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十八年

后记

这部苏联断代史的写作缘起于《特权阶层与苏联剧变关系》课题的研究，这一课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课题研究中我们发现，苏联特权阶层的关键性问题都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直接相关，要深入研究苏联特权阶层问题，就必须弄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历史。加之我原来曾专门研究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政治阶层问题，对这一时段的苏联历史有较多的资料积累。于是，形成了这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历史著作。这部著作的形成奠基于这几年的学术积累。围绕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历史，我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俄罗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还在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的专著。近两年，我集中于《特权阶层与苏联剧变关系研究》课题。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将它们按照历史著作的体例进行撰写，并增添了许多新的思想和大量的历史资料，终于完成了这部历史著作。由于学识和时间所限，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陷，还望方家批评指正。书后的“勃列日涅夫主政18年大事记”集中反映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政治活动，以体现他对18年的苏联历史的影响。衷心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王新教授和博士导师陈之骅教授，是他们把我领进了俄国史研究的大门，才使我取得这些成就。我和陈之骅教授商量，将他发表在《东欧中亚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作为代序言，文章虽然已经发表了多年，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的内容也正好与本书相符。

作者简介

《勃列日涅夫18年》讲述了：读书圈绕勃列日涅夫主政十八年的历史，揭示了苏联极盛而衰的历史面面观：勃列日涅夫是推翻赫鲁晓夫“宫廷政变”的主要组织者。赫鲁晓夫的下台与他的反特权政策直接相关。勃列日涅夫是运用组织权力的“大师”。在政治稳定形势下，通过“新经济体制”改革，60年代末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成为战后苏联历史的转折点，此后苏联政治上走向保守，经济上停止改革，思想上僵化和教条化。勃列日涅夫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人物。缓和之下的进攻战略是六七十年代苏联对外战略的主要特征。从70年代后期苏联逐漸陷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停滞的泥淖。特权阶层是导致苏联社会停滞的罪魁祸首。

书籍目录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代序）第一章  “宫廷政变”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    一、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   二、反特权问题与赫鲁晓夫的下台    三、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机制    四、勃列日涅夫其人及其执政风格 第二章  “三驾马车”的领导    一、权力格局的确定   二、波德戈尔内的权力    三、柯西金的力量及其“新经济体制”改革  四、勃列日涅夫权力的加强  第三章  政治稳定  一、总体趋势    二、稳定措施    三、苏共二十三大  第四章  镇压“布拉格之春”和历史的转折  一、“布拉格之春”   二、苏联的出兵镇压   三、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恶劣影响  四、走向停滞——苏共二十四大第五章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止    一、对柯西金的挤压   二、管理部门的反扑    三、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经济改革的转向    四、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第六章  勃列日涅夫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    一、勃列日涅夫主义及其影响    二、苏共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四、勃列日涅夫与苏斯洛夫 第七章  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民族主义的暗流    一、持不同政见运动    二、民族主义的暗流 第八章  勃列日涅夫的集权政治   一、勃列日涅夫集权政治的形成    二、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和帮派政治的严重后果  三、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 第九章  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一、列宁的反特权思想    二、官僚特权集团的出现   三、特权阶层的形成    四、勃列日涅夫是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第十章  对外政策：缓和之下的进攻战略   一、缓和外交    二、战略进攻    三、中苏关系问题    四、出兵阿富汗——勃列日涅夫进攻战略的顶峰  第十一章  停滞社会    一、经济停滞   二、政治停滞    三、思想和文化的停滞   四、社会各阶层的失望和懈怠 第十二章  特权阶层与社会停滞    一、特权阶层的社会特征    二、特权阶层的特别权利  三、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四、勃列日涅夫之死附录：勃列日涅夫主政18年大事记后记

编辑推荐

？？？？ 本书在作者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俄罗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的专著，以及对《特权阶层与苏联剧变关系研究》课题的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书按照历史著作的体例，围绕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历史，揭示了苏联极盛而衰的历史面面观。

