字。 这里的“利”有两层含义:一为真利,即现实上的直接利益。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战争即是,是石油的利战,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超出自然资源占有的也为真利,如弱化某国或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分化,第二国或第三国从中渔利,叙利亚战争即是。二为伪利。表面不为利,挂着正义或应求的幌子,实为未来战略的需求,如美参与中日之争端即是。为了一个利字,短暂的联盟或朝三暮四的阵营选择就并不意外。常常在国际关系中出现,A与B是盟友,B与C是不友好,但A与C却未必也是不友好,如果不是从利字解释,恐怕没有其它更好的解释了。 回过头来讲,什么关系理论都不重要,研究是一个方向,现实却会是另一个方向,关键的因素只在如何选择而已,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什么样的利益需求,什么样的内部积聚和对外力量,各种综合因素来决定其走向。无外乎是可忍,孰不可忍和韬光养晦,十年磨剑,当然也可以苦练阴功,借刀杀人为妙,但国际之事绝非易事,各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所得与所失都是异常深刻的。 国际关系虽我辈之所无所及之,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发于一思,亦无成过,惟系拳拳之心则已。

精彩短评 (总计21条)

  •     写的很好但是需要很耐心地看下去~
  •     这本书总结了很多国关理论流派的精华部分,同时也有一些作者的看法,适合做教材用
  •     好哇好哇~话说我发现阅览室里有好多又好又新的书,可惜都只能借出来一周。。。不过正因为它们新所以会在阅览室,因为它们在阅览室所以会新。。。
  •     作为教科书已经很棒了。最欣赏的是巴蒂斯特拉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评价以及一不小心流露出来的黑色幽默。
  •       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新闻记者会,各个方面的人物、官员都会出来会见记者,而我们从转播的覆盖面和收视率就可以看出,除了总理的记者会之外,最受人关注的还是外交部长的记者会。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现在人们非常关注民生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仍然是非常高的——如果不是最高的。   人们为什么如此高度的关注国际关系呢?一方面好像我们的国人都有一种“论天下大势”的喜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美国日本这些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个遥远的利比亚一动乱,也会牵动我们的心——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似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有中国人;同样,在中国也可能有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关系上的风声鹤唳都有可能让草木成为强兵。   于是,我们也会喜欢看一些国际关系学。   然而,法国人巴蒂斯特拉的这本《国际关系理论》却告诉我们,“国际关系学”简直比“国际关系”还要复杂,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各种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就如书的作者巴蒂斯特拉所说:“如果你们是‘现实主义者’或是‘自由主义者’,是‘政府间主义者’或是‘功能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你们对下列国际问题的回答一定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作者列举的问题包括“欧洲一体化”,“9·11”,伊拉克战争等等。   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存在着混乱的局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这本以“教学”为主要目的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也就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范式”,于是它就给出了各种“范式”——在这里我想到了此前看过的一本《社会学之思》,该书对“范式”的泛滥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如果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则再合适不过,那些彼此差异的、矛盾的甚至是对抗的理论都宣传自己是“范式”,并且产生了不只一次的“范式”之争。对此,《国际关系理论》的作者也是无可奈何,因为这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学的现状。于是,巴蒂斯特拉就只能把各种“范式”一一罗列出来。在书的第1部分,他就把国际关系学里的各种主义和学派梳理了一遍,然后在第2部分里,作者又把国际关系上比较重要的问题探讨了一番,比如外交、安全、一体化等等,而探讨的方式仍然是把那些主义和学派中有代表性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番阐释和梳理。两部分下来,读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对于某些重大问题,那些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们是怎么看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自己也会受到启发。但是当然,读者会受到什么启发,是和读者自身的偏好有关系的。比如有的人可能觉得“现实主义者”更有道理,也有的人会认为“自由主义者”更靠谱。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找到了对应的理论,就会受到启发。这是对此书以及整个国际关系学的一个肯定的方面。   但是我个人对国际关系学也有否定的一面——应该是两“面”,两个方面:一是,我认为国际关系学很多都是“马后炮”,巴蒂斯特拉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国际关系学家准确的预测了冷战的结束以及“9·11”,以前人们常常讽刺经济学家预测水平还不如天气预报员,但是国际关系学家还不如经济学家,后者偶尔会说准未来,但是前者只会说过去,而且——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面了,而且,他们的“马后炮”常常是用理论去套实际,而不是根据实际去产生理论,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些国际关系学家所宣称的“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一说法。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动物学家捉到了一个蛐蛐,他把蛐蛐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一拍桌子,蛐蛐跑了,之后他折断了蛐蛐的两条腿,再拍桌子,蛐蛐没跑,于是他得出结论——蛐蛐的听觉器官在腿上。这些国际关系学家就像那个生物学家,他们把片面的视角当成了必然。如果“民主国家不发生战争”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我也可以说“汉语国家间不发生战争”,用前者的方法我也可以得出:战争都是在汉语国家和非汉语国家之间以及非汉语国家彼此之间发生的。因为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战争。   国际关系学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倒也没什么,只是丢他们自己的脸而已,但是他们用理论去套实际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根据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于是,在“民主国家不发生战争”这一情境下,那些自诩的民主国家就会向他们认为的不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比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理论学家们对世界上发动和参与战争数量最多的国家就是那个自诩的头号民主国家的美国这一点视而不见。   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也没有那么多的分歧,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很多理论学家把中国的崛起当成了一件大事,他们对此作了无数的预测——这一点不用担心,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但是这些预测却有很多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不知道对国际关系学能够期待什么。   当然,国际关系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国际情形下更是如此,它能教会我们更清晰的看清世界的现在——但你需要一个角度;也许从这一点上它也能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是什么样,最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未来。
