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禄王》书评

新书大卖！！！

看到这本书的简介和对姚伟大哥的介绍，突然对《尼禄王》很感兴趣，momo~发售后，可别忘了我们。。。。

出版时删去的楔子

《尼禄王》楔子1937年冬，日军在南京屠城后，全城仅有十九人幸存。他们是被留作掩埋堆积成山的尸体之用。此后这些人又被押往日本本土，在北海道充当矿场奴隶。只有一名幸存者逃脱了在矿场劳累至死的命运。　　这位幸存的中年人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获临床产育学博士学位，曾作为优生学专家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在国民政府的器重下，医学博士自创了一套全新的婴儿生产及保育方法，在当时的国际医学界处于领先水平。这套方法很快扭转了国内因连年征战造成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医学博士因此获得英王爱德华七世亲手颁发的皇家爵士勋章，以及国民政府嘉奖的“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屠城结束后，日军从溃逃的国民党政府遗弃文件里，认出了这位世界著名的育婴学专家。这可能是医学博士儒雅不驯的气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然而，在被押往日本途中，医学博士面对茫茫太平洋的海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首创的育婴法使南京在短短三十年内人口净增十一万，这些新增人口如今大多已做了日军的刀下之鬼。自己在科研上的毕生努力，其实际结果不过是令更多的人遭遇了屠杀，这使医学博士陷入了极度不安和沮丧。他作为著名医学家，却找不到一种药水能清洗自己所感受到的耻辱和罪恶。 　　到达东京后，日本民政部对医学博士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医学博士无奈之下只得配合日本政府，充当民政部的人口顾问，以帮助日本填补战争在人口方面造成的可怕空白。根据日本军方制定的亚洲及太平洋战区计划，日军亟需扩充50-80万兵力。民政部因此承受了军部施加的巨大压力，责令医学博士必须在十年内将日本的婴儿存活率由54%提升至95%。 　　几年后，日军在亚洲大陆及太平洋战场开始不断尝到失败的滋味。但这并未动摇整个民族对战争的信心。为了打消国民对兵源不足的忧虑，民政部御用学者撰文声称，正中心染有女人经血的白色旗帜将很快插遍东半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勇武的日本男人则将在旗帜的号召下，把大和民族的优秀种子播撒到各个国家的妇女身上。 　　1945年4月的某天夜晚，医学博士做了一个几万年一样漫长的怪梦。在梦中他时而是上帝的仆人撒旦，时而又是几万年里各个王朝的暴君。这些暴君有些为他所知晓，比如古罗马的尼禄和中国的嬴政，另外一些他则从未听闻。他在梦里投生过不同的时代和国度，获得过几百副相差悬殊的身躯。凌晨惊醒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和相貌，极度的恐惧促使他用颤抖的双手抓住了一面镜子。镜中人的容貌和表情使他大声尖叫之后摔倒在了地上。镜子的碎片随之泼溅开来，被碎片割裂的尖叫声使他的邻居感到毛骨悚然。此后，医学博士陷入了长久的昏迷。 　　第二天清晨，博士的助手走进了他的屋中。他看见医学博士倒在一旁，而地上的每一块镜子碎片里，都有一张魔鬼的面孔在朝他微笑。这位不幸的目击者不久就住进了附近的精神病院。医学博士在日本新娶的妻子发现丈夫一夜之间须发尽白，原本健硕的身躯也已衰朽不堪。这一奇闻很快传遍了日本的大街小巷。 　　日本军方和科学界联合派出了一个多达两百人的科研小组，前来调查这一举国震动的怪事。昏迷中的医学博士很好地配合了这项科研活动。 　　参予科研的生物学家断定，博士自入睡后，呼吸几近停滞，可以直接当成出土文物加以研究。物理学家提取了医学博士的体细胞，并利用核放射仪测出，博士的躯体已经存活了三万余年，这大大超出了埃及金字塔中最古老干尸存放的时间。奇怪的是，医学博士并未死去，尽管他的皮肉早已腐烂，与泥土的密度和成份毫无二致。　　这一发现令军方陷入了兴奋。因为根据军方最权威的星相师推算，日军将在1970年左右占领整个东半球。届时因战争和屠杀而产生的尸体将达数亿。如果用柴草或汽油焚烧，不仅浪费燃料，也会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臭气。若把如此多的尸体尽数埋于地下，又将造成人力与土地的巨大浪费。因此军方亟需一种化学物质，能使大片尸体一夜之间腐化为泥土。发生在医学博士身上的奇迹使军方看到了希望，他们觉得有望从医学博士身上提取到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用作加快尸体腐烂的催化药剂。 　　军方要求立即把医学博士做成实验标本，以便实施军部的化学计划。这一想法得到了天皇及民众的支持，却遭到科学界和人文学者们的激烈反对。反对者把医学博士事件视为人文及医学方面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对这个奇迹的因由获得充分掌握之前把医学博士处死，将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损失。 　　经多方协商后，军方最终做出妥协，同意由科学界和人文学界在博士尚有意识时，首先揭开藏在他身上的谜底。 　　就这样，一息尚存的医学博士被运往位于广岛的心理研究所。他在那里存活了四个月后离开了人世。此前，心理学家利用催眠术诱使他讲述了那个无比漫长的梦境。可惜这个梦还没来得及讲完，医学博士就因身体过度衰竭而死去。他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因为通过医学博士之口讲出的那句话，似乎是神灵在对死者宣谕：“你在增加邪恶方面一直很出色，现在他们的末日已经不远。为避免你在自己的业绩面前过于骄傲，我现在带你离开这里。” 　　医学博士死后的第三天，广岛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但那份记录着医学博士梦境的手稿却意外保存了下来。由于当年的科研小组成员均在灾难中身亡，得到这份文件的部门仅仅把它视为一位精神病人的呓语而未加重视。几年后，一位日本民间学者无意中翻阅了最上面的那卷记录，立即被其中散发出的神秘怪诞气质深深吸引，于是以低廉的价格将它购入了自己的书房。学者发现，在这卷记录中，讲述者以古罗马暴君尼禄的口吻，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此后，学者将手稿与古罗马官方史料做了粗略的对照，发现了诸多与史实不符之处。但他不敢确信这种出入源自史书的错乱，还是那份手稿自身的谬误。几年以后，尼禄的诗人和乐手身份最终帮助学者理解了这一难点。因为按照一种颇为动听的古老说法，音乐和诗歌都来自于时间对记忆的篡改。 　　日本学者还从手稿中惊奇地发现，尼禄及其家族成员的不幸命运，与一本忒拜古卷关联紧密。这本古卷一直作为占卜之书在恺撒家族代代相传。从得到它的那天起，恺撒家族的成员一直将它作为剥开难题的利器和指导行动的罗盘。占卜本来是为了揣测渺茫无定的天意，以避开无常命运带来的恐惧。结果，这种占卜反而让恺撒家族的众多成员蒙上血光之灾。例如，忒拜古卷唆使布鲁图斯等一帮友人刺死了伟大的凯撒。而后，尼禄的舅父卡里古拉因为占卜而变成暴君，最后被近卫军长官刺杀身亡。尼禄的父母也受到那本古书的诅咒，先后死于非命。它还促使元老院将仓皇逃亡的尼禄宣布为罗马公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点在罗马官方及民间学者所修史书中均遭到了遗漏。 　　带着这些疑惑，日本学者前后对手稿进行了长达十七年的研究。为了方便自己的研究，他在手稿中夹贴了大量古代文人的著述片段，以作为此项研究的参考资料。学者死后，手稿被文物拍卖行卖给了一家民间性质的战争灾难纪念馆。又过了十几年，纪念馆的资助者不幸破产，手稿重新流落到文物倒卖市场，先后被数位收藏家和纪念馆购入。纪念馆的少数研究者在原有基础上对手稿内容进行了补充，夹入了最新的历史材料，并为正文和注释部分添加案语，以提升手稿的连贯性和收藏价值。 　　大约五年以前，我的一位在东京大学汉学系担任助教的朋友得到了这卷手稿。此后他将其译成中文，并在信件中详细告知了前述的来历。 　　我的朋友出身显赫，是一位嗜色如命的花花公子，对情人们的叫床声尤为挑剔。这一缺点在他的文字趣味上也得到了体现，那就是他一直保有过分追求华丽词藻的癖好。尚在国内读书时，他常按自己的口味篡改图书馆里的名著，很多图书被他做了大量删改和旁注，以合乎他所谓的文字的韵律。当年他曾因此遭到校方的警告处分。没想到多年之后，他依然没有改掉自己的陋习。我看到的手稿出现了大肆删改的痕迹，那些熟悉的笔迹显示着朋友依旧狂狷的个性。我知道原件内容早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大量的修改和增删字符使人眩晕。对此，我只能苦笑置之。此外，我还从手稿中发现了不少大肆攻击女性的言辞，这些言论尽管荒谬透顶，但作为古代世界男性偏狭的罪证，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笑料。令我不解的是，我的朋友没有将这些荒诞词句删除，而是原封未动地将其保留下来。 　　对手稿的翻阅使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文中索引的大量古代大师们的精神遗产，往往因为被私人作为个人财物收藏或转赠而绝迹。这使现代人想要获得观看古人的完整视角已不再可能。在此意义上，我赞同马克思对私有制及其弊病的批判。表面看来，古人的大多数文字，都在大自然杰出毁坏力的帮助下，永久退出了我们的视线，或者说，古人的糟粕大多已被我们成功遗弃。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成了杰出祖先们的弃儿。根据一种可靠的说法，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人类就走上了无止境堕落和衰败的征途。 　　我的朋友言辞恳切地委托我在国内将那份手稿出版。手稿包括已故日本学者在其中夹贴的史料，以及由收藏家们拟定添加的资料、引语和章节目次。从我看到那份荒诞不经的文字开始，就一直犹豫是否应该将它公之于世。按照手稿的教诲，过分庄严的道德律条会导致人们思维能力退化，而疯癫的激情和行为同样会招致堕落。这也许就是我一直没有将它出版的原因。手稿给我带来的疑惑或将伴随我的有生之年，并且在其他得到它的人那里一直延续下去。

读姚伟《尼禄王》 作者：酉昔

(学军按)这是我女朋友为姚伟的新书《尼禄王》写的书评。我本该也写一篇，可实在不擅此道。好在内子不辱使命，代作此文，可以交差。祝姚伟的书大卖。初读《尼禄王》，我本能地联想到了英国人詹·乔·弗雷泽的《金枝》。《尼禄王》一开始便以强烈的神秘色彩调动起人的探究欲，我想这是与《金枝》的诡异氛围异曲同工的吧。然而我在好奇之余又不免担心起来——我会不会像读《金枝》一样，在忍无可忍的某一时刻，烦躁地把书扔到床底下然后再也不想多瞟一眼？让人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忐忑之下，我终于将《尼禄王》的最后一个字收纳于眼底。诚然，作为一部“严肃的研究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科学著作”、“一部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古老习俗及其有关信仰、观念的科学巨著”、“一部人类学的百科全书”，《金枝》或许的确有其作为学术经典的意义，但它对同我一般的普通读者来说的的确确是不甚可爱，或者确切地说是不具可读性的。而作为小说的《尼禄王》在引用各种史料充实作品方面，完全没有《金枝》的呆板生硬，这是非常可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引用中编造的诸多古代历史人物的著述，如“爱因斯坦情书”，常常让我这种对西方文学知之甚微的人误以为真，其“发明创造”功力可见一斑。从大屠杀后的南京到战后的日本，从尼禄初恋时的忧郁阴沉到他成年后的偏执不羁，从阿格里皮娜的最初的淫乱到后来的变化万端，从罗马妇女的“风月琴”再到尼禄通过性交选拔人才……在想象力方面，姚伟诚可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真是天赐大才。其中很多讲述让我一次次跌入故事的情节中不忍卒读，特别是尼禄与忒拜公主安提戈涅细腻的爱恋令人印象深刻，似乎总透着绵绵不尽的忧伤。这世界的爱情故事总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或是《牡丹亭》里才子佳人的邂逅，或是《傲慢与偏见》里误会重重后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或是《荆棘鸟》里前程与情感的单项选择题，有的甜蜜，有的酸涩，有的难以分辨。然而纵然爱情纷繁复杂，我们却仍不遗余力地去接收阅读的欢愉和悲伤。为什么？——因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即是一种重获新生的过程，我们总在经典作品中呼吸着人物的呼吸，感受着人物的感受。尼禄这样自述十二岁时初恋的感觉：“我唯一的快乐产生于对夜晚的渴望。那个温婉如水的女子会随黑夜一起潜入我的梦里，洗去我身上尘土般堆积的孤独。”“但阳光是残忍的，它让我不得不一次次重回罗马青灰色的天空下，接受它乏味的笼罩。人在清晨必须醒来的事实总让少年的我感到无比沮丧。”“于是我开始在刺眼的白昼想念她。我的脑中总是出现她被湖边桃花照亮的脸庞，以及轻轻拨弄水中花瓣的调皮手指。我想来到自己的梦中，仔细倾听她发出的每一个音符，记下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尼禄的梦境成了他的避难所，这和《孽子》里的公园之于无所依靠的“青春鸟”们是一样的圣地吧。在这些低低的絮语中尼禄的爱意可观可感，我们触手可及，仿佛又是亲身经历了一次无望的爱情。作为虚构作品的小说，作者要写好人物，想必是深入体会过其内心世界的。关于姚伟大学时代的某次情感波折，笔者略有耳闻，不知尼禄在书中百转千回的细密情丝是不是有他那次波折的影子呢？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情思是否能打动读者。《论语》认为，艺术作品在追求“尽美”的同时也应兼求“尽善”。据介绍，《尼禄王》的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式的“套盒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窥见姚伟对于形式的孜孜用心。但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却隐约地感受到这种结构的不利之处——多次的补充没有形成互为观照的效果，反而在叙述上造成重复。但抛开结果而究其用心，这总归是作者在努力地“尽美”。那么，“尽善”呢？我们能感受到书写者努力想要达成“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例如，“动人的嘴唇很容易使缺乏思考能力的人受到蒙蔽。后来的事实证明，罗马没有更加强盛，人民也没有更加幸福，唯一的变化就是少数贵族的金库越胀越大，而罗马平民却越来越穷，他们终生为了能有一个树洞安身而奋斗不息。”“在德性淳朴的时代，商人也为人们互通有无奔波不停，但他们得到的钱财没有超过他的辛劳所应得的限度。但是现在，欺骗成了商人的品格。小商贩通过缺斤少两、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谋利，大商人通常对这些小小的伎俩感到不屑，他们通过夸大原料成本，虚张商品耗去的精力，正大光明地讹诈人民。官员为了分取赃款，常常以增加国库税收为名用强硬的羽翼保护大奸商，同时对小奸商竭力打压，以便将购买者都拉拢到大奸商的店铺。”……姚伟想要表达什么，大家一目了然。但“尽善”的意义仅限于对“以语言为工具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这样一种文学定义的践行吗？诸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登山时的豪情，望月时的想念，离别后的愁绪，等等，凡此种种的名句到底反映了多少社会生活，大概很难用尺子一量之后马上测出数据的。而诸如清末民初的“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文革时期在“三突出原则”指导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如今都已渐渐被人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丧失了当时的活力。经典作品能流传千年，究其根本是它们符合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并适用于各种社会吧。文学不是拍记实片，而是对拍下来的纪实片进行剪辑与再创造。《尼禄王》想要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出彩，作者仍要花相当的气力。——这或许不是作者的才华有限，而是所有从事文学创作者所共同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尼禄王》来说，与其将诸多社会问题大段罗列出来对读者进行“狂轰乱炸”，不如花点心思抽取其中一小块细细研磨，与读者来一次高尚而又深入的“共振”。古人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语言终会因写作者思想情感的精妙而捉襟见肘。也许我们要努力的，正是用这“有尽”的语言去触动读者的心灵，触发读者“无尽”的想象和思考吧。期待姚伟和他的《尼禄王》走得更远。

