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尾形勇师出东洋学泰斗西岛定生门下，在中国秦汉史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家、国、臣、民、天子、皇帝、家人、国家、官家等一系列政治称谓的条分缕析和深入考证，揭示了中国古代帝制时期，究竟是依靠何种政治方式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管理和统治。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家之间既紧密联系又严格区别的复杂关系。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

中译本序二

中译本序言

前言

序章 中国古代帝国的统治体制和家族主义

第一节 序论——所谓“家族国家观

第二节 传统的中国论中的“家”和国家

一 西欧中国国家观的展开(其一)

二 西欧中国国家观的展开(其二)

三 中国近代的国家观

四 日本的中国国家观的展开(其一)

五 日本的中国国家观的展开(其二)

六 正统“家族国家观”问题所在

第三节 战后古代帝国论中的“家”和国家

一 公权和“父家长制

二 “家”和“共同体

三 “家人”和君臣关系

第四节 问题所在和考察方法

第一章 古代姓氏制的展开和“家”的建立

第一节 有关“家”建立的问题

第二节 汉代的“姓”和“家

一 汉代“姓”的特征及其种类

二 汉代的有姓者和无姓者

第三节 周代姓氏制和汉代的“姓

一 周代的“姓氏

二 汉代“姓”的形成

三 “姓”和“家”——一小结

第二章 从自称形式看君臣关系

第一节 “臣某”形式和君臣秩序

一 “臣某”形式的各种表现

二 皇帝本身的“臣某”形式

第二节 “臣某”形式在制度上的位置

一 “不臣之礼”和“宾客之礼

二 “殊礼”的“不名”形式

三 “外臣”的“不名”形式

四 “臣某”形式的周边——小结

第三章 “臣某”的意义和君臣关系

第一节 “臣”和“称臣”的意义

一 “称臣”构造的建立过程

二 “臣”和“臣妾

三 “臣”和“民

第二节 “称名”以及“某”形式的意义

一 所谓“父前子名”和“某”的形式

二 先秦时代的“某”和“臣某”形式

三 “称名”的意义和“臣某”形式——小结

第四章 “家”和君臣关系

第一节 “君臣”的世界和“父子”的世界

一 “忠”“孝”的“并立

二 “君臣”、“父子”之别和“家

三 “公”“私”的区别和“家

第二节 “君臣之礼”和“家人之礼

一 关于“家人”一词

二 “家人之礼”和君臣秩序

三 皇帝的“家人之礼

第三节 在君臣关系构筑过程中“家”的位置

一 官吏和“家

二 民庶和“公事

三 君臣关系与身份制——小结

第五章 国家秩序和家族制秩序

第一节 “天下一家”的意义及构造

一 “天下一家”的各种表现

二 “天下一家”的构造

第二节 “国家”“公家”等语义及其位置

一 “公室”和“帝室

二 “公家”和“官家

三 帝室和“国家

第三节 “汉家”的意义和构造

一 “汉家”的用例及其语义

二 “汉家”和“汉氏”——小结

第六章 古代帝国的秩序构造和皇帝统治

第一节 “天子”“皇帝”的区分和国家秩序

一 皇帝的自称形式和即位礼仪

二 “天子”和“汉家”的新构造

第二节 帝位继承中“家”的问题

一 异姓间的继承和“天子”位

二 同姓内继承和“皇帝”位——小结

终章 中国古代帝国的秩序构造

第一节 身份制的秩序和国家秩序

一 “良贱制”和国家秩序

二 唐法上“贱民”的地位

三 国家秩序中身份制的作用——小结

第二节 家族、君臣、身份、国家——结论

构成本书基础的已发表论文一览

译后记

附记

前言

　　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家、日本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东京大学教授尾形勇博士的名作《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已由中国学者张鹤泉先生译成中文，即将同中国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又由于作者和译者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当张鹤泉先生嘱笔者为此书中文版作序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作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会长和尾形勇教授的老朋友，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不过，当提起笔来开始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才觉得这篇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写。因为《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是尾形先生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不仅在日本国内有巨大影响，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并不陌生。我见到的不少中国古代史专家的书架上都有这部书的日文本，几年前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还专门对此书加以评介。该书的立论严谨、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皆为中国史学家所钦佩。

章节摘录

　　确实，正如吴虞所说，儒教是支持两千余年的皇帝统治的最大支柱。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以“孝”这一道德观念为代表的家族伦理。这一论点是毋庸质疑的。另外，即使从汇集于“天下国家论”中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篇上》），以及《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秩序构成原理来看，也可充分认识到，儒家所要求的国家秩序是家族秩序的扩大反映。因此，只有“家族国家”才是儒家的理想。正像桑原指出的，即使秦汉时期以后，“天下一家”的语句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不可否定，儒家的理想即使在皇帝统治之下，也具有固定的可能性。因而，在祖述儒家思想的理论时，认为“国家是‘家’的扩大”的见解，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一种国家观了。为了充实自己的观点，吴虞从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国家论中引用了一部分内容；桑原介绍了一些法国传教士的诸多西欧见闻和论述。由此可见，正如在后面的篇幅中还要详细阐述的，自发现中国的专制主义政体以来，在西欧人的中国论中，基本上是一贯肯定儒教作用的。在原原本本地接受“西欧的看法”方面，“家族国家观”也确保了一个根据。　　然而，应该看到，以氏族制秩序为背景而形成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周代“封建制”瓦解后而建立的皇帝统治体制之间，也不是毫无矛盾和分歧的。这样，不能过于忽视支撑皇帝统治而建立的法家思想的意义。若采取这种立场，就会把儒教直接比定为国家意识形态，首先在视为儒家思想的理论中，即直接把国家秩序具体化为“家族国家观”上，发现值得探讨的余地。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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