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

后记

窗外，大雨滂沱，为这个奥热的夏日午后带来一丝凉意。在欧·苏珊娜（Oh Susanna）Forever at your feet（《永相随》）的恬淡歌声中，我敲下了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没有太多如释重负的愉悦，反而怅然若失，似乎是在向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作别。时空交错之间，这方远在异国他乡的斗室俨然成了千年前长安的灞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这，又何尝不是在向那些美好的逝水年华作别呢？雨帘如珍珠脱线，思绪亦绵绵如缕。最初构思这本书是在2001年，那时我刚刚开始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业。虽然在8年中并未一直从事这个题目的研究和写作，但却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思索。当本书终将付梓时，倏忽间，8年的光阴故事已然在指尖悄悄流走。天空没有留下痕迹，鸟儿已经飞过。在这8年里，我经历了许多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而伴随我一路走来的，这本书可算是一位沉默的朋友。时间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时时从中照见了自己。其实回顾这本书的写作历程，也正是重温许多美好的记忆。就如同在这8年里自己的人生有了很多变迁一样，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世界政治，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的变迁，即便算不上沧海桑田，也可说是白云苍狗。尽管美国成为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却无法保护自己窗台上的一只花瓶－纽约世贸大厦；塔利班败了，萨达姆死了，但世界却似乎更不安宁了；冷战结束了，焦虑的时代却刚刚开始，气候变迁、环境恶化、石油危机不再仅是主权国家的事，而与芸芸众生的福祉紧密相连；网络和网络时代的经济神话而今已经成了你我生活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研究者的焦虑有过之无不及。

作者简介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试图超越对世界政治的传统研究路径，而将治理的主体、制度和观念置于全球化情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国家结构。然而这一结构在局域化和全球化“分合趋势”日益发展的“后国际政治时代”正在发生意义深刻的变革。国家权威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进化”。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导论　超越国际政治时代的全球变革——全球治理及其理论化　第一节　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跨越冷战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　第二节　全球化冲击：理解冷战后的全球秩序与变革　第三节　全球治理研究现状述评第一章　从治理到全球治理：基本概念和理论辨析　第一节　治理和全球治理：概念梳理与分析　第二节　从本体论、方法论到范式：全球治理的理论化　第三节　理论辨析：全球治理论与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比较分析第二章　分析的路径：权威领域　第一节　定义权威领域：一种分析的工具　第二节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权威迁移与全球治理第三章　当代全球问题治理：作为个案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问题　第一节　当代全球问题的治理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个案意义　第二节　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的缺陷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第四章　超越主权国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的主体分析　第一节　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时代的双刃剑　第二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权威　第三节　公民社会：非国家权威第五章　编织共同安全的网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的制度层次　第一节　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性的判别　第二节　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裁减和不扩散机制体系　第三节　关于当代全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治理制度的若干思考第六章　把握和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治理的观念变革　第一节　认同、主体间共识、规范和当代世界政治　第二节　观念变迁和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第七章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治理的潜力与限度　第一节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权威领域的结构性解析　第二节　世界社会视野中的全球治理第八章　未来的理论和理论的未来：全球治理论及其批评　第一节　未来的理论：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治理思想及其批评　第二节　理论的未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时代后记主要参考文献索引

编辑推荐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认为未来的全球体系可能会沿着国际政治向世界社会的路径演进。作为对世界政治的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全球治理理论的有效性不仅在环境、生态等低政治领域得到检验，《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向来是主权国家专属的“高政治”领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问题方面，全球治理依然是有效的。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领域全球治理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世界政治中权威的分解与聚合，并通过它解释变动中的全球化进程。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今200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内容概要