孙守飞：“日光”之书——评姚伟《尼禄王》

“日光”之书——评姚伟《尼禄王》一 存在与时间自从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当作现代哲学的唯一归旨以来，后来的人们不管有怎样的非议，大都会同意海德格尔是那个深入洞穴并试图从洞穴内部突破而出的人。姚伟虽然对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重建努力和现代虚无主义的揭示并不一定真的看好，但他笔下的尼禄王，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无疑展现出一种罕见的运思达意的深度，以及大无畏的“存在的勇气”，因而，他是足可以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媲美一下的。可以说，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会遭遇存在或者非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非人”的境地。存在论之所以如此必须，就是因为我们大都不晓得自己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存在？姚伟的《尼禄王》一书，出色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的答案，行走在尼禄的心路历程中，并通过一种精心设计的“套盒结构”，让一些和尼禄相关的人穿越时间的阻滞，来到我们的面前。意识到一种答案的逼近，即是一种存在降临之时。当姚伟把目光和思力聚焦在尼禄这样一个可爱的魔鬼身上，他们都不再是一种“伊甸园”中的“存在物”，更不是那种死守着“僵尸的乐观”的人。由于存在突然之间向他们现身，逼着他们去正视存在的问题，因此才有了一种答案意识的产生。不过，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没有答案的，它一直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并在这种没有尽头的提问中努力实现“自明”。看来，尽管海德格尔有点悲观，但他并没有取消自己，彻底把自己抛掷到怀疑的尽头——黑暗里。他还是相信人有自明的可能。这或许是因为，在现世中，总一些人可以在黑暗的洞穴里，把自己燃烧成一束耀眼的火或光，进而让人们感知到“此在”的无明深渊。海德格尔是这样一个人，姚伟和他的尼禄王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姚伟的《尼禄王》，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存在之书。而任何有关存在的书，不可避免地都要被卷入黑暗之神和光明之神间的相互厮杀之中。在这样的战场上，人性一次又一次迷失在存在的“黑森林”中。任何有关理性和良知的学说，如果没有考虑到人性中那种分裂和扩张的“自然状态”，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里的魔鬼，都会成为一种虚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魔鬼，人对自己的存在注定是一无所知的。在《尼禄王》中，姚伟重申了摩尼教二元对立式的教义，并赋予了魔鬼的革命性意义，他的意思无非是想人们更好地贴近存在的原始之幕和暗淡真相，直面平庸划一的“五浊世间”。在他那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黑暗之神，而所谓的光明之神，更像是一种只能在死人坟墓边忽隐忽现的“鬼火”，除了吓唬一下喜欢在白天看似正常和假装成熟的人们之外，别无他用。也就是说，光明之神是一种虚在的“位格”，它基本上不会轻易出来见人的。或许也正是这种缺席，我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种空间上的可能。存在如果失去了空间性，如果仅仅是一种混沌状态，而没有一点清明的转圜余地，那么，没有人可以言说存在到底在哪里？在《尼禄王》中，尼禄的生命之所以从一个梦开始，在一个密封的瓮中结束，就是因为，存在是需要在空间中完成的。梦是一种想象的空间，瓮是一种物质的空间，它们都可以暂时盛放我们的肉身。存在虽然一直想反对肉身的限制，但事实情况却是，肉身总是构成存在的有形牢笼。在梦中，我们可得片刻自由或超越，但在现实中，我们却需要一个安全的形式给肉身提供一点自私的稳定空间。无论怎样，这都是对存在的一种回应。可是，人的存在为什么这么无力呢？归根结底，这都是黑暗之神的绝妙安排。黑暗之神和光明之神不同，它离我们一直很近，或者说，它就在我们中间。而光明之神缺少的正是和我们共在的空间性，它只能向注定一死的人们许诺某种可以不朽的时间性，但这种许诺毋宁说是一种欺骗。就算我们最后有幸看到洞穴外面射过来的光，当我们知道我永远无法走出这方洞穴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恶意的欺骗，而不会认为那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这其实即因为，时间是不能用来许诺的。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分裂或扭曲，它的统一性就在于，我们都是时间赐予的一部分。那些试图穿越时间和永久占有时间的念想，无疑都高估了人的有限能力。意识到存在的遮蔽性，需要一种开放的有光的空间，而要实现存在的开放性或敞明性，却需要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寻求超越时间的可能。在姚伟的笔下，尼禄宁愿在黑暗的尘世洞穴里烧起一场大火，并最后死于火，让肉体和灵魂死也不分开。这是他和尼禄在痛苦中清醒而决绝的选择，他们都知道，每个人的一生如果能够完成整全自己的空间即可，至于时间的不朽，那不过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但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却不这么想。可以说，尼禄和她对于存在的不同态度，是我们如何应对存在和为什么存在的两个向度。为什么存在和如何存在，最后只是一个问题，两种提问皆终将指向如何克服存在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有限面对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时间的问题。在那些欲求永恒的人们那里，他们相信借助时间不绝的穿透力，可以穿越空间对我们的限制。在《尼禄王》中，姚伟服膺于毕达哥拉斯的命运轮回学说，并以此作为展开小说叙述和想象的基台。尼禄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前世是古忒拜国的公主安提戈涅，阿格里皮娜在死后则变换成莎乐美、苏联女间谍玛格丽特的样子继续在世间招摇过市；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死后，他们都深处“六道轮回”的大圆圈中循环不已。因为时间的恒转不息，集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空间才呈现了纹丝不乱的三世因果。时间并不会随着空间消失或发生断裂，消失和断裂的只会是人在尘世间的命运之旅。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一直看不到命运的尽头，在存在的暗夜中找不到北，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左右时间，掌握时间游离动进的路径。时间仿佛源源流水一样，任何坚硬的东西，包括石头和由石头而产生的暴力，都不足以抗拒时间的冲刷，阻挡时间的命运之轮。尼禄和阿格里皮娜都知道时间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存在的微不足道，因此，他们对于时间都有着不同凡人的选择态度。在尼禄那里，他用火和铁，彻底地拒绝了时间的恩惠，不屑和时间同流合污；而在阿格里皮娜那里，她用肉体和灵魂，极力地去迎合时间的应招和宠幸，试图与时间媾和到永远。在存在和时间之间，是不可能找到平衡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每一个极端背后，都盛开着强大的爱欲和虚无之花。也正是出于这种爱欲和虚无，存在才是我们的存在，时间才是我们的时间。二 爱欲与虚无能够抗拒存在和时间的东西，无非就是爱欲和虚无，尤其是对于无法超越和不想超越的人们而言。这也是姚伟的这本《尼禄王》之所以无法得到理解的现实因由。放眼当前国内的各种界别中的人们，他们大都被自己身上的爱欲和虚无裹挟而动，根本不会容许和认同一个人对爱欲和虚无的无情揭露。在姚伟的笔下，爱欲和虚无是一块硬币的两面。而现实中的人们往往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坦白来讲，我们所爱的东西，一般会以真、善、美等等名头概念加诸其上，殊不知，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只有被爱，而没有爱。我们通过先天预定和理性论证出的爱，不过是一种对于不良欲求的合法化或理想化。那么，爱在哪里？姚伟给出的答案是在梦中或者这个尘世之外。在《尼禄王》一书中，尼禄最爱的人是安提戈涅，而安提戈涅不过是他自己的前世，仅仅存在于他的梦中。哪怕她的影子只在雅典学园的政治学习中出现过一次，那也不过是一种被政治驯化的幽灵。至于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她的爱欲则是和魔鬼之间的罪恶交易，以求换来自己的青春永驻。而她在后世和尼采及爱因斯坦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过是一种被爱。爱之所以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因为我们的爱，掺杂了太多非爱的东西；也是因为，我们只喜欢接受被爱，而在这种被爱失去的时候，才晓得如何去爱。但可叹的是，当我们去爱的时候，能证明这种爱的东西，却是一把利比亚的武士所罗门送给安提戈涅的铜剑。而铜剑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虚无。关于爱欲，姚伟这样动情地写道：“爱情本来就是一切美妙幻觉的简称，人所爱恋的对象只是用来装盛那些幻觉的器皿。当你洞悉这一点时，一定是你被自己的激情淹没得无法喘息的时刻。生命本身过于乏味，才使人甘愿跳进亲手挖掘的陷阱充当猎物。这是人的悲哀，也是人的幸运。”（页55）人的悲哀在于明知道我们的爱，最后会成为我们的命运陷阱，还要拼命去爱。人的幸运在于，无论爱的结果怎样，我们的生命至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通过爱欲来练习虚无，满足自己的幻觉之需。如果没有爱欲之舟，虚无这条人生的无边大河，要如何可能渡过？如果没有爱欲之河，虚无这艘华而不实的大船，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幻觉从来需要一种关系，弄混了或者割裂了幻觉的主体和对象的双方，幻觉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姚伟笔下的尼禄，深知这一点。他们都看到了爱欲是一种幻觉，这种清醒使得他们肯定虚无的意义。而他们对虚无的热爱，无疑更为加深了虚无的实在感觉，并从这种虚无中体会到生命的伤痛和脆弱。说到底，爱欲和虚无，并不想把幻觉作为自己的本质，而是想更好地接近那些用血和火诉说出的事实。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或佛教，他们大都承认，人的体内存在着一种火。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残篇中，这种火总是想突破肉体对它的囚禁，把自己的孤独和烦闷释放出来。在基督教的《箴言书》和《启示录》中，火会烧起罪恶和纷争，并成为魔鬼君临天下、毁灭世界的末日象征。在佛教的原始教义中，地水火风是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而众生皆苦，均源于爱欲的贪嗔痴之火。他们追求的目标也不过是灭掉这团火，或者在这团火中得到解脱寂灭。由此可见，爱欲之火历来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它因为其在世界中的共通性而至少具备了一种概念上的事实。在姚伟的《尼禄王》中，火的关键性也是任何其他关键词不可比拟的。无论是谈到女人的月经之血，还是论及尼禄最后的焚身之火；无论是想象保护古忒拜国的火墙，还是提到烧掉罗马城的那场莫名火灾，火在姚伟那里，无疑拥有了一种难以挥去的象征意义。在一个没有日光的暗夜时代中，或许唯有一场大火才可能照亮我们的前路。虽然一场大火极有可能把我们带向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但不可否认地是，这背后始终是一腔赤真火热的爱欲。没有爱欲之火的世界，肯定是一种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如果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难以避免这个世界走向毁灭，或许一场爱欲之火可以切实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无明必须得到行动的拯救，我们也必须清楚人类不断蔓延的无法控制的罪恶。虽然从古到今的哲学、宗教和文化社会，都不太喜欢火的毁灭性，但他们都暗示了火的存在及其必需之用。在《尼禄王》中，尼禄把毁灭罗马的大火归到了基督教的头上，这并没有错。因为爱（被爱），所以恨。没有爱（被爱），也就没有恨。既然爱（被爱）和恨都是一种可以被经验到的事实，事实是不可能在人类社会中消失的。除非当人们的爱（被爱）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当人们的恨使得这个社会的肉身越来越膨胀和扭曲，这样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有一场大火从社会的体内喷发而出的。那个时候，爱欲和虚无的力量会站在一起宣称火的统治地位，并带来基督教预告并亲自导演的末日景象。难道有一种理性可以规避爱欲与虚无？可以说，爱欲是如此妖娆而又令人欲罢不能，虚无是如此令人恐惧而又引人入胜。不过，我们到底能否在爱的火海中，实现对自己的救赎呢？台湾诗人洛夫曾有一句动人的爱情诗歌这样写道：水来，在我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我可以感动，也可以相信他的真诚，但我想追问他的是，两种等待的结果能一模一样吗？在水中等待的爱情难道会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伟大爱情？在我看来，水可以指代时间，火可以标志爱欲。唯有具备一种可以燃烧成为灰烬的勇气，才可以配得爱和被爱，才可能用“伟大”一词形容。同样如是，一本书唯有出于一种强大而深沉的爱欲，并意识到它的虚无反面，才算称得上是一部伟大之书。姚伟的《尼禄王》这部小说，我不敢说是伟大的，但我相信，它足可以经得起时间之流的考验。因为，我分明地感觉到，它所有的爱欲和虚无，已经在熊熊燃烧起来了。而在那些火光中，我看到他和哈姆雷特一起站在时间的舞台上，向人们昭示存在和非存在。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尼禄王》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火炉，它毋宁说是一本可以自燃的“火光之书”。就像该书中所讲的那本古忒拜国王占卜用的古书（《王术》）一样，它们都可以把整个亚历山大图书馆都烧掉，而自己却能完好无损地燃烧。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足够明白，爱欲和虚无到了一定程度会变成上帝或者魔鬼。三 魔鬼的志业，抑或，“上帝”的问题当我们无力去爱人，或者难以去承受虚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求助宗教中的上帝的启示，当然也会诉诸于魔鬼那种邪恶的智慧。在《尼禄王》中，姚伟写到了罗马的诗人不列塔尼库斯，此君在遭遇了爱情的幻觉之后，才想到灵魂的虚无。他因此这样说道：“被撕裂的爱情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些人能从尚未实现的情感中提炼出灵魂的纯度。正如宗教通过提醒人类与神灵的撕裂来加深灵魂的深度。”（页87）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意识到自己情感上的撕裂，人们才可能知道在什么地方安放自己的灵魂。不过问题在于，我们的灵魂并不一定归上帝所管，而很可能处在魔鬼的统领之下。“宗教”一词的原本之意，是想人们重新回归上帝的怀抱，让人和上帝之间重新和好如初，进而成为一体。但这种希望由于人性中的自我分裂和堕落本质，注定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高贵理想。姚伟的《尼禄王》对上帝的所谓的至善至大，并没有一种信服的态度，在他的笔下，耶和华甚至不过是罗马神话诸神中的一位创造地球并管理地球的很小的神。虽然他借助尼禄的耳听到上帝的讲话，但上帝对尼禄所说的却是魔鬼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由于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平庸的恶”，以及人们不知道正视善的稀缺性和脆弱性，更不懂珍惜这个世界那些难以长存的美好之物，所以，才有了魔鬼的君临天下，以恶制恶。在姚伟看来，尼禄尽管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皇帝，但他很有可能是基于了上帝的旨意，而出色地践行了魔鬼的志业。在他那里，灵魂最后是归于魔鬼还是上帝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究竟什么是魔鬼的志业呢？如果我们可以想到，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潜在的尼禄（想成为尼禄而不敢、不得），如果我们把政治看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我们或许就能明白这一点。按照韦伯的看法，凡是投身于政治的人就是和魔鬼签订了一份契约。至于灵魂的救赎问题，是宗教而不是政治要关心的事。尼禄就是这样为了政治而勇于交出灵魂的一个人，无论他的前世今生是否愿意如此。这是他的宿命，是魔鬼加诸在他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他没办法拒绝，因此只能接受，按照魔鬼的意志去行事。不过，尼禄毕竟非一般政客可比，他和魔鬼之间的罪恶交易结果，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实验艺术和真理的场地。在《尼禄王》一书中，我看到，他经过爱欲的种种磨难洗礼，而从一个悲苦的文艺青年，已然转变为一名政治的艺术大师。为了嘲讽那些老迈无用、仅有一张贵族之皮的的元老制度，他把性爱比赛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标准。为了改变他治下的罗马的精神平庸状态，他下令向那些佯装风雅的写诗的人收税。为了让政治的根器能够因为新的刺激而焕发生机、勃起有力，他发动了一场远征波斯的无果战争。为了研制出最好的宗教和人们最值得去信奉的神，他创建了一个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些看似恶搞的行径，或许和艺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和姚伟一样认定，这皆是魔鬼的志业。政治的艺术，说白了，就是可以打破常规和保守之见，而能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陌生感。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在于一种新意的产生。现代的政治虽然主要是一种在世俗中没完没了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但谁敢说，政治不可以变成一个国家的艺术长廊，任大家在里面随意涂鸦并张挂上属于自己的作品？为什么民意可以被随便地强奸，而我们不能随意地做点无伤大雅、利己利人的事？为什么你就可以代天巡狩，以天道或上帝自居，而就不允许我们在下面玩点魔鬼的“躲猫猫”式的游戏？尼禄用自己的传奇一生向我们表明，我们大家皆可能是魔鬼，神马都可以变成浮云的。回到正题。姚伟的《尼禄王》关于政治这种魔鬼的志业，有很多精彩之论。在我看来，这些论述主要涉及到生命、财产和美德三个方面。生命虽然像“蝉鸣”一样虚无和无聊，但谁也没有权力以某种名义来要求人们献出的自己的生命。他于此这样说道：“数百年来，最极端的独断教条是以辨证法的面目出现的，最残忍的屠杀是以民族复兴和图腾神话的名义进行的。”（页240）死亡可以说只是自己的终极之事，无论是出于什么看似高尚和理性的公共目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死都无法亲力安排，而是受到别人的强制和戕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恶劣的情况了。不过在我看来，个体或者民意之死是政治最大的克星。我们的古典早就告诉过我们：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这样来说，任何不懂得尊重生命、让生命之花自然开放的政治，是注定要自食其制造的恐怖恶果的。至于财产，那是任何一个生命可以生存下来的必需，也正是因为对财产的合理分配和占有，一个人才不至于因为贫穷或者富有而坠入“平庸的恶”。姚伟在该书中认为，“正是财产的合理占有和使用方式的始终缺席，引发了占人类多数的赤贫者对高贵事物的彻底颠覆。这种颠覆使历史和大众成为了无头苍蝇。无可挽回地飞入灾难。必须清楚，是贵族而非平民应该对贵族精神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页241）这个时候，他把矛头指向那些所谓的贵族们。正是他们通过政治的无耻手段，而绑架和打劫了穷人的利益，并使得穷人和富人同构在一起，走进一种恶性循环的死胡同。无论是哪种人，他们身上都看不到真正的贵族精神。他们所有的不过是对一种财富数字的迷恋，对一种权力高位的贪婪欲求。因此和这些人谈贵族精神或者说那种勤劳而节制的美德，无异于是对牛弹琴。这些人的恶，虽然也是魔鬼的志业不可逃避的东西，但他们大都坠入了六道轮回中的“饿鬼道”或“畜生道”中自拔无期，根本不足与之言什么关于恶的微言大义。一如姚伟所说，邪恶是此世的根基，也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至善大门。但现实中的人们大都像一群饥不择食的猪一样，谁会想到，那将是送往屠宰场之前的最后的一顿晚餐呢。这已经不是魔鬼的志业了，而是上帝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扔给世人的最后的一个问题。这即是末日论问题。《尼禄王》关于这个问题，给出了几种看似 戏谑的答案。虽然斯大林、蒋中正等人认识到了世界在某年某月某日终有一死，但他们的计算，很有可能是基于对政治生命的担忧，以便自己可以在末日来临之前为其建构出一座辉煌不朽的陵墓。只有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是真正的智者。这个永恒的女人永远在世间引领着男性上升，或者堕落。不知道这是否仍然是上帝的问题。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上帝在夏娃死了那么多年之后，突然想到了她的美好，而在阿格里皮娜那里找到了慰藉，从而认可了她可以拥有不死之身？如果真是这样，上帝和魔鬼之间就不好辨清谁是谁非了。甚至让我们多想的是，就算那魔鬼的志业，它也很有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去做的。此时，黑夜又一次降临大地。我想到圣经旧约的《传道书》中如是说道：“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突然明白，姚伟的《尼禄王》绝不仅仅只是一部“存在之书”和“火光之书”，而毋宁是他用心写给他那个黑夜中的“情人”的一部“日光之书”。守望飞翔于贵州大学，2011年6月21日草。

