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尺度

作者简介

《正义的尺度》是南茜·弗雷泽系统阐述其理论框架的集大成之作。她在澄清后冷战时期政治诉求“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折的基础上，强调此前再分配和承认的二维模式已经不足以适应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她在那些早期著作中处于最突出地位的经济和文化维度旁边，引进了正义的政治的维度，并基于此提出了具有政治内涵的参与平等概念。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译者前言第一章 正义的尺度，平衡与地图：绪论第二章 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建构正义第三章 平等主义的两个教条第四章 反规范的正义第五章 公共领域的跨国化：论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公众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第六章 图绘女性主义构想：从再分配到承认到代表权第七章 从纪律到灵活化？在全球化阴影下重读福柯第八章 全球化中人类所受威胁：对21世纪的阿伦特式反思第九章 建构性政治：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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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尺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言

对我来说，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正义的尺度》、《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伤害+侮辱》）中文版的面世有特殊的意义，它延伸出两个炽热的希望。首先，在学术层面上，我希望促进中美学界就如何在后冷战时期复兴批判理论形成对话。第二，在个人层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续我的家族长期以来与中国的联系。让我从这第二个希望说起。1945年，正是在广岛和长崎之后，一个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面临了一场道德危机。几年前，当她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她曾追随她的导师恩里科·费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为极端机密的“曼哈顿工程”工作。在加入这个发展原子弹的团队时，像许多一起参与的科学家一样，她曾设想，工程的目标是威胁希特勒并打败纳粹。当原子弹事实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时，是在那场战争已经有效地获胜之后，年轻的物理学家崩溃了。她抛弃了科学和一个倒退成反共偏执狂的国家，启程投奔了她在中国的兄长，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威廉·希顿（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译者）。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弗雷泽(Fraser N.) 周穗明 译者：欧阳英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建构正义全球化正在改变我们讨论正义的方式。不久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全盛时期有关正义的争论足以推定，我应该称什么东西为“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Keynesian-Westphalian frame”）。由于典型地说是在现代领土国家内部上演的，所以，有关正义的争论被设定为涉及伙伴公民内部的关系，并被归入到国家公民内部争端的行列之中，思考着来自民族国家的纠正。对于正义诉求两个主要家族－一个是有关社会经济再分配的诉求，另一个是有关法律或文化承认的诉求－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这一点是真实的。当国际资本控制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推动符合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在国家层面上掌舵的时候，再分配诉求经常关注领土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由于诉诸于国家馅饼公平分享的国家公众舆论，一些提出要求者试图寻求国家经济内部的民族国家干预。在一个仍受到威斯特伐利亚政治假设（它鲜明地将“国内的”与“国际的”空间区别开来）统治的时代，对于承认的诉求一般也涉及内部的身份等级制。由于诉诸于力求终结国家层面上制度化蔑视的民族道德心，另一些提出要求者则强调国家政府宣布歧视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并且竭力调节公民内部的差异。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论事情是否涉及再分配、承认，乃至阶级差别（class differentials）或身份等级制（status hieiarchy），正义得到运用的单位是现代领土国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经常存在着一些例外情况。饥饿和惨绝人寰的屠杀，偶尔地让公众舆论超越了国界。同时，一些世界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也努力传播支持全球主义者的观点。但是它们只是证明了规则的一些例外情况。由于归属到“国际的”领域之中，所以，它们被包含到一种质疑之中，这种质疑最初被引向了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事物上，从而与正义相对立。其结果不是挑战，而是强化了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一般地说，这个有关正义争论的建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0世纪70年代，一直是得到默许承认的。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却将一个清晰的模式移植到了有关社会正义的争论之中。现代领土国家被认为是适当的单位，其公民也被认为是相关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争论指向了这些公民相互负有义务上。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一点满足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另一些人看来，机会平等也是需要的；对于还有一些人来说，正义要求所有公民赢得通向他们所需资源与尊重的途径，以便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完全成员。换句话说，争论集中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即什么东西应该作为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恰当秩序算作在内。由于关注有关正义“是什么”的争论，因而争论者明显地感到没有争论“谁”的必要。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安全就绪，这个“谁”就是指国家的公民，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今天看来，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正在失去它的不言自明的已有光环。由于全球化意识的增强，同时也由于后冷战地缘政治的不稳定，许多人观察到，有规律地塑造他们生活的社会进程已经超出了领土范围。例如，他们注意到，一个领土国家内部所采取的决策经常影响到其之外人们的生活，跨国公司行为、跨国货币投机者行为，以及大型机构投资者行为，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人还注意到了跨国组织和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其中包括政府的与非政府的），以及跨国公众舆论的不断发展。跨国公众舆论在对边界采取极端无视态度的情况下，通过全球媒体和网络技术，而到处流动。其结果是，一种对跨国力量的新的攻击意识产生了。面对全球的变暖、国际援助的扩大，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扩散等等，许多人相信，他们过上好生活的机会至少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侵入其他领土国家边界的过程，就像依赖于他们被包括在领土国家中的那些过程一样。在这些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现代领土国家是思考正义问题的适当单位，以及这些国家的公民是相关的主体等等，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由此出现的结果是，政治诉求制定的先前结构受到了动摇－因此，我们讨论社会正义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对于正义诉求的两个主要家族来说都是真实的。在今天的世界里，对再分配的诉求日益避开了国家经济的假定。在面对跨国生产、工作外购以及“底层种族”的有组织的压力的情况下，一度关注国家的工会日益寻找海外同盟者。同时，由于受到萨帕塔主义者的鼓励，穷困的农民和本土居民将他们反对地方专制和国家权威的斗争，与对跨国公司掠夺行为和全球性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对者将矛头直接指向新的全球经济管理结构，这些结构已经极大地强化了大公司规避规则和逃避税收的能力。利用相同的方式，为承认而斗争的运动日益将目光投向领土国家之外。例如，在“妇女权利是人类权利”这个保护性的口号下，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们正在将对抗地方家族制的斗争与改革国际法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在领土国家内部面临着歧视的宗教的和种族的少数公民们，正在作为散居者而重新组织他们自己，并且建立跨国的大众联合体，以便从中动员国际舆论。最后，人权活动家们的跨国合作正在寻求建立新的世界性组织，例如国际犯罪法庭，它们能够惩罚侵犯人的尊严的国家。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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