  •     拟做国际关系理论导读指定教材
  •       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存在于人的认识当中,也存在于认识的方法当中。对于国际关系不同的认识方法即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方法也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不同的流派。
      这可以说是一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介绍了西方国家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传统以及不同的分析路径,同时介绍了该领域最新的学术进展。
      和文学、艺术、哲学等一样,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同样存在着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全球主义等流派。其中居主流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其余的流派均作为现实主义的参照而存在。
      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以国家为中心,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认识,没有中央集权,没有权威。其人性基础是霍布斯的“一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对人是狼”,是整个世界的市场经济。现实主义的目标是追求国家利益,为此,必须实现市场的组织与控制。他们在对外行动中始终考虑战争的威胁,认为国际关系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斗争当中。
      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认为国际社会是个人组成的世俗社会。自由主义自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后来居上,正是得益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自由主义反对战争,认为如果将战争作为保护国民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手段,那么即使赢得了战争也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它倡导建立“国际政府”,提倡道德教育、经济调节和集体安全。整体看来,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浓厚,与现实世界的强权政治背道而驰。当前通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内强调“权力”,对外强调“实力”。
      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国际是世界共同体,其理论的出发点是阶级,关心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分裂。国家是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整体必将超越国家,国家终将消亡。马克思主义是全球主义的一种。以上各种流派,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与其哲学思想有传承关系。
      本书还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研究进行了分领域探讨,如外交政策、国际合作、安全、一体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一些国际新发事件,不断检验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促进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说过,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理论从来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体所选择的理论。那么,在国际国系中,哪种理论占主流地位,实行或主张这种理论的即是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兴衰史。自由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最早是英国人发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那时也恰是英国在各方面占据国际老大地位的时代。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其创立的现实主义也随之在国际关系的科研场所生根开花,这和“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主张的现实主义与其国家通行的功利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不得不说这本书看得比较吃力,的确是乱糟糟的世界、乱纷纷的主义,乱纷纷的主义一点儿也不比乱糟糟的世界轻松。在对国际关系理论毫无基础了解的情况下看这样一本书真是太累了。当然收获是一定有的,至少是了解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大体脉络,不是教材却可以当教材来读。只是我对于“法国人的研究、写作方式”不太适应。对我来说,看教材还是中国人的编写方式可能更顺畅一些。
  •     导师写的书。
  •     “国际关系学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倒也没什么,只是丢他们自己的脸而已,”
    你看书每一章就看个前面的三分之一么?
    或者你整本书也就看了四分之一么?
  •     作者是法国人,写书比较细腻,虽然都是同一话语语境,但是有点清新感觉。
  •     嘿嘿 期待下学期我能有时间读哈~
  •     小妾为了逃避审查你也不能这么含蓄啊。。。期待啥?
  •     尝试
  •     一看就欲罢不能啊~!
  •        当今之国际关系可一字以蔽之:利。引书中之句则为:“国际机制的创建和维持最终将取决于‘机制缔造者’(regime-maker),即霸权国的相对收益。”(P292,倒数第四行)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其观点脱离美国霸权形式下的国际视角,因此我们得以从更为开阔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并且其宽泛的罗列各种对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和出发点,比较全面,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为我们打开一扇国际之窗,既有对历史的总结,又有对现实的解读,更有对未来走向的猜测,当然猜测是比较保守的,不是信誓旦旦的。比较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我想一定颠覆了诸多人的对其立场的猜测,他是支持侵略的,这样说似乎有些片面,但他的确允许这种形式存在。
      