林国荣：“海滩”之书——评《尼禄王》

“海滩”之书——评《尼禄王》林国荣在神圣的尤里乌斯死后，由十二凯撒的统治所构成的这段罗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了对一个人的惊人言行的记录，这个人就是尼禄。像塔西佗、普林尼这样仍然禀有共和派精神的贵族精英分子，不可避免地将这段时期刻画为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混乱，历史叙述在他们的头脑中真正成为了“贵族政治的永恒墓地”，也可以说是一块藏满了死狗的墓地。一度充斥着反叛和喧嚣的共和精神同坚忍、冷漠的斯多亚精神之间的奇特联合，引导共和派精英将目光远离帝都罗马，转而观察帝国之下的“罗马和平”所带来的肃穆景象以及自然，仿佛人世间真的流淌着稳定而积极的自然规律，仿佛一切的邪恶和违反常态之事都势必瓦解，重新将其力量汇入自然的根基当中；在自然的映衬之下，即便沉静如塔西佗的作品也不免成为一部召唤罪人进行忏悔的先知预言式的愤怒叫喊，在描绘提比略时期的黑暗与痛苦方面，塔西佗同时也是在描绘人类事物当中长存的恐惧与希望、情感与狂暴，无可抗拒的真实性和想象力并重其间，激越和悲悯中倾泻而出的言辞的壮美和力量，恐怕只有古犹太教中的最伟大先知可与之媲美。在某种意义上塔西佗乃是此一时期罗马精神即将实施重大转变的集中代表；他既不同情旧秩序，也不同情新秩序，相反，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罗马精英阶层在希腊文明的残酷洗礼之下，开始整体性地有意识遗忘并放弃往日里以政治才华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将这个民族历经数百年之久积累起来的庞大政治经验视为无足轻重的过眼云烟，并转而提出异常严厉的要求，要求人类从无聊的政治党争中走出来，注视发生在人类灵魂内部的剧烈斗争。此一潮流之转变蕴含着难以尽数的力量，要等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才有人斗胆说出“爱国家胜于爱灵魂”这样的话，真正的逆转则还要再等三个世纪。只有理解到以上所述，才能为理解尼禄搭建一座平台。在将现实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灵魂以及激情的内部斗争方面，尼禄完全称得上是埋葬在死狗之地下面的杰出人物。像当年的西皮奥那样，尼禄再次表明伟人之躯往往并非葬身圣山之丘，而是寻常可见的瓦砾堆下。为了活在这个世上，“只需要小小的一点艺术”，这是尼禄最忠实的自我刻画，也是古典文明在从小城邦的残酷钳制和暴政的自然循环中终于摆脱出来之后，发出的第一声喟叹和达到顶峰的标志。对于罗马宫廷来说，尼禄是个残忍且嗜血之人，对于共和派，他是生死仇敌和叛徒，对于帝国的精英阶层，他情感上的狂热则证明了他是非理性的黑暗之王；罗马平民时而崇拜他，时而欲杀之而后快，他的艺术才华将领袖与群众之间历来的危险、善变而复杂的微妙关系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精微之境。兰克曾慨叹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博尔吉亚“原来罪恶也有艺术的典范”，但就罪恶本身而言，博尔吉亚应当以尼禄为师，尼禄为艺术而艺术，博尔吉亚则并未超出纯粹手段的范围。一种被尼禄奉为神圣的意志贯穿在罪恶当中，使尼禄将罪恶推向了绝对之境，并致使尼禄在临死之时因为“既找不到敌人，也找不到敌人”而感到恐惧；然而，我们应当原谅尼禄，即便耶稣也一度因为承受不起神圣意志的重压而感受到基于“人性”的哀伤、怀疑和动摇。然而，何谓“人性”？人性不过是17世纪宗教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精英阶层以 “理性”之名对人类生活中的常态元素所作的抽离和汇总，这一抽离和汇总正式稳固并扎根在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体系当中，以和平、统一性、秩序和可解释性为基础和诉求。此种模式将理性态度、确定性、安全以及幸福相继归入人类生活的上层领域，将历史中断裂的、绝对的以及虚无的力量和元素归入下层领域，这一领域中生活着无产阶级或者贱民阶层，情感当中的深层之物和一切因丧失统一性而无法解释之物都沦为非理性的过时和原始之物，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史前史”而被驱赶到历史解释范围之外的虚无之地和流放之地。对此，以学术机构的“假定知识”之权威为支撑的史学教授和文学教授们只需说一声“斯人已逝”，便可避免承认“权威即知识”这一所有学术作品的效力和权力保证的绝对虚无的前提。《尼禄王》再现了一个“绝对罪恶”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尼禄的亡灵如同死于人类知识计谋的哈姆雷特的父亲那样，再现人间，他要求复仇，这一要求逐渐展现为统领全部人类生活悲剧情节的至高法则。《尼禄王》将罪恶呈现为高贵和美，罪恶也自有其高贵和美，正如弥尔顿笔下的魔王撒旦那样。他以不死亡灵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经验当中，既勾魂摄魄，又令人不安；永恒的罪恶走出无故遗忘的荫谷，一个不同的世界随着尼禄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世界无疑存在过，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们原以为过去的历史尽管存在表面上的断裂，但也始终存在某种深层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乃是历史解释所必须的。《尼禄王》则借助“绝对罪恶”这一形象而提出了历史当中的绝对断层的可能性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指出：曾经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过，面对这些到事情，我们根本无法像习惯作法那样，可以找到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延续性原则来作为外在世界和外在事件的支撑。《尼禄王》强迫我们游荡在尼禄不死亡灵的周围，贪婪地撷取并吮吸着亡灵那流逝已久的言辞，然而，在那些完全无理性可言的残余当中，我们究竟要审视什么？《尼禄王》创造了一个流放的荒芜世界，罪恶作为美的最高原则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温和的文明无关，与雅致的伦理也无关，不管这种伦理是亚里士多德的，还是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我们既无法了解，也不愿走进的世界。我们就像苏维托尼乌斯那样，不断重复着尼禄简洁、刻骨而又不失华美的片片言辞和罪恶行动，不断为其中的魔力所吸引，制造出种种欲意置身其中的梦境；不过，一旦合上书本，我们终将发现那势必是一个渐行渐远的世界，在亡灵停下的地方，也正是历史解释开始划定边界并确立“假定知识”之权威地位的地方。几乎不再会有人会像米什莱那样，认为“复活”过去的正当方法是借助心灵深处的热望和情感，让亡灵复活并开口和行动，相反，对于依靠体制的权威来确立“假定知识”之虚无权威的史学和文学教授们来说，“复活”过去并非可能之举，更非明智之举，这会威胁并扰乱理性的秩序。毫无疑问，《尼禄王》所展示的激情和热力的世界不会为今天学术体制赖以为生的“社会理性”和权力体制所容；一种传自18世纪启蒙时代的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传自19世纪的个人主义的进步伦理观，在今天融合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残酷的神圣意志贯穿其中，“事实”的范围已经划定，无可更改，是否符合“事实”当然就取决于是否符合此种神圣意志所划定的“社会规则”。我们发现，即便直到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时代，激情的力量依然能够得到承认，并附有组织社会生活之责，而康德则决定性地将人类生活的根基转换为一种知性的自主和绝对的自律。相反，《尼禄王》的要义则并不在于人类的罪恶，罪恶毕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事实，而且在罪恶这方面，尼禄的所作所为当然要较之麦克白或者哈姆雷特差得很远，假如尼禄知道宇宙中还存在但丁所描绘的地狱，他也大可不必为自己一生的罪恶而遭受噩梦之苦；《尼禄王》的真正要义在于再现一个理性取决于冲动、自由取决于激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其完整无缺的真实性呈现在世人眼前。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凭借辉煌的文学形式彻底揭去政治的神秘面纱，决定性地否决了黑格尔关于政治可以融合社会整体的观念，并将日常政治的卑鄙面目公诸于世那样，《尼禄王》也同样击碎了“社会理性”及其经济学规则可以依据统一性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并掩饰斗争的幻像。正如席勒所说：“在诗里获得永生的人，势必在生命里沉沦。”正是亡灵激发了诗才的迸发，“假定知识”的死亡则决定了亡灵的复活，这正是《尼禄王》得以成立的依据。《尼禄王》正是以这种只有《圣经》中才会出现的火与力取代了作为现代学术机器之绝对基础的“知识的虚无”。尼禄也正是凭借天赋中类似的火与力的激情力量，在执政伊始就展开了同以元老院为力量中枢的罗马贵族阶层的殊死搏斗。奥古斯都大帝曾以怎样的恳求和真挚的情感力求得到元老的合作，尼禄则第一个毫不妥协地将元老视为不共戴天之敌，毫不掩饰愤怒和嘲讽地通过一项法律拟制将一匹马任命为元老。在这方面，尼禄无疑具备后世蒙森这样的人杰才会具备的特出的政治眼光，正如同蒙森肆意讥笑虚伪、自私且无能的西塞罗和庞培那样，尼禄也将共和的历史视为一部注定以残酷的寡头制而曲终人散的人间闹剧，其根本教训则在于证明共和式的元老院只有铸就残忍而自私的圣经，而无力统治人民。正如同蒙森所论：“自然规律是，最微小的有机体远胜过最精巧的机械，按照同一规律，任何给予大多数人以自决余地的不完善的宪法，也无限地胜过最合于上流社会之人道但却最奇异的独断；因为一个是活的，而另一个是死的。”尼禄的政治天赋使他一开始就看清并无法容忍由帝国元首制同残酷而自私的元老院制度的机械融合而造成的这架罗马怪物装置。无论就帝国的政治形势而论，还是就尼禄自身的性格而论，“以血止血”都是惟一的抉择。古典的城邦文明在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炽热白昼的煎熬之后，终于在尼禄时代迎来了帝国文明和帝国和平的凉爽黄昏，但帝国元首和元老院之间致命的政治均势致命地威胁着这个宁静的黄昏，不管尼禄极度敏感的艺术气质如何懂得契合并欣赏这样的宁静，他天赋中的火与力都促使他向那个均势发起挑战，并开启通往戴克里先君主制的道路。很难琢磨这个谜一般的人物的内心所想，但蒙塔朗贝尔的一番话未必不适合拿来刻画尼禄此刻的政治思考，他身上毕竟涌动着凯撒的鲜血：“我对于毁坏了的机构倒没有什么惋惜，但是我深深地痛惜那曾经使它们生气勃勃的神圣精神的丧失。过去人人都懂得他应该信仰什么，他能够知道什么，他应该看待所有那些有关生活和命运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今天苦恼的根源。当时有一种非常健全的道德，是以抵消社会肌体的弊病。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要求离开它现在所陷入的凄凉的荒野，它将请求再听听它婴儿时代的歌声，再把它饥渴的嘴唇凑到母亲的胸怀。”这似乎是对维吉尔诗歌的隐秘回应，一个新人的诞生将把罗马抛入涅槃和新生的宇宙梦幻当中，帝国和平之黄昏的到来激起了很多人的强烈想象，尼禄自然也包括其中，帝国的到来使人们在长期的心灵动荡之后一下子跌入寂静的忧郁当中，与之伴随的则是在各方面都展现出来的无穷希望感。