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作者简介

编辑手记：

写法怪异的作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像库切这样每部作品都要变换叙述套路。跟他以前的小说相比，2O03年完成的《伊丽莎白·斯特洛：八堂课》则完全是另一种实验文本，看上去很像一部思辨录，可是人物关系和人物本身的话语层次又极为丰富。这部别出心裁的复调小说早晚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当然那是派给学者们的差事，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倒是不妨跟着库切的人物去体验那种悲凉心境——当主人公与世人周旋之际，你差不多也能发现当下生

活的精神陷陕。

库切这回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名叫伊丽莎白的澳大利亚太，东西不多却很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你和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确实有许多因素给人这种暗示，包括早年的欧洲经历，作为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边缘身份，以及对西方基督教主流文化所持相似的批判态度，等等。但是千万别把她当做库切本人，别说性别不同，年龄也差一截，关键是作者和地塑造的人物总归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比起故事之中的她，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作者的“外在立场”，这使得他对世界的观察比她更透彻，看法上也更有分寸。库切的策略是让伊丽莎白会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是无顾忌地将自己对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这一来抛头露面的伊丽莎白让地玩残了，既然被推到“看”与“被看”的双重境地，那么她既是一个火力点也成了被攻击的标靶，她得为自己寻找立足的思想空间，甚至不得不从记忆的帷幕后边揭开最隐秘的人生经验——比如用性的仪式来抚慰垂死的菲利普老头那些事儿。如此“博爱”之举大大超越了理性的禁忌，会不会成为心中的一个窟窿？连她自己都不禁嘀咕掉进这窟窿里是不是走向堕落的开始。

书籍目录

第一课 现实主义

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

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哲学家与动物

第四课 动物的生命之二：诗人与动物

第五课 非洲的人文学科

第六课 邪恶问题

第七课 爱欲

第八课 在大门口

跋 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致培根爵士函

译后记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他和他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编辑推荐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一的前局面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潜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内容概要

　　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并于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任职于阿德莱德大学。从2000年的获奖者高行健开始，到其后的奈保尔、凯尔泰斯，直到今天的库切，瑞典皇家学院连续4年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或者有第三世界国家背景的移民作家，这既反映了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化的视野，也对应了近年来移民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热潮。主要作品有《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彼得堡的大师》、《童年》、《耻》、《青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等。库切曾获得包括布克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项，并于2003年获膺诺贝尔文学奖。