前言

一、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长达18年之久(1964-1982年)，占整个苏联历史的近1／4，比列宁(1917-1924年)、赫鲁晓夫(1953-1964年)和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执政时期都长得多，而仅次于斯大林时期(1924-1953年)。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它的时间较长。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力量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比历史上其他各个时期都高。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有利时机，未能坚持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就使苏联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在各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8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剖析这一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揭示后来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原因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勃列日涅大时期的苏联，我们目前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在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苏联历史和苏联剧变问题的著述中，一般都着重研究斯大林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有不少是研究赫鲁晓夫时期的。学者们对这些时期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包括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巩同时期，这个时期苏联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错误，对于以后苏联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赫鲁晓夫时期当然远不如斯大林时期那么辉煌，但这个时期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一系列国际同内政策调整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与动荡却震动了苏联国内外，并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而戈尔巴乔夫时期是苏联由衰而亡的时期，是剧变发生的时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著述却如凤毛麟角，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不仅还没有一本专著问世，而且论文和资料性的东西也不多见。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之所以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举出三点。第一是对这个时期的特点和重要性估计不足。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走向衰落的关键时期，不对这个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无法全面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无法科学地揭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但是，正如上面所谈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热点并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一部分学者看来，要揭示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应研究斯大林时期；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主要应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则简单化地认为，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改革路线，恢复了所谓斯大林体制，因此只要把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弄清楚，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所有以上看法都反映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和重要性估计不足。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的难度较大。这种难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时期虽然长达18年，但是从围内发展的进程来看，缺乏激动人心和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从总体上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要透过这种平静和稳定的表象去揭示被掩盖着的矛盾和问题，并剖析其性质，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很多政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领域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如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出兵阿富汗等，这些事件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国内外普遍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发表了不少，近年来还公布了一批有关的历史档案。不论这些著述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如何，给学者们的一个印象是这些问题已经谈得够多了，难以再深人一步或是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内容概要