斗争与梦想的硬性混合、幻灭与希望的直接交替、现实与热望的进进退退，终于在无可比拟的尼禄身上找到了集中的反映和解释。在帝都罗马，公众生活如同赌博，可以任意把玩，但赌注却是要增加百倍；任何稍微大一点的行动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人们相应地推崇自由而不可能构筑防范措施，因为任何的防范都既无可能，又会招致筹码的大幅度缩水。这一切都要求可怕的决断。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也确实再难找到一个可与尼禄时代等量齐观的时代，如此有利并有助于培育并展示人类生活当中的狂热和危险、以及与之相伴的无穷的潜在力量。也许苏格拉底可视为雅典人的光荣，但雅典人却不能容忍与他共处；尼禄却通过激情以及对罪恶的纯粹艺术化的展示，彻底搅动了罗马社会以财富和权力为基础而构筑的平静而凝固的社会分层，他想必没有接受希腊文明在没落阶段关于灵魂不死和个人的特殊报应之说，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对罗马人祖先的特别忠诚，他也因此为自身能量的释放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对罪恶的公开的艺术化展示。也许一位完美无缺的圣哲，如苏格拉底或者塞涅卡那样，当然会教导人们不必为了得到回报而行善，并积极寻求退隐，但问题的核心却关系都世界、生活及其命运。激发众人激情之物是必须的，其要义远在哲学之上，正是因此，才会需要摩西的雷鸣与燃烧的荆棘、约伯的旋风和愤怒、希腊哲人的神谕，即便苏格拉底或帕斯卡也需要作为幻象的守护神。正是因此，尼禄十足地厌恶那种柏拉图式的或者塞涅卡式的说教，就人类道德的更改而言，实践和行动才是一切，即便罪恶，也只有它在世界上实现时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在《尼禄王》的故事中，堕落者、罪犯、娼妓一贯地被赋予较之一贯正直者更多的爱的特权，罪恶的艺术是双方进行爱欲沟通的桥梁；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首先理解到，在围绕着尼禄的罗马宫廷，豢养着难以尽数的靠政治为生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罗马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身无热情，并且惟恐别人有所热望，因为既定的一切正是他们的获利之所；这个伊壁鸠鲁、斯多亚式的精英阶层所希望的只是平静；他们功利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行为以及冷漠的怀疑论生活态度无疑触怒了满腔热火的尼禄。他要以昭彰的罪恶艺术揭示出罗马社会的虚无和罪恶。我们就此必须问一问，假如尼禄是一个奥古斯都式的人物，以严谨的治国态度而自奉为妥协的治国者，在他根本无法控制的时事潮流沉浮一生，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得到什么？将会失去什么？尼禄作为“绝对罪恶”的艺术化身，至少向罗马公民宣布了帝国并非一切。较之罪恶的尼禄，高尚的马克.奥勒留并未对这个世界发会持续的影响，一本可爱的修身之书、一个不懂罪恶艺术但强施罪恶的儿子和一个破败的国家就是这个圣者留给这个世界的可怜遗物，即便这些物品，也完全出乎他的平静思考之外；在黄金般的安东尼王朝，人们逐渐开始懂得在一些高尚的哲人头顶加上原本不存在的宗教光环，他们赋予普罗提诺之辈的沉思以禁欲和圣徒的德性，并以此来确立他们的某种超自然能力，这是必然的，但较之尼禄以自身的鲜血而加以献祭的公开的罪恶艺术，则显示出百倍的低贱和胆怯。在此意义上，可将《尼禄王》理解为针对偏下而暴烈的古典文明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是平民和卑贱者所见证和理解之美的第一次兴起；这个突破口一旦决定性地在尼禄罪恶鲜血所揭示的古代贵族社会的躯体上打开，那么这个冷酷社会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作为结束，提及《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也许正是题中之义。当鲁滨逊依照笛卡尔式的或者清教徒式的理性工作程序，为凌乱的岛屿赋予某种“经济秩序”的时候，他为这种工作的福音而感到自信和自豪：“这是我的工作，我在执行，在创造。”然而，他也恰在此时发现了“海滩上清晰的赤脚足迹”；这显然来自全然陌生之物，鲁滨逊也因此而被抛入恐惧和噩梦之中，并开始准备“斗争”；鲁滨逊也由此承认在秩序井然的孤岛之外，存在一个茫无边际的、绝对陌生的世界；发现脚印的“海滩”正是两者的分界所在。史学教授和文学教授们势必会认为那些陌生之物既然已经走过，便不会再回来了，这便是现代学术及其权威体制成立的虚无前提，《尼禄王》则是一本“海滩”之书，它放在那片海滩之上，等待并迎接陌生人的到来。

老邱邱华栋评小说前沿文库

汉语实验小说依然在前进——小说前沿文库的印象邱华栋好长的时间里，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已经没有小说的先锋派了，那些老先锋，比如余华，早就依靠后来的白描赚大钱去了。实际上，这些年，小说的实验精神一直在那里，比如我曾经看到过的康赫的长篇小说《斯巴达》，以及薛忆沩的一些小说等等，依旧在文本结构、想象力空间和汉语的精微性上做出探索，不过因为小众的原因，被忽视得厉害。新世界出版社去年底出版了一套“小说前沿文库”，一共十册，其中有些我看过电子文本，比如在花城当编辑的姚伟写的长篇小说《尼禄王》，差点发在我就职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这部小说让我看到了更为年轻的一代小说家的锐气，想象力和对汉语的把握。也是新历史小说的一种写法，才华逼尤瑟纳尔，他们对现代历史小说的理解和写作，都是令人钦佩的。在“小说前沿文库”中，还有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这是一册表面上看完全是一本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志书，但实际上是作者虚构的关于“中国”的地方志想象，是完全的一部虚构的小说。30多万字的篇幅，其表面扎实的学术性掩藏了内在的小说想象的阔大和锋芒，让人惊喜。梦亦非的长篇《碧城书》，讲述的是贵州一个鬼师家族的几十年的经历，将人和城镇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给我们讲述了边疆和僻壤之地，人和大地与天的关系。还有我们杂志接连发表了几个短篇的作家向祚铁的短篇小说集《武皇的汗血宝马》，十三个短篇，从很多个方面，比如现实的，历史的，展开了书写和想象，显示了作家本人锐利的处理材料和现实的能力。其他诸如候磊的长篇小说《还阳》，将北京的都城历史和对现实的比喻，以一个太监的生活纠结在一起，给我们描画了一个不存在的城市：北京。还有贾平凹隆重推荐的小说《村庄疾病史》，写的是当代中国人，当代“新农村人”的各种慢性疾病——这个民族在表面的高歌猛进中，正在被慢性病缠绕，陷入衰亡的陷阱中。有些小说也显然在我的阅读经验之外，像杨典的《鬼斧集》、人与的《智慧国》，都是跨越文体的很难说是小说、思想随笔还是什么模仿宗教文本的文本，但显示了人所能的，就是他所是的那种无畏的前行。《现代派文学辞典》，也是一部怪异的辞典。作者选取的词汇，和我们通常理解文学的词汇不一样，但是给我们打开了无数窗户，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文学的堂奥。这套书一直没有怎么宣传，因此，很多人不大知道。我听说这套书今年要出第二集十册，很高兴，因为，汉语小说的实验精神依然存在，存在在年轻作家那里，存在于陌生人那里，存在于中国的大地的缝隙里，有些作家顽强地掘进，将汉语小说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其边界都展现出来，并不断地预言着未来。2011-7-5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1468b0100uq29.html

梦亦非兄的评论

当小说被哲学撑破梦亦非/文R.G.柯林伍德（Collingwood）认为历史学家首先是讲故事的人，他提议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之中，在让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要借用“建构的想象力”。而小说呢，我认为与历史相反，在某种实践的向度上，应该是在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不可信”的故事的能力。因为小说不是历史著作，它在穿着历史这件袍子的时候，有责任摆脱因这身袍子带来的“致幻性”，显露出小说的骨骼、虚构的意图。姚伟的小说《尼禄王》正是这种“重构历史”的小说，在他理解的古罗马尼禄的生平之中，种种“荒诞不经”明晰地拆解了叙述文本的“致幻性”，虽然穿着“历史”的华丽袍子，但却毫无疑问地用“荒诞”与“神话”标明这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个人理解历史与叙述技艺实验上的小说。在“历史”这件支离破碎的袍子之下，“小说”的外壳也被撑破，撑破“小说”这件外套与“历史”这件袍子的，是姚伟的“伪哲学”与“语言”。历史只是一个写作寄身的场域，小说只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形式，我更愿意将《尼禄王》看作是姚伟个人的哲学思想的集散地。在小说中，姚伟引述了整部希腊与罗马的哲学思想史，从苏格拉底到西塞罗、从摩尼教到犬儒主义……但小说如果只是引述，那变成了哲学史，姚伟避免了这一点，小说中的哲学出现了变形，不是原型上的那些哲学思想，而是作者用哈哈镜或流水变型过的思想，通识西方哲学史的人将会看到，其中贯穿了希腊罗马哲学，但那些哲学思想却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从整部小说的篇幅来看，思想性的论述占了大部分篇幅，在中国小说传统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异端”，它几乎让小说“不可卒读”，或者说它拒绝了寻找故事的读者，寻找的是少量的对思想史有兴趣的、对幻想有兴趣的、对神异传说有兴趣的读者，那些读者本质上也是“另一个作者”。传统中国小说使用的是本土的思维方式与本土言说方式，语言不会对阅读形成障碍，读者是“滑行”着阅读，因为那种“语感”带来快意。但《尼禄王》则不是这样，它的思维是典型的西式思维，它的言说方式是“翻译语体”的典雅言说方式，这种“异生化”迥异于中国小说。诸如这样的言说方式：“起初我并不觉得此事有何特别之处。直到我们从波斯撤军再次途经忒拜时，才发觉了此事的不可思议。当时，忒拜正在流传安提戈涅与以利亚武士所罗门之间虚无缥缈的爱情故事。据说安提戈涅公主怀着对所罗门的爱隐居到了深山之中。罗马大军驻扎于忒拜城外的当晚，随身携带的一本书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典型的西方断裂、阐释性地叙述的思维，不是中国人的线型叙述的方式。整部作品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正是一部精妙的译著的风格：它不同于汉语。苏珊•桑格塔说：“把一本外国书要土化，等于是使外国书最有价值的东西丧失殆尽：该语言的精髓，造就该文本的神韵。因此，如果一个从法语或者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本读起来就像用德语原文写的，则德语读者被剥削了解异质性的权利，而异质性恰恰来自某些读起来象外国的东西。”她赞同在翻译中保留原语种的风格与特点，而姚伟则暗合了这种想法。用西方语言的方式来组合汉语，让熟视无睹的汉语表现出“异质性”，一种“向外的翻译”。通篇的哲学论述、历史事件重构、恶搞，加上翻译语体，让“小说”这件外套被撑破，传奇、哲思、玄想、历史以陌生化的语言方式在恣肆横流，小说因此被解体，思、言、诗因此而爆发出搅在一起狂欢的高潮。