章节摘录

　　六点钟，天正在变黑。约翰的家位于郊区的沃尔瑟姆镇①，他们在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的妻子诺玛和孩子们出现在门口。诺玛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表达出她的欢迎之情；她伸出手臂，叫道：“伊丽莎白！”说着便跟伊丽莎白拥抱，孩子们也学她，尽管他们的样子显得比较勉强，但显示出了很好的教养。　　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将造访阿波尔顿学院，在三天的访问期间，她将跟约翰一家住在一起。这可不是约翰所盼望的。他老婆跟他母亲不和睦。假如他母亲住宾馆就好了，但他无法让自己向母亲提出这样的建议。　　几乎是在一瞬间，敌意就又来了。诺玛已准备了一顿简便的晚餐。伊丽莎白注意到，餐桌旁只有三个位子。“孩子们不跟我们一起吃吗？”她问道。“是啊，”诺玛答道，“他们在游戏室吃。”“为什么？”　　这问题很无谓，因为她知道答案。孩子们之所以跟大人分开吃，是因为伊丽莎白不喜欢看到饭桌上有肉；而诺玛不愿意改变孩子们的饮食习惯，来迎合伊丽莎白；她跟约翰说，那是“你母亲的脆弱和敏感”。　　“为什么？”伊丽莎白又问了一次。　　诺玛怒冲冲地瞟了约翰一眼。约翰叹了口气。“母亲，”他说，“孩子们正在吃鸡肉，就是因为这个。”　　“哦，”伊丽莎白说，“我明白了。”　　约翰是阿波尔顿学院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的副教授。他母亲受邀来学院，发表一年一度的“盖茨演讲”，并跟文学专业的学生见面。因为科斯特洛是他母亲当姑娘时用的姓，也因为他从未曾找到任何理由到处跟人说，他跟伊丽莎白有关系；所以，当学院邀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时，人们还不知道，在阿波尔顿这个地方，这位澳大利亚小说家还有家属。约翰宁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基于伊丽莎白作为小说家的声望，这位白发苍苍的女士受邀到阿波尔顿来，可以自己选择讲题。经过选择，她答复说，她不讲她自己，也不讲她的小说；因为，毫无疑问，资助方喜欢她讲讲她的癖好，比如她对动物的喜爱。　　约翰·伯纳德之所以从来不张扬自己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关系，是因为他喜欢在这世界上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他并不是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恰恰相反，尽管母亲把他、他的姐姐以及他的继父都写进了书中，为此他有时候还感到过痛苦；但是，他为母亲感到自豪。不过，他不相信自己真想去听她再次讲什么动物权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听完回家，到了床上，他会受到他老婆毁谤性的数落。　　约翰和诺玛都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正是在那时，他俩相识并结婚。诺玛是哲学博士，专门研究心理哲学；跟约翰一起移居到阿波尔顿之后，她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这是她痛苦的成因，也是夫妻俩冲突的原因。　　诺玛和约翰的母亲从未曾相互喜欢过。也许伊丽莎白早就决定，不喜欢约翰娶的任何女人。至于诺玛，她从来是直截了当地跟约翰说，他母亲的书都被估价太高；而且，关于动物、动物意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系等，他母亲的看法都是不成熟、不理智的。目前，诺玛正在给一家哲学杂志写一篇论文，是关于灵长类动物学习语言的试验的。假如在文章中的某一条注解中他母亲受到奚落，约翰不会感到惊讶。　　约翰本人对动物没有任何想法。小时候，他养过一阵子老鼠。除此之外，他对动物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他们的大儿子想要一只小狗。他和诺玛都拒绝了。他们倒是不在乎小狗，但他们预见到，一条狗长大后，就会有大狗的性欲，那就麻烦了。　　约翰相信，他母亲有权利坚持她自己的信念。如果她想把老年用来作宣传，反对虐待动物，那是她的权利。幸好，几天之后，伊丽莎白将踏上旅程.到她的下一个目的地去，而他也将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中去。　　他母亲在沃尔瑟姆的第一个早上，起得有点晚。他去上课，吃中饭时回到家里，开车带母亲在城里到处转了转。演讲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演讲之后，主办方将有正式的宴请，约翰和诺玛都属于被邀之列。　　英语系的爱莱娜·马克思先作了一番介绍。约翰不认识爱莱娜，但知道她写过关于他母亲的文章。他注意到，在爱莱娜的介绍中，她根本不想把他母亲的小说跟演讲的主题结合起来。　　随后，轮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讲话。对约翰而言，她显得又老又累。他坐在前排，挨着他妻子，他力图给母亲加劲。　　“女士们，先生们，”伊丽莎白开始说道，“自从上次我在美国作演讲，已经有两年了。在我上次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伟大的寓言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尤其是他的小说《给科学院的报告》；小说写的是一只受过教育的猿猴，叫红彼得，它站在一帮学者面前，讲述它自己的生平故事--它如何由野兽进化为跟人接近的猿猴。在那次演讲的现场，我感到自己有点像红彼得，所以才那么说。今天，这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强烈了；我希望，你们会越来越明白其中的原因。　　“一般演讲者开始时都会说点轻松的话，目的是要让听众放松。刚才，我把自己比成卡夫卡的猿猴，可以看做是这一类轻松的话；我是想让你们放松，我是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神明，也不是野兽。在卡夫卡的寓言里，那猿猴在人类面前表演，犹如犹太人在‘非犹太人’面前表演。然而，在你们中间，有人读过这小说；甚至这些人都会--事实上，我不是犹太人--善待我，只作表面上的对比；也就是说，把这种对比看做是一种解嘲。　　“我一开始就想说明，那不是我说这番话--我感觉自己像红彼得--的本意。我的本意并不在解嘲。