郭春生，1965年生，河北肃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俄罗斯近现代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等学术领域。著有《地球村的刷新——产业革命与现代化》（辽宁大学出版社）、《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  （当代世界出版社）等专著，在《东欧中亚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俄罗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宫廷政变”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一、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活跃了11年的时间。赫鲁晓夫并不是斯大林最看好的继承人，当时和他竞争的有掌握政府权力的马林科夫和掌握国家安全部门大权的贝利亚。赫鲁晓夫的权力集中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斯大林在世时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他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时，权力的象征是斯大林个人，而不是党或国家哪一个机构。所以说，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个人集权而不是机构集权。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发生了变化，权力的象征不再是个人，而变成了权力机构，即党的机构、国家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这三个机构分别由上述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三个人主持。经过激烈的权力较量，赫鲁晓夫处决了贝利亚，并成功地架空了马林科夫。从而大大提升了党的机构的权力。不甘心在权力竞争中失败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在1957年又发动了一场“政变”，结果再次被果敢的赫鲁晓夫击败。但是，赫鲁晓夫并不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人，他的一系列杂乱的、主观主义的改革遭到了管理层的反对，也使普通民众感到厌倦，更遇到权利受到损害的官僚特权者的激烈反抗。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从最高管理层到普通民众，反对赫鲁晓夫的潜流在逐渐酝酿。而赫鲁晓夫却浑然不觉。可以说。赫鲁晓夫执政以解决农业问题的大种玉米和“垦荒运动”开始，到其执政后期苏联农业形势依然严峻，也可以说是以农业改革的失败而告结束。他计划在1964年11-12月的中央全会上主要讨论农业问题。在全会召开前，赫鲁晓夫于10月初到南方黑海岸边的疗养胜地皮聪大海角休假。10月12日，当赫鲁晓夫正兴致勃勃地和绕地球飞行的苏联宇航员通话之时，在首都莫斯科。一场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在这一天召开会议。会议由时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叶夫列莫夫、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和谢列平。与会者就解除赫鲁晓夫职务达成一致意见。趁第一书记不在首都而紧急召开主席团会议，显然，这是经过周密计划和精心准备的。根据最新材料，密谋策划废黜赫鲁晓夫的行动早在1963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是最初的组织者。波德戈尔内是1963年7月才从乌克兰来到中央的，但他同勃列曰涅夫二人都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政策不满，于是一拍即合，很快开始了他们的“倒赫”策划活动。他们的行动十分缜密，重点地找一些领导人谈话，先是试探性地开始，首先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的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再旁敲侧击，提到谁谁表示对“头儿”不满，罗列赫鲁晓夫的一系列缺点，其中提到最多的缺点是不尊重他在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这些同事们，态度越来越粗暴和傲慢。对这一缺点可能这些同事们都有同感，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曾领教过赫鲁晓夫的粗暴态度。提到这些缺点时，如果对方随声附和，则淡话变得较为明确：要能制止他这样做就好了，对他进行集体劝诫，可能的话，对他稍微来点威胁……但怎样做更好呢？谈话不会点明一切，但能够试探出每一位谈话对象的态度，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政策侵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尤其是上层官僚们的利益。所以，试探大多数是十分成功的。1964年3月，勃列日涅夫和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夏天，密谋废黜赫鲁晓夫的消息传到了赫鲁晓夫子女们的耳朵里，而赫鲁晓夫似乎也有所察觉，他在视察玻璃纤维传送图像的新技术时突然对在场的技术管理人员说：“这玩意儿给我也定做一个。我得从角落里悄悄地把有些人盯着点儿。”。当时勃列日涅夫就站在他的身后，听到这话他以为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一切，吓得脸色惨白。好在并不知道详情的赫鲁晓夫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不然，勃列日涅夫或许会吓出毛病来。终究。所有的迹象都没引起赫鲁晓夫的高度警觉。到了秋天，准备活动已进入紧张的最后冲刺阶段。10月12日上午，在疗养地疗养的赫鲁晓夫没有像以往一样接到发射正常的报告，这使他十分不快。不过这种不快很快就被发射成功的喜悦掩盖了。到了晚上。正在和米高扬一起沿海滨散步的赫鲁晓夫接到苏斯洛夫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要他回首都参加讨论农业问题的主席团会议。这突如其来的电话使赫鲁晓夫非常恼怒，因为他计划的会议还远没有到召开的时候。他先是严词拒绝，而听筒另一边的苏斯洛夫态度坚决地表示，如果赫鲁晓夫不回来的话，主席团会议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苏斯洛夫如此表态，自然是因为有主席团会议给他壮胆。赫鲁晓夫感到事情不对，但也无可奈何，他愤怒地答道，既然事情这么紧急。那我明天坐飞机来。13日中午，赫鲁晓夫的座机到达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赫鲁晓夫霎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来迎接他的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这与以往主席团主要成员的隆重迎接有天壤之别。赫鲁晓夫立即赶往主席团会议的会场，会议由他主持，不过显然已经不由他控制，大部分的与会者异口同声，历数赫鲁晓夫犯下的种种错误，要求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只有米高扬一个人主张温和对待赫鲁晓夫：“一刀切的做法不对，给赫鲁晓夫同志减轻点负担，应该保留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但是，没有人响应米高扬。赫鲁晓夫还试图反抗，不过他已经是孤掌难鸣。这天散会后，赫鲁晓夫还试图寻求支持，但是他联系不到任何人。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给谢列平等人打电话，也无人理会他。由于国家安全机构已经被谢列平等人控制，他们保证赫鲁晓夫不经允许不能够到任何地方，也不能和任何人联系。赫鲁晓夫看到大势已去，于是告诉米高扬，他准备放弃了。第二天上午，主席团继续开会，赫鲁晓夫知道已不可挽回，只得同意离职，不过他还要求在全会上发言，遭到了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断然拒绝。主席团会议推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全会于10月14日下午6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由勃列日涅夫致开幕词，米高扬主持了这次会议，赫鲁晓夫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边。苏斯洛夫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报告，列举赫鲁晓夫作为领导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中央委员会成员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讲，很少有人发表意见。会议上也没有对苏斯洛夫的报告进行讨论。苏斯洛夫说，从委员会成员的意见来看，大会完全赞同主席团对赫鲁晓夫所作的决定，看来就没有必要讨论了。委员会还一致满足了赫鲁晓夫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不佳原因而辞职的要求，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样一场“宫廷政变”中上台的。到底谁是这次“宫廷政变”的真正组织者，勃列日涅夫在其中起着什么作用，史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根据苏联剧变后公布的一系列资料，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已经清楚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是政变的策划和组织者，政变的最初活动和组织是从他们开始的。而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在政变的实施过程中则起了关键性作用。一个一致的看法是，在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中，勃列日涅夫不是才华最突出的。历史的事实是，正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次会议上顺利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尽管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权力各方妥协的产物，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如果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中没起到重要作用的话。他是不可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顺利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作出这一判断，是因为一些人为了证明勃列日涅夫本人才能上的平庸。而压低他在“政变”中的作用。那些认为勃列日涅夫没有在“政变”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人，都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只是凭着道听途说再结合自己的观察而下此结论；倒是当时担任重要职务甚至是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几位高层领导人后来证实，正是勃列日涅夫在这场“政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证言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此外，勃列H涅夫能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还得益于他丰富的经历、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他实际上的“第二书记”的地位，尤其是在当时的权力竞争中，他虽然不是能力最强的，但也不是最差的。“他的竞争者不是比他还虚弱，就是比他还差劲。”他甚至在那批人中还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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