《上海文化》2011年第1期

《上海文化》2011年第1期（已出版） 边际访谈 李 山 吴亮 世界太神秘了，只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张恩利 吴亮 困难重重，但你必须得做下去 昨日评论 单世联 韦伯与大国崛起 未定稿 陆兴华 他的写是一种读——临摹德里达 薛忆沩 与马可•波罗同行——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续二） 李庆西 犯傻、装傻与博傻——理论之后的日常叙事 文本与方法 刘志荣 莫言小说想象力的特征与行踪 黄江苏 寻找故事与培训读者——王安忆残雪创作比较 彭 钢 相距十年的噩梦——读薛忆沩的两篇“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 林国荣 海滩之书——读姚伟小说《尼禄王》 王 炜 漫游，以及作为变数的地方性——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 视野 汉娜•阿伦特 君特•施特恩 王立秋译 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 阅读札记 陈 彦 分成两半的子爵——关于克莱斯特的观念世界 吴雅凌 天真的禁忌

《尼禄王》勘误

《尼禄王》勘误（多数为羽戈贡献）第4页第二行，“黄昏十分”当为“黄昏时分”。第29页一处逻辑错误，倒数第6行，“他和巫师就是在那次葬礼上认识的”应为“他和巫师就是在阿格里皮娜葬礼后的一次祭拜中认识的”。第40页第18行，“密实”当为“密室”。第83页第6行，“谬斯女神”当为“缪斯女神”。第146页第一行，《女王的身体》后面的书名号错误。第147页倒数第二行，“色诺分”当为“色诺芬”。第165页倒数第一行，“安提格涅”当为“安提戈涅”。第194页倒数第一行，“鳃梆”当为“腮帮”。第217页“忒拜石碑”一节里，“正义女神”应改为“正义女神雅典娜”。或者将“雅典娜”改为“忒弥斯”更为妥当。雅典娜主要司掌战争正义，而忒弥斯是主持正义和秩序的女神，更侧重公正与安宁祥和，结合文意，改为忒弥斯似乎更合适。

王威廉兄的牛文：湍急流动的想象——读姚伟小说《尼禄王》

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出版以来，历史文本的虚构问题已经成为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反思之一，这种“虚构”其实并非就是“伪造”，而是指历史的叙述同样受制于语言学和叙述学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恰恰是文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历史学与文学在深层结构上其实并无二致。这样的思路让敏锐的作家们闻风而动，逆向而行，既然历史学是一种“虚构”，那么文学何不参与进来继续这种虚构的游戏呢？这下就热闹了，十九世纪那种现实主义的束缚——比如地理、事件、背景的真实性，都可以被逾越了。真实与虚构常常结伴而行，不分彼此，完全成了大观园里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像是前几年炒得很热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就是一本令人叹为观止的虚构大书，里面记述了一个名为“哈扎尔”的民族，整部小说俨然一部伪装得非常精妙的史料大全，读来不禁爱不释手。不过，这种后现代的历史文本实验在国内还不多见，直到读到青年作家姚伟的长篇小说《尼禄王》，才深感惊异，一个中国作家重新虚构了西方的上古史，这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小说《尼禄王》的主线，或者说正文部分是以罗马皇帝尼禄的口述为主，从他梦中诡异的初恋一直说到他决绝的死亡方式，他的内心柔弱而多情，他的存在虚无而空洞。他一生既荒诞不经，又充满了对高尚和哲理的探求。作为暴君，他是一个和隋炀帝一样的天才型暴君，用帝国的权力实现欲望的最高艺术形式。他的口吻典雅而抒情，充满着梦幻与遐想的意味。小说除正文以外，还有大量的附注，这部分是一个个的小故事，也是作者大规模虚构历史文本的战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尼采到海德格尔，这些大师也首次有了“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的摘录中，呈现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奇闻异事。这些附注作为正文的背景材料，以故事的形式有力撑起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时代氛围。在阅读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彻底“纵容”着自己的想象力，让古典世界保持在一种神话、传说与历史混杂并生的状态中。不过在这里，历史仅仅是一些我们熟识的历史人物的名字，附着在这些名字身上的事件与文本都是作者的虚构，这近似于后现代主义者推崇的戏拟（parody）手法。在小说中，比如柏拉图的长诗《海伦的远航》，赫拉克利特的残篇《火与太一》，毕达哥拉斯的《数与命运》等等，读来令人不免想到，作者的写作已经不是想抵达历史，而是想创造历史。换句话说，这部小说当然是和古希腊罗马史有关的，但实际上也是无关的，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想象的、虚拟的和抽象的历史空间，藉由这个空间，文学的想象力得以找到某种形式。此外，小说中有大量的对政治与文艺的思考，在当今文学越来越疏远思想的情势下，这种思考戴着西方上古史的面具出场倒是相得益彰，没有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与误解。不过，我觉得对于小说中的那些具体思想来说，是没有必要在这里评述与反思一番的，我更倾向于把这种思想的表达当成小说的一种艺术张力，就像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发现的复调结构，在《尼禄王》里，正文与附注、经典与伪书、严肃与戏谑也达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不过这部小说也颠覆着“小说”的概念，它的情节与人物都是比较难复述的，即便就故事而言，让人眼花缭乱的是故事中那些不断增生的小故事。有些小故事荒诞不经，令人忍俊不禁，有着拉伯雷式的狂野。比如罗马女人为了掩盖偷情时的欢叫，而在嘴上佩带特制的竖琴，从而把情欲的欢叫变成了美妙的乐曲；还有，尼禄为了选拔优秀的官员，用集体做爱的方式作为考试，来检验男人的耐力、坚韧与克制。这样的夸张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小故事，比如我钟爱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篇或许是写图书馆的，字里行间不免有着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式的口吻与风格，结尾也是博尔赫斯式的暴力：“于是他们变得坚定起来，第二天就在元老院围住恺撒，乱刀刺死了他。”这些故事很耐咀嚼，回味无穷。我有时也会想，这就是一本用故事做砖头建造起来的故事之书，跟众多出彩的故事相比，尼禄自己那原本夸张的自述竟然显得毫不突兀、司空见惯了，作为天才暴君的尼禄一定会痛恨自己的时代为什么不贫乏一些呢？他一定会想，要是像今天就好了。2010-10-2