郑安光，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美国外交。
　

章节摘录

这说明传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漏洞。首先，作为传统军备控制理论基础的威慑思想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困境。从逻辑和伦理上讲，以惩罚作为保证手段的威慑陷入了一个道义上的两难境地：有效遏制意味着在遭到对手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报复，使敌人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但这种致无数人于死命的报复性袭击如果发动，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毫无意义，丝毫不能达到减少战争和战争损害的目的。从根本假定来说，军备遏制理论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它的一个重要假定是遏制双方的领导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在权衡得失算计利弊的前提下作出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而且他们能够完全掌控自己国家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库。可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一假定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类似希特勒的战争狂人根本不会完全遵照理性的法则行事。从结果来看，遏制战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旦遏制发生一次失败，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相关国家的覆灭，甚至会是人类文明的消亡，这和军备控制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外，军备控制是建立在无法逃避的相互威慑的基础之上的，在冷战时期，威慑关系主要集中在美苏之间，但冷战结束后这种遏制关系变得既复杂又繁多，美苏双边威慑关系逐渐为多边威慑关系所替代，这大大增加了威慑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见因素。其次，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过于依赖主权国家的作用，漠视或忽视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承担的作用和可能发挥的影响。不可否认，在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体系中，主权国家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绝大多数已有的体制是以国家为缔约方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但国家主权是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双刃剑，它不时会阻滞和妨碍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发展进程，在某些时候甚至能导致这一进程的倒退。在众多的军备控制体制中，许多国家往往以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为理由，拒绝加入或者虽然加入却作了大量的保留。例如美国以违反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PT），导致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军控措施的实施实际上陷于停滞，给世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进程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有时为了本国私利，有的国家甚至作出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进程大大倒退的举动。最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美国为了给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道路，拒绝延长1972年签订的美苏反导条约，完全打破了威慑理论的基础。有时某些国家把参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与否当作谋求本国利益的政策手段。2003年朝鲜核危机爆发后，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政策筹码。特别是，即便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参与来讲，现存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也是不完备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条约、协定、制度或安排是所有主要主权国家都参加或批准的，同时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参加或批准了所有的这些条约、协定、制度或安排。另外，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时期美苏相对均衡的遏制被打破，美国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最为强大的帝国”，它“占有世界权势的份额在主权国家出现以来无国能与之匹敌”。国际战略基本结构的变化促使美国开始追求绝对安全，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这给国际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进程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变得尤为突出。美国将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相关的国际治理行为当成了追求国家目标的工具。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军控政策标志着美国军控战略的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军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小布什政府不仅在不同的场合与战略文件中公开表明，传统的军备控制和防扩散指导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美国新安全环境，还在具体政策层面以行动来捍卫这种立场，退出被认为是传统国际军控基石之一的《反导条约》以及对印度核政策的转变都是鲜明的例子。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冷战式恐怖平衡，以及贯彻这种理念的传统国际军控制度的根基被严重动摇了，国际社会为建立军备控制体系所作的几十年努力，有付诸东流的危险。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指导下的单边安全战略提高了自身的威慑能力，却对他国的战略安全构成很大压力，从而使其他国家很难在普世的全球或者多边和双边领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军控条约或者协定，从而对自身的军备能力形成实质性的约束。这使得国际军控进程不仅没有出现积极的进展，反而大大退步。再次，尽管目前已经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制度性安排和规则，但这些以条约、公约、协定等形式出现的制度大都存在不少的缺点。一是这些制度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有不少漏洞。例如《化学武器公约》不禁止化学武器的“防御性研究”，这在化学武器的攻、防无法截然分开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为化学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一个“后门”，也就为彻底消灭化学武器的前景留下了隐患。有很多条约没有规定全面、严格、有效的履约核查措施和监督机制，最明显的例子是《生物武器公约》在最初签订时没有核查措施，而后来附加的核查议定书还没有正式实施。现有的大部分条约和协定没有一个像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那样固定的履约机构，这增加了履约核查的难度，实际上降低了条约的效力。此外，如前所述，几乎所有重要的条约和安排都有一些“关键”国家没有加入其中，使之并不能形成完备的控制体系。如印度、巴基斯坦没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没有参加《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印度、巴基斯坦没有参加或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后，有些集团化安排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色彩和政治色彩，影响到其公信力。例如1995年建立的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 ment），实际上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继承者，它致力于控制武器和两用品向所谓“关切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输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最后，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迅速发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进程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却至今没有形成一套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的规范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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