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艺术

作者简介

《复活的艺术(2011年)》内容简介：无业游民多明戈•萨拉特•维加少年时起便自称受到天启，为基督的化身。他隐世得道后四处布道、显灵、赐福，人称埃尔奇基督。布道过程中，萨拉特偶闻智利北部硝石矿区有个笃信圣母的妓女马格莱纳，便兴奋不已，因为他正要找寻这样一位集圣女与妓女于一身的奇女子，让她跟随自己传教，同时做他的情人。可马格莱纳却不能答应埃尔奇基督，原因则要从她的身世说起……

内容概要

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1950—)，智利作家。出生于智利中部城市塔尔卡，年幼丧母，生活坎坷，十九岁起用三年时间游历了智利、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随后开始文学创作。小说《伊莎贝尔女王唱民歌》(1994)获智利国家图书阅读奖。1996年再次获此殊荣。《勇者逝去的地方》(2000)和《火车开往炼狱之地》(2001)连续获智利高蓝文学奖提名奖。《复活的艺术》(2010)获西班牙阿尔法瓜拉文学奖。其作品还有《我叫坏玫瑰》(2008)，《电影女孩》(2009)及《墓志铭写手》(2011)等。

章节摘录

　　堂无名，大概是因为他疯得古怪，疯得甚至令人赞赏，很快就成了那次坐“疯子专列”来的所有精神错乱者中最受欢迎的人。虽然矿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姓什么。他的姓和名放在一起，简直就是自相矛盾：他叫无名·巴乌蒂斯塔①，这个奇怪名字的来历，可笑却温馨感人，尽管谁也不敢保证故事的真实性。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是他难得意识清醒的时候听他自己说的；另外一些人却说这是矿上那些老油条们在小酒馆里喝醉了之后顺口胡诌的。不管真假，故事是这么说的，说他的父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非常喜欢民间歌手的即席演唱，在第一个儿子降生的那天，在村里广场的活动上正好听人即席演唱了几句歌词，他非常喜欢这些歌词，于是，当演唱者走下舞台的时候，他凑上去问歌词的作者是谁。　　“无名氏。”演唱者告诉他。　　“这个名字配我儿子倒是不错。”克洛林多·巴乌蒂斯塔先生想。他高兴地搓着手，就这样一路念叨着回了家。　　堂无名头发剃得光秃秃的，像古代秘鲁的印第安人摩奇卡人那样，三角形的大耳朵，传说中精神分裂者经典的鹰钩鼻，再加上他那件油腻腻的，过时的，奇形怪状的背心，无论因为谁，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从来不脱的背心，无名老头成了营区公认的疯子，“虱子窝”大部分居民对他都很尊敬，爱护有加。　　堂塞西利奥·罗哈斯，获得特许经营权的电影院老板，在工人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的某个下午，叼在嘴里的火柴棍上下翻飞着，他给出的权威评论如是说：　　“一个没有属于自己的疯子的村镇，就像是一个没有小丑的马戏团。”　　堂奥尔维多·迪蒂乔卡，是个有学问的屠夫，屠宰场场主，也是电影院老板的牌友，他首肯这样的说法，说老伙计，这话说得没错，每个镇或者每个村，要是没有个公认的疯子或傻子之类的，感觉就像这个村镇的徽标上少了点什么似的。当然，这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家伙免不了出现在民众游行或者军队检阅的队伍中，不是挡了鼓手长的路，就是在爱国主义的演讲中跑到荣誉退休的国家英雄肖像脚边的鲜花丛中小便，给聚会增添了不少乐趣。此外，这个手持扫把的疯子，除了像伞兵一样准时“空降”到镇上各种著名的私人聚会上——他会在手持扇子的贵妇面前噼里啪啦地连放好几个臭屁——之外，每年他都会打断镇长大人冗长的讲话，后者实在没辙，只能有保留地默认他的这种冒犯之举，为的是在“这个令人尊敬的疯子市民”面前表现出镇长大人的大度和风范。　　堂卡塔利诺·卡斯特罗，火车站站长，眼睛一直看着数目众多的卡片——“像火车车厢那样总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同伴们这样描绘他手中的卡片——带着老烟鬼浓重的鼻音插话说，嗯，是这样子的，我亲爱的乘客们——他管世上所有人都叫“乘客”——每个村镇都喜欢和照顾他们自己村镇上那个疯疯癫癫的家伙，就像喜爱和看护他们最重要的遗产，虽然每个人表现方式不同，出发点也不一样。