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史

作者简介

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以图片（原稿设有图片）编辑而成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尚未发掘，而梁思成在讲授此课时，也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去实地考察过。但他在美国学习时期，及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看到帝国主义从我国掠走的大量雕塑珍品。他往往在这些雕像之前久久徘徊、流连忘返。

书籍目录

1、 前言

2、 中国雕塑史

3、 上古

4、 三代――夏

5、 三代――商

6、 三代――周

7、 秦

8、 两汉

9、 三国、两晋

10、南北朝――南朝

11、南北朝――北朝

12、元魏

13、北齐、北周

14、隋

15、唐

16、宋

17、元、明、清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一九三O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以图片(原稿没有图片)编辑而成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尚未发掘，而梁思成在讲授此课时，也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去实地考察过。但他在美国学习时期，及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看到帝国主义者从我国掠走的大量雕塑珍品。他往往在这雕像之前久久徘徊、流连忘返。这时期他也熟读了不少欧洲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著述。这份讲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的。    虽然那时梁思成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大足……这些佛教圣地去考察过，但他对我国的雕塑已有很深的研究。记得有一次他与陈植先生一起去拜访陈叔通老先生，陈老先生酷爱文物，家中收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佛像。陈老先生看梁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他的收藏，因而指着一尊塑像对他说“你如果能猜出这尊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没想到梁思成竟脱口而出说“这是辽代的。”把陈老先生吓了一跳。虽然这只是一句戏言，但陈老却执意要把这尊昂贵的为您无送给梁思成。    到了三十年代，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社同仁，陆续前往云冈、天龙山、龙门、南北响唐山、山东历城神通寺千佛崖等地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与刘敦桢等赴四川，沿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夹江两岸及广元、大足等地对摩崖石刻作了半年多的考察。至此他对我国雕塑的研究已是造诣很深。    一九四七年他赴美国讲学，曾参加庆祝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的学术活动，并做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学术活动使他在这个学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与会者并非一般的听众，而是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为此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费慰梅说：正是他首次把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他从美国回国时，曾对陈植说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回到清华后在教学中，也开了“中国雕塑史”这门课。可惜在一九五而年教学改革中把这门课取消了。    至今清华建筑系五十年代的学生，还清晰的记得，梁家那大大小小的金石佛像和明器。他还常常要学生看一个白色的小陶猪，问学生欣赏不？如果你摇摇头，他就哈哈大笑说：“等你能欣赏时，你就快毕业了。”你若点头，他就考问你为什么？有一次我被他考了之后要他给我讲讲，他哈哈一笑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生气了说：“那你就不是个好老师。”他看我真急了，就拉着我的一只手，要我顺着小猪的脊背从上往下抚摩，并说“你看这条曲线，这么刚劲有力，这和圆滚滚的猪好像不是一回事。但你看这整个陶猪，却又是这么惟妙惟肖。”人们也绝忘不了，那双踏在直径仅二十公分的莲花上的一双小胖脚丫。那是他在佛光寺后山拾来的。佛像的身子已毁了，只剩下这双可爱的小胖脚，他常常拿着这双脚对学生说：“这是唐代典型的佛脚。”他还风趣地在这双脚的背面写上“莫待临时抱”。……