我这是实话实说，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我已是个老人，再也没有时间说那些我不想说的话了。”　　他母亲的演讲并不精彩，甚至作为她自己的故事的读者，她都缺乏兴奋之情。小时候，约翰一直为此而困惑，一个女人为了生计写书，居然那么不善于在床头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　　由于她讲得太平淡，也由于她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讲稿，约翰感到，母亲的话产生不了影响。而他，由于他了解母亲，所以能感觉到她真正的想法。他并不期盼未来，并不想听母亲谈论死亡。另外，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母亲的听众们--总的来说，主要是年轻人--更不想听她谈死亡。　　“在给你们谈论动物这个主题时，”伊丽莎白继续说道，“我要向你们说明，让我们快速地谈谈动物们在生时和死时所面临的种种恐怖情形。在养殖场（我在称它们农场时，总是犹豫不决）里，在屠宰场里，在拖拉船上，在实验室里，在全世界，此时此刻，动物们正在遭受磨难；尽管我没有理由认为，在你们头脑最活跃的中枢神经区域，你们会想到这一点；但是，我宁愿相信，在我面前，你们把揭发那些恐怖事件的能力藏起来了，习以为常，置之不理。我只是要提醒你们，我在这里不打算详谈种种恐怖事件，但它们仍然是此次演讲的中心内容。　　“在1942年和1945年之间，在第三帝国的集中营里，有数百万人被害死：光是在特雷布林卡①，就死了一百五十多万人，也许多达三百万。这些数字使我们的心灵麻木。我们自己只死一回。至于他人的死亡，我们一次也只能理解一个。在抽象意义上，也许我们能数到一百万，但我们无法计算一百万人的死亡。　　“住在特雷布林卡周围乡间的人们--大部分都是波兰人--说，他们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他们说，对于里面的情况，他们能猜个大概，但并不确切知晓；他们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是知道的，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他们并不知道，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没有条件去了解。　　“特雷布林卡周围的人们并不是特例。在第三帝国，到处都有集中营，光是在波兰，就将近有六干个，在德国也有几千个，具体多少，谁也说不清。很少有德国人的住处离开集中营的距离超过几公里的。并不是所有的集中营都是死亡营，死亡营是专门用来杀人的；不过，在所有集中营里，都有恐怖在蔓延；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条件去了解全部的恐怖情形。　　“我们并不能因为那特定的一代德国人发动了一场扩张主义的战争，并战败了，就总是在意识上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在能够重新被人类接纳之前，他们得有些特别的举动，或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象。在我们看来，由于一意孤行，盲目无知，他们失去了人性。在希特勒统治下的那种战争环境里，无知可能是得以不死的法宝；不过，那是一个借口，由于我们具有可敬而严格的道德，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个借口。我们说，在德国，人们跨越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从而使自己超越了普通的杀戮和战争的残忍，进入了一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原罪’的状态。但是，在过去，恰恰相反，我们曾说，标志那一代德国人的，一直是灵魂的疾病。这固然是那些做出种种邪恶举动的第三帝国国民的标志，但也是那些漠视这些举动的人的标志，不管他们漠视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从实际目的来看，它是所有第三帝国国民的标志。只有集中营里的人们是无辜的。　　“‘他们像绵羊一样被屠杀。“他们像动物一样死去。“纳粹屠夫们杀害了他们。’对集中营的责骂声四处回荡，人们把集中营叫做牲畜围栏或屠宰场；我几乎不需要准备什么，就可以把人比成动物。人们控诉说，第三帝国的罪恶是把人当动物对待。　　“我们--甚至在澳大利亚--都属于这样一种文明，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希腊思想中，也扎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之中。我们，我们所有人，可以不相信污染，可以不相信原罪，但我们相信，它们在心理上是相互关联的。毫无疑问，我们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即，心理（或者说灵魂）一旦接触了罪恶的知识，就不会善良。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有些人有罪恶感，但他们可能依然活得健康而快乐。我们之所以常常（或者说过去常常）蔑视整整一代德国人，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污染了。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胃口很好，笑得也开心）；但是，这正常的表面正好表明，他们所受的污染有多么深重。　　“有些人‘不知道’（从那种特殊的意义上说）集中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是完整的人。用我们所选定的比喻来说，他们是野兽，而受害人却不是。他们像对待野兽一样地对待人类同胞--这些同胞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们把自己变成了野兽。　　“今天早上，我坐车在沃尔瑟姆周围转了转。那看上去是一个极为宜人的镇子。我没有看到任何恐怖景象，也没有看到任何药品实验室，没有牧场，也没有屠宰场。不过，我相信，这里有，肯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在我说话时，它们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不了解它们。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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