孩子们，比如说，他们爱护他，是因为在镇上无聊的下午，他们可以跟他开各种玩笑，拿他寻开心，以此取乐；男人们和他称兄道弟，是因为，除了可以拿他开玩笑之外，白天黑夜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叫他去给他们买香烟或啤酒；已婚的主妇们爱护他，是因为可以在他身上表现自己天主教信徒的慷慨无私，她们会给他烤个蛋糕庆祝圣诞节，或者把老公穿旧的西装或袜子送给他。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亲爱的老朋友们，”堂埃利塞奥·特鲁希略，当地乐队那个好色的队长也加入了讨论，“女人们喜欢他，纵容他，是因为在她们性欲高涨的夜晚，她们会偷偷想象疯子粗大的鸡巴，以此度过那些个不眠之夜。”　　的确，在“虱子窝”矿场，每个居民都对堂无名充满敬意，都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大家都自觉地帮助他，保障他的基本生活需求。　　除了马格莱纳·梅尔卡多的庇护，矿区的主妇们也不断地邀请他去吃炖菜或者煮菜豆配玉米等食物，工人们也时不时地把自己工作时穿的高帮鞋和戴旧的帽子送给他，帽子一般都带着上翘的宽檐，免得他在潘帕斯荒原上跑来跑去时中暑晕倒。年轻些的小伙子们，会分香烟给他，有时候还会偷偷地让他喝上一口烧酒，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有些打零工的小伙子还甚至因此故意请他喝酒——一滴酒精就能让这个平日里看上去性格温顺的小个子男人变成魔鬼附身的家伙，完全忘记枯燥的口哨，见谁就骂谁，特别是看到女人，他会跟着她们上街，跑去掀她们的衬裙，觍着脸让她们打他一巴掌。　　“打我一巴掌啊，不要脸的臭婊子！”他大着舌头叫骂着，目光色迷迷的，像个老色鬼。　　大家对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尊敬不仅仅因为他温顺沉默的外表激起了人们的保护欲望，或者他对所有人都低声下气——“他天生就是当牛做马的料，可怜的家伙。”女钢琴教师如是说——主要是因为他除了每天清扫潘帕斯荒原的疯狂举动之外，他还把营区的大街小巷打扫得一尘不染。　　堂无名就像是游荡在潘帕斯荒原的一个幽灵，只带着一把铁锹、一把扫帚和一个麻布口袋。刚开始的时候，他用衬着湿布的红酒瓶带水，但是后来他就用上了军用水壶，就是1879年的战争中士兵们最常用的那种水壶，这是他在一名第七阵线的战士风干的尸骨旁发现的，他谁也没告诉，也不带任何情感地埋葬了这位战士，和埋葬一只死去的狗或一头死去的骡子一样无动于衷，永不停息地吹着口哨。　　他之所以埋葬死去的动物尸体或者死人的尸骨是为了不让秃鹫，这种嗜血食肉的动物找到理想的食物，如果可能的话，能把它们饿死最好。　　因为堂无名恨死秃鹫了。　　他对秃鹫的恨要从某个下午说起，当时他在荒原上被一群野狗攻击，野狗来自废弃的矿场，在荒原上四处游荡觅食。野狗们把他伤得很厉害，以至于一群秃鹫开始围在他身边盘旋，越飞越低，越围越紧，看到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就落到地面上，小心翼翼地靠过来——色彩艳丽的颈部颤抖着，透着令人厌恶的贪婪——在两个珠宝商奇迹般出现之前，甚至还啄了他几口，俩人扔石头赶走了秃鹫，救了堂无名一命。　　“虱子窝”的人说，在“疯子专列”到达矿场的那天，负责招聘的人问他会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或做哪一行，堂无名带着天使般的从容沉着，却又斩钉截铁地表示，他这一辈子，尊敬的先生，从事的唯一一种职业就是清洁工，他生来就是个清洁工，而且也只想做一个清洁工。　　所以就雇他在排班和发工资的办公室打扫卫生，很快他就因为他的沉默寡言，以及在办公室职员的各种刁难或玩笑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仆人式的忍让而脱颖而出。但是，他的与众不同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执着和高效，带着一种近乎变态的细致和严谨，随着口哨的节奏，而他吹的口哨，只有在吃饭或者回答问题时才会中止。