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雕塑史    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故殷周铜器，其市价每以字之多寡而定；其有字者，价每数十倍于无字者，其形式之美丑，购者多忽略之。此金钱之价格，虽不足以作艺术评判之标准，然而一般人对于金石之看法，固已可见矣。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至于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他部分者；虽碑板收藏极博之人，若询以碑之其他部分，鲜能以对。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    然而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1]本稿系梁先生在东北大学时的讲课提纲，成于1930年。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en)  ，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今在东北大学讲此，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甚望日后战争结束，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之不足也校注[1]。                                 南北朝——南朝    自南北朝而佛教始盛，中国文化，自有史以来，曾未如此时变动之甚者也。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而艺术者一时代一民族之象征，其变动之甚，尤非以前梦想所及者。在雕塑上，至第五世纪，  已渐受佛教之浸融，然其来也渐。在此新旧思想交替之时，在政治历史上已入刘宋萧梁，而佛教尚未握人生大权之际，有少数雕刻遗物为学者所宜注意者。其大多数皆为陵墓上之石兽。多发现于南京附近。南京为南朝帝都，古称建业，宋、齐、梁、陈皆都于此。附近陵墓即其帝王陵墓也。陵墓在今南京附近，江宁，句容，丹阳等县境内，共约十余，其坟堆皆已平没，然其中柱，碑，翁仲等等尚多存在者。瑞典学者喜龙仁(Siren)所著《中国雕刻》言之甚详。    其中最古者为宋文帝陵，在梁朝诸陵之东。宋陵前守卫之二石兽，其一尚存，然头部已残破不整。其谨严之状，较后代者尤甚，然在此谨严之中，乃露出一种刚强极大之力，其弯曲之腰，短捷之翼，长美之须，皆足以表之。中国雕刻遗物中，鲜有能与此赑屓比刚斗劲者。    萧梁诸墓刻，遗物尤多。始兴忠武王萧愴（普通三年，公元522年薨）碑，碑头螭首，颇似汉碑。吴平忠侯萧景及安成康王萧秀，俱卒于普通年间，故其墓刻俱属同时（公元六世纪初），形制亦同（第四十一、四十二图）。其石兽长约九尺余，较宋文帝陵石兽尤大，然刚劲则逊之。其姿势较灵动，头仰向后，胸膛突出。此兽形状之庄严，全在肥粗之颈及突出之胸。其头几似由颈中突出，颈由背上伸如瓢，而头乃出自瓢中也。其口张牙露，舌垂胸前，适足以增胸颈曲线之动作姿势。其身体较细，无突起之筋肉，然腰部及股上曲线雕纹，适足以表示其中蕴藏无量劲力者。    由其形式上观之，此石狮与山东嘉祥县汉武氏祠狮实属一系统，不过在雕饰方面，较汉狮为发达耳。    然此汉狮梁狮，皆非写实作品，其与真狮相似之点极少。其形体纯属理想的，其实为狮为虎，抑为麒麟，实难赐以真名也。今此石狮及碑柱，多半埋于江南稻田中，遥望只见其半，其中数事已于数年前盗卖美洲，现存彭省大学美术馆。其他数件之命运如何，则不敢预言也。    考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其形制曰新月异。盖在古代中国，狮子之难得见无异麟凤，虽偶有进贡自西南夷，然不能为中土人人所见，故不得不随理想而制作，及至明清而狮子乃变成狰狞之大巴狗，其变化之程序，步步可考，然非本篇所能论及也。    南朝造像现存者极少。就中最古者为陶斋（端方）旧藏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铜像。高约一尺三寸。两肩覆袈裟，颇似健陀罗佛像。然在技术上毫无印度风。其面貌姿态乃至光背之轮廓皆为中国创作，盖戴安道所创始之南朝式也（第四十图）。    美京华盛顿(Frcer  Gallery)藏元嘉二十八年铜像一躯。光背作叶状，上镌火焰纹，而有三小佛浮起。大致与十四年像同。    当是时，戴安道之子名颐者，字仲若，肖其父，长于才巧，精雕塑。安道作像，仲若常参虑之。仲若作品之见于记载者颇多。济阳江夷与仲若友善，为制弥勒像，后藏会稽龙华寺。又修冶绍灵寺及瓦棺寺丈六金像二躯。又作丈六金像于蒋州兴皇寺，隋开皇间寺灾，迁像洛阳白马寺。此外戴氏父子制像颇多，然实物乃无一存焉。                                  南北朝——北朝                                      元  魏    在元魏治下，佛老皆为帝王所提倡，故在此时期间，造像之风甚盛。然其发展，非尽坦途。    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初信佛教，常与高德沙门谈论佛法。四月八日，诸寺辇像游行广衢，帝亲御门楼，瞻观散花，以致敬礼。此实为魏行像之滥觞。然帝好老庄，晨夕讽味。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然未观经教，未深求缘报之旨。信嵩山道士寇谦之术。司徒崔浩，尤恶佛法，尝语帝以佛法之虚诞。帝益信之。太平真君五年诏王公以至庶人，家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匠者，  限期逐出，否则沙门师巫身死，主人门诛。既而帝入寺中，见沙门饮酒，又见其室藏财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时崔浩亦从在侧，因更进其说，遂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凡有佛像及胡经者亦尽焚毁。太子晃信佛，再三谏弗听。然幸得暂缓宣诏，俾远近得闻，各自为计。故沙门经像亡匿多得幸免。然塔庙及大像，无复孑遗。    太武帝被弒后。文成帝即位，诏复佛法，自真君七年，至此，凡七年间，魏境造像完全屏息。    物极则反，复法之后，建寺造像之风又盛。遂命诸州郡，限其财用，各建佛图。往时所毁并皆修复，藏匿经像遂复出世。至献文帝（公元466—471年）竟有舍身佛道，摒弃尊位之行为。其对于寺观之兴筑及佛像之塑造盖极提倡也。    我国雕塑史即于此期间放其第一次光彩。即大同云冈石窟之建造是也。    石窟寺在大同西三十里武周山中云冈村。山名云冈堡，高不过十余丈，东西横亘数里。其初沙门昙曜，请魏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第四十三图）。    石窟寺之营造，源于印度（印度大概又受埃及波斯遗物影响），而在西域，如龟兹敦煌，已于云冈开凿以前约一百年开始。故昙曜当时并非创作，实有蓝本。    石窟总数约二十余，其大者深入约七十尺，浅者仅数尺。其山石皆为沙石，石窟即凿入此石山而成者。除佛像外，尚有圣迹图及各种雕饰。石质松软，故经年代及山水之浸蚀，多已崩坏。今存者中最完善者，即受后世重修最甚者，其实则在美术上受摧残最甚者也。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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