梗概、关键词和后记

《尼禄王》梗概 　　 　　这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全书展示了古罗马暴君尼禄的心灵历程，以占卜为主线，揭示了尼禄家族惨遭诅咒的谜团。一部无人识别的忒拜古卷被用于占卜，所有参与占卜的人都惨遭诅咒而死于非命，从而引起诸多亦悲亦喜的荒诞故事；尼禄的母亲，一个因惧怕衰老而变得暴虐的女人，最后阴差阳错地寻找到永葆青春的秘方。作为一个女人，她对艺术和智慧的热爱，对奥古斯丁、达芬奇、康德、尼采、爱因斯坦等众多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追随，不过是为了讨好自己的情人摩尼教魔王，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尼禄在梦中的初恋为他的一生布下了阴郁的基调，但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皇帝，他在乖戾之外也有令人敬佩之处，比如他对残暴贪婪的贵族阶层的抵制，对文艺的提倡和关心，对高贵事物的倡导，等等。 　　 　　作者把激情奉献给了缔造一个个想象中的城市、民族和人物，从而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古代世界。那里拥有今天世界的所有矛盾和错乱，但也拥有今日世界所稀缺的智慧和高贵，或者说对智慧和高贵的不懈追寻。这也许就是作者最终能够完成本书的动力之所在。 　　 　　 　　《尼禄王》关键词 　　 　　关键词一：占卜 　　 　　占卜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一部文字失传的忒拜古卷被恺撒家族收藏，恺撒的后人利用书上的诸多插画占卜，结果却屡遭诅咒，纷纷死于非命。尾声部分才揭示了其原因，古卷本是忒拜国王在正义女神授意下书写的治国之书，却被误用于占筮。那些受诅咒者的死亡既是对这种误用的惩罚，也缘于一系列阴差阳错。 　　此外，文中关于占卜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埃及女巫克娄巴特拉利用几根晒干的男人阳器占卜，得到天后在奥林波斯山一片树林上方给神子喂奶的消息，于是带领弟子用铜盆接到了天后漏下的奶水。这种奶水是造世神的汗水，具有起死回生以及毁灭生命的功效，女巫曾用它滴在被奸污致死的女尸眼里，从而破解了一起摩尼教悬疑命案。 　　 　　关键词二：套盒结构 　　 　　　　中国式套盒结构，亦即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讲述方式，是东方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提供的典范结构。《尼禄王》的结构是这种套盒结构的变体。小说各章主体部分是暴君尼禄的讲述，每章末尾配有三到四个故事，作为正文人物或事件的补充，同时，这些注释部分又可独立成篇。而且每章最后一个注解都能与下一章正文很好地衔接，从而避免了结构的紊乱和叙事的脱节。这种结构方法为本书作者首创。 　　 　　关键词三：神秘主义 　　 　　小说对神秘主义的思考，建立在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小说关注的神秘主义，其核心是灵魂、死亡和末日问题，以及恶的存在与神灵的关系问题。与西方的神秘主义相呼应，小说在尾声部分也涉及到以周易为核心的东方神秘主义传统。 　　 　　例如，在死亡问题上，主人公尼禄在第六章面临自杀时作了很多思考。尼禄在死前觉得，死亡的恐怖不是来自虚无，而是来自死后超生为弱者和受难者的可能性。他感到对灵魂的归宿毫无把握，于是请来巫师将他封在一口大瓮里，把他的灵魂用大火烧炼化为无形。这有点悲观主义的色调，不过这种恐惧对很多人来说又是异常真实的。 　　在末日论问题上，作者虚构了一整套摩尼教教义，该教义主张世界是黑面神与白面神争风吃醋结出的恶果。小说还用半认真半戏谑的口吻，虚构了四种新的末日日期计算方法。主要集中在本书女主人公艳后阿格里皮娜写给罗马教宗的信件里： 　　 　　“的确，末日问题曾吸引过包括贵教先知在内的许多聪明人。17世纪末，圣经学家、神秘主义者西塔•施特劳斯利用自创的概率计算方法，将《圣经•旧约》中记载每一次灾难的经文分别挑选出来，把该段经文中所有希伯莱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序号数相乘，再除以所有序号数之和，所得数值与灾难发生的年份相乘，得到一个商数。施特劳斯宣称，每次灾难所得的商数数值非常接近。他将这些商数相加取其平均值，得到了著名的“施特劳斯灾难常数”。此后，他将希伯莱文古抄本的《圣经•启示录》中所有字母取出加以运算，计算出末日为1989年。 　　1719年，牛顿运用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的末日时间为2060年。牛顿的依据是“万有引力损耗定律”，就是相互有引力作用的物体对对方的损耗速度与引力大小成加速度正比，也就是物体间的相互损耗会像自由落体一样越来越快。损耗的最终结果，就是牛顿断言的“宇宙诸星球失去现有平衡而陷于崩溃”。届时宇宙会首先变为一片火海，这与《圣经•启示录》对末日景象的记载完全一致。 　　20世纪初，斯大林凭借哲学史上的最高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推算出末日时间为2080年。而蒋介石则依据他最擅长的《推背图》，预测末日时间当在2213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关键词四：炼金术与占星术 　　 　　在小说的第一章，占星士分析尼禄星座命盘得出的结论，使尼禄之父大感愤怒，加上儿子出生时没有啼哭，他准备将儿子按残疾儿处死。实际上，古代世界的很多重大决策常常受占星士影响。 　　小说中还虚构了一种新的炼金方法及其奇妙运用： 　　 　　“公元401年，基督教作家奥古斯丁宣称处女经血是炼金必不可少的第五元素，它不仅能促使金丹成功，更重要的是，它能让长生者保持永恒的快乐。他曾说过，一旦离开女人的怀抱，他就感觉不到任何欢乐。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写道，单一体不会朽坏，而混合物则极易变质。充斥遥远宇宙空间的以太是单一体的最高代表，而尘世之物，无不是水、土、火、气四元素按不同比例组成的混合体，包括黄金在内。这一论述长期指导着炼金术士，使他们认为，只要撞对了四种元素的恰当配比，就能得到大量黄金。然而令他们困惑的是，黄金是公认的不易朽坏金属，这与亚里士多德混合物极易朽坏的论断相冲突。这个难题曾经困扰了炼金界一千多年，使炼金事业遭遇难以克服的障碍。直到奥古斯丁宣布处女经血为第五元素，人们才将注意力从亚氏设定的难题转移开来。 　　奥古斯丁手下的炼金士们在修道院地下室秘密实践着导师的教诲，他们折腾了数十年后，发现处女经血对炼金毫无帮助。这迫使奥古斯丁在晚年修正了他的理论：只有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血液才是世间的第五元素，它曾经孕育圣子，因而必然具备神力。圣母是在马槽诞下救世主，只要找到沾染圣血的布匹或喂马草，加以烹煮蒸馏，就能得到炼金所需的第五元素。 　　两百多年后，奥古斯丁的追随者们完善了他的理论：将玛利亚的圣血放入耶稣最后的晚宴上使用的圣杯，再用击刺过耶稣肉身的兵器‘命运之矛’加以搅拌，就能将圣灵注入铜铁等贱金属，进而使其转变为黄金……” 　　 　　“……7世纪初，布鲁图斯曾利用炼金术帮助过法兰克国王达格贝尔一世。当时达格贝尔一世正饱受爱神折磨，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修女，却始终无法打动对方。因为国王相貌丑陋，又缺少过人的才艺，无力诱使修女放弃信仰投入他的怀抱。投机的炼金术士告诉国王，那些最受女人欢迎的男人，他们体内都蕴藏有某种特殊物质，能够唤起女人的春心。被爱情折磨而六神无主的国王答应试试他的建议。 　　 　　于是在炼金士的安排下，组建了一支由100名贵妇和宫女组成的选美队伍，布鲁图斯带领她们到世界各地挑选最受欢迎的男子。在有些城市，参加选美比赛的男子成千上万，选美队不得不用投陶片的方式选出其中的佼佼者。数月之后，五十多个精心挑选的美男子被送到了国王的宫殿，国王将他们作为炼金材料交到了炼金术士手里。炼金士命人带他们前去一间地下宫殿领取国王的赏赐，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屠刀和弓箭。他们的心脏和眼珠被挖出后，炼金士将它们与大量黄金混在一起放进一堆高脚瓶内煮沸蒸馏，并将得到的液体冷却后装进一个精致的中国瓷瓶。第二天，炼金士将液体滴入国王的双眼，那双眼睛片刻后就呈现深红色，并且放出奇异的精光。当天，国王扮成平民，身着便装走访了十多个修道院。那些修女一见到他就认为是天使下凡，纷纷跪倒在他脚下去亲吻他肮脏的鞋子。最后，国王来到自己痴迷的那位修女面前，修女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望着他的眼神充满欣喜和敬畏。不久，修女离开修道院，成为国王最宠爱的妃子。” 　　 　　关键词五：政治哲学 　　 　　对政体、财产、宗教、道德等政治哲学主题的探讨，是本书主要旨趣之一。这些内容使小说区别于以往以宫闱秘闻为核心的帝王小说，从而兼顾了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目次 　　 　　第一章 名剑记 　　安提戈涅 　　 波斯战记 　　 地狱中的阿格里皮娜 　　亚历山大图书馆 　　 　　第二章 雅典学园 　　灵魂盗取术 　　帕那萨斯山修女 　　暴君的乐曲 　　 　　第三章 多密提乌斯 　　一心向死的诗人 　　双梦记 　　魔鬼的姘妇 　　遗失姓名的先知 　　 　　第四章 俄底浦斯王 　　对抗暴君的诗人 　　克劳狄皇帝敕令 　　柏拉图学园血案 　　死于口水的园艺师 　　 　　第五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海盗 　　扎拉葩女王秘史 　　双镜记 　　 　　第六章 梦境与火焰 　　盗取奶水的女巫 　　使徒书信 　　女王与宠物 　　 　　尾声 罗马炼金士 　　间谍日记 　　忒拜石碑 　　东游记 　　爱因斯坦情书之一 　　爱因斯坦情书之二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 　　尼采致信莎乐美 　　末日来信 　　 《尼禄王》写作手札 这本小书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三年时间。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多次变化，可谓尝尽至苦和至乐。写作主题和思路也漂浮不定，伴随着激烈的自我怀疑和对写作意义的怀疑，以及一次次推翻怀疑后重新确立的自信。当然，这离不开王恒、羽戈、学军、黄金明等好友的不断激励。王恒为本书指出了不少知识性错误，羽戈为我指出了一些错别字和病句，学军和黄金明则是我与之讨论叙述技艺的对象。 长篇的写作是对毅力和耐性的磨练，也是自我教育的机会，它使我知道了沉静和审慎的重要，知道了任何美好的事物都需要艰辛的努力和漫长的等待才能获得。即使最后没有几个人愿意读它，这种写作对我本人依然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是对自己的挑战和刺击，是灵魂渴望自我超越的标志。 从根本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写出这么一部作品，它也许完全是无意识的。如果文学就是做梦的话，有哪个做梦者能够决定自己将会做什么样的梦呢？ 事实上，我的有些灵感的确来自梦中，包括令人心悸的噩梦。如果这本小书还配献给某个人的话，我想把它献给内子查娟。每当我从噩梦和恐惧中醒来，她的存在让我重新面对这个世界时不再像往常那样满怀忧伤。在那些漆黑一团、混乱不安的睡梦里，与她在一起的时光反而变得像真正的梦想一样遥不可及，恍若隔世。同时，她也始终是我写作过程中最坚定的支持者和除我之外的第一位读者，这很大程度上成了我书写的动力和信心的来源。 叙事艺术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并在流传过程中被历代大师不断翻新。2005年刚开始学习小说写作时，我误以为小说依靠的是天才和灵感。直到完成这部作品，我才知道那种理解是狭隘的。杰出作品需要的是技艺的长期磨练，各种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爱好思考的头脑和敏感锐利的触角。具备这些基础之后，作品的精神层次和艺术水准还取决于诸多灵光乍现的时刻，这一点使写作变得像命运一样神秘，充满偶然和不可知性。以此说来，我还只是一个叙事艺术的学徒和半熟练工，因而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才华捉襟见纣。每当我的书写陷入困境，就只得重温大师们的作品，看看他们是怎样统帅字词、运斧如斤。 与流行的意见相反，我认为汉语小说的精髓是古代笔记小说，而非明清以降以关心大众日常吃喝、交谈、性生活等为目标的现实主义文学。通过把笔记小说的简洁斥为简陋，现代汉语人为自己唠叨细碎的文风树立了正当性。这场革命尽管取得了胜利，却毫无喜悦可言。 在我眼里，庄子是古代笔记小说的开山鼻祖，后世的寓言体、伪经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庄子都已经出色地使用过。笔记小说的最后一座丰碑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这两座高峰四周，是一系列高矮起伏的丘陵。它们使现代汉语小说显得鄙俗而平庸，宛如巨人走进了矮人国。 古代汉语是贵族语言，现代汉语则是平民和贱民的语言。指望用后一种语言创造经典，即使不是痴人说梦，也需要厚着脸皮霸王硬上弓。今天的作家比的已经不是作品的优劣，而是脸皮的厚度。在这个“不看疗效看广告”的时代，只要一个写作者脸皮够厚，他就能像推销员一样，满脸真诚地把自己的平庸之作列入经典。语言和文化的民主化促成了今天这个惨不忍睹的汉语世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孜孜以求的结果。 鲁迅、胡适一代人痛感古代汉语著述在思想资源上的贫乏和毒素，也深知古汉语僵化、腐朽的一面，这些无疑是真的。 古代东方思想更注重直观经验的展示和提炼，这一点与西方古典时代是相通的。技术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对西方的统治不过是近现代的事，它们本质上是视野的萎缩和灵性的怠惰，是人类堕落的标志。 但是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古代主流著述致力于培养奴性，为极权统治充当吹鼓手。奴性包含了过度的忠诚和自尊的不足，是“过”与“不及”两种状态的混合。中国历代统治者同柏拉图笔下的古代波斯类似，“他们过度地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并致力于引进极权政治，以致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中的一切友谊和共同精神。与之相伴的是，统治者制定政策不是根据他们统治下的臣民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威……他们不可避免地变得愚蠢透顶，以至于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表明，同金、银作比较，社会认为是好的和有价值的每种东西在他们眼中都不过是垃圾而已。” 鲁迅一代人对这类事物的反抗是高尚的，即使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但他们随后却将古汉语彻底打倒，并亲自执行了它的死刑，而代之以今天的口水语言。由政治和军事上的自卑导致了文化上更彻底的自卑和自虐，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是泼洗脚水时连同婴儿一起泼了出去。为了向西方文化敞开，他们赞同“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促成了时下“太监体”文风盛行的局面。今天看来，这是典型的弱者和复仇者心态在作怪。当代汉语人正在集体承担这一过错酿成的苦果。 在西方，拉丁语以简练、精确著称，被称为“镌刻在大理石上的语言”。我想，中国古汉语也能毫无愧色地匹配这一美誉。它们都追求一种隽永的格言体文风，都合乎简而不空、繁而不腻的美学准则。 叔本华、尼采、王尔德和博尔赫斯等西方语言大师，其文风简洁而优雅，华美而雄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丁文这种碑体语言的熏陶。大胡子那种表面上雄辩的文风，则是激情彻底失控的标志，这应归功于圣经传统与浪漫主义共同塑造的狂热和狭隘。就连尼采的不少著作也沾染了这种病毒，对此只能说，原教旨主义式的狂热是可怕的，它往往使天才走火入魔，毁于一旦，比如尼采从进化论推导出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即是例证。尼采狂热攻击苏格拉底式辩证法时，对苏格拉底四处与贩夫走卒辩论斥之以鼻。实际上，柏拉图笔下的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而已。 把现代作家们的白话小说，放在庄周、司马迁、李公佐、罗贯中、冯梦龙、蒲松龄、李渔等古代叙事艺术的大师们面前，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寒碜。时常与当代作家相比，一个写作者很容易自傲自满，这大概相当于新概念作文对考场作文的优越感。但是在前述古代大师面前，我作为一个当代书写者，每常感到脸红心跳，羞愧难当。与他们的字字珠玑、浑然天成相比，我常发现自己的叙述口水遍地，矫情而滞涩。对我而言，这是天大的好事，它使我浮躁的心性一次次冷却下来，从而用更多的时间潜心修炼自身的技艺。 在汉语的领地，典雅隽永是古人的趣味，琐细冗赘则是现代人的审美旨归，用韩寒的话说，就是“用一万字描写一棵树”。从古汉语和古白话到现代汉语，是把一鐏好酒兑上一缸凉水的过程。因而，今天的读者对“酿酒师”的普遍埋怨十分令人同情。面对一群倒了胃口的品尝者，拙劣的酿酒师们却只会埋怨前者不尊重他们的技艺与劳作，这难道不是一种无耻吗？我不想把精力花在对当代文学的埋怨上，因为从事埋怨的人太多，而着手改变现状的人却少得让人几乎无法视见。如果汉语文学的堕落是命运使然，我更愿意选择沉默，而只把钦佩的目光投向过去的世代。

更正:《尼禄王》邮购电话

邮购010－68995968（新世界出版社发行部）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前沿文库》是继长江文艺跨世纪文丛之后又一次对汉语先锋和实验小说的拔梳，整理。该文库集“先锋、实验、异端、集成”式的史诗作品于一体，网络本土新新写作势力，被坊间称之为“中国小说的头脑风暴”。编撰主旨旗帜鲜明地指出，小说创作主体之知识谱系和学问功底已经不同于前三代作者。她是汉语文学新高峰的集结号，新千年华语文学高端阅读将从这里开始。（中国图书商报－中国书业）

重述罗马史：读《尼禄王》

重述罗马史：读《尼禄王》侯磊（新锐青年作家）众所周知，作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我们一向擅于创作本国的历史，而是不论是正讲、歪讲还是怎样戏说、恶搞都是十分的在行，几乎每一位作者从秦始皇到康熙乾隆那点故事都能说上一二。然而，姚伟就是个另类，他作为一名八零后的青年写作者，一下子重述了一遍罗马史，写出了这部以古罗马著名暴君尼禄为主角的小说《尼禄王》，而且还非常的成功，这就不能不让人惊讶了。尼禄是世界历史上的知名人士，有关他的作品西方人已经写了很多。而姚伟的《尼禄王》并不是简单的为尼禄做传，这本书明着是写尼禄，实际上是在他个人设定的一个大的历史框架内，从自己的角度重述了一遍罗马史。如果把这本书比如成一株大树的话，尼禄的成长就是这株树的主干，而有关希腊、罗马神话的重述、尼禄同时代的西塞罗、李维等名人的八卦、俄狄浦斯王等故事的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因后果，《名剑记》、《异闻录》等古代著作的虚构……都使得这部小说妙趣横生。《尼禄王》是一部很先锋的小说，作者看似在小说中用的是尼禄第一人称的自述，实际上随时在变换视角，时而是尼禄本身，时而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时而干脆就是作者自己。这种视角的随时变换，使得作者讲起故事来左右逢源，十分自在。作者的小说是怎么写着舒服顺畅就怎么写，而读者读起来也丝毫不会因那些古罗马繁杂的历史而困惑。小说结构也是十分独特，在每一章结束时，还都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在这些注释中，作者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有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典故、埃及艳后的秘史、甚至还有些关于魔鬼、宙斯等的故事，貌似都是历史，实则出自作者的巧妙构思。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典故都是十分熟悉，而且在那些注释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影子。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他在大学时代就追随朱大可和刘小枫先生，并专注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品，还有《庄子》、《周易》。可是，作者不仅仅停留在替古人讲故事的层次，而是借鉴了古人的思维。姚伟的着眼点在于古人广袤的视野。“几乎所有的思考都能从他们那里找到对应，所有属于人类生活和灵魂的基本问题全部被纳入了他们的文字”（《尼禄王》后记）。正是站在这个巨大的台阶上，姚伟的《尼禄王》才大气蓬勃的重述了罗马史。而在语言风格上，貌似作者语言十分的欧化，就像古典时代英法等国的作家一样使用长句。但是，作者汲取的是拉丁语的隽永明快，并没有让人觉得有丝毫的饶舌和罗嗦，反而使得作品像流水一样的顺畅。这是很多学习西方小说的作者不容易做到的。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大胆的在古罗马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入了二战时的间谍战、中国古代徐福东渡、爱因斯坦的情书（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等故事，把小说推向了高潮。总之，这是一部好看而又先锋的作品，它为当代的历史小说又开辟出一条新路。2010-10-3