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变得有点古怪：他不满足于仅仅打扫雇主要求打扫的地方，而是开始在不属于他责任范围的办公室和房间打扫、擦拭、清除和整理。后来就让他打扫走廊.地下室、阁楼以及楼后的院子，他总是带着众人熟知的效率干活，嘴里还吹着永不停歇的口哨。因此，当他过了一段时间，带着扫把出来打扫办公楼前的马路，然后扫办公楼对面的马路，后来开始打扫整个矿区的马路——像经验丰富的家庭主妇那样过分地仔细和严谨——整个“虱子窝”的人们都开始意识到这位先生，这么有风度的人，可怜啊，肯定是哪儿有点问题。　　“肯定哪儿的螺丝松了。”　　“搭错线了。”　　“脑袋上哪儿破了个洞吧。”　　正因为如此，五月一号那个晴空万里的早晨，微风拂面，我们大家聚在工会举行劳动节纪念活动时，堂无名边扫地边吹口哨；从排班和发工资的办公室里出来，边扫地边吹口哨；到了矿场的那个石头小广场，边扫地边吹口哨；沿着主要的大路往下，往火车站方向走去，然后又从火车站出发，边扫地边吹口哨；走到营区边上，走过屠宰场、垃圾堆和硝石矿，一直走到了荒原上，只见明晃晃的太阳炙烤着荒原上的石头，他仍然一边扫地，一边吹着谁也听不懂的口哨，边扫地边吹口哨——我们没觉得太吃惊，也没觉得有多了不起，我们只是用手搭着凉棚，不愿失去目光中那团越来越远的尘土，直到他孱弱的身躯完全消失在正午阳光反射而成的蓝色镜面幻象造成的假水波中。　　那天下午，当他回到营区，公司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蓝色信封”。他们没收了他的工资卡、基本工具，不假颜色地要求他交出单身房间。堂无名交还了所有东西，除了铁锹和扫把。警卫们三次把他扔到了十字路口附近的小棚屋，他就三次边扫地边吹口哨地回到营地。最后，管理层一致认为这家伙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也就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从那时候起，对所有人来说，他就永远变成了“扫把狂”，一个在世界上最狭长的荒原上扫地的疯子。　　每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从上午到下午，除了中午吃饭时稍微休息一下，堂无名踏遍了矿场四周的荒原，打扫着每一张纸，每一个罐头，每一包香烟盒，每一双旧鞋，每一把生锈的工具，每一具头骨，以及风从无人照看的墓地里偷偷吹来的每一朵纸花。从他难得开口说话的几次机会中，曾听他提到拾到垃圾最多的地方是在铁路的两边，因为火车每一次靠站的时候，旅客们就会从车窗上扔下各种各样的东西，根本无视潘帕斯荒原这边为他们展示的地球刚形成时的荒原的模样。“这帮野蛮的家伙想把潘帕斯变成垃圾堆。”听说这位老人一边捡着啤酒瓶，蓖麻油瓶，英国矿泉水瓶，火柴盒，煮玉米芯儿，鸡胸脯，火鸡腿，羊排，猪头肉，以及兔子、豚鼠和鸽子一堆堆的骨头，这些都是旅客们在坐火车穿过阿塔卡马沙漠这个炼狱般的不毛之地的长途旅行中吃的东西。这还没算上其他各种令人尴尬的物品，如脏兮兮的内裤，假牙，拖鞋，新生儿的脐带，身上扎着大头针的破布娃娃以及各种污秽得超出大家想象的东西，所有这些，他都面不改色地捡起来扔进布袋里，再把它们埋进沙土里。　　“就像把垃圾藏在地毯下一样。“虱子窝”的主妇们笑着说，看到他中午从潘帕斯荒原回来，就叫他来吃碗炒麦粉，或者请他喝杯水，再吃点炒面粉。　　在中心矿区的各个矿场，有个众人皆知的秘密，那就是堂无名除了把布袋中的垃圾埋到沙土里，他还会把银币、金耳环、结婚戒指、珍珠项链，上好的玳瑁烟嘴儿以及掉在铁路沿线路基碎石堆里的各种各样值钱玩意儿，一视同仁地统统埋进沙土里。“虱子窝”的不少人都曾经跟在他身后，把他刚刚填上的洞偷偷刨开，却从未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找到的只是垃圾或者动物死去的尸骨。　　只有一次，他对捡到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并把它带回了家：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他在铁道边捡到了一只铜铃铛，肯定是从某列运煤的老旧火车的车头上掉下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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