      正本清源,任何研究都有其必然性,但国际关系窃以为过于复杂,如果用一种理论全景式囊括,很难,并且现实的诸多因素并不支撑。
      首先是维度。国际关系的维度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党执政,其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作为执政党的代言人,受强大的利益群体制约,受在野党的制衡,更兼其公信力大小不一,很难一脉相承。近年如日本之鸠山由纪夫,重视与中国关系,有改善的进展,但冲绳美军迁移未能兑现到县外,被迫辞职,继之上台的菅直人选择日美优先,抛弃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其次是地缘矛盾。国际关系一个显著特点是邻国之间的矛盾多与少,中国自不待说,邻国众多,有矛盾者积之日久,非一日能争短长,又突显南海问题。
      第三宗教问题。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最能说明这一点。还有就是利用宗教问题的事端,如达赖问题。
      
      归结起来还是一个“利”字。
      这里的“利”有两层含义:一为真利,即现实上的直接利益。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战争即是,是石油的利战,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超出自然资源占有的也为真利,如弱化某国或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分化,第二国或第三国从中渔利,叙利亚战争即是。二为伪利。表面不为利,挂着正义或应求的幌子,实为未来战略的需求,如美参与中日之争端即是。为了一个利字,短暂的联盟或朝三暮四的阵营选择就并不意外。常常在国际关系中出现,A与B是盟友,B与C是不友好,但A与C却未必也是不友好,如果不是从利字解释,恐怕没有其它更好的解释了。
      
      回过头来讲,什么关系理论都不重要,研究是一个方向,现实却会是另一个方向,关键的因素只在如何选择而已,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什么样的利益需求,什么样的内部积聚和对外力量,各种综合因素来决定其走向。无外乎是可忍,孰不可忍和韬光养晦,十年磨剑,当然也可以苦练阴功,借刀杀人为妙,但国际之事绝非易事,各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所得与所失都是异常深刻的。
      
      国际关系虽我辈之所无所及之,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发于一思,亦无成过,惟系拳拳之心则已。
      
  •     欧洲作品都充满人文气息,本书积淀丰厚,在国内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算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     我是很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佬的现实主义行为主义能在国内这么吃香,简直到了一家独大的地步(国内所奉行的所谓“实用主义”也是有够狭隘)。然而加上所谓“科学化研究”“建模”等等tag就科学了吗?冷战结束的黑历史脸还疼不?量化分析或许能观察、分析、甚至预测人的行为,但首先这使学科变成一门研究范围狭窄的学科,再有就是其所称“价值中立”的范围也是狭窄的,最后人类行为形成因素的复杂性也不是你区区“量化”能搞定。阎学通那句名言“不可检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因为我不知道其结论是否可靠”…………您老师都不敢这么说谢谢
  •       CYD推荐的书,迫于还书的压力一口气读完了,虽然就这么囫囵吞枣地过了一遍,感觉收获还是很多。记得上学期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了,今日再次重温一下国际关系的理论脉络,似乎感觉和自己的专业又更亲近了些,也好让自己以后能显得更专业一点。。。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是个法国人,因此说“重温”并不完全正确,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以往学习的英美学者有诸多不同。而且感觉他把当下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介绍全了,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因为刚刚出版所以无论从学术界理论发展还是联系现实两方面来说都很新,另外让自己很海贝的就是书也很新,能从图书馆借出一本没被人家划得乱七八糟的书我总是心存感激。。。
  •     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发展和各流派的介绍。教科书,还不错
  •     法国学者的理论著作,整理了学术界关于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有些比较分析很启发人,感觉在买的理论类著作中这本比较值
  •     恩恩,我想过完年就去看看,好久没去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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