《尼禄王》：汉语“暴政”的瓦解和重构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1481.html“我知道时间对我来说是虚假的东西”，它像是一句梦呓，随着我翻开合拢一本书而出现在我脑子的角落里，我想我是刻意去计算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花费的时间：4个小时，阅读一本书的时间完全是一个夜晚的全部，对于《尼禄王》或者姚伟来说，这是一个写作和阅读的“差异”：“这本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三年时间，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多次变化，可谓尝尽至苦和至乐。”在《后记》里的这句话，明明写着文本以及之外的某种跌宕和沧桑，在三年的时间过渡中，是被我的阅读完全抛开的存在，所以这种“差异”带来的是某种虚幻的感觉，甚至有些不公平，在书写和阅读构筑的两个世界里，彼此行进，甚至从不交集，包括时间。但是“虚假”的时间何尝不是文本里的铭文，它刻在第3页，还没有结尾的句号，下面的一句话是：“只要是在罗马城外的夜晚，我就能自由穿行于过去和未来之间。”这是尼禄的自白，当以一个“我”字涵盖时间，开启小说文本之路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过去的时间轴线慢慢打开了，它从这里起步，抛开我在初春时快速阅读的那个夜晚，一个人，也是孤独的呓语，也抛开姚伟三年的“至苦至乐”的跌宕，时间变成了“我”的陈述，“我”的记忆，也变成了文本“虚假”的一个入口：公元1世纪，罗马，“我”，再接下去，就是对时间无休止地结构和解构：“我想是罗马的城墙过于厚实，阻止了时光在我身上的流动，使时间恢复了几近冻结的缓慢步伐。”是的，它缓慢地流进历史，又从历史流到文学，你可以从最初的铭文开始，依次遇到以下时间状语：在我很小的时候、很久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十二岁时、五年后……如此，不一而足，甚至是那句“多年以后，对初次梦境的回忆使我明白了自己命运的不可思议”而汹涌袭来的《百年孤独》体——我无意人为去理解经典文本的覆盖力，但是在时间的某种解构中，多年以后，让我们在阅读中体会孤独和对记忆走失的恐惧。从这个入口进去，时间真的会变成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它不仅在第3页，它已经扩散到文本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时间的迷宫出现了，守在门口的不是那两只狮子，而是叫尼禄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出版于2010年的小说正在被人阅读，它不返回过去，它不是羊皮纸的书写，在看似洁白却有些暗黄的纸页上，我读到以下有关时间的描述：我翻到了《牧羊人传说》第129页，因为12月9日是罗马城着火的日子，12月9日距离我很遥远，从春天开始，将依次经历夏天和秋天，直到冬天的岁末，或者也可以从初春回溯到罗马帝国的那个灾难之日，向前或者向后，都完全是时间的一种排列规则；尼禄私生子布鲁图斯在1945年8月8日，已经是意大利的一名间谍，这个摩尼教教徒和炼金术士，完全驾驭在时间之上，虚假的时间变得更加可怕；翻阅卡夫卡全集的时候，挂钟指向6点21分，而日期是6月3日，这是可怕的噩梦，因为6月3日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的祭日，这一段描述据说在某一处的勘误中说，“6月3日”应改为9月3日，“钟下方的日期是6月3日”以及“6月3日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的祭日”两句应删去。这则豆瓣读书上的《尼禄王》勘误发自名为“雅典狙击手”的ID，在文章里注明这些错误搜集“多数为羽戈贡献”，我不知道“雅典狙击手”和“羽戈”到底是谁，和作者姚伟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勘误到底对不对，我只面对眼前这本140千字2010年10月第一版ISBN为9787510413124定价27.00元的“小说前沿文库”一种的文本，我依次对照勘误表的词语，如第40页第18行“密实”当为“密室”、 第194页倒数第一行“鳃梆”当为“腮帮”，发现文本里的确存在这些问题，另外我还拾遗到另外一些，比如148页的“150首战舰”应为“150艘战舰”，第216页“迹近“应为“几近”，但是勘误不是我阅读的主要责任，而且在有限的4个小时里我是发现不了更多的词语错误，这些勘误或者只对于书写的姚伟具有更大的纠正意义，书写是刻写在那里恒久的东西，就像那句关于时间的铭文，一定要致以敬畏。关于时间，的确会有很多文本以外的意义发生，所以在最后谈到末日问题而凸显的时间，我更愿意理解为“虚假的东西”，包括“施特劳斯灾难常数”推算的1989年、牛顿“万有引力损耗定律”推算的2060年、斯大林推算出的2080年、蒋介石《推背图》预测的2213年，甚至是“有些基督徒先知把末日审判的期限定为1999年的最后一天”，都只是末日的一次数字演绎，里面到底有多少科学，或者多少是符合历史，一定是姚伟出的一道关于时间的难题，站在时间之中的某个点，活着，并且阅读，是不是也是一次反虚假的努力？但是，说实话，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去解读这本小说，未免陷于机械。时间不仅标注在文本里，成为叙事的一根轴线，当然，时间也在历史之外，在阅读之中，在4个小时的夜晚之中，而最后归结的点一定是尼禄这个名字背后的虚构中，如姚伟所说，更多是“把钦佩的目光投向过去的世代”。古代和现代，或许也只是一个时间的寓言，在“尼禄”的书写和阅读中，意义已经成了那种在雅典学院里的科目“灵魂盗取术”一样，“灵魂术士长时间盯着猎物的眼睛，直到其灵魂经由眼睛进入对方的身体。”当尼禄进入了眼睛，那么灵魂到底会以何种途径进入身体？尼禄在最初意义上或许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史料记载简述如下：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年12月15日—68年6月9日），古罗马帝国的皇帝，54年—68年在位。后世对他的史料与创作相当多，但普遍对他的形象描述不佳。世人称之为“嗜血的尼禄”。他是古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古罗马乃至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残酷暴君。“暴君”是历史上对尼禄最典型的定位，在这本小说的封底也简介着要表现“古代暴君”的心灵史，从历代文本的构筑来看，尼禄作为暴君的标志事件就是乱杀平民、烧毁罗马、杀妻杀母，镇压基督教，等等，一份拉丁文的编年史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这样总结道：“尼禄继承了他的母亲，然后吃掉了她；他强奸了他的妹妹；烧掉了罗马的12个街区；处死了赛内卡；在拉特兰呕吐出青蛙；把圣彼得钉死在十字架上；砍了圣保罗的头；统治了13年零7个月；最后被狼吃掉了。”这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尼禄，他只活在历史的典籍里，而在姚伟的文本里，尼禄显然并不如文献记载那样被“复活”，他已经变成了“我”，变成了一个活在文本里的形象，而“我”的到来，就是一次关于时间之梦的苏醒，“对我来说，梦中的日子是幸福的。”梦直接站在现实和历史的反面，在寓言的意义上开启着一道门，矛盾、多元、双镜，向前或者向后，你都可能看见一个叫尼禄的人：“我是这世上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人。我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两个人的记忆就是对抗，就是悖论，就是找不到最后归宿的恐惧，对于尼禄来说，这首先就是梦醒来之后，身体不能进入现实的恐惧。身体是什么？是母亲阿格里皮娜换来帝位的工具，是第一任妻子屋大维娅沐浴时的肉身，是安提戈涅用铜镜抚摩时的快感，甚至也是寡妇们含在嘴里、“没有人能区分她们是在歌唱还是通奸”的风月琴，对于身体的膜拜完全变成尼禄灾难的开始，而母亲阿格里皮娜看来，这是快乐的哲学，“认为女人在床底寻欢时刻意压抑呼喊的欲望，便是对神灵的亵渎”，释放欲望，必然会以某种禁忌作为牺牲，也必然是“练习对虚无和死亡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尼禄才会找到身体里写着的道，那些在淫乱之外的“逻各斯”：“逻各斯的残缺直接在女人们的身体上打下了烙印”所以，弥补这个女人身体里的缺口，就成为一种使命，这种弥补，有时是寻找到的美，尼禄在雅典学园的美学论文题目就叫《乳房与阳光》，后来改为《美与虚无》，传递的美的理念，就是“人们对虚无和死亡的热爱”，而这种美也衍化成对于火星和水星的宫像重叠，“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德行上邪恶与至善的奇怪混合”，所以对于美的追求也变成对于火和水的膜拜，“生命的繁衍不过是被囚之火在蔓延自身”、“女人每月流出经血，不过是火焰为蔓延所作的准备”、“火焰的终止将导致时间在黑暗中的熄灭”……所以可以在河边的黑森林里购买时间延续民族，而尼禄梦中的红色河流成为被诸神保护的火墙的熄灭标志，包括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场火，以及最后罗马城的大火，都是尼禄为自己的残缺的“逻各斯”寻找可以弥补的那一部分，而占卜古书上火星和水星的宫像重叠，也挽救了他的生命，使身体得以继续活着。所以，在尼禄看来，身体的淫荡是一种恶俗，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他所要寻找的除了身体的罗格斯，也有那种如安提戈涅美貌下的爱情，所罗门、铜剑、以利亚城、《死亡颂》，对于尼禄另一个梦中的那个身体和记忆，他完全变成了安提戈涅，一个符码，实现着某种关于爱的神谕，而“那次谈话后，我就开始称呼她为“安提戈涅”，而渐渐忘记了她原来的名字。”这种代替正是尼禄对于眼前罗马城的秩序的不安：“安提戈涅使我相信，我处身的世界从根本上是神秘而不可理喻的，包括人所遭受的苦难。”而最后出征波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征服波斯女王扎拉葩，征服她的身体之美，但其实，身体或者肉体，并不能承载幸福和爱情，安提戈涅的悲剧是以利亚人的死亡，不列塔尼库斯和崇拜他的老太婆恋爱，而老太婆却最后背叛了他，甚至最后完全变成了肉体的交媾，“阿格里皮娜与儿子分享人伦的欢乐来获取青春，”糜烂的肉体破坏了她的青春，使她第二天就变得十分衰老”何止于阿格里皮娜这样的淫妇，对于尼禄来说，“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的身子是干净的，他们就像污泥中长出的苔藓，散发着生机勃勃的邪恶气息。”，所以那种身体和爱情的失陷，必然会以某种报复开始，多密提乌斯死于儿子的响箭，阿格里皮娜成为“杀父弑母”的牺牲品，无一不是作为一种暴在实践着某种美学，这种美学也完全成为雅典学园里那些理论的政治体现。不管提比略对犯人释放，还是卡里古拉创造的做爱时的乐曲，“我有时觉得暴政和暴君本身也是伟大的艺术品”，艺术归于暴力，在尼禄看来，这完全是延续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对于淫乱肉体的杀戮，是对于低俗平庸的镇压，这种尼禄式的“暴政”包括通过交配比赛选拔官吏、向全国诗人征税、组建幻想学校，用来满足天下所有失败的男人、派军团去野外开垦种粮，镇住他们的骄横，并且妇女可以向男人要求身体服务，所有这些措施和制度只为“防止罪恶日渐扩大，防止有一天不断壮大的罪恶连同他的宫廷一起淹没”，而鞭打妻子这样的举动甚至成为一个比喻，是“作者认为民众与王者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虐恋”，而这样的虐恋的目的是什么？当从身体解救自己失败之后，所有抵达对岸的方式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统治者对于秩序的重建，而尼禄建立的就是一个和谐实际上是平庸的帝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平庸成为尼禄式的暴力，“由于平庸是比杀戮更大的邪恶，因此你要竭尽全力，使平庸的人们获得最终的胜利。”在一个野蛮时代，尼禄最终并没有实现什么政治抱负，相反却成为基督教或者巫师的一个牺牲品，“作为罗马皇帝的我长眠在了巫师的大瓮里”，而在之后的投胎和降生中，完全变成了身体里失败者，甚至变成了“飞鸟和昆虫、野狼和羔羊、耕牛和宰牛的屠夫”。“八个月后，我死在了一所乡下旧宅里，终止了对罗马十四年的统治。”又是时间，尼禄瓦解了一种政治上的信仰，对于身体、对于死亡，甚至对于平庸的追求，目的“要让平庸者压制杰出者，以防止少数杰出的人把同伴引向我们见识过的那种灾难”，其实导致了新的野蛮时代的到来，导致了末日的流行，而这种“暴政”其实是对于固有的“贵族精神”的瓦解，“诗人指责尼禄创造了一个空前平庸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能激发诗人灵感的悲剧事件越来越少。整个国家被尼禄安排得四平八稳，诗人所需要的悲哀和愤怒被粗暴地剥夺了。”在这种尼禄式的悲剧面前，姚伟似乎要急于在这个被定性的历史人物中找到另一种意义，而那种抹杀贵族精神，倡导平庸统治的尼禄暴政，显然是姚伟所要反对的，借《徐芾东游》或者《王术》的汉字版，姚伟努力寻找在历史背面的文化母体，语言或许是最好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各种历史典籍的运用和补充中，似乎体现着姚伟的这种喜好，作为对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文化推崇的他，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个经典“汉化”的难题，古罗马的尼禄在姚伟看来，完全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原，而是寄托着某种解救的崇高意义，时间再次复活，在文本之外，“指望用后一种语言创造经典，即使不是痴人说梦，也需要厚着脸皮霸王硬上弓。”对于现代汉语的批评足可以看出姚伟对于现代汉语文学的堕落的担忧，用尼禄来衬映现代汉语甚至汉语文学的困境，因为在姚伟看来，“古代汉语是贵族语言，现代汉语则是平民和贱民的语言”。“贱人国”以利亚是覆灭或许也是一个隐喻，在贵族精神不断瓦解的“技术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时代，姚伟显然遭受到了语言的“暴力统治”，比起那些词语的勘误，现代汉语里“视野的萎缩和灵性的怠惰已经成为人类堕落的标志”，而他这本小说“出版时删去的楔子”看起来更像是在时间的恐惧中，遇到的一个“漆黑一团、混乱不安的睡梦”： 表面看来，古人的大多数文字，都在大自然杰出毁坏力的帮助下，永久退出了我们的视线，或者说，古人的糟粕大多已被我们成功遗弃。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成了杰出祖先们的弃儿。根据一种可靠的说法，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人类就走上了无止境堕落和衰败的征途。

虚构·结构·想象完成的一个人的生命

虚构·结构·想象完成的一个人的生命——姚伟小说《尼禄王》阅读记作者：张绍民不进入一个具体作品的世界，就无法领略作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一个生活在自己母语国度的写作者，去写异域之地题材的作品。那是怎样一种到达和远行？要做这样一趟远行，要具备的智慧和其他能力，都要积累和与生俱来。赛珍珠写中国大地三部曲，其人有深厚的中国生活经验和在场的视角，同时，对参与中国历史的行进亦为见证。井上靖写楼兰，有对楼兰深厚的研究和心灵渗透。汉语作家写国外的不乏其人，尤其那些虚伪国外题材写作的势力写作者，由于权势得到去国外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机会，经常有一些汉语写作者写类似于异域游记之类的书，走马观花，描绘与满足自己的写作欲望，使得写作妖魔化。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姚伟的异域题材小说《尼禄王》，把作家的能力和写作理想进行了精彩的奉献，使得读者有机会阅读这样一部炫亮作品。我看这部小说，有三大特点，一是作家虚构能力的强大。随便哪一个读者读完这本书，都会感受到作品提供了一个虚构的盛宴。从作品来看，这部作品无疑是写一个历史人物尼禄王的生命状态。尼禄王在人类历史的书写中，都极有个人色彩和生命创奇，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个人性格的残暴，雄才大志，超能量显示，在中国，我们很容易想到隋炀帝作为他的同义词。我们根据所谓历史知识联想到历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种种资料和信息，但都无法确定是否是这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小说都以虚构与想象的世界为基本。这本小说所写道的尼禄王，很显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与历史的真实人物面貌大不一样。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历史真实的人物？那么，虚构就有接近事实真相本质的潜能。虚构能力越强大，愈接近心灵的本质。艺术的虚构是对真实的审判，因而更加挖掘真实的可能性。其实虚构不等同于伪造，伪造具有邪恶性，而虚构等于再生。真正的虚构，就像把上帝塞进他妈妈的肚子里再孕育出生一遍，因而需要真正的能力和神的授令。那会诞生，那会拯救。二是小说结构具有令人看好的亮点。小说《尼禄王》用尼禄自己的口述，讲述其梦中传奇不同平常的初恋，讲了很多，讲到了这位罗马皇帝对死亡状态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这样一位皇帝的内心柔软、怯弱、饱含感情，他生命的存在就像一种虚构一样充满了虚无、看上去那么空洞无物一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本质皆如此，只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孤独、郁闷、无聊、无奈，但人性就像这位赫赫有名的皇帝，都会有温情、都会有爱意······很有意思的是小说在正文以外，出现了大量附带注释，这使人想到我们的语文书，每一课每一页都有很多注释。附注里有很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写了很多，虚拟杜撰了很多名人的“作品”。这些让人想到现在的学生在所谓体制的作文里，经常虚构名人的名言一样，皆为一些自己写的托名的伪名言。附注作为正文背景，生动有趣，在结构上很是养眼，就像写材料一样的附件，以故事形式有力补充作品的时代。三是作品的想象力打开读者璀璨的阅读。地球比一个细胞还小，因为人的想象力拓展了无限的辽阔。读这样的作品，就会感叹作者的想象力在创作过程里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作者的创作杂谈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思想、观点和能力的显现。作者倾向于对古代笔记小说智慧赞美。他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即现在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尸体，就像注水的猪肉，或者注水猪肉成为一锅水里扔进一小块补丁一样的肉。浓缩、简洁的能力在无数长篇小说的尸体那里见不到。庄子不到八万字的作品世界里，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而现在很多人一部长篇简直就侮辱了文字。姚伟对文学有深刻的理解，对小说创作有自己的实践，他有自己的创造力。他的文学创作能力与鉴赏能力都扎实深厚。《尼禄王》显示了作品的广阔性，通过人物的命运与生命存在展示了多彩多姿的阅读视野。此小说为一部人生百科，从故事到人性、从心灵到生活，无一不立体有机呈现。

林国荣：《尼禄王》的“天路历程”

《尼禄王》的“天路历程”林国荣雪莱曾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作家提出辩护：“一切具有革命主张的作家，必然也有诗人的本色，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创造者，又因为他们的文字用具有真实生命的形象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永恒相似，而且更由于他们的文章是和谐的且有节奏的，本身就包含着韵文的成分，是永恒音乐的回响。而有些卓越的诗人，由于其主题所要求的形式和情节，而不得不沿用传统的格律，但是他们也一样能够领会事物的真理，并教导我们，其功并不下于那些打破传统的诗人。”姚伟长篇小说《尼禄王》的选材和风格本身，就表明了作者是一个富有革命主张的作家。作者将尼禄刻画成一个孤独而悲愁的形象，自出生之日起就远离自然，透过无与伦比的崇高的哲学梦境来定夺自身的未来命运。恐惧、痛苦、失望和死亡所呈现出的种种意象就是尼禄赖以体验世间之善良和邪恶的特殊渠道。在作者的刻画中，在这个特殊的艺术人物身上，一方面是极端的自我主义的宣泄，一方面是极端的对宿命的信仰，两个绝对无法相容的极端通过哲学的幻梦反而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丧失了所有的人为界限，而这一界限原本却正是由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思辨建立起来的。由此，哲学彻底迷失在梦境的迷雾当中。毫无疑问，作者如同尼禄一样，必然处身在一种虚荣而精致的理性主义的时代氛围当中，并且也毫无疑问地都遭受着痛苦和分裂的深渊，由于不满于当前的世事而产生出对罪恶、对黑暗和对反面人物的特殊宠爱。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作者笔下的尼禄，也许都不会不觉得哈姆雷特以“生存还是毁灭”为开始的那段哲学独白是崇高的和清晰的，但两者也势必都会更为喜欢哈姆雷特以“啊！我的罪恶臭气熏天”为开始的那端充满诗性、豪气的独白。就是这样，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永远存在于痛苦和孤独中的快乐的影子。与之相对的则是一个混乱无序并且平庸的现实世界。在作者的刻画中，尼禄对这个世界报以一以贯之的残酷和冷漠，仿佛现实的一切都不曾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触动，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理智上的。一种艺术上的雄心壮志驱使尼禄去杀戮，去进行“政治”上的表现，通过血腥和烈火去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但是，无论就斗争的过程而论，还是就斗争的结局而论，尼禄总是偏爱用戏剧和舞台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作者完全做到了以设身处地的同情来理解并刻画尼禄的这些行为，这一点令人不可思议，但也并非不合情理。试想当日的罗马，人类行动的游戏规则当然并不明确，结局如何也完全不得而知。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获得了重新的定位，显现为一位更为消极、冷漠、但也更具威胁性的形象。哲学也许是人类理解力的最高境界，它独立且具根本性，因此从性质上就不可能同这个混乱的世界保持一致。正如奥克肖特指出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并不是生活的升华，它倒是对生活的否定……企图实现一个完全一致的经验世界，这当中或许有着某些堕落的、甚至颓废的东西，因为这样一种企图需要我们暂且宣布放弃一切可以被称作善和恶的东西，一切可以被珍视或者被抛弃的东西。”由此，政治便被视为一种次等的活动，政治行为、事件和人物不过是“精神的低俗、虚幻的忠诚、欺诈的目的、虚假的意义”。 在此，政治领袖人物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所掌控的组织和力量是一个仅仅存在于民众情感和欲望的强劲市场之中、不受政治领袖人物自己的意见和行为支配的神秘而奇怪的东西。政治领袖人物在此种情景当中，将无法做到诚实，也很难界定责任的确切含义。作为个人，他们若要在具体而现实的政治中有所意图、有所作为，便只能在随时准备失去政治生命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生命。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作者的笔下，尼禄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在内心的奋斗和探索中，始终都将自我意识当中的那种“艺术的自由”奉为最值得珍视的规律和永恒的北极星。在作者的笔下，或者说在尼禄的哲学梦境中，尼禄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世界一直就缺乏对“自由”的定义，各个派别都自诩拥护自由，但各派内心所想的自由当然不会是一码事。一些人认为自由意味着用自己的财产去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自由意味着让一部分人去做另一部分人所喜欢的任何事情。现实世界对于自由似乎只能提供这两种见解中的一种，而在尼禄看来，这两种见解也都只能将“罗马的自由”或者“帝国的自由”推向万劫不复的毁灭之境。尼禄的高超之处在于，他看得出这一切已然无可更改了。古罗马自耕农的想法、元老院的共和派观念、法学家的观念以及哲学家的观念，显然都已经对尼禄无所触动了；就如同一位智者那样，尼禄在梦境中也在扪心自问：“当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为有效推理制定规则时，他们心中确有特定的政治需要。当柏拉图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被真正的哲学解放后，他们必须致力于为国效力，他们的第一个胜利将是在政府领域里以理智控制感情。然而，柏拉图如果今天能来访问我们的话，他会发现，我们的玻璃器皿匠正在用严密而大胆的方法取得精密的效果，而我们的政治家却像古希腊的玻璃器皿匠一样，仍然相信经验主义的格言和个体的日常技能。他会问我们，为什么有效推理在政治中要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得多呢？”尼禄对此所得的答案再简要不过：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既然只能将罗马国家定义为一艘没有目的地、在大海中随波逐流的航船，也就不难理解尼禄神秘主义、非理性的宿命论诉求，对于尼禄来说，既然身处政治当中的人们是在一个没有边际、深不可测的大海里航行，没有码头，无法抛锚，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那么唯一恰当并有效的指明星便只能是扎根于内心和“良知”当中、并超越了一切平庸现实的“艺术的自由”。《尼禄王》的绝大部分篇幅所刻画的便是这种“良知”的自我培养的历程，这一历程在作者的笔下以无与伦比的精细展现出来，其间的曲折和幽深令人赞叹，并激发起人们深刻的、有时候近乎暴烈的同情和怜悯之感。罗马帝国所呈现出的纷繁现实和内部斗争，在尼禄的艺术直感中，呈现为荷马史诗中的朦胧画面：参与血腥战斗的战士们日如一日地进行着战斗，诸神自由地选择支持一方并反对另一方，但对诸神的选择及其因由，凡间的战士们则如同雾中看花，无从猜度。“良知”与宿命的这种联合再明确不过地呈现在作者的描绘当中，其中的华章透露出无尽的寓意，使人联想起林肯对于分裂和斗争的预言性评论：“上帝的意志统治着这个世界！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对抗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的。但事实上，肯定有一方是错误的。上帝不可能对一件事同时既赞同又反对。在目前的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双方的意图都不尽相同。人正因为能够行动，所以是用来达到上帝目的的最好工具。我几乎可以断言，是上帝希望进行这场战争，并希望它暂时不要结束的。本来无须人与人的斗争，仅用他无形的力量，作用在人们的心灵之上，就可以拯救联邦。然而，战争爆发了。既然已经爆发了，什么时候二者中的哪一方取胜就要看上帝的旨意了。所以，战斗继续进行着！”此种思想饱含着对责任和哲学辨析的逃避，在林肯时代，恰如在尼禄时代一样，正因为它诞生于乱世，才显得弥足珍贵。从中也许可以窥见出一个哲学的、沉思的心灵，其中没有对自我的无辜确认和自以为是，也没有分辨并谴责敌人，更没有探测超人类的神秘意志的虚妄企图，还有什么较之更能透露出对命运和世事的顺从和信赖呢？一种绝对的怀疑主义情绪落入尼禄那特有的忧郁伤感当中。《尼禄王》就这样呈现为一部个体“良知”自我锤炼和升华的“天路历程”，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几分清教徒般的自我反思的无情气息。以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务实者的痛苦和回忆开始，以理想主义者的弃绝一切现实、令人心醉神迷的希望告终。在这个历程当中，尼禄逐渐扫荡了对于现实和政治的一切疑虑，转而追寻一个可以任由“良知”无限扩张的艺术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政治家和哲人、行动者和梦想者之间的那种强烈和痛苦的冲突在尼禄的生与死当中展现无遗；为帝国民众上演一出充满烈性的道德大戏也正在此刻成为了尼禄的心声。毫无疑问，在以尼禄为主角的这出涉及全人类的戏剧中，谁若简单地将尼禄仅仅视为古代城邦制度中的“暴君”，而无法正视存在于人类自身当中的永恒迷惘，也便无法领略尼禄将在日后所体现出的那种长久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作为轴心不可避免地贯穿在罗马社会中高傲的贵族和激进的新制度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当中。每当人们在日后回想起作为这场斗争的主角的尼禄王，也正如同观看一部古典悲剧那样，无不激发起强烈的恐怖、同情和怜悯之感，观剧后的感觉则正如同在一场狂烈的暴风雨之后展望那舒缓的原野景色一样，如释重负，舒畅自在。无疑，在尼禄哲人和政治领袖的两种心性之间，滋长出宿命和迷信的参天大树，足以同时隐蔽他的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性格；正是借此，尼禄让冷酷而古板的罗马在经历烈火之后，终于转变为一块激情滋生蔓延的肥沃土壤。同样，也正是身兼两种矛盾性格的尼禄，教导人们学着将巨大的外在世界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纯粹的现象来加以总结和审查，并以之同内心当中的自我意识进行比较和衡量，以此来猜度和确定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尼禄王》就是通过深嵌在尼禄自我意识当中的这种怀疑和自信、冷漠和希望、宿命和自由行动的对立和碰撞中，塑造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的复杂而变动不居的头脑。尼禄一反古代哲学家那僵化的形式体系，转而在运动和无定形的幻梦中看待事物；因此，他从不尝试去消除那些不确定的、也许是错误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些事物乃是人类事物当中所固有的和珍贵的。为此，尼禄宁愿在烟雾缭绕当中确立他专制的逻辑，对于这种逻辑，尼禄则往往依靠其艺术的直觉，保持着无比清晰的头脑。由此，《尼禄王》中所刻画的尼禄的言辞，有时候体现为长期沉重严厉之后的过激反应，时而又体现出莎士比亚戏剧中野心家或欺世盗名之人的那种“人生如梦”的轻松的幽默感。这一切可谓作者的精心之作，足以切中要害。攻击《尼禄王》的“非道德”品质是错误的。《尼禄王》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解析人类的道德世界，并促进这一道德世界的发育成长。实际上，《尼禄王》的真正意图是要借助尼禄的暴烈力量来开辟人类心灵的新的领域，并展示出自然是能够敞开自己长久以来遭到人为封闭的狭窄心胸，容纳所有这些崭新的领域，即便这些领域并未经过伦理学概念体系的加工整理，也天然地能够为任何人所领悟。《尼禄王》赞美了一切激烈的情感，比如杀戮、复仇、愤怒，也赞美了一切难以拆解的公众混沌，正如同希罗多德把正义和不正义都归因于外在的预兆和神意、而非有待于哲学辨析的心灵意识那样，《尼禄王》也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失落已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人类自身的现实力量显得着实可怜且渺小。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似乎已经无法理解了。究其原因，则正如雪莱所言：“我们缺少创造力来想象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缺少豪迈的冲动来施行我们的想象；我们缺少生活中的诗；我们的种种筹划已超过我们的概念；我们已经吃下了多于我们所能消化的食物。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既已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一切为了减轻劳动和合并劳动而作的发明，却被滥用来加强人类的不平等，这应该归咎于什么呢？可不是因为这些机械技术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有的创造能力还不相称吗？而创造力却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一切的发现原该减轻亚当所受的诅咒，却反而加重了它，此中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诗是世间的上帝，唯我主义（金钱就是它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是世间的财神。”